第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

重大决策

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开始主管苏联、东欧事务。

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计历史旧账，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间，中苏两国经历了三个“十年”：1959～1969年可以说是十年论战；1969～1979年是十年对抗；1979～1989年是十年谈判。这期间，既有冷战又发生过热战。

但就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事情要从那年的3月24日说起。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

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奥庆哈拉索！”(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不过，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

这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场，我作为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副部长也列席参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中苏两国长期论战，一直在争论谁对谁错，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双方的调门越来越高。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改善的条件，却将现实问题的解决置于首位，重点由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向了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示出日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趋向。

陈云同志提出了采取什么方式传递信息的问题。信息的传递，既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又要不引起外界猜疑。如果召见使馆人员或派人前去访问，恐怕过于正式，而当时中苏之间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接触渠道。

小平同志提议，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波兰华沙。当然，第一站莫斯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在他启程前，我们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起草了一份说帖。

苏方对我们苏欧司司长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行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我国驻苏使馆，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特地中断休假，从莫斯科郊区别墅急忙赶回，陪同前来。

会面时，于洪亮同志向对方口述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来，几乎一字不差。

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多年，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现在是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当然，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但中方认为，只要中苏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协商，逐步实现公正合理的解决。中方建议先从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做起。与此同时，双方还应考虑找到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苏联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的问题。中方也希望在阿富汗问题上能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总之，只要双方站得高，看得远，有使两大邻国恢复睦邻关系的诚意，从解决一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就可以为两国关系打开一个新局面。至于交换意见的形式，双方可以协商。

伊利切夫眯着眼睛仔细听着。他资格很老，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当过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消息报》、《真理报》主编，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赫鲁晓夫下台后，他退出中央领导位置，就任外交部副部长。他为人稳健，处事谨慎，说话时字斟句酌，给人的印象是过于严谨而稍欠灵活。听了我方的说帖后，他做出的回应仍是惯常的外交辞令。他说，你的想法，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主动的方式上，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同时，又做出了老一套的表态，好像并未完全觉察出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倒是当时在座的中国通贾丕才比较敏感，捕捉到了说帖中的新东西，表示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并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解决的，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

这次会见以后，于洪亮即转赴华沙，以此向外界表明此行不是专程来莫斯科的，同时也给苏方考虑和准备回答的时间。

8月18日，当于洪亮重返莫斯科再次会见伊利切夫时，伊利切夫谈话的态度有所变化，口气也缓和多了，称已将中方的想法报告了中央，苏方将做出正式答复。

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我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交来一份作为正式答复的备忘录，表示苏方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苏方也提出了“消除障碍”，这与中方的提法是相吻合的。我们认为，苏方对我方信息的反应是积极的。小平同志随后找我和于洪亮去他家里，亲自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详细汇报，当即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

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

磋商开始

1982年10月，中央委任我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中苏政治磋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而又极富挑战性的使命。苏联政府特使，也是我的谈判对手，就是那位伊利切夫。作为主管非洲事务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从未主管过中国事务，但却同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王幼平四位中国副外长先后进行过长达十年的中苏边界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被苏联外交界视为谈判高手。

第一轮磋商于1982年10月5日开始在北京举行。我们一开始就对磋商做了长期较量的思想准备。遵照小平同志关于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的指示和十二大报告所阐明的对苏原则立场和政策，我们拟定了此次磋商的方针，即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着重提出要求苏联认真做些事，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在策略上，举起改善两国关系和维护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旗帜，以保持磋商的渠道。

第一轮磋商进行了半个月，从5日开始到21日结束，共举行了六次会议。谈判中，我抓住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不放，指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双方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以消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障碍消除了，通向正常化的道路就畅通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可望逐步恢复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

伊利切夫则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对我们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则尽力回避，拼命反驳。苏方的论点也主要有三个：一是指责中方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二是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三是宣称苏方“从不威胁中国”。他一再建议共同制定苏中关系基础文件，先就促进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协议。

针对伊利切夫把中方提出消除障碍称之为是“先决条件”，我指出，不存在什么先决条件。我们提出来希望讨论的某些问题，不是先决条件。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提出讨论，而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在磋商过程中，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

针对苏方所主张的“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正常化”，我告诉伊利切夫，中方提出来讨论的一些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说的第三国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苏联特使在第一次发言中提到，中国和苏联是两个大国，中苏两国的关系会影响到亚洲和世界的局势。那么，在磋商中是会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在于，是有损于这些国家的利益，不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有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呢？我进一步指出，只讲改善中苏关系不应损害第三国显然是不全面的，作为一个原则，我们主张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

对于苏方宣称从不威胁中国，我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在我们共同的邻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驻扎大量军队，把那么多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摆到我们面前，我们当然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和严重不安。

我特别就消除“三大障碍”从何入手问题做了重点阐述。我说，我国领导人在我们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列举了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些障碍。消除这些障碍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们认为，首先从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做起，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第一，从这里入手是至关重要的。坦率地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派军队占领柬埔寨，不仅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给越南人民带来了不应有的痛苦和牺牲，使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而且加重了中国的不安全感，使本来恶化了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尖锐和复杂，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设置了新的严重障碍。尽快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维护东南亚和平与安全的急迫需要，是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关键性步骤。第二，从这里入手也是比较现实可行的。众所周知，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所做的不光是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这样一件事情。苏联方面想来应该注意到，我们没有苛求苏方，现在我们所提出的仅仅是要苏联运用自己的影响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军队。在这里，不存在苏联自己撤出一兵一卒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别的东西，虽然我们完全可以要求苏联方面做些别的事情。中国方面这种合情合理的主张，应当能够得到苏联方面的积极响应。人们也都清楚，苏联拥有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能力和手段。如果苏联方面冷静地权衡利弊，具有远见，做出政治决断，并采取必要措施，问题并不难解决。

至于苏联坚持先从共同制定苏中相互关系原则文件做起的问题，我告诉伊利切夫，中苏关系正常化不是简单地发表一个表达这种愿望的声明或文件就能办到的。这正好从实质上说明，中国方面对拟订两国关系原则文件是真正重视的并持慎重态度的。我们认为，当两国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们都忠于所主张的原则，并都遵守这些原则的时候，两国关系原则文件就摆到了我们面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就是说，中苏两国关系原则文件只能是两国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应当是从两国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归纳出来，并用以指导两国关系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现阶段我们双方最迫切的任务，或者说我们双方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扎扎实实做一些消除两国关系发展障碍的实际事情上，为将来拟订两国关系文件创造条件。

整个磋商过程中，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气氛有时很激烈，双方都是事先准备好稿子，相互批驳。伊利切夫由于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自己还是哲学博士，当时正在编哲学辞典，发起言来，不但态度强硬，而且很有理论色彩，喜欢长篇大论，咬文嚼字，绕来绕去，但教条而空洞，令人不胜其烦。后来，他曾专门送给我一本他编写的哲学辞典，显示出他的理论功底。当然，中方对他也毫不客气，常常高调回应，将苏方的主张称之为“水中月”、“镜中花”，强调不解决“三大障碍”而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磋商期间，除了正式谈判外，还有许多游览参观活动，双方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在外交斗争中，有些话必须在正式场合说，有些话却可以在下面说。正式场合讲的正式的话，未必重要；而非正式场合讲的非正式的话，未必不重要。另外，正式场合吵够了，在下面可以稍稍客气一些，有些信息，虽不入记录， 却可更直接地传递给对方。

为了给紧张的磋商创造一点宽松的气氛，我特意邀请伊利切夫及其随行人员一同游览密云水库，到那里呼吸新鲜空气，赏景尝鲜，并增加双方的交谈和接触。伊利切夫说他以前去过那里，只吃过鱼，但没在那儿钓鱼。看来，他心存疑虑，有点担心怕我们引他上钩。但他感谢我的邀请，说这样可以给他时间考虑考虑磋商中的问题，以便答复我们。

游览水库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观千顷碧波，看鸢飞鱼跃，令人心旷神怡。在品茗赏景之时，我对伊利切夫说，希望苏方能正确理解我方的意见，中方发言中有新东西。比如，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问题上是双方承担义务。在苏联从蒙古撤军问题上，我们提出应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只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不涉及苏联与越南之间的双边关系。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不仅使印支地区局势紧张，而且也给苏联造成沉重负担。解决这个问题对苏联、对越南都只有好处而无损害。我们不理解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有什么困难。

伊利切夫敛容细听，显然听懂了我的话，知道了我方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但他毫不松口，只是重申了苏方对“三大障碍”问题的一贯立场。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心，怕这里有什么“圈套”，被视为双方讨论过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一再声明“今天是非正式交谈”，建议今后磋商中“双方都不要引用此次谈话内容”。

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一轮政治磋商是一场互相摸底的前哨战，双方可以说是争吵不休，翻来覆去，各说各的，没有大的进展。但这次磋商启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标志着不对话状态的结束，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紧张转向长期对话。

打持久战

中苏第二轮政治磋商于1983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在会谈中， 双方在探寻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依旧各说各的，在实质问题上没有找到任何共同语言。

在这次磋商期间，我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会见和交锋颇具意味。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长达　 27年之久，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历经五代苏联领导人，人称“不倒翁”。他有着一副西方人所说的“扑克牌面孔”，就连听人说话时也面无表情。不论什么场合，他都显得十分矜持，但又十分好斗，似乎随时准备跟人进行一场外交角斗，也被西方记者形容为是一位“说‘不的先生”。

会见时，他竟接过我方反霸和消除威胁的主张，令人惊奇地声称，此点可成为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接着，他大骂了一通美国人，说美国人不可信，又说美国要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里根总统要从地球上铲除社会主义，并以教师爷的口吻说，中国完全可以从美国推行的消灭社会主义的政策中，推导出应该同苏联还是同美国建立何种关系的结论。

当时，他年事已高，有点倚老卖老，我对他的这番议论做了简单明确的回应。我说：“谈到国际上的紧张局势，这是客观存在。我想在这种形势下改善中苏关系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于谈到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时期的较量，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讲话，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葛罗米柯一时语塞，显得有点尴尬。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谈判，是韧性和毅力的较量。我们始终坚持只有排除障碍才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驳斥苏方一成不变的论点，破除苏方的幻想，力促苏联在消除障碍问题上有所作为。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磋商得以继续下去，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中苏双边关系起着推动作用。

回想起来，磋商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间，苏联国运不昌，几乎每一两年就要死一位领导人，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9日）、契尔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继病逝。据说，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接任的安德罗波夫，人聪明而精干，当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想有所作为。他痛感苏联政府官僚主义泛滥，人人爱喝酒，而不认真做事，认为喝酒误国，下令禁酒，把酒厂改为果汁厂，并四处严查酗酒。但不喝酒不符合苏联的“国情”，难以实行。他重病缠身，只当政了一年多。契尔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体更坏，执政的时间更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国，其主三易，对外难有作为，自然一时无力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重大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中苏两国的接触却因三次苏联领导人的葬礼而提高了级别。

当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黄华外长作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走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黄华启程以后，小平同志又指示，要发表一个简明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乔木同志起草了谈话稿。谈话回顾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中苏关系从50年代后期就逐渐恶化，60年代末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60年代末以后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是负有责任的，但考虑到这次活动是吊唁，就没有点名。同时，对他不久前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这篇稿子作为黄华离开首都机场时对记者的谈话发表了，同时外交部立即将此事通知我国驻苏使馆。黄华外长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离京时还有这样一篇公开的谈话。

这一次，黄华外长见到了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外长。中方强调要使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在消除障碍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先做一两件事。而苏方虽然表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却只强调双方应先做出努力，促进经贸、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来往。看来，苏联新领导将继续勃列日涅夫开始的改善两国关系的势头，但还未下决心采取重大步骤。

随后两年内，我先后陪同万里副总理和李鹏副总理赴苏联参加了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中方利用高层接触机会再次做出努力,在谈话中，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予以评价和支持，推动苏方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拿出实际行动。

在正式的各轮磋商中，中苏双方就像聋子对话，完全对不上。虽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首先是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其次，是扯皮本身使得双方关系没有更紧张下去。

总之，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慢多了起来。那时，有人形容两国关系是一个使馆、一架飞机、一列火车。说的是两国关系只剩下这些联系，虽保持外交关系，而且天上通航，地上通车，但来往很少。有时，从苏联回国，整个航班和列车车厢里都是空空荡荡的，看不见几个人。随着中苏政治磋商的持续进行，两国的经贸增加了，在其他方面交往也增多了，开始交换留学生，组团互访。

这中间，1984年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应姚依林副总理的邀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具有特别意义，这是6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以来苏联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华代表团。20世纪50年代，阿尔希波夫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做出了贡献。他对华友好，在两国关系恶化年代，也从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中方给了阿尔希波夫很高的礼遇，邓小平予以接见，陈云、彭真和薄一波等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都会见了他。故友重逢，相见甚欢，情景十分感人。

记得陈云同志为准备同阿尔希波夫会见，请姚依林、陈楚和我去他住处汇报，谈得十分高兴。当晚，他手书“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条幅，派人送给我，以陆游的名句，表达他对中苏关系发展的感受和对两国关系前景的期望。

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我全程陪同他参观了燕山石化公司、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长江大桥和深圳特区等地。我不时提起苏联援建的一些项目，还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在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坚持改革开放，取得惊人发展的历史。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飞速的发展，印象极为深刻，不时由衷地赞叹，同时也流露出对当时苏联社会现状的失望和不满。

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使两国中断多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复。

1985年7月，我陪同姚依林副总理回访苏联。姚副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会谈，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谈得很顺利，签署了《中苏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等文件，中苏贸易额则从1984年的26.5亿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亿。双方对两国的高层交往和贸易的大幅增长表示满意，我方同时敦促苏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拿出行动，指出障碍不消除，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谈判突破

如何从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僵局里面走出来呢？中方坚持消除“三大障碍”，这是两国关系根本改善的基础，而苏联的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均避重就轻，企图绕过“三大障碍”，通过发展经贸合作，增加相互往来，实现所谓两国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也无意在克服“三大障碍”问题上向前迈步。

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小平同志请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小平同志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5年11月6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23日，苏方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苏联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时，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声称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只能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

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历次讲话相比，这次讲话显示苏方的立场有了重要变化。

在“三大障碍”问题上，这次没有重弹“不设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从不威胁中国”等老调，不再回避从阿富汗、蒙古和边境地区撤军问题，有所松动。在越柬问题上，语气也比较平和，说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

由于历史原因，中苏两国边界在黑龙江（阿穆尔河）一段，在清朝时，只是简单地以江为界，没有严格划定。苏联一直站在当年沙俄蛮横的立场上，声称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界江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线。这样一来，江中的岛屿自然就划归了苏联，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了苏联的内河。我方当然不会答应。中国主张，按国际法准则及国际实践，应当以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国界。1969年，中苏两国的珍宝岛流血冲突，盖源于此。戈尔巴乔夫的表态不能说不是一个积极的姿态。

同时，作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第一次公开肯定了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表示理解和尊重。他还提出了扩大和加深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设想。

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相应对策，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示了审慎欢迎的态度，但在“三大障碍”问题上不松口，继续保持压力，同时做出积极姿态，接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提法，同意恢复边界谈判。

为此，8月13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做了如下表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7月28日海参崴讲话中对中国和就中苏关系所表述的意见，我们予以认真的评价和重视。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过去没有说过的话，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苏联方面清楚地知道中国方面关于消除“三大障碍”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和具体主张，而戈尔巴乔夫这篇讲话与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没有提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我们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也是去年邓小平同志通过齐奥塞斯库传话的核心。中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中苏东段边界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中方表示欢迎。据此，中方认为，在适当时候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是适宜的。

1986年9月2日，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了中苏关系，强调指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并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柬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地到苏联的任何地方去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们在9月7日正式对外发表了这一谈话，把中方的立场公布于世，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做出了公开的答复。

走向正常化

为了推动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基础上向前迈步，我们一连做了几件事情：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计委主席塔雷津访华；恢复了中苏边界谈判；在其后举行的第十二轮的中苏政治磋商中重点就越柬问题谈判。

塔雷津是在1986年9月访华的。访问期间，双方探讨了苏联向我们提供政府贷款，在广西合作建设铝厂、扩建本溪钢铁生产、修建新疆铁路；还探讨了合资办厂、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扩大边境贸易、增加供应传统货物等一系列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问题。塔雷津还探询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的进一步态度。中国领导人则表示，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有些值得欢迎的方面，但明确指出他在中国最为关切的越柬问题上没有新意，敦促苏方在这一事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尽早做出政治决断。

根据中方关于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中苏外长1986年9月在纽约会见时达成协议，两国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我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苏方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此前中苏于1964年2月至7月和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先后举行过两次边界谈判。第一次谈判中，双方交换了地图，就东段边界走向口头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没签署任何正式协议，会谈等于没有取得结果。当年l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边界会谈未再恢复。第二次边界谈判持续了九年，双方在讨论维持边界现状协定草案时一直围绕争议地区问题激烈较量。l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致使第二次边界谈判中断。如今，第三次边界谈判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公开宣布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作为苏中东段边界，接受了中方的立场，使谈判有了基础，得以在比较好的气氛中进行。

我主持了1987年2月和8月的两轮会谈，此后的会谈是由田曾佩副外长主持的。在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前，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原则协议。至于复杂的西段边界，双方就划界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成立专家工作组具体讨论西段边界走向问题和成立联合摄影小组进行共同航摄，等等。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的进展有助于缓和两国边境对峙形势，成为促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组成部分。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后，中苏于1986年10月举行第九轮政治磋商，直到中苏高级会晤前夕，两国一共进行了多达12轮的政治磋商。我一直主持到第十一轮。1988年4月我就任外长，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及中方政府特使改由副外长田曾佩担任。在最后四轮磋商中，苏方在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逐渐表现灵活，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但称这个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后来又承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个重要因素。苏方虽不承诺将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却表示将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促进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进程。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有意进行战略收缩并做出从阿富汗撤军决定后，基于自身需要，也想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态度变得较前积极。

在第十二轮磋商中，苏方提出愿就柬埔寨问题同中方进行专门讨论并达成谅解。根据当时形势，为推动苏联对越南进一步施加影响，我们决定接过苏方的建议。1988年8月27日至9月l日，田曾佩副外长与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最后，双方达成了一定内部谅解，找到了一些共同点和相近之处，当然，分歧仍然存在。会晤表明，苏方在促越撤军问题上立场有所松动。出于内政外交需要，苏方确实希望早日卸掉柬埔寨问题这个包袱，并借此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实现高级会晤。

中苏政治磋商结束后，我就不再和苏联特使伊利切夫打交道了，以后也没机会再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先是丧妻，惟一的儿子也先他而去。到了晚年，因身后无人，就将自己一生收藏的许多书籍和油画等，分别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他于1990年8月去世。我特地发去了唁电。

破冰之旅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我作为外长，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

此前，两国外长也有一些接触，但都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的会见。这次外长访问，从相隔时间之长和任务之艰巨来看，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

陪同我一起访问苏联的，有当时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我们乘坐的 中国民航班机，于12月1日中午抵达莫斯科，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坐车去宾馆。

我们一行十人，入住在列宁山上的柯西金街11号宾馆。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苏方的接待是很周到的，但鉴于两国关系的特殊和环境的复杂，我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不便在室内商议谈判对策，清晨时，只好冒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宾馆的庭院里不停地漫步。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我抵达的次日，就去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当时，他刚刚提出自己的“新思维”理论，给人以年轻有为的印象。也许因为有了“新思维”，他特别爱说，话很多，会见进行了1小时40分钟。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

访问期间，我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举行了三次会谈，共约六个半小时。会谈的重点是柬埔寨问题。

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肯定了1988年8月中苏副外长工作会晤和9月两国外长纽约会晤所取得的某些一致意见，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各自主张。我着重指出，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全部从柬埔寨撤出，中苏在越南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同时，在越南全部撤军后，所有外国（包括越南）都应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内战。关于柬埔寨内部问题，我没有深谈，只简要重申了中方关于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冻结、削减以至解散各方军队，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实行严格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等主张。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认为，越南撤军、国际监督机制和国际保证的建立，同不恢复柬埔寨过去的政策、实现柬埔寨内部各派之间以及印支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继续对话，应是平行的进程，主张柬埔寨各方达成政治解决协议后，所有国家应立即停止对柬埔寨任何一方的军援。

苏方不愿明确承诺的是促越南撤军的期限，称苏联“无法对越南发号施令”，但苏方转达了越方同我们直接讨论时间表问题的愿望，希望中越直接对话，以加快政治解决进程。看到双方的意见在接近，我们提出，可将越南自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确定为 1989年6月底到12月底之间。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结果是，中苏两国外长指派的工作小组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并经我和谢瓦尔德纳泽确认。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至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表示愿意做出自己的贡献，以促使上述目标的实现。

我和谢瓦尔德纳泽还讨论了关于苏联在蒙古驻军、两国边境地区驻军裁减、边界谈判等问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回访，目的是为高级会晤做准备。我同他举行了两次会谈，重点仍然是讨论柬埔寨问题。我接过苏方的建议，同意在已经达成的两次《共同记录》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并就柬埔寨问题公开发表一项声明，概述中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一致主张。这个声明及举行高级会晤的时间将作为一揽子协议共同发表。

在双方商定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后，苏方突然耍起了手腕，出尔反尔，表示不愿意发表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而只宣布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2月3日，谢瓦尔德纳泽抵达上海。第二天，小平同志将接见他。深夜，苏方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同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

面对苏方的要挟，我们立即反击。4日清晨我们通知苏方，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但同时也先不公布双方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

在小平同志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前，我向他汇报了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后退的情况，并建议关于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也暂不公布，由双方继续商谈。小平同志表示，“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不能变，但是我今天不说访问日期，这由你们去谈”。

会见时，谢瓦尔德纳泽一上来就向小平同志表示，“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昨天我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他的用意显然是先请小平同志确认高级会晤的日期，使之成为既定事实，从而绕开柬埔寨问题，再压中方让步。

小平同志马上做出反应，说，“你们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指挥”。

接着，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再次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谢瓦尔德纳泽眼见自己的打算未能实现，只好表示柬埔寨问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

4日中午，在返京的飞机上，两国副外长再次进行了商讨，但仍相持不下。谢瓦尔德纳泽原定到达机场后立即转飞巴基斯坦，但到达北京后，就直奔苏联使馆，离京的时间一推再推。我采取在机场守候的办法，坚持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后同时发表共同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一直等到了天黑，谢瓦尔德纳泽到了机场，我们在候机室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我表示，你的访问是成功的，双方的会谈，以及同中方领导人的会见，都有成果，但说话做事不应出尔反尔，要知道，我们两国关系还没正常化呢！发表共同声明，是苏方提出来的建议，我们同意了，双方的工作小组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本来是谢瓦尔德纳泽做了手脚，现在，他见事情无法收拾，就赶紧做出埋怨罗高寿副外长不会办事的样子，同时又向我诉苦，说苏方在涉及柬埔寨问题上确有难处，事情复杂。见我不为所动，最后，他不得不同意留下两位司长，继续同中方商谈，自己先乘飞机离去了。

次日，双方工作小组连夜工作，达成协议。2月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那天正好是那年农历的正月初一。

五年后，我应邀到格鲁吉亚访问，在那里又见到了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已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总统了。我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他亲自举行欢迎宴会，并到机场送行，比当年在莫斯科时热情多了。

高级会晤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40多年来，中苏两国关系，见证了几代人的努力，经受了火与血的考验，充满了坎坷曲折和戏剧性的变化。我1954年第一次到苏联时，还是一个26岁的青年，前后在苏联度过了近十年的外交生涯；又作为特使，参加了长达七年、有着许多不眠之夜的中苏政治磋商。今天，终于迎来了两国人民期待已久的重要时刻——中苏高级会晤，心情不能不格外激动。

中苏领导人的会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接待礼仪，小平同志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 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

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5月16日上午10时至12时30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记得那天小平同志精神矍铄，情绪极好。他的记忆力惊人，谈话不用稿子，但条理清晰，用语简洁准确。他先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来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小平同志总结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强调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又说，虽然如此，中方从未忘记，苏联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曾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基础。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小平同志说，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讲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进行辩论了。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

戈尔巴乔夫表示，关于俄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东西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但在不太久远的过去，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是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的，并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表态是比较得体的，他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的。前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其名为《跨越时空》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曾对其陪同人员说，他打算像晚辈同长辈谈话那样去同邓小平会谈。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所谓开辟未来，是指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明确今后两国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认为，“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它同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有机地结为一体”。

高级会晤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正式确认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确定的两国国家关系准则。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其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完全新型的国家关系不仅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如今回顾起来，当时把握住了历史时机，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十分重大。此后，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多变的非常时期。当年确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框架，成为了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进而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果当时错过了有利时机，后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天，正当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中苏高级会晤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时，人民大会堂外面却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并最终形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中国的外交，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了。

第二章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

凡尔赛宫夜宴

1991年10月23日晚7时许，在巴黎克雷贝尔国际会议中心，一个隆重的签署仪式正在举行。柬埔寨的各方人士和18个国家的外长，一共30位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一一在英、中、法、俄、柬五种语言的文本上，代表各自的派别和国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是：以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最高委员会全体12名成员、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思、文莱外交大臣博尔基亚、加拿大外长麦克杜格尔、法国外长迪马、印度外长索兰基、印尼外长阿拉塔斯、日本外相中山太郎、老挝外长奔·西巴色、马来西亚外长巴达维、菲律宾外长曼格拉普斯、新加坡外长黄根成、泰国外长阿沙·沙拉信、苏联外长潘金、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美国国务卿贝克、越南外长阮孟琴、南斯拉夫外长隆查尔。

作为外长，我代表中国，也在文件上签了字。

那天，大家庄严签署的，是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所达成的柬埔寨和平协议（注）。

柬埔寨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牵动国际局势的一个热点问题，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中国的对外关系。协议的签署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正如我在签字仪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它标志着延续13年之久的柬埔寨战火终于熄灭了。和平协议的签署将使柬埔寨恢复其独立和主权，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和平解决地区冲突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范例。

当晚9时，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灯火辉煌，为庆祝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署，东道主法国在此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晚宴，邀请了所有与会代表出席。

凡尔赛宫，这座历经200多年沧桑的古老宫殿，曾见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时刻。此刻，又目睹了另一场战火平息的欢乐。那天晚上，情绪最为高涨的人是西哈努克亲王。他即席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讲话，对东道主法国和所有为解决柬埔寨问题做出过贡献的国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代表柬各方表明团结合作的决心和诚意。宴会始终充满了欢快而喜悦的气氛。参加宴会的各国外长，也都纷纷即席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为一个地区冲突问题，通过国际间的努力而得以和平解决，表示欣慰和赞赏，并赞扬西哈努克亲王为实现柬埔寨和平所做的贡献。宴会到了结束的时刻，参加者丝毫没有倦意，不愿离去。大家纷纷合影留念、热情交谈，还转着圈在彼此的菜单上签名，留做纪念。直到午夜时分，晚宴才在一片互道珍重声中结束。

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署，作为一个地区冲突通过国际间合作而得以和平解决的成功范例，载入了史册，但对中国来说，它还有着更多和更深远的意义。

柬埔寨问题

柬埔寨问题的由来，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它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并成为阻碍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

1975年，越南取得抗美战争胜利后，当时的越南领导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向民主柬埔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视柬埔寨独立和主权的要求，导致越柬矛盾激化，随即发生了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兵柬埔寨，占领了首都金边，随即成立了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此后，越南派兵驻扎在柬埔寨。

越南违背国际法准则的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柬埔寨人民的顽强抵抗，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从此，柬埔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柬埔寨国内，原民柬政府、西哈努克亲王、宋双三派在柬北部、西部山区展开了抗越武装斗争，并建立了统一阵线，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联合政府。在国际上，包括东盟各国、中国、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也都站在柬埔寨人民一边。从1979年的第三十四届联大开始，历届联合国大会都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要求越南无条件从柬埔寨撤军。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柬埔寨国内战场进入相持阶段。越南和金边方面虽然在实力上占据优势，但也无法打垮和消灭抵抗力量。双方一面继续在战场上角力，一面也开始试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能性。

越南陷入柬埔寨战争的泥潭，给越南人民带来沉重负担，也使越南在国际社会上陷于孤立，越南领导人不得不开始考虑政治解决。1985年，越南第一次提出了从柬埔寨撤军的设想，表示要在1990年从柬埔寨撤军。1986年3月，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在北京召开内阁会议，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表示愿意成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金边方面很快做出了回应，首次表示愿与民柬联合政府举行谈判。越南亦随即表示，如民柬三方与金边方面谈判并建立四方联合政府，越南愿意与这个政府谈判撤军问题。越南的这个建议虽然遭到民柬联合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拒绝，但不管怎么说，双方都开始做出了愿意谈判的姿态。

此时，在背后一直支持越南的苏联，也因长期的军备竞赛而不堪重负，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谋求对美、对华关系的改善。小平同志抓住这个时机，做出了调整对苏关系的战略决策，提出在解决中苏关系三大障碍的前提下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随后，中苏两国开始了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磋商，磋商共进行了12轮，长达六年之久，其中重要的议题就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后，提出了“新思维”的口号，开始全面调整苏联内外政策。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时说，“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现在是良好的时机，整个亚洲都需要这一点”。苏联发出了无意继续支持越南与中国对抗的信息。

国际局势的演变，使得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出现了一线曙光。

苏、越立场松动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后，苏方在中苏政府特使磋商时，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

1988年4月，苏联、美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喀布尔政权的代表在日内瓦签署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苏联宣布于1989年2月15日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苏联方面公开表示，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榜样，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

1988年6月，我去纽约出席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会见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他主动向我谈到了柬埔寨问题，说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是解决地区冲突的一个突破，意思就是说希望柬埔寨问题也能照此解决。我对他说，苏联决定从阿富汗撤军是件好事，值得欢迎，但中国更关心的是柬埔寨问题。以前苏方总是说中国找苏联谈柬埔寨问题是找错了对象，经过四年磋商，苏方才同意讨论这个问题。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对柬、越、苏、中和东南亚地区、东盟各国都有利。谢瓦尔德纳泽表示，在柬埔寨已经出现了民族和解的趋势，但如果政治解决没有中国参加，就不会取得成功。我回答说，中国对解决柬埔寨问题一直持积极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苏方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起到重要影响的。当时，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十二轮磋商即将举行，我对他表示，希望这一轮磋商在柬埔寨问题上取得进展，希望他指示苏方代表团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他很爽快地回答说，苏联不但不会回避这个问题，还要积极参加到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去。　

中苏政府特使第十二轮磋商时，苏方主动建议中苏就柬埔寨问题进行副外长级的专门磋商。8月底，苏联副外长罗高寿与田曾佩副外长等在北京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了磋商。双方虽然还有分歧，但都同意这个问题应尽早政治解决，外国军队必须尽早撤出柬埔寨。苏方还表示，愿意根据自己的可能为此做出努力。

1988年7月1日，中方发表了一项外交部声明，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四点主张，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尽快解决越南撤军这个关键问题；越南撤军后柬埔寨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成立后在柬埔寨举行自由选举；对上述进程进行有效的国际监督。

就在同时，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1986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去世，12月，阮文灵当选为新的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新领导人总结经验和教训，开始调整内外政策，着手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途径。1988年5月，也就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署一个月之后，越南做出了公开承诺，表示要在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5万、1990年前完成撤军，并同意与柬抵抗力量三方、金边方面一起，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鸡尾酒会”。　

当时，东盟乐于看到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便由印尼牵头，在雅加达举行非正式会议，邀请柬埔寨四方、越南以及相关国家参加。因为是非正式会议，各方可以无拘束地交换意见，故大家就称此会议为“鸡尾酒会”。考虑到调和各方的立场，这一称呼倒也传神。

1988年7月，柬埔寨四方和越南终于参加了在雅加达举行的 “鸡尾酒会”，但由于越南拒绝对撤军进行国际监督，坚持将越南撤军与停止对柬埔寨的“外来干涉”联系在一起，金边方面也拒绝同时解散金边和民柬政权，并坚持排斥“红色高棉”（注），“鸡尾酒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不过，越南和金边方面与柬抵抗力量三方有机会一起讨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此后，在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谈判中，“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未来权力架构中的地位，逐渐成了矛盾的焦点。

巴黎会议的提议

鉴于雅加达“鸡尾酒会”的调和不成，1988年9月，西哈努克亲王在参加第四十三届联大期间向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希望在法国召开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西哈努克亲王提议在法国召开这一会议，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虑。从历史上说，法国与印支三国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19世纪后期，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建立了殖民统治，越南、老挝、柬埔寨先后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人民的顽强反抗下，法国才撤出印支半岛。从现实上说，与其他大国相比，法国在柬埔寨问题上卷入较少，选择在法国召开讨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容易为有关各方接受。

西哈努克的这个设想，可以说正合法国之意，1989年正好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总统密特朗想有所作为，如果能在柬埔寨问题上做些事，不失为法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的好机会，自己也可在法兰西历史上留名。

这时，随着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炒作所谓的“红色高棉”问题了。对于“红高”的力量，苏联、越南自然是一贯反对，而西方各国，在柬埔寨未来权力安排中也一直排斥“红高”，主张将“红高”拒于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之外。但美国等西方各国也看到，“红高”在柬抵抗力量三方中实力最强，要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离不开抵抗力量的武装斗争。因此，他们在“红高”问题上，起初还比较低调，而到了筹备巴黎会议时，排除“红高”就成了他们的主要考虑。

美国开始了外交活动。1988年6月，我在纽约出席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时，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阿马科斯特来见我，主要来谈柬埔寨问题。他说，美方估计柬埔寨问题外交谈判的步伐，可能在今后一年内加快。现在美国担心，如果越南撤军太快，“红高”就可能重新掌权。因此，他建议必须考虑采取某种办法，引进国际部队，解除“红色高棉”的武装。美国希望就此与中国、泰国坦率交换意见。

阿马科斯特一方面提出要解除“红色高棉”的武装，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在越南撤军之前，“红高”又是打击越军的重要力量。美国知道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处理时需要平衡。

我对阿马科斯特说，中方不赞成柬埔寨今后由哪一派掌权，也不赞成排斥哪一方。我们公开讲话只能讲到这个程度。我们支持真正以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掌权，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相信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1989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又向小平同志提出了“红高”问题。小平同志对布什说，中国提出柬埔寨各派军队都裁减到1万人，这样，任何一派都不可能闹事。小平同志还明确地告诉布什，中国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今后对柬埔寨的国际援助都应该通过西哈努克亲王。

谈判进展

1988年12月初，我应邀访问苏联。柬埔寨问题是会谈的中心议题。在和谢瓦尔德纳泽会谈时，我主要提了三点：中苏在越南撤军的时间表问题上应该有一致的主张，并且要促其实现；在越南全部撤军后，所有外国都应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内战；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冻结、削减以至解散各派军队，向柬埔寨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对越南撤军和柬埔寨民族和解进程实行严格的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　

谢瓦尔德纳泽表示，苏方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但越南撤军还是要有一定的条件。

经过反复商谈，我们达成了两点内部谅解：双方希望并将努力促使越南在短时间内，比如1989年下半年，至迟年底，全部撤军；同意随着越南在国际监督下撤军，有关各国逐步减少直至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苏方还主动提出，来年谢瓦尔德纳泽访华时，两国外长发表一个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

在这次访问中，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还向我表示，苏方希望中国与越南直接谈判。

这次访问后，中央决定与越南就柬埔寨问题直接进行谈判，并确定了谈判的方针。

其实，在1988年，越南外长阮基石已两次提出希望访华，当时我们考虑到越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拒绝了他。这一年年底，阮基石又来信，再次表示希望访华，说“越中两国坐在一起的时机已经成熟”，希望双方合作“为柬埔寨各方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达成妥善的政治解决办法创造条件”。

我们研究后认为，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已出现新的松动，可以和越方就中越关系问题尤其是柬埔寨问题进行接触。但是，考虑到外长会晤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举措，时机尚不成熟，因此，我们答复越方：两国外长会晤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建议越方先派一位副外长来北京，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

越南方面接受了我方的建议。1989年1月，越南副外长丁儒廉访问北京。在与刘述卿副外长的磋商中，丁儒廉明确表示，越南将从柬埔寨全部撤军。中越双方在停止外界对柬各方的援助、保证柬埔寨中立和不结盟地位、实行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等方面，也缩小了分歧。只是在对撤军后如何保证柬埔寨国内和平问题上，越方不愿承担责任，推托说，这是柬埔寨内部问题，应由各派自己去解决，而不应由中越两国来讨论。

针对越方态度，在随后同丁儒廉的会见中，我特别指出，柬埔寨问题当然应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柬四方自己解决。但作为柬埔寨问题当事国的越南，以及与柬埔寨问题有关的苏联、中国、泰国，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明确的主张，即在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停止对柬各派的援助后，柬埔寨应该实现四方联合，实现民族和解，不再发生内战和动荡。有关国家对此都应该承担责任，越南更应如此。

丁儒廉表示，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是　越南的长远战略。我表示，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一些基本方面如果得到解决，中越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将是自然的结果。

枝节横生

在中国和有关各国的积极努力下，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条件逐渐形成，西哈努克提议的巴黎会议确定于1989年7月底召开。

作为东道主，法国外长迪马在1989年6月给我来信，邀请中国参加这次在巴黎召开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

正在此时，北京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西方国家政府纷纷采取制裁中国的措施，很快又在西方各国，特别是舆论界，掀起了更大的反华浪潮。

这期间，法国在反华问题上表现恶劣。那时，过往法国的中国旅客，在机场都会受到法方警察的无端歧视，甚至被限制行动，不许同使馆进行电话联系，不给水喝，不许上卫生间。

刚刚来信邀请我出席巴黎会议的法国外长迪马，这时也在议会高调表示，要中止中法之间的所有访问，他也不会会见中国外长。对于邀请我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他表示那是一次国际会议，他同我见面，不算是外长见面。

尽管形势突变，事态复杂，我们还是决定，中国一定要参加这次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在当时西方的一片反华声浪中，有一种舆论，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国已经自顾不暇，不可能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出席正好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态度的好时机。同时，巴黎会议也是当时中国与西方各国保持公开接触的惟一场合，利用这一场合，可以多做工作，以便打开外交僵局。　

在柬埔寨问题上，虽然国际上有关各方都支持召开这次国际会议，但各自的想法、要求和打算并不相同，特别是在柬内部问题上，分歧很大。争议的焦点仍是“红色高棉”问题。越南、金边方面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主张西哈努克和洪森（现译“云升”）联合，排除“红色高棉”。柬抵抗力量三方和东盟等，则坚持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我们知道，会议上的斗争将会很激烈，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想达成一项全面解决的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巴黎会议召开之前，我已抵达博茨瓦纳，开始对南部非洲六国的访问。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在访问途中，特意从博茨瓦纳转道伦敦，于7月30日中午飞抵巴黎。

当天下午，我就会见了会议东道主法国的外长迪马。一见面，我就严肃地问他：你在议会上宣布不会见中国外长，我是中国外长，你是不是不该见我？接着，我又指出，在这场反华浪潮中，法国推波助澜，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且，最不文明，也最不讲礼貌。这从过境法国的中国旅客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上就可以看出。

迪马有些尴尬，只好表示道歉，说他说的那些话是应付议会和舆论的，请不要在意；又强词辩解说，法方最近的有些行动，不是出于反华，而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因为中法关系很好，建交也最早，所以，反应激烈了点儿。说这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后来，迪马陷入了法国售台武器的丑闻，不知他又会如何自辩？

大国外交

1989年7月31日，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如期在法国巴黎召开了。

我在巴黎会议的第一天作了发言，中心的意思是：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国家出兵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实行长期军事占领所造成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一是外国军队必须在国际监督下完全撤出；二是撤军后柬埔寨要保持和平，防止内战，实现民族和解。这两个基本问题紧密相关，缺一不可。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不谋私利。如果国际会议达成协议，中国将同有关国家一道承担义务，停止对任何一派的军事援助，并尊重柬埔寨未来自由选举的结果。

会议召开前，美方提出国务卿贝克希望在会议期间与我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和巴黎会议的有关问题。当时，美国正在加紧制裁中国，生怕这次会见引起国内媒体的责难，因此提出会晤限于小范围，而且，要确保内容不对外泄露。　

在和贝克的会见中，除了中美双边关系问题，我们着重讨论了柬埔寨问题。贝克表示，双方在会议上的合作，不仅表明两国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一致，也说明美中之间有共同的政治、战略利益，希望两国一道对柬埔寨问题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他还提了三个问题：中国可否向波尔布特等人提供庇护？希望中国考虑停止对“红高”的军事援助；美国希望保证柬埔寨难民在遣返时有选择的自由。

对美方所提的三个问题，我的答复是，民柬方面没有人向中方提出过庇护的要求；越南全部撤军、柬埔寨问题解决后，中国愿与其他国家一道承担停止军援的义务；难民事务是柬各方与泰国之间的问题，与中国无关。　

在会议期间，我还会见了11个国家的外长，其中包括英国外交大臣梅杰、日本外相三冢博、加拿大外长克拉克。这是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第一次高级别公开接触。这之前，欧共体首脑会议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都刚刚宣布停止与中国的部长级及以上的高级会晤。但是，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讨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必须和中国打交道。他们只好找理由说，这是国际会议，是多边往来，不是双边接触。在客观上，巴黎的国际会议为我们打破西方的制裁提供了机会。

8月1日，巴黎会议结束，没有取得成果。次日我飞往莱索托，继续我的南部非洲之行。刘述卿副外长则率领中国代表团留在巴黎，继续参加对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性讨论。

从整体来看，大多数与会国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会议期间，我们对民柬三方做了大量工作。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三方代表团经常到我国驻法国使馆做客，交流情况，商讨对策。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领导人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充分的信任。他们对会议的进展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们与美、英、泰、新、日、加等国也进行了密切磋商，在重要问题上，步调基本一致，主导了会议的进程。

但是，由于各方在“红色高棉”问题上的分歧太大，会议最终没能达成协议。不过，巴黎会议是所有与柬埔寨问题有关的国家以及柬四方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柬埔寨问题，为柬埔寨问题的最后解决，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不久，我在出席联大时，又会见了法国外长迪马。他对巴黎会议的失败表示失望，情绪有点消极。我对他说，巴黎会议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还是有益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取得了一致，关键的问题是越南的态度比较僵硬。法国应该期待越方态度的改变。中国支持巴黎会议在条件具备时复会。

会见迪马的前几天，我再一次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我赴纽约前，贝克向我国驻美大使韩叙表示，他在巴黎会议期间同我谈得很好，希望在联大期间再次见我。这一时期，我同西方各国外长的会见，几乎都在多边场合，但接触的渠道一直保持。

9月28日晚上，我与贝克举行了会谈，贝克先谈起了中美关系，说两国关系比巴黎会议时已有所改善，布什总统和他本人都十分重视美中关系，希望双方能通过继续对话尽快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在柬埔寨问题上，贝克表示，美对两国在巴黎会议上的合作感到满意，但在“红高”问题上，仍有很大保留。美方本来是持排斥“红高”的立场，主张柬三方解决方案，只是由于西哈努克亲王认为柬埔寨未来的权力架构中，有必要包括“红高”，美国虽然不情愿，也还是勉强接受了。贝克说，现在令人不安的是，柬埔寨问题正从政治解决转向战场解决。希望中国发挥重要作用，压“红高”接受政治解决。如果“红高”企图在战场上解决问题，美国和东盟国家都将不会允许“红高”在柬埔寨未来政府中发挥作用。　

我先对贝克表示，中方也对中美在巴黎会议上的合作表示满意。然后，我重申了中国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我说，所谓“红高”独家掌权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中国也不支持这样做。如果苏联和越南真正停止向金边方面提供武器，中国就会停止向民柬抵抗力量提供武器。现在的问题是，越南宣布的撤军没有国际监督，人们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应该明确支持由西哈努克亲王来主持柬四方联合政府，至于各派的席位分配等细节问题，应该由柬四方自己去解决。

贝克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已经向他表示，如果有关各国停止向柬各派提供武器，苏联也可以停止向金边方面提供武器。美方认为，苏、越应该压洪森接受某种分权安排，而中国则应该向“红高”施加压力，使它的期望变得现实一些。单靠柬四方，永远也不会就其内部问题的解决达成协议。因此，中、苏、美、东盟应该为柬内部问题的解决搞个方案。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如果由西哈努克亲王任元首，洪森任总理，各派都有两人任部长，外交、国防、内务等重要部长之职，可以由西哈努克和宋双派人士担任，这样就可以保证西哈努克有实权。如果大国对这样的安排达成一致，并让柬四方同意，越南也就可能同意。

我回答说，这要看柬各派是否接受他的建议，特别应该先征求西哈努克亲王的意见。西哈努克亲王反对大国一方面请他担任国家元首，同时又把事先做好的一些安排强加给他。

和平协议

1989年8月的巴黎会议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一度低落，柬埔寨国内战场上，各派的较量也趋于激烈，一时和平无望。

为了打破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僵局，1990年1月至8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巴黎和纽约举行了六次副外长磋商，制定了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这个框架文件基本上满足了各方的最低目标和要求，得到有关各方的认可。

这时，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也有了更加积极的变化，中越朝着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0年9月初，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应邀来中国，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在成都举行内部会晤。越南领导人表示，愿意接受联合国对越南撤军的监督与核查。双方都赞成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并同意共同努力，推动柬埔寨有关各方也接受这些文件，以推动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

之后，中越双方立即各派代表赴雅加达，向正在那里举行非正式会议的柬四方做劝说工作。柬四方终于宣布接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揽子方案，并决定成立由四方组成的12人全国最高委员会。

11月，巴黎会议工作小组将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具体化，完成了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附件及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时，金边方面突然觉得自己吃亏了，随即又提出要对框架性文件进行修改，增加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中金边方面的成员，或由金边方面出人担任最高委员会的副主席。

这样一来，柬埔寨问题的最终解决又拖延下来。

为了尽快签署协议，中国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和有关国家一道，就柬埔寨政府的未来权力安排，与柬四方不断协商。1991年7月，柬最高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金边方面同意西哈努克亲王任柬最高委员会主席，不再坚持设副主席和增加金边方面成员。8月，越南副外长阮怡年访华，与徐敦信副外长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磋商。我会见了阮怡年。随后，中越双方发表新闻公报，一致表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不能改动，巴黎会议工作小组的协议草案可做修改，但不能超出框架文件的内容。9月，越南外长阮孟琴访华，这是十多年来中越两国外长之间的首次会晤。我们就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一致表示将继续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而积极努力。　

1991年9月14日，西哈努克亲王12年来首次率领由柬四方组成的柬埔寨代表团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标志着柬埔寨新的联合政府即将成立。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巴黎会议两主席国和所有参加国的外长、联合国秘书长代表与柬最高委员会成员就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达成了最后框架协议，为1991年10月在巴黎重新召开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创造了条件。

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和平协议终于在巴黎正式签署，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最终得以实现。

在当时非常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柬埔寨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实属不易。多年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曾不断努力，试图解决全球各地出现的种种地区冲突问题，但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柬埔寨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是因为有关的各国，特别是相关的几个大国，在解决这一地区冲突的问题中，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在一个多极的世界中，大国间的共同利益，往往是维持地区稳定和平衡的关键因素。

有意思的是，在柬埔寨和平协议正式签署时，苏联因发生“8·19事件”，政局不稳，一直参与柬埔寨问题谈判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已经离任，代表苏联在文件上签字的是当时谁都不太认识的新外长潘金。

和平协议签署后，西哈努克亲王回到了他阔别13年之久的柬埔寨首都金边。联合国也很快向柬埔寨派出了驻柬临时权力机构和2.2万名联合国维和人员。经过各方一年多的努力，1993年5月，柬埔寨举行了20多年来第一次全国大选，西哈努克被各派一致拥戴为国家元首，9月24日，又再次登基为国王。“红高”方面因为拒绝参加大选，于1994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第三章　飞往巴格达

风云骤起

1990年8月2日，海湾危机爆发。伊拉克大举入侵并占领了邻国科威特，不久，又正式宣布将其吞并。一时，各国哗然，举世震惊。

事件虽是突发，但并非无迹可寻。这一年的7月下旬，我正好在沙特访问，准备签署中沙两国建交公报。访问的第一天，我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举行了会谈，一切顺利，双方商定第二天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到了第二天，这位大臣忽然不见了踪影，整个白天都找不到他，建交公报也无法按原定时间签署了。沙特方面只是说，外交大臣今天有紧急事务要处理。我们感到困惑，担心建交的事情是否有变。到了晚上，费萨尔亲王又突然出现了，双方还是按照约定，在当天夜里完成了建交公报的签署。费萨尔亲王告诉我，他之所以无法按原定时间来签署公报，是因为法赫德国王让他当天急赴伊拉克和科威特，调解两国发生的矛盾。那时伊科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但各方都未预料到局势会迅速演变成兵戎相见。

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伊、科两国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后又被英国人统治。1921年，伊拉克独立，科威特直到1961年才宣布独立。奥斯曼帝国时，科威特曾是巴士拉省的一个县，这大概就是伊拉克觊觎科威特的历史缘由。两国的边界自独立后一直未完全划定，不时就要闹起边界纠纷。科威特国小民寡，但石油资源丰富，而伊拉克经历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后，欠了一大堆的债，其中相当部分是欠科威特的。进入1990年后，两国因石油价格而争执加剧。阿拉伯国家一直在为调解这两个国家的纠纷而努力，但没有成功。如今，伊拉克乘科威特人夏季去欧洲度假之机，突然派兵攻占科威特，长驱直入，几乎兵不血刃。　

伊、科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都有着友好关系。这次，伊拉克军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事件，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日就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要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8月4日，杨福昌副外长又分别紧急召见了伊、科两国驻华使节，呼吁伊拉克尽快撤军，越早越好；希望两个兄弟的阿拉伯国家通过谈判解决彼此分歧。22日，我在会见来访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亲王时，针对伊拉克已宣布将科威特吞并，强调说，中国坚决反对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伊拉克不管用什么借口，武力入侵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强烈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科威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恢复。　

科威特遭受突然袭击后，保护在那里的中国公民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国驻科使馆为此付出很大努力。当时，中国在科威特的劳务人员和侨民近5000人。由于形势恶化，他们已经失去最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到了8月29日，我们将全部中国公民撤到了安全的地方，其中还包括不少台湾和香港同胞。台湾在科威特有个商务代表处，战乱发生后，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就逃之夭夭，自顾自保命去了。100多名台胞只好向我们使馆求助，我们完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另有一些香港同胞，拿着英国护照，那时不仅不再管用，而且会带来更多危险。他们也找到了中国使馆，我们都设法予以协助，使他们能够安全撤离。

海湾是战略要地，那里一旦出现危机，必然会牵动世界整个局势的稳定。

联合国很快做出了反应。安理会在8月2日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军立即无条件撤出的第66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后来，安理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的制裁和海空封锁，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661委员会，审查决议的执行情况。对于这些措施，中国都是赞成的。

阿拉伯世界对于这场危机更是着急，他们不愿意看到兄弟阋于墙的局面。海湾各国进行了紧急外交斡旋，提出了许多方案和建议。但由于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立场不尽一致，对于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存在着不少分歧，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取得进展。

海湾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自顾不暇，难有大的作为。

这时，美国的反应最为强硬。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出兵海湾的行动计划，立即开始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大规模增加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一时，战云密布，局势危急。

出访中东

到了那年10月份，海湾局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一步步滑向了战争的边缘。

这一段时间，为求海湾危机能够和平解决，国际上的各方都在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方面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

许多阿拉伯国家向中国派来了特使。科威特、约旦、沙特的外交大臣先后到北京进行工作访问。伊拉克也派了第一副总理拉马丹来陈述伊方的观点。

更重要的外交舞台是在联合国。

在那年的9月下旬至10月初，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四十五届大会。在9月25日安理会外长级会议上，我阐述了中国对海湾问题的立场，呼吁伊拉克正视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采取同安理会合作的态度，立即停止对科威特的占领，从科威特撤军。我指出，中国政府主张海湾危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支持安理会所发挥的作用，欢迎联合国秘书长继续进行调解和斡旋，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努力。我还指出，中国原则上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卷入，因为这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呼吁有关国家保持最大克制。针对安理会刚刚通过对伊拉克实行空中禁运的第670号决议，我还强调，有关国家在执行决议时，要严格遵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严格防止采取任何危及民用飞机和机上人员安全的行动。

联大期间，中国代表团借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磋商室作为会议室，那里成为了一个多边外交磋商和对话的中心场所。我在那间小屋里，川流不息地分别会见了6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领导人，海湾危机是主要话题。

在会见中东地区十余位外长后，我总的感觉是，大多数国家对可能爆发战争感到忧虑，坚决反对伊拉克侵吞科威特，但对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意见不一。前一段时间，各国曾试图用阿拉伯方式来化解危机，但成效甚微。他们都赞赏中国的立场，希望此时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我表示，不管是在联合国名义下打仗，还是美国自己打，都应避免。如果美国执意单干，那就更危险。他说，当年的朝鲜战争就是一次坏的经历。他不相信美国会把军队交给联合国指挥。

在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交谈时，他告诉我，苏联目前担心的是滞留在那里的五千多名石油等方面的专家。苏联曾派熟悉中东事务的普里马科夫作为特使，跑了两趟巴格达，在调解方面，无功而返，只完成了一个任务，就是促成苏专家回国。他表示，在当前阿拉伯国家分裂的情况下，苏联很难发挥什么作用。

这时，美国正在积极策划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美国与其他几个西方国家一起，一方面对中国的立场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企图要求中国完全按照他们的步子走。

在会见法国外长迪马时，当我提出法国应运用其对伊拉克的影响，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这位外长做出无奈的表情说，有时朋友并不听话。我向西方国家的外长强调，安理会已通过不少决议，应该再给些时间，让联合国、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方面进行调解。中国对安理会的有关制裁伊拉克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还正在对中国进行制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10月15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向我们驻约旦的大使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特使访问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此前，阿曼、巴勒斯坦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综观世界全局，着眼海湾和平，中央决定由我于11月6日至12日出访中东，以特使的身份访问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倡导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角度出发，着重改善了与邻国间的双边关系，并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各国，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在中东地区，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利害关系，更不谋求任何私利，地位特殊，深获阿拉伯各国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正赢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时出访中东，寻求海湾危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贯宗旨，为避免战争而尽一切努力，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也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

就这样，我成为海湾危机期间惟一访问过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长。

针对当时复杂的局势，我们制定的出访方针是：不带解决方案，也不充当调解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劝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争取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

在出访准备会上，我强调对不同国家要有不同谈话重点。伊拉克是这次出访的重点，要向伊方表明，以任何理由武力侵占别国领土，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形势严峻，避免战争对伊拉克是有利的，伊方对此要有相应表示。对沙特、科威特，要充分理解和同情他们的处境，表明中国反对侵略、主持正义的公正立场，同时说明军事解决对他们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而应当根据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来解决危机。至于约旦、埃及，主要是了解他们对伊拉克的实际态度，共同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

我们原定的出访顺序是沙特、约旦、伊拉克、埃及。美国得悉我将出访的消息后，马上提出，将去埃及访问的国务卿贝克希望在开罗安排与我会晤。

这时，美国意识到，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他们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一票。这一票至关重要。

开罗“巧遇”

10月31日上午，美方从华盛顿传来信息，说贝克国务卿将于11月3日前往中东访问，希望于6日下午在埃及开罗安排与我见面。我们同意了。不久，美方又提交了一份“非文件”（注），表示两国外长11月6日在开罗的会见将是有益的，将有助于加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伊拉克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并恢复科威特主权的一致立场，以便有可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　

于是，我们将出访顺序调整为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后沙特又提出，法赫德国王也很希望在我访问伊拉克后，在沙特西部港口城市吉达同我会面。这样，最后的行程就定为：北京—开罗—塔伊夫—利雅得—安曼—巴格达—吉达—北京。

以往出访，我一般都是乘坐民航班机，但这时由于联合国实施的制裁，伊拉克已无国际航班进出，我就乘坐了民航专机，但专机去伊拉克，也要经过联合国661委员会的特许。开始，我们计划飞经土耳其上空，前往伊拉克，但出于某种原因，土方婉拒了。我们改变路线，从约旦入境，经沙特回国。

我们是11月6日上午9时离开北京的，波音767型飞机加足了油，连续飞行12个小时，于当地时间下午3时半抵达开罗。贝克也是当天上午到的开罗，正好下午离开。于是，在开罗机场，来访的中国外长“巧遇”了美国国务卿。

当时，美国还正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双方仍未恢复高层会晤。海湾危机发生后，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双方的联系和来往迅速增加。

实际上，开罗会晤已经是中美两国外长自1989年夏天以来的第四次会晤。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向中方介绍了美方的立场，并了解我们的态度。8月4日至5日，美方又派了助理国务卿所罗门来北京，就海湾局势与中方交换意见。布什总统还不只一次给杨尚昆主席写信，寻求中方的合作。贝克国务卿也多次致信或带口信给我。我和贝克在1989年7月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和同年9月纽约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都进行了会晤。1990年9月，在第四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也见了面。在那次会见中，海湾危机问题是我们商谈的主要内容。美方本来想与中方就海湾危机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们考虑根据当时的中美关系，单就海湾问题搞个联合声明不可取，没有同意。贝克曾就美国对海湾问题的一些重大的基本考虑与我单独交谈过。他告诉我，如果经过很多个月后，制裁仍不起作用，就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美国将要求联合国授权进行多边军事行动。如果联合国不授权，美国将不得不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单独行动。

这次开罗会晤，美方很想确切了解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动武问题上的态度。

在埃及方面的协助下，下午4时，我与贝克在开罗机场贵宾室会晤，谈了一个半小时。

贝克表示，十分赞赏中国在解决海湾危机中的作用。他说，美国无意在海湾永久驻扎陆军。危机消除后，美国会立即撤军，只保留1949年以来一直驻扎在那里的海军力量。如果我访问伊拉克时能使萨达姆认识到中国将最终支持通过决议，授权使用一切适当的方式执行安理会的决议，那么将增加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机会。他又说，美国将继续执行已实行了三个月的制裁，并准备向海湾增兵以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如果制裁无效，希望中国不要阻挠授权对伊拉克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

我向他说明，我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同有关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没有什么“方案”，也没有授权进行调解，只是想在安理会决议的框架内对伊拉克领导人进行劝说。我将坦率地告诉他们正面临最后抉择，要么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要么就会遭受严重灾难。我说，目前海湾局势十分严峻，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同时国际上要求和平解决危机的呼声也在加强。中国政府对海湾局势深感忧虑和不安。

至于中美关系，我说，尽管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还是不错的。我们认为这对于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是关键。我向贝克强调，只要和平的希望还存在，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国际社会就应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我同贝克还就其他一些解决方案交换了意见。我告诉他，同许多阿拉伯国家一样，中方也认为把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同中东诸多问题一起解决是不现实的，这样联系也没有好处。但是，美国如能强调对中东问题的关切，将有助于解除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疑虑。这对争取阿拉伯人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不会转移人们对解决海湾危机的注意力。

对于有些国家正在酝酿的“部分解决方案”，贝克解释说，这是指伊拉克撤军，但换得整个鲁迈拉油田或布比延岛等出海口，或以科威特合法政府不民主为由不予恢复。贝克称，美国反对此类方案，因为这将是对伊拉克侵略行动的奖赏。他又说，也有人建议在伊拉克撤军后立即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对此，埃及等国坚决反对，认为这将使萨达姆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英雄”。美国将恪守其对以色列安全所做的承诺，但也将同埃及、沙特、摩洛哥等国一起，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会见中，美方最关心的，还是我们对安理会授权动武的态度。贝克认为，目前对伊拉克的制裁是历史上最严厉的，但不知是否能以此迫使伊拉克撤军。他问我，中方认为应该再给制裁多少时间，如制裁无效，是否即可考虑用其他手段？我回答说，人们很难对制裁奏效所需时间做出精确估计，各国所处的环境不同，看法也不同。中方希望，那些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要看得远一些。和平解决所需要的时间，也许要长一些，但后遗症会少一些。我也问他，美国派军队进驻沙特时称其目的是保护沙特的安全，现在科威特埃米尔已要求美军解放科威特。美国若为此采取军事行动，能否将其限于科威特境内？贝克回答，要解放科威特，就必然需要对伊拉克本土采取军事行动。

通过这次会晤，我们基本了解了美方的意图。事实上，我同贝克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了如何改善双边关系，并就两国外长互访事达成了谅解。对此，他不愿对外宣布，我也不强求。后来，对外发布的消息，只是说双方就海湾问题举行了磋商。

中东穿梭

见过贝克之后，我就正式开始了对中东的访问。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久有往来，东汉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但止于条支。大秦是当时的罗马帝国，而条支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甘英最终未能到达他的目的地。

我多次访问过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但此次心情不同。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所有在战乱年代生活过的人，对和平都会格外珍惜，深知战争的残酷。和平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应该放弃。

11月7日上午，我在开罗先后会晤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马吉德。中国和埃及的关系友好，两国领导人也交往多年，谈话进行得坦诚而无拘束。埃方表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蓄谋已久的事件，并采用了欺骗手法。7月24日，穆巴拉克总统访问了伊拉克、科威特、沙特三国。在与萨达姆会谈中，曾被告知，伊拉克不会对科威特采取军事行动。穆巴拉克将此转告科威特领导人，并与沙特法赫德国王一起，安排了伊科两国领导人在吉达的会晤。就在会晤的第二天，伊拉克却开始攻打科威特。埃及从危机一开始就规劝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和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但屡遭拒绝。目前局势非常危险，美国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如果发动进攻，伊拉克是没有还手机会的。在这一点上，萨达姆的助手没有向他提供正确的信息。因此，埃及方面希望，我能使萨达姆认识到局势的严峻，让他明白，不撤军对其本人和伊拉克整个国家，都会带来巨大灾难，而目前不采取灵活态度，伊拉克面临的只能是军事打击。

我答应埃及方面，将向伊方指出保全自己国家的出路。我也希望埃及利用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继续为和平解决危机做出努力。我问穆巴拉克，如果战争爆发，中东地区是否将长期陷入动荡？他回答说，如发生战争，将涉及整个地区，但以色列不会卷入战争。我又问他，有没有可能不采取流血方式解决危机？他回答道，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没有保全伊拉克面子的设想，但萨达姆不接受任何理智的做法。如果他不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吁，将遭到沉重打击，那样科威特被占领的问题就解决了。

当天傍晚，我们离开埃及开罗，飞往沙特西部的小城塔伊夫。塔伊夫是座山城，气候舒适，环境宁静，是沙特的避暑胜地。我们的机组成员都没飞过那里，飞行员只好查着航图飞过去了。

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后，科威特的王公贵族都逃到这里，被安置在当地的一家高级旅馆里，整个政府也随之搬了过来，一个大臣一套房间，同时也就是一个政府部门。往日的豪华气派，已荡然无存了。

当晚，我会见了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和王储兼首相萨阿德，听他们诉苦。

贾比尔看起来身体较弱，说起话来声小气虚，缓慢无力。他谴责伊拉克领导人背信弃义，蓄意侵占科威特，拒绝执行安理会所有决议。他说，世人不能接受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伊拉克企图从地图上抹掉科威特是绝对办不到的。萨达姆利用阿拉伯的名义，在玩弄手腕，因此，由阿拉伯国家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是毫无价值的。萨达姆正在屠杀科威特的人民，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科人民就会被消灭。不能再给伊拉克更多机会了，要向它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执行安理会的决议。

我向他重申，中国坚决支持科威特合法政权，非常同情科威特所遭受的巨大灾难。伊拉克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处境非常孤立。伊拉克玩弄的小手法，比如释放几个人质，并不能缓解它的困境，只有从科威特撤出军队才是出路。如果伊拉克执意走向自我灭亡的道路，那是咎由自取。

大概由于身体的关系，贾比尔讲话不多，会见进行了35分钟就告结束了。

随后，我与萨阿德王储继续会谈。萨阿德身体健壮，血气方刚，讲起话来慷慨激昂，显得相当愤懑和顽强。他围绕安理会是否应采取新的强硬措施以迫使伊拉克撤军问题，阐述了科方的意见和愿望。他表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来，安理会通过了多项决议，但经济制裁的效果甚微，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科威特是个小国，危机日趋严重，不能久拖。安理会应考虑采取新的措施，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希望中国在内的友好国家，采取一切方式挽救科威特人民。

我回顾了中国投票赞成并严肃负责地执行安理会十个决议的情况，并对他说，对伊拉克的制裁正在发挥作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作用会越来越大。

也许他觉得我对“采取一切方式”没有表态，马上又拐个弯，提出联合国应定出制裁的时间表，或者讨论新决议案，提出迫使伊撤军的措施。他问我，中方是否更愿意确定制裁时间？这时，陪同会见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插话说，希望中国不要作为调解人出现，而要使伊拉克领导人明白，伊拉克必须执行安理会决议，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

我对此表示同意。我告诉他们，已同美国国务卿贝克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不会给伊拉克任何可利用的空隙。

王储似乎没有理解外交大臣插话的用意，仍然发问，如果萨达姆不执行决议，安理会是否将讨论采取迫使伊拉克执行决议的措施？我笑了笑说:“我想会的。”王储明白了我的意思，感到满意，就没有再提什么新的问题。谈话也就此结束。　

会见了科威特领导人之后，我又连夜赶往沙特首都利雅得，抵达时已是午夜时分。

第二天下午，我同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了会谈。他向我表示，沙特不希望战争，正在努力争取和平，现在是战是和，完全取决于伊拉克。但目前的事实说明，伊拉克并不想从科威特撤军。沙特希望中国支持必要时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措施，迫使伊拉克撤军。费萨尔还强烈批评了约旦、巴勒斯坦、也门对海湾危机所持的立场。我向他通报了会见贝克、埃及和科威特领导人的情况。我明确地表示，中国将根据一贯支持正义的立场，继续做出努力。

11月9日晚上，我又飞往约旦。第二天上午，与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卡西姆进行会谈，中午会见了国王侯赛因。

约旦对此事的态度，与埃及、沙特、科威特并不完全相同。约旦领导人向我表示，约旦也一直呼吁伊拉克撤军，并立即释放人质，主张危机应在国际框架中和阿拉伯范围内解决。问题是，有些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使和平的努力无法继续下去。有人推动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其目的是企图霸占地区资源。

侯赛因国王还抱怨说，国际社会只对伊拉克一味实行禁运，无人同其对话。接着，他表示了对中国原则立场的赞赏，还希望我能以更好、更易为伊方接受的方式，与伊拉克领导人展开直接的对话。

我向他们指出，中国在海湾危机问题上并无私利，只是希望危机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如能较好地解决，将为解决中东其他问题创造条件。我还强调，如发生战争，对伊拉克将是毁灭性的灾难，伊拉克的邻国也会受到牵连。当前，国际社会对解决海湾危机已有共识，如果伊拉克能采取一些灵活行动，尤其是在撤军问题上有明确表示，将有助于国际社会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

会见萨达姆

11月11日中午，我飞抵巴格达。由于实行制裁，巴格达的机场空荡荡的，看不到一架飞机，与半年前我到巴格达时所见到的飞机起降、人群川流不息的繁忙景象，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天中午和晚上，我与伊拉克副总理兼外长阿齐兹接连举行了两轮会谈。虽然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阿齐兹却是一个基督徒，他担任外长多年，被认为是萨达姆的亲信。

我先向阿齐兹介绍了我此次访问的情况，包括与科威特领导人和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的情况。我告诉他，占领科威特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局势严峻，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而战争将是一场灾难，伊拉克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国际社会希望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为此，伊拉克应在撤军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态度。

阿齐兹讲了一大通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理由，认为科威特故意压低油价是对伊拉克发动经济战，又说中东地区最危险的不是 8月2日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事件，而是巴勒斯坦问题。会谈中，阿齐兹最关心的，还是美国是否会真的动武，以及中国对安理会可能授权动武的态度。

我向他重申了中方对解决海湾危机的原则立场，并对他说，我们支持由联合国召开中东问题和会，但把海湾危机与中东其他问题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我告诉他，美国动武，也并非一定要经过安理会授权。贝克已经有过这样的暗示。

在我与阿齐兹会谈时，伊方有两个速记员，轮换着记录，交替着出去，估计是在随时打印记录，立即上报。可见萨达姆并不是不了解情况，相反，而是时时刻刻在了解动态，亲自掌握着一切。

12日上午，我去见萨达姆。伊方派来两辆车，把我们接去。车上没有什么标志，但一路通行，开得飞快。车子开到一个看起来像是兵营的地方，停了下来，请我们下车，进到里面先休息一下。然后，换了另外的两辆车，开车的人也都换了。车子又飞跑了一阵子，才到会面的地方。

大约在11时左右，我见到了萨达姆。在那年的3月初，我访问伊拉克时，曾见过萨达姆。不过，这次他一身戎装，腰上还别了一把手枪，让人感到几分战争将临的气氛。差不多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中间曾有片刻休息，那时，他才把手枪取下，放在桌旁。

我首先向他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海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关切，希望能和平解决危机。我说，目前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想听听他的看法。

萨达姆说起话来，没有客套，直截了当，但强词夺理，不时显出蛮横之态。

他说，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就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接着，他详细讲述了伊、科的历史关系，并称伊拉克从未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伊、科边界。他对科威特政府提出了种种指责，说“8·2”事件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对伊拉克施展阴谋，而科威特与美国、以色列有勾结。又说，别看科威特人口少，力量弱，但拥有经济优势，可以用经济战搞垮伊拉克，所以，“8·2”事件是伊拉克的自卫行动。

萨达姆还说，中东地区的根本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处理中东地区问题，应采取同一个标准而不是双重标准。当前的问题应同美国撤军、停止制裁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伊拉克一直是为实现和平而准备做出牺牲的本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伊拉克愿意以开放和大方的态度，与各方进行对话。在没有事先得到保证的情况下， 伊方的任何灵活态度，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对他把科威特说成如同香港属于中国一样，我严肃地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科关系。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只是被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霸占了一百多年。即便如此，中国仍是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而伊拉克与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无论如何，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我对他说，中东问题从长远看，都应解决，但当前迫切的问题，是由于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而形成的紧张局势，正使战争的危险在日益增大。

这时，萨达姆转换话题问我，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

显然，像阿齐兹一样，这是他心里最关心的问题。

我说，一个大国，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如果没有达到目的，是不会不战而退的。

我告诉他，中国不准备提出方案或充当调解人。为了避免战争，应当由伊拉克自己提出解决方案。

谈话中，萨达姆没有表示出任何愿意撤军的意思，但陪同会见的阿齐兹告诉我，此次萨达姆的表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灵活了。至于萨达姆说希望进行平等对话，阿齐兹私下向我解释说，这可以先从小范围对话开始，如包括伊拉克、沙特在内的三四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也愿同美国开展对话。

如今看来，萨达姆后来的一系列战略失误，都是基于当时的一个错误判断，以为只要伊拉克做出一些缓和姿态，美国就不会真的动武。

12日，我还应约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强调，海湾危机应在阿拉伯和国际组织范围内和平解决。美国不仅要打伊拉克，而且还要摧毁阿拉伯的经济、军事力量。美国控制海湾石油资源，也是为了对付欧洲、日本、苏联以及中国。为此，美军将在海湾地区长期驻扎。他认为，应以互让的精神解决伊科争端。阿拉法特还说，他不要求同时一揽子解决中东的所有问题，但应有个协议，先从科威特问题着手，然后召开国际会议，按先后顺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其他问题。我理解阿拉法特希望早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迫切心情，但他想把巴勒斯坦问题同海湾危机挂钩是不现实的。

结束了对伊拉克的访问，我于当晚再赴沙特，在吉达分别会见了沙特国王法赫德和外交大臣费萨尔。

我先向费萨尔通报了访问约旦、伊拉克的情况，主要是萨达姆的态度。费萨尔逐一驳斥了萨达姆的观点，惟一没有驳斥的，就是美国在阿、以之间奉行双重标准的问题。费萨尔重申，海湾危机没有阿拉伯的解决办法，只能依据国际法解决。

法赫德国王会见我时，已是晚上10时30分了。法赫德首先谈到的是沙中两国关系和沙特外交政策，然后才转到海湾危机。他显然已经了解我与费萨尔的会谈情况，有针对性地谈了几个问题。

对于伊方所说愿同沙特对话，他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后，他曾多次与萨达姆联系，试图阻止入侵。后来，又多次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但萨达姆始终不愿同他见面。他强调，伊拉克侵占科威特是个严肃的原则问题。阿拉伯和国际社会没有人会接受这个结果。他还批评萨达姆故意混淆科威特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不同性质，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个民族独立的问题，而科威特问题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个兄弟国家的侵略。法赫德还以萨达姆处理同伊朗关系为例，说明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并不会是件难堪的事。萨达姆如果想找出路，就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出。

我向他介绍，萨达姆曾表示，如果得到一些保证，伊拉克可以采取灵活态度，但他没有明确说想得到什么保证。法赫德听后，若有所思地说，萨达姆如果想得到保证，是让伊拉克人民不受损害，那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但事到如今，如果萨达姆是个负责任的人，就应该做出个人牺牲，自己躲到世界的某个地方去。事情是他干的，也只能由他自己去纠正。　

会见后，费萨尔外交大臣陪同我直接赶往机场，专机起飞时，已是13日凌晨。至此，我的中东之行算是结束了。

这次中东的穿梭访问，使我进一步感到，阿拉伯各国在这次海湾危机中立场不尽相同，一时难以采取一致行动，来化解危机。而萨达姆留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打着维护阿拉伯利益和支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旗号的有野心的冒险家。当伊朗内部出现混乱时，他乘人之危，打了八年两伊战争。这次入侵科威特，更是公然背信弃义，以强凌弱。但他对形势估计错了。

看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将我这次出访的情况，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各方的反应是积极的，认为这次访问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严肃负责的精神，为和平再次做出了努力。

我访伊后不久，伊方也摆出了一些缓和的姿态。萨达姆发表讲话，表示希望进行对话，愿分批释放伊拉克扣留的所有西方人质。他有关准备为和平做出牺牲的说法，曾引起了外界的一些揣测。不过，萨达姆到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

美方的“交易”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收到了贝克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本人对我们在开罗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布什总统在听取汇报后，也有同感。美国正在考虑下一步骤，希望能很快再次与我接触。同一天，我们通过驻美使馆，向美方通报了我访问伊拉克的情况。

11月20日下午，贝克又从法国巴黎打来电话。主要是谈两件相互有关联的事，一是美国要在安理会搞个事实上是授权动武的决议；二是希望我出席将于11月28日举行的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

贝克国务卿多年经商，又担任过政府财政部长，所以无论办什么事，都如同做生意，喜欢“做个交易”。他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显然也是一桩交易。

贝克说，美国正考虑在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决海湾危机。决议中不会出现“使用武力”的措辞，但包含这样的意思。到目前为止，已有十个安理会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表示赞成这种做法。美方希望中方也能投赞成票，至少不否决。

他说，知道中国政府需要时间仔细考虑，但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暗示，即中国政府将以肯定、积极的方式处理此事。如果中国要行使否决权，那美国就不会向安理会提出这一决议。美国不愿看到所提出的决议被否决。

我说，在当前海湾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和政治解决的呼声很高，国际社会应保持并加强对伊拉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的压力。把对一个国家采取战争行动这样重大的问题提到安理会讨论，应当十分慎重。对于决议案，在中方没有看到案文之前，不能给予明确答复。

贝克听后，当即在电话中将草案念给我听。在案文的执行部分第一段中有两个括号，即两种用语的选择：（一切必要手段）和（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力）。

贝克在电话中还提出，希望我能前往纽约，参加11月28日至29日的安理会成员国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在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贝克说，如果中国能对美国提出的决议案投赞成票或不加以否决，将为我访美创造合适时机。他进一步表示，我对华盛顿的正式访问，将是两国恢复高级互访的良好开端。布什总统将于12月1日出访拉美，有可能在11月30日会见我。贝克还说，他本人也期待着明年到中国访问。

我们分析，美国政府力图在11月美方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通过一个新决议案，使联合国授权必要时可以对伊拉克动武。为换取中国赞成或不否决美国的议案，主动邀请我正式访问美国，说明美方在这个问题上有求于中方，但又企图把中方对这个议案的态度与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紧密挂钩。

中国在外交上一向坚持原则，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也越来越有影响。在目前的海湾危机中，中国主持正义，力争危机能够和平化解，但我们反对战争，并不是支持萨达姆的侵略行为。中央决定，中国将对决议草案投弃权票。这时也是推动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有利时机，于是，我们在11月24日答复美方，我将出席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在会后应邀正式访问美国。

贝克因为喜欢“做交易”，自然也擅长“讨价还价”。美方得知我接受邀请后，马上又改变了态度。11月25日下午，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贝霖急急忙忙地跑到外交部，转交一封贝克给我的信。在信中，贝克除再次强调我参加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的重要性外，又说，由于没有邀请所有安理会成员国或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访问华盛顿，因此，希望在纽约双边会晤之后再宣布我对华盛顿的访问。贝霖还补充说，美方希望中方能投票赞成美国的提案，如果中方投否决或弃权票，那将对我访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方面出尔反尔，提高了要价，把访美安排与投赞成票挂钩。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在双方的外交谈判中必然会有某种互谅互让的做法，这是很自然的。对各方来说都有取有予才能达成协议，但决不能说话不算数，搞小动作。

我们当即回答，美方违反了11月20日两国外长电话谈话达成的协议，并要求美方查阅并确认我与贝克的谈话记录。同时表示，美方如改变立场，我就不去开会了。

26日美方态度软了下来。贝霖又转述贝克的话，认为中方对11月20日电话的理解是准确的，但美方仍强烈希望中国投赞成票。贝霖还解释说，美国国务院的低级官员由于不了解情况，前一天给他发来的指示是错误的。

11月27日，布什总统又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写了内容相同的信。中心意思是，希望我们支持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并说，即将进行的安理会投票表决以及我对美国的访问，将为实现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提供决定性的机会。

投弃权票

11月28日，我们乘CA981航班离京赴纽约，随同我去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有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张毅君、亚非司司长王昌义、国际司司长秦华孙等共十人。那天，北京有大雾，航班一再推迟，似乎预示着此行还不会一帆风顺。

飞机到中午才起飞，抵达纽约时已是半夜。美国国务院来接机的官员告诉我们，贝克正在饭店等候。

我们一行来到华尔道夫饭店，走进会客室，只见贝克等美方官员坐满了一屋子。

会谈中，美方仍是想在投票前夕劝说中方投赞成票。我对贝克说，动武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对美方来说，采用军事手段，问题解决得可能快些；而使用和平方式，也许需要更长些时间。但是，战争方式造成的损失会比较大，后遗症会有很多。接着，我说，中国人民对当年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进行的朝鲜战争记忆犹新；美国现在仍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而中美关系尚未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对有关决议，不予否决，已是最大的照顾了。

投票当天上午，在我忙于会见一些国家的外长时，贝克又多次打电话给我，转达布什总统的口信，继续劝说中方对决议投赞成票。

中方的投票立场已经确定，不可能再改变，我拒绝了贝克的要求。

下午3时40分，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开始。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和表决美国提出的第678号决议案。草案的关键内容是：除非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或此前完全履行安理会各有关决议，否则授权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联合国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并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

那天会场上的气氛很紧张，不仅旁听席坐满了人，连两边的走道上也站满了人。大家最为关注的是中国的态度。如果我们投了否决票，决议案就通不过了。

5时30分，我就中方投票立场做了解释性发言。首先表明中国既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又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的原则立场。接着，我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在海湾地区没有也不谋求任何私利，惟一关心的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力主和平解决海湾危机，这样做时间可能长一些，但造成的损失可以小一些，后遗症也会少一些。一旦爆发战争，各有关方面都将蒙受重大损害，不仅对海湾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我说，这个决议草案采用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实质上是允许采用军事行动，而这一内容有悖于中国政府力主和平解决的一贯立场，因此，中国代表团难以对这项决议案投赞成票；另一方面，海湾危机是由于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而引起的，伊拉克至今未在从科威特撤军这个关键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这项决议草案同时也要求伊拉克充分遵守安理会660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也就是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对于这一点中国是赞成的，因此中国对这个决议草案也不投反对票。

这个决议案，最后以12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

中国投了弃权票。古巴和也门投了反对票。

会晤布什总统

当天晚上，贝克宴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表面上谈笑风生，底下却通过工作人员通报说，明天去华盛顿，因为布什总统忙于处理海湾危机，不能安排时间会见我。当晚，美国务院也如此通知了中国驻美使馆。

我们判断，惯于“做交易”的贝克，显然是觉得这次“交易”中，自己亏了，心有不甘。

此时，如果我们赌气不去访问，会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去了华盛顿，总统不见，也不合适。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去还是要去，去了还要见到总统。

为此，我国驻美大使朱启祯星夜驱车从纽约赶回华盛顿，于午夜3时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通了电话。斯考克罗夫特于凌晨6时答复称，欢迎我按原定时间访问华盛顿，布什总统期待着与我会晤。

我们于11月30日上午9时30分由纽约乘飞机抵达华盛顿。11时与贝克举行会谈，随后他设午宴欢迎我。

会面时，他告诉我，布什总统将于当日宣布邀请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访美，并准备派贝克本人去伊拉克见萨达姆。我说，美方的这一步骤是重要的，有积极意义，我们支持。我在访问巴格达时，伊方曾非正式地提到希望与美国直接对话。我在前一天也曾建议，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与萨达姆本人谈。贝克称，他把我的意见当面告诉了布什总统，这也是布什总统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之一。

他还向我解释了有关会见布什总统的安排。他自我解嘲说，由于中国未投赞成票，他个人觉得，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似乎不妥，不过，现在这些事都过去了，布什总统已决定会见。我听后笑了一下，转换了话题，对他说，美国为争取安理会通过决议，国务卿先后访问了12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外长会晤。美国强调中国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起着重要作用，却不到中国去访问。我向你发出过到中国去的邀请，结果只接到你一个电话，电话交流是容易发生误解的。我仍欢迎你到中国去访问。

11月30日下午1时40分，贝克午宴结束后，我乘车直接去白宫会见布什总统。

与布什总统的会见，进行了45分钟。布什表示，他重视美中关系，希望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恢复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对于中国投弃权票，虽感到失望，但也要感谢中国在海湾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弃权也使决议生效了，这才是重要的。

我对他说，中美在海湾问题上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中国对安理会十个有关决议都投了赞成票。中国这次做出投弃权票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中国领导人曾就此进行过反复考虑。

我又向他介绍了访问伊拉克的情况。我说，在敦促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问题上，中美没有分歧。中美今后在国际事务中要进行合作的领域还很多，尽管两国处境不同，对问题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不同，但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还是能找到共同点的。

这次访问结束前，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记者的提问大都集中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并对布什总统会见我的安排感到惊奇。

2002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在老布什总统的图书馆会见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就有斯考克罗夫特。我们谈及海湾危机时，还回忆起这段12年前的往事，大家都记得很清楚。我对斯考克罗夫特说：“对不起，那天把你从睡梦中吵醒了。”大家都笑了。

虽然第678号决议在安理会通过了，但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希望能够避免使用武力。在美国和伊拉克未能就两国外长互访的安排达成协议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有意去见萨达姆，为和平解决做最后的努力。他希望中方能给予协助。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海南岛出差，当即让外交部指示驻伊大使郑达庸，约见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转达了秘书长的意愿。伊方同意秘书长去访问，但德奎利亚尔最后的斡旋也没能成功。

第一次海湾战争至今已过去了12年。当时，萨达姆错估了形势，不听各方劝说，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策，没有遵照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从科威特撤军，结果遭受到军事打击，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不想，事情还未完结，在撰写本篇之时，战争再次降临了伊拉克，萨达姆的统治被推翻。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土地，又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第四章　东京的“葬礼外交”

大丧之礼

1989年2月23日至25日，我作为外长以中国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的葬礼，在东京停留了一天半。除了参加葬礼活动和同日本政府领导人接触外，我同前来参加葬礼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达成“三点一致意见”，从而打开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两国外交关系的大门。这条消息一时成为东京各媒体的头条，引起了广泛关注。有的评论说，中国在日本东京进行了一场成功的“葬礼外交”。

　　“大丧之礼”

先说说在东京参加葬礼的情况。

1989年2月24日上午，裕仁天皇葬礼在东京新宿御苑举行。新宿御苑坐落在东京新宿区和涩谷区之间，是一座大型的国家公园。江户时代，属于信州（今长野县）高远藩主内藤家的领地。当时由于玉川上水经过，被称为玉川园。1872年，那里作为农业试验场而被收为国有土地，1879年，又成为宫内省管辖的新宿植物御苑。1906年，由一法国人设计，建成了一个法式庭园，面积为58万平方米。整个御苑包括西洋式庭园、日本式庭园、儿童游乐场，还设有温室。1949年，这里成为国家公园，对外开放。天皇去世后，天皇葬仪委员会就在新宿御苑内专门搭起一座黑白双色的帐篷，作为葬礼的主会场。

那天，天皇的葬礼从上午7时30分开始，持续到晚上8时50分，一共进行了13个小时20分钟。

仪式分两部分，先是宗教仪式（注），只由皇族人士参加，现场用一块大幕布隔开；然后是“大丧之礼”，也就是国葬，由明仁天皇、首相、议长等致悼词，外宾悼唁。

据报道，为保证葬礼的顺利进行和来宾的人身安全，日本警方出动了3.2万名警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戒备措施。东京街头，尤其是皇宫和葬礼主会场周围，可谓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记得当天清晨，天空灰暗，细雨蒙蒙，东京的早春天气，还是相当寒冷的。在大帐篷内等待的外宾，都穿上了大衣，竖起衣领，日方特别备有暖手纸袋，发给客人。

上午9时30分，灵柩车从皇宫出发，经国会议事堂、赤坂御所等驶向新宿御苑。10时10分，灵柩车抵达新宿御苑。在新宿御苑先举行皇族参加的宗教仪式，明仁天皇及皇室成员供奉祭品，并向裕仁天皇遗体告别。

然后，“大葬之礼”开始。明仁天皇、竹下首相、众议长、参议长、最高法院长官（院长）等先后致悼词。随后，各国参加葬礼的贵宾，按唱名前往灵柩前默哀致意。葬礼结束后，数十名礼宾人员抬着灵柩，缓步走向新宿御苑门口，将灵柩抬进灵车，直驶东京的皇族武藏陵墓地入葬。

当天晚上，竹下首相在赤坂迎宾馆举行招待会，对前来参加葬礼的各国贵宾表示感谢。

值得注意的是，葬礼前夕，日本国内出现了不少否定日本侵华战争侵略性质和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的言论。裕仁逝世后，日本媒体大量报道其生平事迹，渲染裕仁如何与国民“同甘共苦”、关心国家和平繁荣的“崇高品德”。2月14日，竹下首相在国会回答在野党议员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和性质的质询时，竟然表示，上次大战是不是侵略，应由后世史学家来评价。同日，日本内阁法制局长官味村治在国会答辩时也说，不论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看，裕仁天皇都是没有战争责任的。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有关裕仁天皇不负有战争责任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立即做出反应，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日本当局理应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正确态度。任何模糊战争性质、推卸战争责任的言行，都是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原则及精神的，也必将伤害中国和亚洲其他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归根到底，对日本自身也是十分不利的。

我国人大常委、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还对日方推脱战争责任的言论进行了批驳。

事实上，天皇裕仁是侵华战争的元凶。他从小受武士道精神教育，1921年11月起摄政，1926年11月即位。日本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制造伪满洲国，于1937年发动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在裕仁天皇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统帅时进行的，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最大受害国，我国派不派人和派什么人去参加天皇的葬礼，一直是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不少群众和海外侨胞纷纷来信、来电，要求中方出席天皇葬礼的规格不要过高，有的甚至建议不要派人出席。一些反华分子，更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地对中国进行谩骂和攻击。

经多方权衡和考虑，中央决定由我作为外长以国家主席特使身份参加葬礼。这一决定既顾及了国际上正常的外交礼仪，也考虑到广大群众包括海外侨胞的感情。对此，国内外反应正常，大都予以理解。日本官方人士也表示日本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方派人出席葬礼。

由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对日方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表示出了强烈不满，2月21日，竹下首相紧急召集内阁主要成员商讨对策，决定通过外交渠道向有关国家说明情况，以求得谅解。

次日，日本驻华大使中岛敏次郎就竹下首相在国会答辩事向中方做了说明。他表示，竹下首相对过去那场侵略战争曾做过明确表态，至今没有任何变化。竹下首相的认识是：一、日本过去通过战争给邻近各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害。对日本的上述行为，国际上认为是侵略战争并进行了严厉批判，这是事实，日本要充分认识这一事实；二、日本政府对过去行为的认识，曾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表述过，这一认识至今毫无变化。对侵略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三、日本作为和平国家，为了不使这样的事情重演，将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2月24日，我在东京饭仓公馆会见日本外相宇野宗佑时，他代表日本政府，再次对竹下首相在国会关于过去战争问题的答辩未能表达真意表示遗憾，强调日本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已写进日中联合声明，并说首相对此问题的表态没有任何变化。我说，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需要珍惜。由于历史原因，对中日间的一些敏感问题，应当慎重对待。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才能避免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同日下午，竹下首相在其官邸会见我时表示，他对发展中日友好有着一贯的信念，强调愿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我对他说，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坚持中日友好。当晚，日本政坛的元老伊东正义一个人专程到中国驻日本使馆来见我，表达对我来日本参加葬礼的感谢，并表示愿为日中友好尽力。

次日，日本各大报均详细报道了我与日本首相和外相会见的情况，并发表了一些评论。有的报道说，竹下首相在此次葬礼外交活动中，紧急会见中国外长实属破例之举，说明首相本人及日本政府已深刻认识到有关战争责任问题发言带来的严重后果，急欲借此机会再次说明日方立场，求得中方理解。有的评论提醒说，日本应从中认识到，在与亚洲邻国打交道时，不能只从民族特性差异这个角度来简单地处理历史问题，而要切实采取一丝不苟的态度。

此后，竹下首相又在2月27日的国会答辩上对他上次发言做出修正，明确表示上次战争给邻国造成重大损害，其侵略的事实不可否认。

实践证明，我国政府决定派人参加天皇葬礼的决定，以及出席葬礼的人选，是恰当和稳妥的，既不失外交礼仪，也有利于增进两国关系，同时，推动日方在战争性质问题上进一步表明态度，取得了好的效果。

我这次去东京参加葬礼，虽然主要着眼于中日关系，但真正取得突破的，却是中国与印尼的双边关系。

中断的关系

在东京的葬礼上，我会晤了印尼领导人，使两国中断了23年的关系得以迅速恢复。这是一次利用特殊机会而取得外交突破的成功谈判。

这场“葬礼外交”的意义，也许从中国、印尼两国关系跌宕、复杂的演变过程中才能看出。

中国和印尼是近邻，两国之间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两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患难与共，相互同情，互相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印尼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详细阐明了我对外关系中坚持执行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周恩来总理对印尼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为解决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中国一直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等正义斗争，印尼坚决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但是，1965年9月，印尼发生了“9·30”事件。随后，印尼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与中国的关系迅速恶化，直至中断关系。

所谓“9·30”事件，根据印尼方面的报道，是指1965年9月30日，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第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军官，以陆军“将领委员会”阴谋发动军事政变为由，逮捕和打死了包括陆军司令雅尼在内的六名将领。印尼陆军几名将军立即采取反制措施，挫败了翁东中校等的行动。印尼随即开始严厉镇压和清除印尼共产党和亲苏加诺总统的政治势力。

中国对“9·30”事件事前一无所知，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未对印尼政局表态，但印尼军方从一开始就指责中国策划和支持了“9·30”政变，干涉了印尼内政，并发展到派军队搜查中国大使馆商务处。到了1967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直至10月30日，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明显缓和。中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西欧、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特别是1973年初，关于在越南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签署后，美国结束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撤出军队，开始收缩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在国际格局出现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东盟对外政策也做了重大调整，东盟与中国关系开始从相互敌视走向友好合作。东盟六国中的三国，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

这时，作为东盟六国之首的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发展，成为决定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

1978年末，邓小平同志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东盟成员国。双方就维护东南亚和平与稳定、中国同东盟各国的关系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减少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从此，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维护东南亚和平方面，双方持有共同主张，有着密切良好的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快速增长，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1988年11月，李鹏总理在访问泰国期间又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恢复和发展同东盟各国关系的四项原则，即：（一）在国家关系中，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三）在经济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四）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原则。

在这种形势下，印尼对华关系也出现了松动，双方接触开始增多。1975年苏哈托总统曾表示，鉴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印尼也正在准备改善对华关系。1977年11月，印尼首次派工商会代表团参加了广州交易会。1985年4月，应印尼政府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了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

印尼是东盟中最大的国家，在东盟中起着领导作用。在柬埔寨问题上，印尼同其他东盟国家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印尼曾于1988年7月和1989年2月两次主持召开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非正式会晤——当时称为“鸡尾酒会”。由于各方分歧严重，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突破。作为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两主席之一，印尼感到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同中国保持密切磋商和良好合作。

印尼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作为大国，中国的实力是这个地区重要而又不可改变的现实，印尼不能再拒绝同中国打交道了。

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印尼在对华态度上出现了积极变化。

1988年3月，苏哈托总统在谈及两国复交问题时，放弃了原先提出的要中国就所谓中国卷入“9·30”事件进行“公开道歉”的要求。1989年初，印尼外长阿拉塔斯通过印尼驻联合国代表苏特雷斯纳大使，面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大使，印尼将全力促进中、印尼复交进程，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已经恢复，并表示想同中国外长尽早会晤。李鹿野大使答复萨特雷斯纳大使，中方赞赏印尼方为推动两国复交进程所做的努力，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尽早恢复中、印尼外交关系。中国外长也希望尽早与阿拉塔斯外长会晤。

正是在这时，出现了“东京葬礼”的时机。但是，我们得知，阿拉塔斯外长不随苏哈托总统赴东京，两国外长会晤难以实现。为了抓住时机，我们仍向印尼方表示，中国外长将会作为特使，前往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这将是双方会晤的好机会，如果方便，中国外长也愿意拜会苏哈托总统。2月13日，印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告知中方，国务部长穆迪奥诺将陪同苏哈托总统参加天皇葬礼。因阿拉塔斯外长不在随行人员之列，穆迪奥诺部长将同中国外长会谈，并说，苏哈托总统愿会见中国外长，具体安排将通过双方驻日本使馆商定。

印尼方还说，穆迪奥诺虽是国务部长，但对中、印尼双边情况相当熟悉。

穆迪奥诺是位少将，自当上尉时开始，就协助苏哈托工作。苏哈托执政后，他在内阁秘书处工作，后任内阁秘书、副部长和国务部长，并兼任印尼对华关系统筹委员会主任，负责处理对华的重要事务。他深受苏哈托的器重，是印尼高层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印尼内阁中的实权人物。他所掌管的国务秘书处与总统府仅一墙之隔，主要职责是负责起草总统演说和颁布政府各项法令与条例，协调总统与政府各部门之间关系，实际上担负着上下沟通的重要角色。每周的内阁会议之后，一般都由他向媒体吹风或发布重大信息，故有“小总统”之称。可以看出，印尼决定由穆迪奥诺出面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

“三点一致意见”

中国、印尼的东京会晤，是双方多年努力的结果。当时我们分析，此次会晤也许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印尼方对两国复交问题会采取较前更为积极的态度；或是由于内部仍未协调好，提出中、印尼关系正常化分步走的方案。

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设想了应对之策。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积极推动两国复交的进程。

2月23日下午，按双方事先商定的时间，我在印尼代表团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先会见了穆迪奥诺部长。这是我同穆迪奥诺的首次见面。他为人随和，谈吐直率，机敏而不失幽默。

会谈中，我先回顾了双方近年来开展直接贸易和在柬埔寨问题等国际事务方面的良好合作，阐明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和亚洲形势的看法。我表示，中、印尼同属亚洲大国，中国有11亿人口，印尼有1.7亿人口。我们两国都面临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务，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两个大国，若能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并一同致力于和平，那将是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还专门向他解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所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说，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我们不仅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是这样，在处理党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我们始终认为，每个党的事务都属于这个国家的内政，每个国家都有权自己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绝不会利用党的关系来干涉别国的内政。

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我对他说，两国复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中方对此一直持积极态度。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愿听取阁下的看法。

穆迪奥诺赞同我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接着说到印尼国内两次政变（注）给印尼造成的重大影响和严重危害。他说，刚才阁下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尼在处理国内问题方面也有个五项原则，那就是“建国五基”，即：信仰真主、公正与文明的人道、国家统一、民主和社会正义与繁荣。他接着说，印尼的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可能与别国不同，但我们愿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印尼尊重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希望其他国家尊重印尼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尊重上述印尼处理国内问题的原则。他还强调，印尼至今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谈话中，穆迪奥诺未再纠缠过去所谓中国卷入“9·30”事件等问题。

我强调说，我们尊重印尼在国内所采取的原则，同样我们希望双方都共同信守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充分注意到印尼在处理国家关系中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特别关心，坦率地讲，中国同印尼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联系，就连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党我们也不知道。过去有些印尼人住在中国，如今大部分已离开了，剩下的人很少，最多几十人，其中有的已年老退休，有的就业工作。作为外国在华侨民，我们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关于如何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如果阁下认为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建议双方可通过各自驻联合国代表团继续进行讨论，同时，两国外长见面时也可商谈。联合国渠道的讨论可更具体一些，为两国外长会晤做好必要准备。

穆迪奥诺感谢我所做的说明，表示同意中方所提出的建议，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一步磋商，必要时，两国外长可以直接会晤。

说到这儿，他看了一下手表，主动提议休会片刻，并没说什么理由。实际上，他是到隔壁房间，去向苏哈托总统汇报我们两人的会谈情况。大约5分钟后，他回来了，笑着对我说：“总统阁下要单独会见外长阁下。”

苏哈托总统给人的印象，很像一位满头银发的老教授，说话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实际上，苏哈托是一名军人，行伍出身。他少年时代曾在清真寺附设的学堂读过书，19岁时就去当兵，从一名士兵一步步晋升到将军。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接管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任陆军临时负责人、主管恢复治安和秩序的司令、内阁部长和陆军司令等职。从1968年至1998年，七次蝉联总统，成为印尼的政治强人。

有舆论分析说，在苏哈托统治下，印尼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印尼共已经成为历史，当时，他已决意要与中国恢复关系。但在苏哈托当政的年代，对华侨华人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和歧视政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下台以后。印尼华人所处的环境，直到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接任总统，才有较大的改善。

不过，在那次单独会晤中，苏哈托态度友善，情绪很好。我先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介绍了我同穆迪奥诺会谈的情况，赞扬印尼在他领导下为发展民族经济所取得的成就。

苏哈托对此表示感谢，请我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他表示，印尼一直遵守万隆会议达成的十项原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发展平等的关系。他说， “9·30”事件后，印尼在国内取缔了共产党，但这不意味着印尼对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采取敌对政策或有什么敌意。如果两国政府、两国人民、两个国家的党都奉行和平共处、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两国发展实质关系与合作的道路，就可以说是畅通的。苏哈托还表示，印尼一直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后在政治领域磋商时，应在我们两国之间进行，不需要通过第三国。现在要做的是一件小事，即消除两国间的相互怀疑。他赞同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可继续进行接触，必要时两国外长还可直接会晤。

我对他说，中、印尼两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并将为本地区的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同苏哈托单独会晤后，穆迪奥诺郑重其事地说，现在要解决一下最为迫切的问题了。大家听后，一开始觉得莫名其妙，接着又都笑了起来。他的意思是，让大家先“方便一下”，再继续工作。也许是双方的会谈和与总统的会晤十分顺利，他有心情开开玩笑了。

随后，双方商谈的主题是如何向新闻界发布双方会晤的消息。印尼方建议双方共同会见记者，向新闻界发表一个共同商定的新闻稿。于是，我们拟定了一个关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点一致意见”：（一）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关系正常化；（二）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三）双方决定，通过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商谈，必要时，两国外长举行会晤。

穆迪奥诺问，如记者问及此次东京会晤是如何实现的，该怎样回答？我表示，可以说是通过联合国渠道商定的。他又问，如果记者追问是谁采取主动的呢？我表示，可以说双方都有这一愿望。我还建议，这次会见记者，主要是宣布我们共同的意见，时间不宜过长，以尽量避免外界对我们复交谈判的干扰。

经商定，我们共同会见记者，由他做开场白，宣布上述“三点一致意见”，然后，由我做补充说明，对此次会晤表示满意，强调两国关系正常化已经开始。

由于事先没有透露任何消息，会谈后，要举行新闻发布会，无法及时通知所有记者了。一些日本主要媒体记者纷纷赶到现场，而中国记者却没来得及参加。

这次联合新闻发布会所发布的消息，成了次日日本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电视台也迅速反复播映有关镜头，舆论界一致认为，中国同处于东盟领导地位的印尼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的又一胜利”，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印尼之间的东京会晤，也引起了日本官方的强烈关注。竹下首相在同我会见时，对此表示欢迎。这位特别喜欢用数字说明问题的日本首相说，世界上一亿人口以上的国家，有六个在亚洲，除中国之外，有印度、印尼、日本、孟加拉、巴基斯坦。现在，所有一亿人口以上的亚洲大国，都和中国建交了，这是一件大事，值得庆贺。中、印尼两国领导人的东京会晤，是中国的一次成功的“葬礼外交”。

复交谈判

东京会晤后，为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我们通过联合国渠道，重点就以什么方式解决复交问题，同印尼方面进行商谈。我们建议，双方先以适当方式发表一个复交公报，关于公报内容、何人签署、何时发表等问题，愿意听取对方的意见和建议。有关两国关系中需要讨论解决的具体问题，可在复交后，进一步磋商。

但是，1989年6月，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上掀起了反华浪潮。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和国会先后四次发表声明或通过决议，攻击中国，并宣布中止中美间高级官员互访、阻止国际机构向中国贷款等一系列制裁措施。国际上的两个“富国俱乐部”——欧洲共同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先后发表声明抨击中国，并宣布暂停同中国的高级接触、冻结正在谈判的合作项目等。

在此形势下，印尼对两国复交事项表现出了观望的态度。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坚持原则，务实灵活，在国际间，折冲樽俎，沉着应对，迅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并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理解，使不少国家改变了立场，恢复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这时，印尼对两国复交的态度又积极了起来。双方除通过联合国联系渠道继续保持接触外，还利用一些国际场合，就如何尽早完成复交手续等问题交换意见。

1989年8月，我在出席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期间，会晤了阿拉塔斯外长。这是自2月东京会晤后，两国外长的首次见面。

阿拉塔斯对我说，东京会晤已在最高层做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策，剩下的只是就必要的技术性问题达成协议。从印尼方面来说，复交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可在本届联大前继续进行磋商，联大期间，两国外长再进行会晤。

我表示，只要时机成熟，我们应该抓紧完成这件工作。我还提出，由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对技术性问题不太熟悉，可以考虑在联合国代表保持接触的同时，开辟另一个渠道，由双方派小组直接商谈，到北京或去雅加达都可以，这样解决问题更容易一些。

10月初，我与阿拉塔斯在纽约再次会晤，双方商定由各自外交部司局级官员率领七八人的代表团，于11月或12月在雅加达会晤，讨论和解决两国复交的技术性问题。如有必要，可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晤，达成协议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后，再正式签署复交公报。同时，双方还同意10月底前,通过各自驻联合国代表交换需要讨论的问题清单。

12月4日至8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亚洲司司长徐敦信，同印尼外交部政治总司长罗哈纳佩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技术性问题在雅加达举行会谈。双方审议了两国过去缔结的条约、协定，并就双方重新互设使馆时为对方提供方便和各自使馆规模和人数问题、关于双重国籍和华侨问题、关于印尼欠中国的债务和偿还问题以及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进行商谈。

坦率地说，当时中国与印尼之间所需谈判的技术性问题很多，而且相当复杂，一一解决起来，需要许多时间。

我们考虑到，印尼是东盟国家的老大，在东盟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早日同印尼复交，不仅可带动另外两个东盟国家新加坡和文莱同中国建交，有利于进一步打开我们同东盟国家的关系，还可以有效遏制台湾当局竭力推行的“弹性外交”，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为此，我们对两国复交中技术性问题的谈判，采取“坚持原则，适当灵活”的方针，对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大体商定原则后留待复交后继续商谈。

经过数轮会谈，双方在几个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签署了会谈纪要。会谈气氛友好，进展顺利。由于会谈前我们对问题理解准确，所提的预案富有建设性，对方感到了我们的诚意，使有关复交的技术性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1990年3月和5月，双方专家小组又在北京和香港就印尼所欠债务数额和偿还方式举行了多次会谈，通过核查和协商，最终达成协议。

至此，两国复交进程中的全部技术性问题的谈判顺利结束。

云开日出

1990年7月1日, 阿拉塔斯外长应我的邀请来华访问。这是自1967年10月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以后，印尼外长首次访华。

江泽民总书记在接见他时说，笼罩在两国上空长达23年之久的乌云过去了，晴天已经来临。

访问期间，我同阿拉塔斯举行了两轮会谈。在代表团抵达当日的下午，根据印尼方建议，　两国外长就复交问题还先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谈”。

阿拉塔斯开门见山地说，去年2月东京会晤后，经过几次技术性会谈，有关两国复交的 问题都已解决。关于复交的时间和方式，苏哈托总统指示，在今年内合适的时间完成。阿拉塔斯强调，鉴于两国50年代已建立外交关系，现在不是建交，而是复交，就是重开大使馆。因此，方式可以简单些，以互换照会的形式进行，当然，仪式可以隆重些，以强调其重要性。他说，苏哈托总统有意邀请李鹏总理访问印尼，复交可以在这次访问中宣布。访问时间可在　 8月17日印尼独立日之前，也可在今年其他双方方便的时间。

阿拉塔斯还说，考虑到外界对他此次访华十分重视，双方有必要签署一项公报，内容包括两国关系正常化日期、互派大使和李鹏总理访问印尼等内容，同时还可发表一项新闻公报。他向我提交了复交公报和新闻公报文本，供中方考虑。我当即表示，同意以互换照会的方式来实现复交，赞赏苏哈托总统把复交和高层访问结合起来的建议。

紧接着，双方举行了第一轮正式会谈，会谈的重点却是柬埔寨问题。

阿拉塔斯说，印尼和中国都致力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雅加达曾几次是关于柬埔寨问题非正式会晤的地点，试图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寻求一个大致的框架。因在停火方式、由谁主持国际监督机构、过渡时期政权和越南移民等问题上，与会各方没能达成一致意见而陷入困境，如今不得不休会。但雅加达的这些会晤，导致了巴黎国际会议的召开。他认为，去年巴黎会议的基本精神，是柬埔寨问题必须得到全面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厨师都来做同一道菜，有关各方又提出不同的新方案，结果使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失去了势头和方向。他强调，停火必须同全面解决联系在一起，要警惕部分解决的危险。他希望中国继续做西哈努克、宋双、乔森潘三派的工作，劝说各方下定决心，面对核心问题，接受公正、合理的妥协。

我说，我们对印尼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在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中国和印尼有很多共识。我们赞成印尼关于柬埔寨问题必须全面解决的立场。任何部分解决，都不可能使这一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相反，还将留下很多后遗症。我表示，中国将尽力做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的工作，希望柬埔寨问题能在巴黎会议的框架内获得全面解决。

第二天，我们举行了第二轮正式会谈。这次是就两国复交问题进行磋商，并十分顺利地达成了几点一致：（一）双方决定于1990年8月8日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同意互派大使，并为对方大使馆的重新开设提供方便。（二）李鹏总理将在两国复交之际于1990年8月6日至9日对印尼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三）关于台湾问题，中方赞赏印尼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这对中国是一个敏感问题，有必要达成内部谅解。如需要进一步讨论，中方可于7月之前派小组赴印尼磋商，就此达成内部谅解备忘录，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时签署。（四）鉴于阿拉塔斯希望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时双方签署贸易协定，中方向印尼方提交了协定草案供对方研究。（五）双方商定7月3日签署复交公报，并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

阿拉塔斯表示，印尼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相信能找出适当的文字加以表述，并同意中方派小组就内部谅解备忘录进行磋商。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阿拉塔斯与在雅加达的穆迪奥诺不断通电话，保持联系。这表明复交谈判是在苏哈托直接遥控下进行的。

7月3日下午6时，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举行了中国、印尼两国复交公报和关于解决印尼所欠中国债务问题协定的签字仪式。上百名记者涌到现场，采访了这一重要事件。

整个签字仪式不过十多分钟，可这包含着双方多年来的艰苦努力。中国、印尼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签字仪式后，我和阿拉塔斯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我首先宣布，1950年建立、以后又中断23年之久的中国和印尼的外交关系将于1990年8月8日恢复。两国人民长久以来的共同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强调，亚太地区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关系正常化，必然会对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这件大事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是由于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我相信，不久以后李鹏总理对印尼的访问，将使得复交后的两国关系充满新的活力。

阿拉塔斯接着说，今天我们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预示着两国关系将开始新的一页，两国复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而且将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他还说，我们这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李鹏总理即将对印尼的访问将是历史性的，一定会把两国关系推向高峰。

接着，我们分别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问，新加坡方面曾表示，只有等中国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以后，才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现在中国和印尼已经复交，中国方面是否已着手同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的工作？我回答说，中国方面和新加坡方面，目前都在着手准备这一工作。

在回答印尼同中国复交之后两国间经济合作问题时，阿拉塔斯说，在1985年，印尼和中国就建立了直接贸易往来，从那以后，两国贸易关系得到了显著发展。现在关系恢复之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准备拟定新的贸易协定，双方都已经为此做了准备。印尼和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不仅限于贸易领域，复交之后，在别的领域的交往也必然会有发展。已经得到发展的贸易，当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还有记者问，印尼与台湾有着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印尼和中国之间是否已确定了某些原则和规定来处理此类事务。阿拉塔斯说，同其他东盟国家不同，印尼在50年代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是基于坚定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基础上，甚至在两国关系中断时，也没有改变。印尼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以及关系暂时中断期间，印尼都同台湾有着经济和贸易关系，但印尼一直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印尼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和印尼的复交，在国际上，特别在东盟国家中，引起了良好反响。新加坡外交部于7月4日发表声明，欢迎中国和印尼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重申，一旦中国和印尼实现关系正常化，新加坡将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泰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与印尼复交，将有助于东盟与中国之间各方面关系更趋完善和全面发展，并将使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尤其是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更趋一致。菲律宾等国官方及舆论也纷纷发表谈话或评论，欢迎中国与印尼复交。

在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的推动下，我国于1990年10月和1991年9月，先后同新加坡和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我国实现了同东盟成员国全部建立外交关系。1991年7月，东盟首次邀请我出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并与东盟六国外长磋商；1994年7月，东盟接纳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1997年底，我们与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于2010年建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双方还签署了或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等文件。我国同东盟国家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五章　通往汉城

初赴汉城

我第一次去汉城是1991年11月，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当时，我们刚刚完成加入这个组织的手续，是第一次出席会议。按照惯例，亚太经合组织每年举行一次全会，各成员代表团由外交、经贸双部长率团，我和当时担任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一起率团赴汉城与会。

中国外长在汉城出现，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自1945 年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和韩国之间就没有任何官方往来，更不用提朝鲜战争期间的激烈对抗。尽管今天国内随处可见韩国游客，中国公民也可以自由去汉城旅游，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韩国仍是“禁区”，几乎没有多少人去过那里。

11月12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民航包机飞往汉城，在金浦机场降落。那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更没有航班飞机。我们的包机没有在韩国停留，立即返回北京，等会议结束时，再来接代表团回国。

我们在机场受到韩方的欢迎。韩方安排代表团从飞机上下来直接上汽车，陪同我们一起驶往市区。原来，韩方考虑到中国外长第一次来韩国，担心记者多了影响机场秩序，没有让韩国和外国记者到机场采访。

实际上，各国媒体记者当时就守候在中国代表团准备下榻的汉城最大的新罗饭店，严阵以待，期待捕捉到任何意味着中韩关系可能突破的信息和迹象。

当我们到达新罗饭店时，刚进大堂，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记者围了一个水泄不通。灯光闪烁，摄像机瞄准，长长短短的话筒一起伸过来，只见摄影记者在抢镜头，电视记者在录像，文字记者七嘴八舌地提问题。记得，其中还有几位台湾女记者，一个劲儿地高声抢话。记者们最关心的不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问题，而是中韩关系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当时，人声嘈杂，乱成一片，既听不清提问，也根本无法回答问题。我向记者们表示感谢，对他们说，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随即在韩方人员的引导下，勉强挤进了电梯。不想，记者们有办法，一直追到我们住的楼层，堵在套间的门口，让我们根本无法进出。看到这种情况，韩方接待人员就把我们住的楼层封锁了起来，由专职警卫日夜把守，维持秩序，以防发生问题，同时也保证我们能正常出入。

这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开得很顺利，韩国外长李相玉和各成员外长，在会上次第发言，都用准确的语言对三个新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北、香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表示了欢迎。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感谢各成员的支持。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北和香港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亚太经济合作进程的重要发展。我还对韩国作为东道主为实现这一安排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在会议期间，韩方信守了承诺，包括总统欢迎宴会在内，都没有安排在汉城的台湾“大使”参加任何活动。

亚太经合组织

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是费了一番周折的。

成立亚太经合组织的构想，最初是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1989年初访问汉城时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同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开始，澳大利亚方面很希望中国给予支持，为此曾派特使专程访华。然而，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就改变了态度。中国没有参加当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和次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但是，亚太经济合作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市场广阔，和亚太地区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经济又保持着高速、强劲、持续的增长。亚太经合组织的各成员都认识到，必须邀请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在其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所通过的联合声明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

“部长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三个经济体不论是就其现行经济活动，还是就其对本地区今后繁荣而言，均对亚太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三个经济体参加今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合适的；部长们同意应继续与三方进行磋商以便达成三方和亚太经合组织现有成员均能同意的安排，使三方在汉城会议上尽早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正在同中国商谈复交的印尼，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首先向我们通报了有关情况。随后，将担任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东道主的韩国，开始派人与中国进行私下磋商。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之所以比较复杂，主要是要处理好台湾、香港同时加入的名称和地位问题。

亚太经合组织与联合国等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同，其成员都称为经济体，是讨论经济问题的论坛，开会时也不悬挂成员的国旗、国徽等标志，所以，香港和台湾可以作为经济体加入。

我们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台湾和香港作为地区经济加入。

为了在汉城会议前解决中国加入的问题，韩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当时韩国虽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但是它已经考虑到，在东亚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架构变化的前景下，与中国建交有利于韩国。因此，利用东道主的便利条件，积极推动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并以此带动与中国的交往，就成为韩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当时，韩国外交官员是不能来中国访问的，但我们破例，让韩国外交部次官补（即助理部长）李时荣，以当年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议主席的身份，多次来京与我们商谈解决方案，并通过他，将情况通报给其他成员征询意见。李时荣还多次往返台湾和香港，与他们周旋和磋商。

谈判的过程十分艰巨。之所以如此，倒不是韩国方面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区别主权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原则上有什么不同意见，而主要是台湾方面从中作梗。

台湾方面坚持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享有“平等地位”。在称谓上，坚持不同意使用我们最初提出的“中国台湾（TAIWAN，CHINA）”的名称；不愿接受其“外长”不得与会的安排，而且，还不愿就这些问题与我们直接商谈。这就使谈判遇到了障碍，问题一时无法解决。

李时荣在三地穿梭、往返传话，还要设计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直到后来，据说李时荣向台湾发出了“如台湾方面拒不接受妥协，将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先加入”的最后通牒之后，台湾方面才表现出了“识时务”的态度，不得已做出了让步。

经过六轮谈判，历时九个多月，这才终于找到了我们认为合适、台湾和香港也能接受、其他成员一致赞同的办法。

1991年10月2日，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秦华孙和韩国的李时荣在纽约签署了关于三方同时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谅解备忘录，其中包含了我们坚持的基本原则，以及对台湾的称谓和参加活动的级别的明确规定。台湾要用“中国台北（CHINESE TAIBEI）”的名称，而且，只能由主管经济事务的部长与会，其“外交部长”或“外交部副部长”不得参加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与台湾和香港也签署了内容相同的谅解备忘录。当时我们还与韩方达成一项协议，就是在汉城的台湾“大使”不能参加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活动。这样就为中国代表团出席汉城部长级会议扫清了道路。

会见卢泰愚

在我们到达汉城的当天下午，按照日程，卢泰愚总统在青瓦台集体会见各成员部长，我们按时到达，登上又高又宽的数十级台阶，进入了会见大厅。来宾按礼宾顺序站好，这时，总统府礼宾官私下告诉我，说总统请我在集体会见后留下来，他将单独会见。

卢泰愚虽是军人出身，但比较温和，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他于1988年2月就任韩国总统，上任后，根据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明确提出为了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要在他的任期内与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称之为“北方政策”。

1988年10月，韩国成功地举办了汉城奥运会，扩大了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同时也通过接待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体育代表团，松动了与这些国家的紧张关系。

1989年初，匈牙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打破禁忌，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90年9月苏联与韩国建交时，绝大部分东欧国家都与韩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卢泰愚虽也曾多方试探，想与中国改善关系，但一直进展不大。当时，他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因此，他比较着急，自然也就不会放过中国外长在汉城出席国际会议这一绝好机会。

集体会见结束后，李相玉外长将我引到另一古色古香的会客厅，预先确定的陪同会见的人员都已到达。卢泰愚总统身着藏青色的西装，走进了会客室，与每人握手。

落座后，卢泰愚总统首先欢迎中国代表团来汉城，祝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然后，便单刀直入，谈起两国关系问题。他说，韩中一海之隔，自古有着悠久的交往，韩国的西海岸与中国的山东半岛东部之间，真是鸡犬之声相闻。只是到了近代，韩中相互隔绝了几十年，令人感到遗憾和不自然。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两国关系有了改善，1986年和198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来汉城参加了亚运会和奥运会，此后，双边贸易交流也已开始，韩方感到高兴和满意。韩国虽已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应更亲密。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韩国真诚地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并早日实现建交。

谈话时，卢泰愚自始至终面带微笑，风度儒雅。他特别提到山东半岛是有原因的。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山东卢姓的后裔，后来到中国访问时，还曾专门去山东寻根。

我感谢他的会见，赞扬韩方为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接着，我说，从历史上看，中国和韩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从地理上看，中韩是近邻，既然鸡犬之声相闻，就不能老死不相往来。目前的不正常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我们希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平共处，加强往来。中韩两国间的贸易关系，近年来有了较大发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其更好地发展下去。同时，也希望美国和日本与朝鲜改善关系。

话说到这里，意思也表达清楚了，对卢泰愚提出的建交问题，我没有直接回答。

会见后一个小时，韩国电视台就立即做了报道。第二天，韩国各报均在头版刊登了卢泰愚与我握手的大幅照片。媒体没有有关谈话内容的报道，但普遍评论称，这是中韩关系的“转折点”。

次日，我与李相玉外长共进了早餐。这项活动是行前就安排好的，韩方为此十分高兴。在此之前，每年去联合国开会时，韩国外长都提出，希望安排与我会见，但我们一直没有同意。直到这年9月，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后，我才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礼节性地会见了李相玉。中韩双方外长，坐下来共进早餐并交换意见，这还是第一次。

早餐时，双方先就会务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随后，像卢泰愚一样，李相玉话锋一转，谈起两国关系问题。他提出，去年韩中贸易额为38亿美元，今年可能突破50亿美元。如果建交尚需时日，他建议把双方已经在对方建立的民间贸易办事处升格为官方机构，以适应双方贸易迅速发展的状况。我表示，从长远来看，两国关系是要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但目前还是以民间方式为好。我建议双方人员，包括外交部官员，可以接触办事，保持沟通。李相玉说，韩国方面理解韩中建交，需要根据中国方面的准备情况来进行，但韩方希望能够早一点实现。我说，中国有句民谚，叫做“水到渠成”。

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韩国青少年体育部长朴哲彦多次提出要来见我。本来不想安排，但对方不断打来电话，一再要求，并说他多次访华，在中国有不少朋友，其中包括我的弟弟钱其，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文教体育，曾在天津组织的国际体育赛事活动中，接待过来访的他。夜里快11点时，朴哲彦带着他的助手，来到我的房间，寒暄后，就提出他愿意与我们建立秘密联络渠道，为实现两国建交而共同努力。他说，今晚的会见是得到总统同意的。为了参加总统的竞选工作，他不久将辞去部长职务，而实现韩中关系正常化，是他的主要政治任务之一。他又拿出一大一小两把金钥匙，大的送给我，小的送给我的弟弟，说希望用它来开启两国关系的大门。

那几年，总有不少韩国高层人士，转弯抹角地搞到另纸签证（注），私下访问北京，向我们接待单位提出，愿为两国建交尽一份力量，全然不管接待单位是什么性质。由此可见，实现中韩建交，当时在韩国已成为一种潮流，愿意来当说客的大有人在。只是，人员复杂，一时真假难辨。

我对朴哲彦所说的，当时只能姑妄听之。我告诉他，中韩两国虽未建交，但官方已有接触，不需要建立什么秘密渠道。回国后，我让工作人员将两把金钥匙送中国人民银行鉴定，发现倒是足赤真金，如今放在外交部登记保存，可以作为当年中韩关系发展过程的一个小小的历史注脚。

打破坚冰

中国要同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于双边关系方面，而在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即如何让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朝鲜，能够逐步理解和接受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

回顾历史，中韩长期隔绝，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日成等朝鲜革命者就在中国东北参加了抗日联军，与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中朝传统友谊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各自派军队驻扎半岛南北。1948年8月，大韩民国成立；同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六天之后，即10月6日，就宣布与朝鲜建交。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后，中国和苏联支持朝鲜，美国和日本支持韩国，停战线大体上和“三八线”相近，形成了北南对峙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许多国家从现实出发，承认了朝鲜和韩国的存在，并与他们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和东欧国家虽未承认韩国，但在国际多边活动，如体育比赛和国际会议中，也开始了与韩国的交往。到80年代初，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接近100个。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敌对的南北双方，不仅有了接触，而且还举行了高级会谈，并于1972年发表了排除外来干涉、促进国家统一的联合声明。

从我们国内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改革开放随之起步。在此情况下，如何积极开展对外活动，最大限度拓展国际交流空间，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已成为外交工作面临的迫切问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进南北两方和谈，松动与近邻韩国的关系，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根据形势变化，我们确定了新的规定，即今后凡是国际组织委托韩国举办的国际活动，只要中国也是该组织的成员，就可派人前往参加。同样，中国举办的活动，也可同意韩国人员来华参加。这就是说，在国际多边活动中，根据国际惯例和对等原则，我们改变了与韩国不相往来的做法，为以后双边正常往来创造条件。

当时，正赶上我国考虑申办亚运会问题。多年来，随着我国体育水平的提高，中国一直想举办亚运会，许多亚洲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但是，能不能允许韩国体育队来华参加比赛，成了中国申办亚运会的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一个国家如果拒绝另一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运动员入境参加比赛，该国就根本没有资格申请承办国际运动会。1983年8月，北京市向亚奥理事会提出了举办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申请，中国外长同时去信向亚奥理事会做出保证，届时将让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入境参加。

考虑到中朝关系，我方及时向朝方做了通报，并表示如申办成功，我们欢迎朝鲜派体育代表团前来参加，同时，我们也将遵守亚奥理事会章程，欢迎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派团与会。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与韩国关系问题，一直十分关心。1985年4月，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和韩国关系问题时说，中韩发展关系，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经济上有好处；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同台湾的关系。

1988年5月至9月期间，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又几次谈到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问题，他说，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同韩国发展关系，有利无害。经济上，对双方发展有利；政治上，对中国的统一有利。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进一步说，时机成熟了，发展同韩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来考虑的更快一些，更放宽一些。发展中国与韩国的民间关系，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谈到做这项工作要十分慎重，说这个问题很微妙，处理起来要很谨慎，要取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谅解。

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我们打破了多年的禁锢，松动了在多边国际活动中与韩国的关系，双方代表团的来往逐年增多。1986年和1988年，中国几百人的体育代表团先后参加了汉城亚运会和汉城奥运会。1990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时，朝鲜和韩国都派团前来参加，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还出席了开幕式。朝鲜国旗和韩国国旗第一次在北京的体育场上空升起来。

贸易方面，在对韩政策调整后，更是发展迅速。1988年，两国的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

随着贸易量的大幅度增加，以经过香港而间接进行的贸易方式也越来越不适应了。这时，双方开始需要考虑互设民间贸易办事处，以利于开展中韩民间的直接贸易。

不想，这个问题引起了朝鲜方面的强烈关注，直至惊动了中朝双方的最高领导人。

与朝鲜沟通

1988年11月，在朝鲜外长金永南访华时，我专门与他谈了中国与韩国的贸易关系问题，告诉他，中方正在考虑与南朝鲜互设民间贸易办事处。后来，双方最高领导人交换了几次意见。一次是1989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来北京，江泽民总书记与他谈及此事。到1990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来沈阳，与江总书记再次见面，江总书记又提到了这个问题。这时，金主席充分理解了中方的立场，表示同意。

1990年10月，中国国际商会与大韩贸易振兴公社就互设贸易办事处问题达成协议。1991年初，双方都在对方首都设立了贸易办事处。

贸易办事处成立后，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朝鲜南北双方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联合国是国际上最大的政府组织，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朝方多年来一直反对南北双方加入联合国，担心那样就会使朝鲜半岛南北分裂永久化。当时，朝韩在联合国里，都只有观察员身份。但是，韩国一直谋求加入联合国，而在联合国成员国中，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1991年5月，李鹏总理访问朝鲜，与朝鲜总理主动谈及这一问题，表示说，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如韩国再次提出加入联合国问题，中国将难以持反对态度，而一旦韩国单独加入联合国后，朝鲜再想加入，可能就会遇到困难。朝鲜总理听后，没有当场表态。访问结束前，金日成主席在会见李鹏总理时最后又谈到了这个问题，表示朝鲜会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协调合作。此后，朝鲜报纸发表一篇评论称，朝鲜不反对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

根据李鹏总理访朝时与朝方达成的协议，中朝双方就朝鲜加入联合国问题继续交换意见。为此，我于这一年6月17日至20日专门访问了平壤，与金永南外长举行会谈，也见到了金日成主席。金永南在会谈中说，对于南朝鲜企图单独加入联合国的阴谋，朝方不能置之不理。为了防止在联合国出现不利于朝方的事态，朝方决定采取主动措施，申请加入联合国，并主张南北一揽子解决。假如美国要求分别讨论南北的申请，希望中国坚决反对；如果美国否决北方，希望中国也否决南方。

当时，朝方最担心的情况，是韩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顺利通过而朝鲜的申请受阻。我在会谈中详细地介绍了联合国这次审议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的程序，并表示我们将协助做好各方工作，消除了朝方的顾虑。

金主席在妙香山会见我时，也专门谈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他说，南北加入问题，无论如何要争取一揽子解决，如果分开讨论，美国就可能提出核核查问题，行使否决权，那样的话，朝鲜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联合国问题上，朝鲜不会让中国为难，希望中国也不要让朝方为难。

我向金主席说明，联合国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是有共识的，即这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决议提出的，不会出现朝方所担心的情况。

就这样，1991年9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成为正式会员国。

启动建交谈判

在汉城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我们着手研究与韩国建交的问题。

当时，卢泰愚总统的任期只剩下一年，急于与中国建交，以在任期内实现他就任之初提出的北方政策的目标。从半岛形势来看，南北双方已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还经常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超过100个。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可以说基本成熟。

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按照惯例，我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历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常有外国记者提问，探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是否会有变化。我的回答总是，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这一年，我的回答有了变化，我说，　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敏感的外国记者应该能从中有所感悟。

这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他是第四十七届年会的主席，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除了就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我单独和李相玉谈了中韩关系问题。我告诉他，中韩正式谈判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双方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接触。李相玉当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韩方在这次会谈前，曾多方探听我们的立场，既想通过这次外长见面取得突破，又担心步子迈得过大而适得其反。现在，他们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这次外长会谈后，中韩双方很快任命了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徐敦信，韩方是外务次官卢昌熹。双方的工作班子分别由中方的张瑞杰大使和韩方的权丙铉大使牵头，各有六七个人。5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眼睛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

第一次接触安排在钓鱼台宾馆14号楼。这座楼比较僻静，不易被外界发觉。韩方人员是分头经第三地来京的，住下后，连楼门也不出。在第一次接触中，我方本来想先一般谈一谈，摸摸韩方的想法，可是韩方很着急，寒暄之后，马上提出商谈建交问题。于是，从一开始接触，双方就谈起建交问题。

我们对此也有准备，提出了我们的建交原则，要求韩方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韩方最初不同意，与我们讨价还价，设想只把台湾的“使馆”降为“联络处”，我们当然不会同意。第一次的接触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谈判，仍在北京举行。我们重申了建交原则，这次，韩方有所退让，只是强调因为韩台之间的关系时间太久了，要我们同意在中韩建交后韩国与台湾可以保持某种特殊关系。我们感到，这是韩方的最后一张牌，只要我们坚持既定方针，谈判有可能突破。于是，我们提出第三次谈判在汉城举行，韩方表示同意。

在第三次谈判中，韩方接受了我们的建交原则，双方就建交问题达成协议，包括一项不供发表的备忘录。

三次谈判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6月底就结束了工作，只等双方首席代表见面，草签建交公报，并确定外长正式签署和发表日期了。

平壤之行

中韩建交问题，对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为此，在与韩国接触时，我们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它的理解。

1992年4月，中韩还未接触之前，适逢杨尚昆主席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80寿辰庆祝活动，受中央委托，杨主席向金主席做了通报，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关系，告诉金主席，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主席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做考虑。杨主席回国后，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上报了中央。

这年6、7月间，我陪同杨尚昆主席到非洲访问，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到人民大会堂来迎接我们。

欢迎仪式结束后，江总书记请杨主席和我留了下来，在人民大会堂里，专门商谈了中韩建交的事情。他说，经反复权衡，为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朝方的尊重，中央决定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

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三天之后，我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外交访问。在专机上我心里一直不太踏实，不知道朝鲜方面是否能充分理解我们的立场。虽然金主席答应见我，但我们所通报的内容，会不会令他感到突然，朝方又会做何反应呢？

北京平壤之间的距离很近，还没来得及多想，专机就平稳地降落在平壤顺安机场。

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金永南外长。

握手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着我们走向不远处停着的一架直升机。

登上直升机，只见里面放着一张小桌，我和金永南对面坐着，其他人员则分坐两侧。正值炎夏，直升机里如同蒸笼一般，热不可耐。

直升机飞了不久，就降落在一个偌大的湖边。同去的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他夏天常来此地休养。

下了飞机，我们被带到一幢别墅休息。

约在上午11时，金主席在另外一幢高大的别墅里会见了我们。他在会见厅门口迎接，与每一个人握手，然后，大家隔着宽大的会谈桌相对而坐。

我首先感谢金主席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并转达了江总书记对他的问候。接着，我转达了江总书记的口信。

江总书记代表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同志，向金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江总书记指出，目前中朝两党两国关系正在很好地向前发展，中方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随时都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情况下，我们宜抓紧时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增强国力。中朝两党两国相互尊重和理解，不断增进友好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中国与韩国的关系，经过这一段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会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努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在长期斗争中结成的传统友谊，支持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推动半岛局势进一步缓和，推动朝美、朝日关系改善和发展。

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金主席请我回国后转达他对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

金主席看了看我们带来的礼品，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金日成主席着眼于中朝关系大局和朝鲜半岛的局势，理解了中方的立场，做出积极而明智的决定，表现出了老一代领导人的胸怀和眼光，不能不让人钦佩。

金永南外长陪我们简单吃了个午饭，我们就乘直升机返回平壤。这次平壤之行，安排是当天往返，专机正在机场等候。我们向主人告别后，就登上专机，直飞北京。

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点，我们直接驱车去了中南海江总书记的办公室。江总书记正等在那里。我将情况详细地做了汇报。江总书记听后，问了几个问题，感到很满意。

这次中央派我去见金主席的任务，至此算是完成了。

中韩建交

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我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两国电视台现场向全世界进行了实况转播。国际媒体和舆论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报道，并纷纷发表评论，表示祝贺。

中韩建交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欢迎。惟独台湾气急败坏，指责韩国“忘恩负义”，并于前一天撤走在汉城的“大使馆”。

建交后一个月，即9月下旬，卢泰愚总统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访华。对方主要陪同人员中有李相玉外长，我特地从联合国赶回来，参加接待工作。第二年5月，我又应邀正式访问了韩国。当时，韩国政府刚换届，我和新外长韩升洲举行了会谈，并会见了新任总统金泳三。

转眼之间，中韩建交已经十多年了，两国关系的飞速发展，超出了预想。作为近邻，中韩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不断增进相互理解，推动了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到2002年，两国贸易额突破了400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则是我国的第五大贸易对象国。同时，韩国对华投资已超过100亿美元，并在继续扩大。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中，双方的合作正在加强。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和无核化方面，中韩也有着共同的语言。

2003年2月下旬，我再一次正式访问汉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韩国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分别会见了卸任总统金大中和新任总统卢武铉。

自中韩建交至今，韩国政府已几经更换，但中韩两国的关系，由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在平稳地发展。

第六章　黑云压城城不摧

山雨欲来

在我担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那时，国际风云突变，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种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阵阵反华浪潮。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中止与中国领导层的互访，停止向中国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很快打破了西方的种种制裁，遏制了反华浪潮。

历史证明，中国的长城，坚不可摧。

山雨欲来

1989年4、5月间，北京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这个春天，空气里似乎弥漫着一种躁动的气息，人们的心里也隐隐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仿佛要发生什么大事。

中国的外交仍然在正常地进行着。5月下旬，在送走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后，我按计划出访，首站是厄瓜多尔，经停墨西哥到古巴，最后一站是美国。

由于中国没有直飞拉丁美洲的航班，5月31日，我乘中国民航班机离京，借道美国，于6月2日转赴厄瓜多尔。在过境美国时，我受到了美方很好的接待。因为每年出席联合国大会，美方的警卫人员都已经很熟悉了，从入境到出境，一直24小时的守护。出境时，美方人员还向我告别，说过几天再见。未曾想到的是，后来事态急转直下，以至取消了那次访美。

抵达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3日下午（即北京时间4日上午），当地电视频道开始反复播放CNN和BBC等媒体提供的所谓“天安门事件”的画面和报道，每隔10分钟就滚动播出一次。而那时，我们却收不到来自国内的任何消息。厄瓜多尔的华侨，一改过去友好热情的态度，都板起脸来，问我们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气氛变得紧张和凝重起来。

这时，与国内联系已十分困难。经过多次努力，我们终于同周南副外长通了电话，了解基本情况。一天后，才收到了国内发来的有关文告。

6月4日，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我分别举行了临时记者招待会和华侨座谈会，一一回答了各方提出的问题，强调中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当地媒体对此做了大量报道，大多数通讯社也都发了消息，认为中国外长没有回避问题，答复具体明确，阐明了中国的立场。

这时，国际上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我决定继续进行对古巴的访问，主动取消了计划中的对美国的访问。

从厄瓜多尔到古巴，我们选择经墨西哥飞往哈瓦那。途经墨西哥城国际机场中转时，已经能够感觉到异样的气氛了。当时，墨西哥外交部声称，墨西哥政府取消了中国外长的访问。6月6日晚上，当我乘坐的航班到达墨西哥城国际机场时，候机大厅挤满了事先得知中国外长将要过境消息的记者。出于安全的考虑，墨西哥政府安排我们走下飞机舷梯后，直接上了汽车，去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随行人员高树茂等因办理入境手续和提取行李，下机后从旅客出入的廊桥走出来时，等候在门外的记者将他误认为中国外长，一拥而上，围追堵截，纷纷向他提出连珠炮式的问题。高树茂坦然面对，微笑不语，无意中成了当晚电视镜头里的新闻人物。

那天晚上10点左右，一批在墨西哥的中国留学生得知我下榻使馆，便来到使馆，要求见我。他们的情绪似乎很激烈，将使馆的大门叩打得“咚咚”作响。我让使馆的同志将他们都请到使馆接待厅，和他们见面。他们进来后，都安静了下来。我问他们从国内什么学校来的，学习什么专业，并向他们如实地介绍了国内情况。这时，一名学生提出，希望我能够代表人民。我回答说，一个国家的外长当然要代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随后，劝说他们多了解真实情况，不要听风就是雨。最后，大家的情绪都缓和了下来，在平静中离开了使馆。

6月7日，我们一行抵达哈瓦那。作为1960年古巴革命后第一位访古的中国外长，我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改善与古巴的关系，增进相互了解。

多年来，在对待苏联问题上，古巴和中国一直有些隔阂，到那时仍未完全消除。古巴和苏联关系好，对中国存有较大的戒心，也有许多误解。古巴外长在年初访华时，有改善关系的表示。这次我是回访。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主席对我的来访非常重视。在我抵达古巴第二天晚上，他就在革命宫亲自为我举行欢迎宴会。宴会后，又与我长谈。谈到客人散去后，他意犹未尽，干脆请我到他楼上的办公室里继续交谈，一直到深夜12点钟。

卡斯特罗主席精力旺盛，热情，健谈，又好奇，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

谈话中，我向他通报了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不久前的对华访问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情况。卡斯特罗主席听了很高兴。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都赞成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接着，卡斯特罗主席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天安门事件”真相及各方面的反应，表示古巴政府全力支持中国政府，并愿为我提供发表任何声明的场所和条件。卡斯特罗主席还对我说，中国需要团结，不能像西方国家希望的那样，出现无政府状态，如果那样，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悲剧。

关于我取消访问美国的计划，卡斯特罗主席认为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说，如果你去了美国，会有成百名记者向你提出种种挑衅性的问题。我同意卡斯特罗主席的看法，并对他讲，在那样的场合，不管你说什么，甚至你什么都没说，总有一些记者会加以歪曲报道。待到你要去更正时，已经不会有人去注意了。卡斯特罗听后笑了。在世界上，他显然是被西方媒体歪曲得最厉害的人物之一。

卡斯特罗主席对中国兴趣的广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无穷无尽。他问中国南北方的差异，香港收回后怎样管理，以及从中国到古巴要走哪条航线，乘什么样的飞机，等等。对于我的介绍，卡斯特罗主席听得很入神，谈话到了深夜，他仍丝毫没有倦意。后来，有人对此很好奇，问我们的西班牙文翻译，卡斯特罗主席与中国外长都谈了些什么？翻译幽默地回答说：“ 十万个为什么。”

美国密使来华

就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制裁中国的喊声甚嚣尘上之时，美国派来了密使。

实际上，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美两国在抗衡苏联扩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孤立中国，未必对其自身有利。对此，美国认识得很清楚。

那一段时间里，布什总统几次私下向中国传递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解释说，目前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

1989年6月21日，布什总统秘密致函邓小平同志，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与小平同志进行完全坦率的谈话。

第二天，小平同志就复信布什总统，指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他对此感到担心，因为这种关系是双方多年共同培养起来的。为了避免中美关系继续下滑，小平同志表示同意布什总统的建议，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

布什总统接到回信后十分高兴，决定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1日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一名秘书，不带警卫和其他人员。

关于这次特使的人选，美方内部进行了反复研究。美国方面私下透露，曾考虑过派前总统尼克松或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特使访华，但担心树大招风，不利于保密，最后选定了斯考克罗夫特担当此任。斯考克罗夫特处事稳妥，又担任要职，派他来华，既显示美国重视中美关系，又不易引起外界的注意。

至于陪同官员的人选，美方意见也不一致。据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他所著的《外交政治》一书中透露，最初布什总统决定只派斯考克罗夫特一人访华，不带陪同人员。贝克国务卿认为这样不妥。他说，如果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前去访问，而没有国务院官员随行，美国外交体制难以运行。实际上，贝克提出这一问题的真实目的，是他本人想承担这项秘密访华的使命。对此，他在书中倒也毫不隐讳。他说，他自己很想来，但考虑到作为国务卿，外事活动频繁，很难保密，因此，建议布什总统派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陪同斯考克罗夫特访问。

为了避免泄露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的消息，美方可谓是煞费苦心。斯考克罗夫特抵京后，不同美国驻华大使馆发生任何联系，在华的各项活动均不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当时李洁明大使已奉命离开北京。在美国国内，除布什总统外，只有国务卿贝克知道这件事。至于选择7月1日抵达北京，美方也有考虑。这一天，临近美国国庆日，斯考克罗夫特此时离开华盛顿不会引人注目。同时，美国在通讯和专机问题上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斯考克罗夫特不使用美国驻华使馆通讯设备，而是自带两名报务人员；所乘坐的C—141型美军运输机，外部经过伪装，涂掉了标记，使其看起来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运输飞机。在宽大的机舱内，临时吊装了一个载人的客舱，里面设施齐全，舒适方便。飞机连续飞行22个小时，空中加油，中途不在任何地方着陆，以免引起地勤人员注意。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程度之高，超过了70年代初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当时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乘飞机来华，保密措施也很严格，但并未达到对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也要瞒着的地步。80年代末，中美关系的复杂与敏感，从中可窥见一斑。

有趣的是，在与布什总统合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一书中，斯考克罗夫特描述了这段历史的某些情节。他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当时所乘坐的C—141型美军运输机进入中国时，由于中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以至于没有人想到要通知空防部门，因此中国军方打电话请示杨尚昆主席，报告发现了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进入了上海附近的中国领空，请示要不要把它打下来。斯考克罗夫特说，算他们走运，这个电话直接通到了杨主席的办公室。杨主席告诉部下，不要开火。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飞行使命。

故事听起来十分“惊险”。不过，据我所知，中美两国就斯考克罗夫特专机进入中国领空的路线和时间事先进行了充分的磋商，中方为此做了周密的安排。当时，美方曾要求美机不必飞经上海空中走廊，以节省时间。我国有关部门考虑到如不经上海空中走廊，则手续复杂，且省时不多，没有同意美方的这一要求。出于保密的考虑，中方同意美国专机涂掉标记，成为“不明国籍”的飞机。后来，美国专机正是在中方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在这种情况下，斯考克罗夫特所说的 “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斯考克罗夫特是在7月1日下午抵达北京的，专机停在首都机场。中方的保密措施也很严格，所有的会见、会谈和宴请场所及斯考克罗夫特乘坐的汽车、下榻的宾馆，均不悬挂国旗，美方代表团抵达和离京均不发消息。有关活动的摄影事先征得斯考克罗夫特的同意，所拍资料一律封存。

由于斯考克罗夫特在华只停留20多个小时，日程安排得很紧。先由小平同志见他，然后，再由李鹏总理和我同他会谈。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访问，关系到当时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小平同志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参与并定下了会谈的基调。

7月2日上午，小平同志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前，对陪同的李鹏总理和我讲：“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

我对小平同志说，不久将举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不知又会宣布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

小平同志语气坚定地说：“不要说七国，70国也没有用。”又指出，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解放后，我们同美国打了一仗，那时我们处于绝对劣势，制空权一点没有，但我们没有怕过。中国的形象就是不怕鬼，不信邪。接着，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做外事工作的人要注意这个问题。

同我们讲了这席话后，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小平同志首先对他说：“我知道你一直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动，你是参与的，像你这样的美国朋友还有很多。”接着，小平同志指出，目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境地。对于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在美国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停止的迹象，反而还在加紧步伐。三天前，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进一步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种行动还在继续。小平同志又说，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还有比较冷静的人，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做出决定。

随后，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问题出在美国。中国没有触犯美国，而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中国有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今后能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中国人民，而不要火上浇油了。

小平同志还特别反驳了美国对中国司法事务的干预，明确告诉斯考克罗夫特，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或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是，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中国的立场是坚定的。

听了小平同志的话后，斯考克罗夫特强调，布什总统是小平同志和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同伟大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直接和密切接触的经历，这在多年来历届美国总统中是独一无二的。

小平同志笑着接过这句话说，他（布什）在北京骑自行车逛街。

大家笑了起来。气氛才松弛下来。

斯考克罗夫特赶紧说：“是的，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布什总统最近亲笔写信给您，并派我来华转达他的口信。”

对于美国制裁中国，斯考克罗夫特做了辩解，说他这次来华，不是谈判解决目前中美关系中困难的具体方案，而是解释布什总统所面临的困境和他要努力维护、恢复和加强中美关系的立场。由于两国内部情况的原因，中美关系出现了尼克松总统第一次访华以来从未遇到过的风波。布什总统对此深感不安，派他作为特使，直飞上万公里秘密访华，没有其他含义，就是要同中国领导人取得联系，维护中美关系。

斯考克罗夫特又说，目前，美国国会要求布什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布什总统反对这种议案，今后还将继续反对，但在国会一致通过制裁中国的情况下，布什总统如使用否决权，将遇到极大困难。总统在控制事态发展方面，并不是万能的。

听了斯考克罗夫特这番“解释”后，小平同志神情严峻地表示，他希望美国政治家和人民了解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22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则是打了25年仗，牺牲了两千多万人，才赢得了胜利。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中国不会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能顶得住。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空话，这是经过几十年考验证明了的。任何国家同中国打交道，都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妥善处理各种问题。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小平同志最后强调：“阁下刚才讲的话，有些我们同意，相当一部分我们看法不一样，但这没关系。结束这场不愉快的事，要看美国的言行。”

讲完这席话后，小平同志就向客人告退，并请斯考克罗夫特继续与李鹏总理谈。斯考克罗夫特在小平同志离开前，客气地说：“邓主席身体很好。”小平同志反应敏捷，马上幽默地回答道：“老了，85岁了。《美国之音》放出谣言，说我病重，死了，可见谣言不可信。”这样既回答了对方的客套问候，又不动声色地批评了美国媒体的不实报道，还巧妙地指出，美国政府在谣言基础上制定对华制裁政策，是极不明智的。

在接下来与李鹏总理和我的会谈中，斯考克罗夫特一方面说，中国政府的行动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事务会在美国国内产生影响，变成美国内部的政治问题，这是事情的核心。

李鹏总理向他强调，不论哪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都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依据不确切的情报和社会上的谣言来确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和行动。中国还有一句话：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包括国会和领导人，并没有把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完全搞得很清楚、很准确，其情绪是由一些不确切的情报和社会的谣言煽动起来的。

斯考克罗夫特回国后，向布什总统汇报了访华，尤其是与小平同志会见的情况。7月28日，布什总统秘密致函小平同志，一方面感谢小平同志接见斯考克罗夫特，同时通报了在不久前举行的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美国和日本曾把一些非常令人激怒的措辞从指责中国的公报中删去；另一方面又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辩护，并试图把中美关系发生困难的责任推给中方。

布什在信中说：“您在接见斯考克罗夫特时提到一句中国的成语：‘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正是我们的难题。您认为我们的行动是‘系铃。而我们认为，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才是‘系铃。我非常尊重中国关于不干涉内政的一贯立场。因此，我也知道当我建议现在可能采取何种行动时，我在冒损害我们友谊的风险。但是，我们双方曾竭力加强的美中友谊要求一种只有朋友才能表达的坦率。目前，美国国会继续试图压我断绝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我将尽力防止这条船摇摆过度。”

布什总统在信中还说：“请理解这是一封亲笔信，它来自一个希望看到我们共同前进的人。如果我跨越了建设性的建议与‘干涉内政之间无形的门槛，请不要对我生气。在我们上次会面时，您告诉我，您已将更多的日常事务交给其他人。但我出于尊敬，出于一种亲密和友谊的感情向您求教。您几经起伏，经历了所有这些事件。现在我请求您同我一起展望未来。这是一个具有戏剧性变化的未来。美国和中国对这个令人激动的未来都能做出很大贡献。如果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友谊重新回到正轨，那么，我们都能为世界的和平和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做更多的事。”

8月11日，小平同志给布什总统复信，首先赞赏他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然后，就“解铃”、 “系铃”的含义，特别做了解释。

小平同志指出，“我说过‘解铃、‘系铃的话，意思是：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美国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还在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我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中美双方领导人就“解铃”、“系铃”的争论，不是一般的词义之争，而是反映出当时两国关系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中国看来，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给中美关系打上了难解的结。只有美国采取主动，解开这个结，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而美方对此却不愿承认，反而将责任推给中方。在打破美国对华制裁的过程中，双方围绕这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较量。

“系”、“解”之间

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是美国宣布制裁中国后双方高层之间的首次接触。这次秘密访问对防止两国关系继续恶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美国继续制裁中国，双方关系仍然处于僵持状态。中美关系的“结”并没有因此解开。

这时，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倒是有所改善。两国首脑即将于12月初在马耳他会晤。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出现了调整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担心中国会重新与苏联接近，于是决定派特使再次访华。

11月6日，布什总统给小平同志来信，表示美国与苏联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当初尼克松访华的地缘政治原因依然存在，今天，中美两国在许多重要领域有着相似的利益。为此，布什总统建议，在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见后，美国将派特使访华，向小平同志通报会晤情况，并探讨如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

收到布什总统来信时，小平同志也在考虑如何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当时，恰好基辛格博士来访。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发展中美关系做出过很大贡献。小平同志在接见他时，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并请他回到美国后向布什总统转达。

小平同志一揽子解决的建议内容包括：（一）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某第三国去。（二）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三）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四）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

这项建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困扰中美关系的棘手问题，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

基辛格博士回到美国后，很快向布什总统汇报，同时，小平同志于11月15日回复了布什总统11月6日的来信。

小平同志在信中说：“我一直把你看做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读了你的信后，我对中美关系如何共同采取步骤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我已委托基辛格博士向你当面转达。我希望并相信将能得到你的积极响应。我本人和中国政府欢迎你派私人特使访华。”

美方很快做出反应。12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给小平同志写信，提出在马耳他美苏首脑会晤后一周内，将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公开访华，向中方领导人通报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情况。信中还要求中方对小平同志提出的结束中美关系纠葛的一揽子建议，做出进一步的澄清，表示希望并相信可以找到恢复两国关系的途径。

布什总统在信中表示，他正在为“解铃”而做出努力，请中方也予以协助，共同做出努力。

12月9日，斯考克罗夫特再访北京，主要陪同人员依然是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

与半年前秘密访华不同，这次访问是公开的，进行了两 天。小平同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都分别会见了他，我与他进行了会谈。

我与斯考克罗夫特共举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是计划内的，第二次则是应他要求而增加的。

斯考克罗夫特在介绍了美苏首脑在马耳他会晤的情况后，话题很快转向中方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我向他说明，小平同志提出一揽子方案的考虑是：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间达成的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

我接着说，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一揽子建议，充分表明了中方解决中美纠葛的诚意，也充分考虑了美方的反应及布什总统来信中的想法。中方考虑的后续行动是：（一）建议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经济合作项目。（二）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明年恰当时间正式访美，届时应当有一个中美关系比较好的环境。

我特别强调，中美之间不能做相互伤害的事。中国从来不做伤害美国的事，也希望美国不做伤害中国的事。中美之间要友好相处，并要相互支持，这样才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我希望美方对我们的建议予以认真考虑，做出反应。如果来不及，也可以在以后答复。如果美方希望以后继续就这些问题同中方讨论的话，我本人愿意在明年初中国的春节（1月下旬）前后去美国访问，继续我们的讨论。

斯考克罗夫特表示，中方的建议很重要，他将带回去仔细研究。随后，他谈了一些初步的想法，主要是用美国国内情况的复杂性来进行辩解，要求中方理解美国国内的情况。他说，布什总统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6月宣布的对华制裁措施，是为了照顾所谓美国人民感情上的需要而采取的行动。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布什总统实际取消制裁措施，很可能导致国会以总统无法否决的多数票通过立法。对于方励之问题，斯考克罗夫特说，双方确实需要进行仔细的谈判。这最好在北京谈。如果有些对美国非常敏感的问题，可以在美国进行谈判。

我对他说，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希望美方认真研究后，提出自己的方案。问题的解决，当然必须经过双方共同的努力。你们有你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困难。你们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也在寻求解决的方法。

斯考克罗夫特此次公开访华，实际上打破了美国不与中方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在会谈中，双方同意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中美关系一度取得一些进展。

几天后，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就中方的建议提出了反建议，表示美方原则上接受中方提出的一揽子建议中四个组成部分的每一部分，同时有以下相应的考虑：第一，为了满足所有有关方面的共同利益，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和中方代表在北京讨论解决方励之的问题。第二，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应由中国驻美大使和美方代表在华盛顿讨论。第三，美方原则同意做出认真的努力，就合作项目达成协议，并欢迎中方就这些项目提出建议。第四，美方原则同意邀请江泽民总书记在明年合适的时间访问美国，以完成关系正常化进程。第五，美方愿提出一个双方采取有利于关系正常化的行动计划的建议。

斯考克罗夫特的此次访华，尽管在中美双边关系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美国国内却为他引来了一些“小麻烦”，特别是在我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新闻媒体将双方举杯祝酒的场面拍摄下来，在报纸上登出，又在电视上反复播放，西方媒体一片喧哗。在他自己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一书中，斯考克罗夫特说，那个双方举杯祝酒的场面弄得他在美国十分狼狈。2002年，我到美国访问又见到他时，斯考克罗夫特还特别提到这件事，向我开玩笑地抱怨说：“你们可把我整苦了。”

美国特使是公开访华，中国方面设宴招待，是尽地主之谊，本是正常的外交礼节，而斯考克罗夫特访华之行，完全是维护美国利益的外交行动。美国有些媒体和部分人士大肆炒作，实际上，是向当时主张维护对华关系的布什政府施压，显然有项庄舞剑之意。

一波三折

斯考克罗夫特返回美国后不久，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趋势，就在此时，东欧局势发生巨变。

先是罗马尼亚政局动荡，一夜突变，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被推翻，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于当年12月25日被枪杀。

东欧一变，国际格局也随之而变。美国开始重新评估世界的整个形势，突然变得又不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了。

刚刚缓解的中美关系退回到“一揽子解决方案”提出之前的状态了。一揽子方案被放在一边，不再提及。

对此，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在《变革中的世界》一书中，做了相反的解释。他认为齐奥塞斯库倒台，导致了中国在中美关系改善方面采取了向后转的态度。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没有向后转，而是美国在看到东欧巨变后，大概不知中国能否抗得住此番风浪，因此采取了向后转的态度。

1990年4月，中方曾提出派特使秘密访问美国，一方面通报李鹏总理访问苏联的情况，一方面就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交换意见。美方则以目前美国国内气氛不适合来访为由，加以婉拒。不久，美方提出，两国官员可以在第三国会面，并听取通报情况。中方认为，特使访美通报情况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在第三国进行，因此，没有接受美方的提议。特使访美一事，由于美方的消极态度而不了了之。

对于美方的短视行为，小平同志于5月14日托来华访问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转告布什总统，提醒他不要因东欧事情过分兴奋，也不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否则，双方很难不发生摩擦，甚至导致冲突。这对两国都不利。

当时，美苏关系经历了从雅尔塔到马耳他的重大变化，对抗因素正在弱化，合作因素正在增长。同时，东欧巨变，加上苏联国内局势的动荡，使得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国内有人认为美国不再需要与中国合作了，开始鼓吹“遏制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美方对小平同志的这番忠告置若罔闻。中美关系重新陷入了僵持阶段。

正在此时，也就是1990年夏季，伊拉克突然出兵入侵并吞并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

海湾危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切身利益。海湾地区石油储量占世界三分之二，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的“生命线”。美国知道，如果不及时制止伊拉克的扩张，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中东的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在处理这一地区危机时，美国马上意识到，它非但不是不需要与中国打交道，而是更需要同中国合作了。

美国为了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使用武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必须得到中国的支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冲突上肩负着重要使命。应付世界上各种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需要中美两国的协商。两国关系长期陷入僵局不仅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不得不重新估价中美关系，并又开始试探改善两国关系。中美关系由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8月31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方转交了布什总统致小平同志的信。布什在信中表示，美国不会缩小或降低具有重要战略性的中美关系。美国对中国就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表示赞赏。

那一年的11月，我计划访问伊拉克。美国国务卿贝克听说后，就表示他那时正好也在中东地区访问，希望双方能在途经开罗时，与我在开罗会面，交换对伊拉克问题的意见。

11月6日下午，我在开罗国际机场的候机厅里与贝克会见。

贝克国务卿表示，希望中国不要阻拦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授权对伊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决议。为了换取中国的支持，他承诺美方将寻求机会取消对华制裁，美国也不反对晚些时候世界银行向中国“星火计划”项目贷款1.1亿美元的计划。

我对他说，在经济合作方面，美国的行动已经显得缓慢了，中国与日本、欧共体的合作，都已有了进展。至于海湾危机问题，中方并未将其与中美关系挂钩，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中国都将坚持一贯的立场，主张和平解决争端。

随着海湾局势越来越紧张，美国决心对伊拉克动武。为此，能否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成为美国外交上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如何投票，又成为美国能否合法出兵海湾的关键。

贝克国务卿办起外交来，一如经商做买卖。在谈判桌上，他的口头禅是：“让我们做个交易。”这次也不例外。从开罗机场会晤到后来11月28日深夜在纽约会见，又一直到11月29日安理会投票，他总是把与布什总统会见作为“做交易”的筹码。

此事后来的发展，在本书“飞往巴格达”一章里详有记叙，这里不再赘述。

贝克访华

1991年10月10日，布什总统约见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表示他决定派国务卿贝克访华，且不附加任何条件。这是他作为总统做出的决定。

布什总统还对朱大使说，尽早恢复中美关系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这既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也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希望贝克国务卿访华将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布什总统特别强调，鉴于目前美国国内政治气候，这次访问只能成功。明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双方应尽快采取行动，否则，在维护两国关系方面，他将难以有所作为。

同年11月15日，贝克国务卿抵达北京。这是美国自1989年中止与中国高层接触和互访以后，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

当时，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但两国的接触仍是十分敏感的问题，而美国国内的气氛更是微妙。

也许是有了斯考克罗夫特的“前车之鉴”，贝克一再向中方表示，他访华是为了讨论和解决问题，希望新闻媒体最好播发他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照片，而不要拍摄宴会上碰杯的镜头。

我与贝克举行了多轮会谈。在会谈中，贝克说，此次来华访问本身，实际上意味着禁止高层往来的禁令的解除，这在美国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政治行动，许多人不理解。美国国会正急不可待地要接管对华政策，而那对美中关系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如果他这次访问无功而返，两国关系的维持将会更加困难。因此，他的访华本身，就是已经“装满了中国的篮子”，现在需要中国给他的“篮子”里装满东西，让他带回去。

我问他，篮子里想装什么东西呢？

他倒直截了当，说他有三只空篮子，一个想装防止武器扩散，一个想装经贸合作，一个想装人权。总之，访问结束之后，他不能空手而归。

李鹏总理在会见时对他说，中方不反对就这三方面问题与美方进行讨论，也希望在这三只篮子里都装些东西。但是，中方也有几只篮子，最大的一只，就是希望美国支持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

于是，双方就围绕如何装满对方“篮子”的问题，展开了艰苦的谈判。

在15日晚宴上，贝克主动约我单独会谈。在单独会谈中，他反复强调，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访问结束后如何向新闻界介绍情况，以显示访问的成果。

我对他说，对此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中方没有获得成果，在国内同样也会产生强烈反响。对中国而言，美方能做些什么非常重要。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前年年底访华时，双方达成了协议，中方采取了行动，但美方没有跟上，有些方面没有落实。这也许与东欧形势的变化有关，美方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因此，双方在一些方面达成一致，就必须付诸实施；如果达不成一致，也要加以说明。

贝克表示，如果现在中方要求布什总统采取的步骤，远远超过中方可以采取的行动，这将在美国国内招致更大的不满。目前紧要的是，要让此次访问有成果，使美国人感到这次访问的重要性。

17日中午，我和贝克举行了最后一轮谈判。这次谈判异常艰苦。从中午一直谈到下午五点半，以至于美方专机离京时间不得不七次推迟，原有的安排完全被打乱。双方激烈较量，包括两国外长在内的双方谈判人员，都连续工作，不离谈判现场。

最后，谈判终于取得了进展。

美方承诺支持中国入关，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模式来解决台湾入关的时间问题；美方同意取消当年6月16日宣布的中止向我国出口卫星等三项制裁措施，以及取消对中国实施的特殊“三○一”条款；美方还表示，将积极考虑中美间关于设立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的三个联委会，在明年的适当时候，恢复部长级会议。

我方承诺，在美国取消中止向我出口卫星等制裁措施的条件下，遵守导弹及其相关技术控制体系（MTCR）的准则和参数；在美国取消对中国实施的特殊“三○一”条款的基础上，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

在人权问题上，中方坚持内政不得干涉的原则，同时通报了一些美方“关切”的情况。美方拿出了一份长长的所谓被拘押的“不同政见者”的名单，其中，以讹传讹，错误百出，有的只有拼音，没有汉字，常常不知所指。名单中有“吴建民”其 人，我向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此时，吴建民答道：“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噢，你放出来了。” 引起哄堂大笑。

访问结束后，贝克国务卿满意，感到不虚此行；布什总统认为，贝克访华富有成果，对中美关系有着积极意义；国际舆论对贝克访华也给予了正面评价，普遍认为，贝克访华本身就是中国外交的胜利。

至此，美国和西方各国对中国持续了两年多的制裁，开始被打破。

分化瓦解

在联合制裁中国的各国中，日本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只是为了维护西方各国立场的一致，才勉强同意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裁中国的决议。

1989年8月1日，我在巴黎出席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时，见到日本外相三冢博。他对我说，在半个月前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为中国做了解释，劝告西方不要使对华制裁升级。随着中国恢复稳定，日本在1990年就恢复了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

当然，日本这样做是为了它自身的利益。但是，日本作为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战线中薄弱的一环，自然成为中国突破西方制裁的最佳突破口。

当时，我们推动日本在这方面先行一步，不仅仅是为了打破西方的制裁，而是有更多的战略考虑，即通过实现双方的高层往来，进而促成日本天皇首次访华，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得以进入新的阶段。

在中日两千年的交往史上，日本天皇从未来过中国。实现天皇访华，不仅可打破西方各国中止与中国高层互访的禁令，而且对中日关系还有更加深远的意义，会使日本民众更加支持日中睦邻友好的政策。

实现天皇访华，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首先要从加强两国外长接触开始，为两国元首互访营造良好的氛围。

1991年4月5日至7日，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应邀访华。我在同他会谈时表示，尽管两国关系出现过一些困难和曲折，但去年下半年以来，经过双方努力，两国关系不断得到恢复和改善。今年以来，继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通产大臣中尾荣一访华后，中山太郎外相又首次访华。我对日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并高度评价日本在主要西方国家中率先恢复和改善对华关系的做法。中山太郎外相则希望我在海部俊树首相访华前访问日本，并在我访日时，确定海部首相访华的日程。

在谈到明年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中山太郎建议两国各举行各种活动，包括两国领导人互访。我表示完全同意，并进一步提出，如能在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实现日本天皇访华，将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一定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也将使中日睦邻友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

对中方的这一建议，中山太郎外相表示，日本将在政府内部认真研究。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6月25日至28日，我对日本进行了回访。在与中山太郎外相会谈时，我们再次谈到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纪念活动。

我对他说，20年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短暂的一瞬，重要的是我们双方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更好地总结过去，开辟未来，认真探讨如何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三个十年，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为此，我建议明年还可举行一轮高层互访，再次表示，中方欢迎天皇访华。

中山太郎赞成我的意见。双方确定了海部俊树首相8月访华的日期。对于天皇访华，中山太郎外相表示，日本政府内部正给予积极的考虑。

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来到北京，成为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政府首脑，标志着日本名副其实地解除了对华制裁，完成了两国关系的修复工作。

由于日本是惟一遭受原子弹伤害的国家，中国理解日本人民对防止核扩散的关切，所以，在海部俊树首相访问期间，中国宣布原则上加入《核不扩散条约》。海部俊树首相则正式通知中方，日本政府已决定，作为第三批日元贷款，日方将向中国一次性提供1991年度22个项目的1296亿日元贷款。

1992年4月6日至10日，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广泛与日方各阶层接触，强调中日友好，以及天皇访华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消除了日方的疑虑。

10月22日至27日，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在杨尚昆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明仁天皇发表了讲话。在谈到历史问题时，他说：“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们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

明仁天皇此次有关历史问题的表态，比此前日本领导人有明显进步，虽无“谢罪”之词，但有较强的反省之意。

日本天皇访华，这在中日两千年交往史上还是第一次，使中日邦交关系由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日本天皇在这一时刻访华，对打破西方对华制裁起了积极作用，其意义显然超出了中日双边关系的范围。

随着中日关系的修复与突破，西方制裁中国的另一组成部分——欧洲共同体，这时也开始松动立场了。

作为西欧一体化的组织机构，欧洲共同体不仅在欧洲经济一体化方面，而且在对外政策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形式是“三驾马车”，即欧洲共同体上任、现任和下任主席国，每半年轮换一次。

按照惯例，每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欧共体“三驾马车”的外长都要与中国外长举行会晤，交换对国际形势和欧共体与中国关系的看法。自1989年西方实行对华制裁后，欧共体国家外长当年中断了在联合国与我们的会晤。后来，欧洲发觉美国虽带头实行对中国的制裁，私底下却与中国接触不断，而日本在改善与中国关系方面捷足先登，相比之下，倒是欧洲落在了后面。由于担心今后失去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欧共体“三驾马车”决定急起直追，由三国外长出面，恢复与中国的接触。

1990年6月28日，意大利外交部通知中国驻意使馆：欧共体都柏林首脑会议决定，“三驾马车”外长希望在当年联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会晤。

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姿态，于是，在当年9月28日上午，与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即意大利外长德米凯利斯、爱尔兰外长柯林斯和卢森堡外长普斯，在纽约举行了会晤。

意大利当时是欧共体主席国，因此，会谈主要是在德米凯利斯外长与我之间进行。会谈的气氛比较融洽。德米凯利斯外长对我说，尽管过去的事件使双边关系出现了问题，但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同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看法趋于一致。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建立的。欧共体希望尽快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

他还表示，曾以为西方可以影响中国的制度，现在认识到，适合欧洲的制度不一定适合中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能够进行良好的合作。

德米凯利斯外长向我透露，作为欧共体理事会主席，他将在 10月份召开的欧共体理事会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议，“完全恢复”欧中关系。

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告诉他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并表示赞赏意大利外长关于每个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的观点，强调人权应从各国的法律来体现，并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

这次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与我在纽约的会晤，实际上意味着欧洲与中国高层官员接触禁令的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外交面临严峻考验的艰难时刻，许多西方国家仍然对中国保持了友善的态度，其中令我记忆深刻的是西班牙。在当时一片反华声浪中，西方国家中没有随波逐流的是西班牙。西班牙对中国的情况表示理解，并一直执行中西两国已签约的贷款协议和经济合作项目，积极恢复与中国的政治交往。

1990年10月1日，西班牙外交大臣奥多涅斯在纽约主动约见我。会见中，他对我说，西班牙一直支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与欧共体国家外长在联大会谈的良好气氛感到高兴。他还告诉我，现在欧共体内对华强硬国家的态度有所改变，下周欧共体外长将开会，会就尽快恢复对华关系做出决定。

在这次会见中，他与我达成了两国外长互访的共识。1990年11月，奥多涅斯访华，成为欧共体取消对华制裁后第一个访华的西方国家外长。3个月后，我回访了西班牙。

不幸的是，奥多涅斯先生后来患上了癌症。他曾在中国买过蜂王精，回去服用后，觉得很有疗效，体力增强。我听说后，曾专门托人给他带去蜂王精，希望中国的药品能帮助他提高抵抗力，最终战胜病魔。

在西方对中国制裁不断被打破的形势下，欧共体外长终于在1990年10月23日卢森堡会议后宣布，除政府首脑以上交往和军事往来、合作及军品贸易外，取消1989年6月以来实行的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其他限制性措施，立即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

欧共体会议能够做出这一决定，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不能不说是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是欧共体在改善关系方面采取的关键步骤，也是中国在打破西方制裁上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

患难真情

回首打破西方制裁的历程，不能不提及发展中国家的声援。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

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可能在经济上弥补西方大国对华制裁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但在政治上，他们却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些亚、非、拉各国的领导人或外长，对中国的热情友好一如既往，与他们的紧密接触，成为每年我在联合国会外活动的重要内容。这在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况下，尤为难能可贵。

联合国大会一般每年9月在纽约举行，会议日程总是安排得很紧。尽管如此，我总是挤出时间，在会下与尽可能多的亚、非、拉各国的领导人或外长会晤，每年会议期间，大约要见三四十位。其中，与东盟、海湾国家和里约集团国家外长的会晤，更是年年举行。

非洲国家外长在谈话中总是赞誉中国的外交政策，希望和中国加强团结，为发展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努力。我感谢他们对中国的赞扬，表示至关重要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加强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才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和更为关键的作用。

海湾国家对中国如何看待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事十分关切。我在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见时，着重阐明中国一向反对侵略，要求伊拉克撤军的原则立场。那时，海湾局势十分紧张，成为联合国内外谈论的焦点。我的阐述有助于海湾国家对中国立场的理解。会谈中，大家刚入座时，往往都很严肃，但谈了一会儿后，气氛就会活跃起来。

拉丁美洲国家外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很感兴趣，我曾专门就这一问题向他们做过简明扼要的介绍。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这时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继印尼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中国与新加坡和文莱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的建交公报就是由我和新、文两国外长于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签署的。

国与国之间，有时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患难之中才见真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经受住了暴风雨的考验。这些老朋友在关键时刻的支持，大大缓解了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壮大了中国打破西方制裁的声势，使中国像长城一样，能够屹立于东方而不倒。

雨过天未晴

作为大国，中国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有潜力巨大的广阔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迅猛浪潮中，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成为了新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西方大国主导的对华制裁行动，违背了历史潮流和国际关系准则，损人害己，维持了两年，最终彻底瓦解了。

西方的制裁行动虽告失败，但国际间的外交斗争仍未有穷期。

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关系的发展就从来没有平稳过，各种事端总是不断被制造出来，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人们可能还会记得所谓“银河”号事件。当时美国根据所谓情报，一口咬定：中国“银河”号货船载有化学武器原料，正驶往某个国家。中方做了负责的调查，发现这种指控并非事实，并将调查结论正式通知了美方。对此，中国领导人也明确表了态。美方则坚信自己掌握的所谓“情报”不会有错，死活不肯罢休。待到“银河”号靠港，把船上的所有集装箱都送到岸上，美方派出专家翻箱倒柜，结果什么也没查出，自找没趣，只好以闹了一场丑剧了事。

1997年和1998年，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互访，中美关系顺利发展。正在此时，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突然受到美国五枚导弹的袭击，造成三名中国记者身亡，20多人受伤。消息传来，举国愤怒，世界震惊！美国飞机从本土飞来，按照指挥中心所制定的目标、确定的路线，进行精确打击，五枚导弹相继击中，怎能说是“误炸”呢？

2001年，在美国共和党赢得大选执政之初，我曾奉命访问华盛顿，与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鲍威尔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赖斯安全事务助理等一一会见，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进行了商谈。当时，谈得不错，双方都期望中美关系有一个平稳的发展。不想，一个星期后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这次事件虽带有偶然性，但美国侦察机不断在我国南海地区贴近飞行，进行侦察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那么“偶然”了。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

初到苏联

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到苏联。那几乎是50年前的事情了。 1954年8月，我被派到苏联团校学习。那年我26岁，初为人父，女儿出生只有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选派一些团干部到苏共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我参加的是第四期，领队是当时在东北做青年工作的徐净武同志，副队长是北京大学的张学书。

我们19名学员，加上两名翻译，共21个人，是在1954年8月底离京飞往莫斯科的。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苏联飞机，从北京起飞，途中降落两次，并在伊尔库茨克过夜，第二天换乘大型飞机，中间又停了好几站，最终才到达目的地。到莫斯科的那天，印象中，那里好像刚刚下过雨，走出机场时，脚下还不时会踩到雨后一片片的积水。

苏联中央团校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小镇威什尼亚基，离莫斯科市区有市郊列车六站地的路程。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个不小的湖泊，附近还有一座彼得大帝时期一位大臣的庄园，那时已改做博物馆。

团校的课程有联共（布）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主课，还有俄语、青年团工作等几门副课，另外就是体育课了，冬季还要学习滑雪。团校授课采取课堂宣讲和课下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每天，教授在课堂上先讲授三到四个小时。那些苏联教授的理论功底都很深，讲起课来真是引经据典，照本宣科，马列主义的某个观点、某句话，在哪一本著作中的第几页上，都能一一说出，分毫不差。课下，我们则要用大量时间来阅读指定的理论书籍，也就是马列主义经典原著。此外，就是由教师围绕教学内容组织的课堂讨论，俄语叫“席明纳尔”。在这种讨论中，教师和学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可以互相提问，内容当然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很少有与实际相结合的讨论。

赴苏之前，所有学员只受过为时半个月的俄语训练。开始时，老师授课和师生之间交流都要通过翻译，从俄语翻译成中文，再将中文翻译成俄语。学习俄语，成了首要任务。

根据学员的水平，俄文课分成了四个小班开设，每个班约有四五个人。分班前有个水平测试，让从地图上指出某个城市，还问一些诸如“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之类的问题。我和几位曾在国内自学过俄语的同学分在一个班，被其他同学戏称为“高级班”。

开学后，大家每天清早一起床，就都忙着背俄语单词或朗诵课文。到了学习结束时，我和有的学员已经可以用俄语回答问题了。

除了课堂学习外，苏联团校还组织我们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工厂、集体农庄，以及参加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我们参观过托尔斯泰故居、高尔基纪念馆，观赏过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还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过经典的芭蕾舞《天鹅湖》，以及听一些著名的歌剧。

1955年寒假，我们去列宁格勒旅行。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在一片皑皑白雪中，我们参观了冬宫、斯莫尔尼宫和因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而闻名的“阿芙乐尔”号军舰。全班同学还在苏联和芬兰边界附近的拉兹里夫湖畔的一个小茅屋前合了影。当年，列宁就是住在那间小茅屋里，写下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暑假期间，我们又被安排去乌克兰旅行，并乘船游览了黑海和克里米亚。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处于最好的时期。苏联团校的教员、同学、翻译，乃至后勤工作人员，对中国学员都非常热情，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也照顾得很周到。我们的俄语老师听说中国人喜欢吃花生米，就在课堂上说，她一定会给大家找一些来。过了很久，大家差不多把这件事忘记了，那位老师却真的为大家带来了许多花生米。那是她从莫斯科市里千方百计找到的。当她把花生米一一分给她的中国学员时，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班上的翻译瓦里娅，还受校方委托，负责安排学员的各种活动，假期带领大家到外地参观访问。她不辞辛苦地帮助中国学员解决校园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那份耐心、热情和周到，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在我们中国学员的心目中，苏联是革命圣地、列宁的故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更是令人向往。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经济建设等很多方面，都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到了苏联，都很兴奋，生活又很愉快，一心要以苏联为榜样，好好学习。

但是，在苏联学习的时间长了，和老师、同学的交往多了，慢慢发现苏联也存在着一些难以理解、不如人意的社会现象。不少苏联人在谈吐中，不时会流露一些不满情绪。大家最初深感诧异，想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几十年的苏联，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也会不完美吗？

留苏工作

1955年夏天，苏联团校的学习还没结束，组织上就通知我，毕业后留在驻苏使馆工作。

我们刚到苏联时，我国驻苏大使是张闻天同志。1955年初，张闻天奉调回国，由刘晓同志出任大使。陈楚同志和张德群同志先后在使馆任公使衔参赞。

我先是被安排在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工作。

那时，我国一年中同时在苏联的留学人员约有4000多人，其中在莫斯科的就有2000多人，在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敖德萨等地也有不少人。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负责所有与留苏学生有关的事务，例如联系院校、确定专业、留学生的思想教育，乃至个人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要处理。留学生管理处的主任是教育部派来的参赞李滔同志。在留学生管理处工作时，我几乎到过所有有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院校，并有一年的时间住在列宁格勒，专职管理那里的1000多名留学生。

1960年，我调到使馆研究室，主持调研工作，直到1962年初奉调回国。

从1954年去苏联团校学习，到1962年回国，我在苏联学习、工作了八年。这期间，苏联内部和中苏关系都发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变化。特别是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做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苏联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应，西方舆论也广为传播。不久，中国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两党发生分歧。从1959年起，中苏开始了为期30年的“冷战”。我1962年初回国时，中苏两党正处于“十年论战”的高潮，而两国关系正在一步步滑向严重的对抗。

重返莫斯科

十年后，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干校劳动之时，又一次奉命赴苏，到驻苏使馆担任政务参赞。

当时，中国仍在经受“十年文革”的磨难，人们的思想在经历了社会动乱之后，正孕育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在赴莫斯科的火车上，我也在想，不知十年后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社会有什么变化。

从北京到莫斯科，火车要行驶整整一个星期，一路上，倒是可以好好观察一下。从车窗望出去，仍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原野，挺拔的白桦树，广袤的草原……风光依旧。只是沿途看不到什么大的建筑、新的工厂或新的城市。列车一站站停靠时，从行色匆匆的旅客们的衣着和行李上，以及车站小卖部抢购食品、到处有人拎着面包的情况来看，苏联没有什么变化，发展好像停滞了。当年赫鲁晓夫吹嘘的“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显然已成了泡影。

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乘客已经寥寥无几了，和十年前的境况真有天壤之别。我们几乎可以独享整节车厢，旅途烦闷时，只能和乘务员聊聊天。当时，中苏之间的交往已经很少了，但两国间的国际列车仍照旧运行。

中国驻苏使馆在列宁山上，占地12公顷，主楼是一座宏伟建筑。这时，使馆的工作人员已大大缩减。由于双方关系紧张，苏联方面设了好几个警察岗哨，对中国使馆进行严密“保护”，也就是严格监控。

从使馆的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的尖顶上闪亮着硕大的红星。1957年11月，毛主席正是在这所大学的大礼堂里向留苏的中国学生说，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留学生们高喊着 “为祖国建设奋斗50年”的口号来回应，场面激动人心。

时过境迁，当年热情澎湃的场景已经不再。驻苏使馆里相当冷清，与对方已经没有多少外交业务了，只能在使团中开展工作。对苏方，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议，或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20世纪70年代初期，驻苏大使是刘新权同志。使馆有三位政务参赞，除了我，还有马列和王荩卿同志。

由于莫斯科地处交通要道，过往的中国代表团仍然不少。使馆的一项工作就是向他们介绍苏联的情况，以及逗留期间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到苏联各地旅行，去了解情况。我先后访问了外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苏联方面对我们的出行格外注意，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被“盯梢”真是家常便饭。只是这种“盯梢”太容易发现了，有时把他们甩掉，有时也开开他们的玩笑。有一次，在旅途中，我干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说，你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盯梢”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夏，我调离苏联，去非洲赴任。

从1954年算起，断断续续，我在苏联度过了整整十年，经历了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逐渐恶化，而最后这两年，则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和困难的时期。

“8·19事件”前后

自1974年离开苏联后，我仍多次访问过苏联，并从1982年起，主持了为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而进行的中苏磋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不断加剧，苏联竟在一夜之间瓦解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期，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最先发出了独立的呼声，并提出控制本国财产的要求。接着，位于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宣布主权独立。就像是多米诺骨牌倒下去一样，到1990年年底，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都通过了关于主权独立的决定，其中四个明确表示退出苏联。

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的独立具有决定性影响。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了主权宣言，其中明确提出：俄是主权国家，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国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苏联法律同俄联邦主权相抵触时，俄将中断其在本土的效力。俄罗斯还宣布，俄有支配本国全部财富、解决本国社会全部问题以及退出苏联的权力。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俄罗斯的“独立日”，成为他们的国庆节。

苏联最初是在1922年底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组成的，1940年8月后形成了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跨11个时区的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其国民生产总值占苏联的一半以上。俄的日常事务实际上是由苏联政府中的各机构直接管理。现在，俄罗斯宣布独立了，苏联存在的基础一下子就没有了。

为了挽救苏联解体的危机，1990年，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了新的结盟原则。这是一个重新规范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新联盟条约。条约的草案在11月公布了，其主要内容是规定联盟中央掌握通过宪法以及国防、安全、外交的权力。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各国可自主确定国家体制。各国首脑参加联邦委员会，参与确定联盟的内政、外交等基本方针。

草案公布后，波罗的海三国明确表示不参加缔约。格鲁吉亚称“在获得真正主权之前不会缔结任何形式的条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则要求中央先承认它们的主权宣言，并明确同它们划分权限之后才能缔约。

第二年春天，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等九国领导人为克服危机，商定采取紧急措施，以稳定国内局势，并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这即是通常所说的 “9+1”协议或“新奥加廖沃进程”。用当年曾任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的话来说，当时，“新奥加廖沃进程”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希望。大家普遍认为，即使没有波罗的海国家，我们国家面临的急迫问题也可以在邦联而不是联盟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了。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戈尔巴乔夫在会谈时曾向江总书记强调，苏联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将取决于如何更新联盟的问题。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一个新的联盟条约。新联盟条约将确定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和活动范围。哪一个加盟共和国签字，加盟共和国就可以在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中享受各种优惠条件。如果不签字，就会被视为外国，从而不能享受统一的经济空间的各种优惠条件。他说，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来人了，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就像罗马选教皇一样，”他比喻说，“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教堂。只有在教堂顶端升起烟来，向外界宣告选举结果后，参选者才准离开。我们还要开联邦委员会会议，如果房顶不冒烟的话，谁也不准离开莫斯科。”

8月初，戈尔巴乔夫宣布，新联盟条约将于8月20日公开签署。然后，他就去克里米亚半岛休假了。

8月中旬，这个尚未签署的条约草案被刊登了出来。这个条约明确规定，苏联采取联邦制，国名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各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自然资源归各国所有，本国法律在国内至高无上。缔约国授予联盟的权限是：捍卫联盟及其主体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对外缔约、宣战，批准联盟预算和发行货币等。

就在预定签署这个条约的前一天，发生了“8·19事件”。

在8月19日前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至今仍有些扑朔迷离。

当时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曾回忆说，那年6月，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告诉过他，苏联有人正在策划一场“倒戈”的政变。他根据布什总统的指令，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对他说：“我完全掌握着局势。”

当时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有同样的记述。他还写道，在美国大使走后，他还与戈尔巴乔夫相互谈到了各自获得的类似信息。

当时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来成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克留奇科夫是这样解释的：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去休假，他让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和国防部长亚佐夫准备实行紧急状态。8月5日，他们三人在莫斯科聚会，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再过一段时间，苏联就不复存在了。克留奇科夫说，他们几个人决定站出来。8月18日，他们去找过戈尔巴乔夫，因为感觉他或许还能起一些作用，想把他请回莫斯科来，重新整顿秩序。在休假地，戈尔巴乔夫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他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

8月19日凌晨，塔斯社和苏联中央电视台先后播发了苏联副总统令，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苏联总统职务，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责。随即，又发表了由苏联代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联合签署的声明，宣布成立包括他们在内的由八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中称，立即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六个月。

这一举动，立即在苏联各地，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俄罗斯、乌克兰等则纷纷表示反对实行紧急状态。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宣布接管国家政权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有些惊慌失措。

20日下午，亚纳耶夫等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希望戈尔巴乔夫早点儿回来。21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与俄联邦总理西拉耶夫及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一起前往克里米亚去见戈尔巴乔夫。随后，戈尔巴乔夫通过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将恢复行使总统职责。第二天凌晨，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

至此，“8·19事件”以失败告终。

8月22日，我应约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见面时，苏联大使先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总统给中国领导人的口信，说他健康状况正常，苏联将在近日全面恢复宪法秩序。苏联实行民主变革和认真遵守国际条约、公约和其他义务的方针仍然不变。苏联内阁将致力于在全国恢复法制和经济。我对大使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始终认为苏联的内部事务应当由苏联人民自己来处理。我们相信，在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中苏睦邻友好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

苏联瓦解

日后的事态证明，事情并没有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愿发展，相反，苏联瓦解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总统下令解散苏联内阁。25日他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同时以总统名义，命令地方苏维埃冻结共产党的财产，停止所有政治党派在苏联军队、执法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活动。9月初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 表大会解散。

9月6日，由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组成苏联国务委员会，决定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

9月7日，我致电三国外长，通知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并由田曾佩副外长前往谈判建交事宜。9月中旬，中国同这三个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对苏联而言，更致命的打击发生在那年的12月。

12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来到白俄罗斯。下了飞机，他们就转往布列斯特城以北白俄罗斯和波兰交界处的别洛韦日森林，在那里，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科维奇进行了会晤。据说这个森林里曾有野牛出没，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时，在这里建了一栋 “狩猎小屋”，供他狩猎时休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三国领导人在这栋房子里进行了整整两天的会谈。

12月8日，三位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声明，宣布由于签署联盟条约的谈判“走入了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建立独立国家成为现实，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复存在”。

因此，三国决定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对其他共和国开放，其协调中心设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

这份“三国协议”很快就在三国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被批准通过。紧接着，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领导人经协商发表声明，表示五国愿意成为联合体的平等发起国。

12月17日，俄罗斯议会宣布享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财产所有权。18日，俄罗斯政府接管了克里姆林宫。

21日，11个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俄罗斯的《消息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用了“苏联历史在哈萨克斯坦结束”这样的标题。

这时，苏联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政府也没有国土的国家了，戈尔巴乔夫也成了没有什么可以统治的总统了。

1991年12月25日，也就是距苏联成立69周年还差五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苏联总统职务。在他不到半个小时的电视讲话结束后，大约在莫斯科时间晚上7时30分左右，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黯然降下，接着升起了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

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27日，俄罗斯联邦在联合国正式取代苏联的席位。

众说纷纭

苏联的解体，可以说是20世纪最令人惊叹、也最令人深思的事件之一。

苏联的解体，几乎像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情，但导致其瓦解的许多因素，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在上个世纪初，两个著名的法国作家当年对苏联的观察。

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都曾怀着对这个当时蒸蒸日上的国家的极大兴趣，来到莫斯科旅行。他们都将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所疑所思，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下来。

纪德把自己的日记命名为《从苏联归来》，并在1937年公开发表，坦率地把他对苏联的现实考察和长远思考说了出来。而以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闻名于世的罗曼·罗兰却宣布：“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本日记。”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不少猜测，从而使他的访苏日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当时的观察和思考。罗曼·罗兰一方面表示“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是“无比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他们正在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一方面又认为那里“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纪德则写道：“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每日工资为5卢布或更少；而对某些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则享受更多的优惠。”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出现了贵族。

无论是罗曼·罗兰还是纪德，在自己的日记里，都不断地将高大的纪念性建筑、宽敞的别墅和窄小、简陋、拥挤的普通老百姓住房作为对比。

纪德在日记中对当时的苏联市场有着深入的观察。他是这样描绘的：百货公司还不到营业时间，门前已开始有两三百人在排队。那天是卖床垫，或许只有四五百件，却来了800到1000多顾客。不到天黑，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需求量那么大，顾客那么多，就是在很久以后，一切东西仍会供不应求。

罗曼·罗兰则对苏联人的精神状况表示了担忧：“我确信，他们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资本主义的政府和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也不能低估其生存力。苏联劳动者坚信他们拥有并且亲自创造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其余的世界丧失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学校、卫生设施等）。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

对此，纪德显然也有同感。他写道：“苏联人对于国外的局势和状况处于惊人的无知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被弄得深信：外国的一切都远不及苏联好。”他说，有一个青年人曾这样对他说：“几年前，德国和美国还能在某些方面让我们获益。而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去向外国人学习了……”

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论述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的：经济学者已经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走外延发展道路，而现在外延增长的因素已经枯竭。因此，必须把转向集约化发展道路提上日程，必须从依靠行政命令转为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必须重视已经开始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等。当这些问题被提到苏共代表大会上时，只是议论了一番。实际上，一切依然如故，毫无结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用曾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说，对苏联社会的质疑开始出现了。当戈尔巴乔夫说“忠于社会主义价值”、“纯净的十月革命思想”等等时，“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我们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中”。

曾任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利加乔夫说，我们当时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苏联在科技方面与西方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停滞也感到担忧，这一切都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思想。他认为苏联进行改革的前几年，解决了一些住房之类的社会问题，随后便困难重重，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无组织现象。由于急于扭转经济上的不利局面，而又不懂经济规律，就匆忙决定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结果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消费品严重短缺，从而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利加乔夫在分析苏联瓦解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以下因素:首先是大批党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变了质；其次，是苏联为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而过度消耗了大量资金，把最优秀的干部、专家学者，最好的设备、材料和大量的工业企业，都投入到这一领域。

切尔尼亚耶夫进一步分析道，西方用超级武器进行的威胁，原来都是虚张声势的吓人手段，而莫斯科却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吓人手段的支配，并卷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为之牺牲了一切，最终，也包括牺牲了自己国家的未来。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认为，俄罗斯议会1990年6月发表主权宣言，是苏联瓦解的决定性事件，此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苏联走向崩溃。一旦俄罗斯明确宣布自己是小于苏联整体的主权国家，联盟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其他共和国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能也成为主权国家。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有两件事对苏联解体产生了巨大作用，一是1990年俄罗斯的主权宣言，因为当时全苏联境内除爱沙尼亚外，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搞独立，俄罗斯向谁要主权？答案只能是：向其他加盟共和国，向苏联；再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这两件事一发生，苏联解体的命运就定了，因为支撑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主要支柱已经坍塌，维护和保证国家统一的纪律和意识形态也不复存在了。

如今看来，可以这样说，就苏联而言，成也俄罗斯，败也俄罗斯。

承认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

1991年12月25日，我在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做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报告时谈道：苏联解体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和两极体制的最终结束。中国人民与原苏联各共和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往来。苏联解体后，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同时，将继续与这些共和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27日，我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原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驻俄罗斯大使，还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

王荩卿大使本来是作为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于1991年11月底到达莫斯科的。12月初，他按照惯例拜会苏联副外长罗高寿时，苏方告诉他，戈尔巴乔夫总统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间接受王大使的国书。

但是，局势瞬息万变，这份国书还没来得及递交，苏联便已不复存在了。

苏联解体后，其对外关系部（即原来的苏联外交部）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办了移交。部长离任，四名副部长被临时任命为俄联邦外交部的“执行特别任务大使”。12月24日，已成为这四位大使之一的罗高寿约见了王大使，对王大使没能及时递交国书表示歉意，并表示将尽快安排王大使向俄罗斯领导人递交国书。但这时，王大使赴任时带去的致苏联国家元首的国书已经不能用了，国内立即委托信使给他带去了新的国书。

等到王大使终于向叶利钦总统交上国书的时候，已经是1992年的2月初了。

1991年12月27日，我致电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外长，告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这11个国家独立，并准备同他们进行建交谈判。

当时，以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为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在对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家进行访问。中国的承认电发出之时，他们正好到莫斯科。李岚清部长在同俄罗斯副总理绍欣见面时，转达了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致叶利钦总统的口信。田曾佩副部长与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12月29日晚，双方签署了两国会谈纪要。纪要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础，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同意将继续履行中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并加强各领域各级别的交往。同时，两国将尽快批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这个纪要解决了中苏关系的继承问题，也是在新形势下开展中俄关系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

在中俄两国副外长会谈期间，李岚清团长继续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代表团本来按计划要到中亚地区继续访问，但12月30日独联体各国首脑要在明斯克开会，到访国的主要领导人和外长均不在其国内。代表团便决定于29日先回乌鲁木齐，然后从1992年1月2日起，开始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代表团每到一地，即与对方进行建交谈判，签署建交公报。因当场来不及打印，许多建交公报的正本都是手工誊抄，这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大概是从未有过的。

就在同时，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王荩卿大使返回了乌克兰，同对方商谈建交问题，双方在1月4日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

在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同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等五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中亚地区这些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并都表示，非常愿意发展同中国在各领域的关系。有的国家领导人提出，应尽快实现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有的询问，中国何时能派来大使；有的国家外长还说，已经初步为中国使馆物色了馆址。

1月中旬，王荩卿大使又作为中国代表，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代表在莫斯科进行建交谈判，后来又分别去了这些国家，与对方签署了建交公报。中国与白俄罗斯的建交公报，是1992年1月20日在北京签署的。这样，中国就完成了与所有的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

中俄新关系

苏联的瓦解，及其所造成的国际局势突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加上当时西方大国自1989年以来对我国施加的政治经济压力依然存在，这一切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严峻和复杂了。

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他要求大家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他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中，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了。

这时，应与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建立何种关系，成为中国外交亟待解决的问题。

还在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明显转变之前，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根据这一论断，中国外交制定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开展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交往的方针，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92年初，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给我的信中表达了俄方愿按当年中苏之间的规模和级别，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愿望。

1月底，联合国在美国纽约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安理会首脑会议。李鹏总理出席了这次会议。俄罗斯方面由叶利钦总统前往参加。这也是俄罗斯取代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后，俄领导人首次参加联合国活动。李鹏总理和叶利钦总统在联合国总部见了面，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

叶利钦总统首先表示，俄将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同时希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俄将尽快批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李鹏总理说，中国在处理与外国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中俄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两国间的4000多公里边界应成为和平与友谊的边界。中俄之间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叶利钦还特别指出，俄很重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与相邻的中国省份发展经济合作关系。

这是中俄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双方都对这次会面感到满意，认为这是个好的开端。

此后，中国和俄罗斯在各个方面的来往开始增多，两国关系的新局面逐渐展开。

这一年的2月份，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俄罗斯议会先后批准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

3月，科济列夫外长访华。行前，他来信告诉我，他的随行人员中有五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边疆区和州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实业界人士，显示了俄方对其远东地区与相邻的中国省份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视。

在与科济列夫外长会谈时，我说，去年底中国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时双方签署的会谈纪要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年1月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国的成功会见，更使双方在发展两国睦邻合作关系方面有了许多共识。我们认为，两国领导人通过各种渠道加强接触十分有益，并愿将这种接触继续下去。

科济列夫表示，俄中关系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有基础的，因为过去俄联邦就坚决支持苏中关系正常化。俄的对外政策是实现对外关系的平衡，既要同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也要进一步发展同邻国，特别是同中国的睦邻关系。在对华关系上，俄尊重过去，注重未来。俄非常希望同中国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

我对他说，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前景很好，最近中国决定在中俄边境地区开放绥芬河、黑河、满洲里和珲春四个城市，为的就是开展两国之间的交流。

科济列夫在肯定中俄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的会晤对两国关系发展的作用时，提出希望两国领导人的这种接触继续下去。他说，叶利钦总统在纽约时就曾说过，应该去中国访问。

我当时表示，中国方面欢迎总统在双方方便的时间访华。

就这样，俄罗斯首任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为了准备此次元首访问，中俄之间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

1992年4月，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罗高寿到任。罗高寿大使和他的父亲都是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两次来中国工作，周总理授予过他中苏友谊奖章。80年代，他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时，我曾同他进行过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磋商，还同以他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进行过两轮边界谈判，算是熟人了。

在我同他会面时，我先回顾了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领导人往来的情况，认为叶利钦总统访华将是中俄领导人高级接触的继续，是合乎逻辑的。我表示，中方愿在新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发展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两国边界谈判和边境地区裁军谈判应继续进行下去。两国经贸关系已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边贸十分活跃。对此，两国政府都应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共同协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罗高寿大使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8月下旬，俄方正式提出叶利钦总统访华的建议日期。

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我又与同来与会的科济列夫外长就访问的具体时间和将要签署的文件等交换了意见。

10月，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来华，就叶利钦访华的政治文件及两国联合声明与中方进行磋商。由于苏联解体，当时中苏西部边界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等四国的边界，库纳泽同时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联合代表团，同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会谈。

10月24日，中国与这四个国家签署了边界会谈纪要。纪要确认了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已达成并载入两个中苏联合公报的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确认中苏边界谈判中就边界线走向所达成的协议原则上仍然有效，并同意成立负责起草边界协定工作小组。对尚未协商一致的边界地段有关方面将继续进行讨论。

我在会见库纳泽时说：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继承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积极成果，而没有继承消极因素，使中俄关系在完全平等、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相信，两国关系将会比过去中苏关系更健康，更正常。我们的边界线上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是令人鼓舞的。中国在实施沿海沿江开放的同时，沿边也在开放。而陆地边界开放主要就是面向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这样，我们的边界不再是军事对峙的、封闭的边界，而是开放的、鼓励双方往来和开展友好合作的边界。因此，在边界谈判中，我们也应适应新情况，用新方法来解决争议。

中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谈判，逐步发展成为“上海五国”的机制。五国领导人每年进行会晤，讨论范围扩大到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地区安全形势和加强经贸往来。后来，乌兹别克斯坦也参加了。这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注）的前身。

出访俄罗斯

1992年11月，我访问了俄罗斯，同时也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是苏联解体、上述国家独立后，中国外长对这些国家的首次访问。

24日中午，我从阿拉木图飞抵莫斯科，两小时后，就同叶利钦总统在克里姆林宫见了面。

叶利钦1931年出生在斯维尔德洛夫州的一个农民家庭， 1955年，从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毕业后，从事过建筑工作，后来，担任过斯维尔德洛夫州和莫斯科市的负责人，1991年6 月，正式当选为俄罗斯首任总统。年轻时，他还当过排球队的队员，后来又喜欢打网球，是一个运动爱好者，看上去，身体强壮，精力旺盛。

宾主刚一落座，叶利钦总统就切入主题，说我们两国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阶段。他又说，对华关系，无论在亚洲还是在世界政治方面，都将在俄对外政策中占优先地位。他还赞扬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实际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就是双方的贸易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取得了大丰收，今年可达45亿美元。这时，在座的科济列夫外长插话说，今年很可能达到50亿美元。

叶利钦总统当场确认了访华日期，并说，他相信访华时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能找到共同语言，希望这次访问既务实又充实。他还对身旁的俄方官员说，希望在准备两国将要签署的文件时，要避免苏联时期的老做法，在各个文件之间抄来抄去，弄得所有文件的文字都一个样，从这个五年计划抄到下个五年计划。

他表示，自己从未到过中国，中国有值得俄罗斯学习的东西，可惜，他这次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更多的地方看一看。接着，他向我说起他12月份以后紧张的活动日程。

我对叶利钦总统说，我这次来访，就是为他访华做进一步的准备。动身之前，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国领导人特意要我转告总统，期待着同总统在北京见面。相信总统的访问将会取得积极的成果，开辟中俄关系的新阶段。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相信俄罗斯人民能够克服当前的困难，迎来繁荣和发展。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珍惜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希望两国之间的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继续巩固和发展。

接着，我谈到了中苏关系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既有深刻的教训，又有成功的经验。我们认为，要使两国关系健康、稳定、长期地发展，最重要的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的选择，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我还向他介绍了一个多月前闭幕的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并强调这也是发展中俄经济往来的有利因素。此外，我还提出两国之间要加强交通联系，使边界成为一条开放的、活跃的、促进两国交往与和平友好的边界。

会见中，叶利钦的兴致一直挺高。看得出，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如果叶利钦不是五分钟以后要去参加一个政府会议，他也许还会有更多感兴趣的问题要问。

第二天，我同科济列夫外长进行会谈，主要是相互交流各自对中俄高级会晤的准备情况，并草签了中俄相互关系基础联合声明。

在结束访问回国前，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回答了他们关于中国发展同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原则和中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等问题。我表示，我们一贯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异同，都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国家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从政治上讲，是和平共处、互相尊重、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从经济合作来讲，应该是平等的、互利的。如果有了这样的共识，中俄两国的关系一定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

我接着强调，世界本身就是多样化的，各国差异很大，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社会制度以及发展道路也都有很大差别。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大家要和平相处、共同发展，首先要承认并尊重这样的客观事实。

至于说到中国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我指出，从前中国和苏联有过结盟关系，也有过很长的对抗时期。今后，我们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原则是：既不结盟，也不对抗。这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重新回到结盟，不需要也不可能，对缓和国际局势不利；重新回到对抗，对缓和国际形势也不利。只有建立这种正常的国家关系，才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世界的稳定，对国际局势起到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叶利钦访华

1992年12月17日上午，叶利钦总统夫妇一行飞抵北京。随同访问的，有俄联邦内的萨赫共和国总统、巴什基尔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俄联邦外长、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政府副总理等近百人，若再把随行记者和其他有关人员计算在内，总共要有250多人。

杨尚昆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欢迎仪式，并同叶利钦进行了会晤。杨主席说，中俄进行高级会晤有重要意义，国际舆论对此也很重视。相信总统的这次访问定将推动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叶利钦对中方为他的访问所做的各种安排表示满意，说他作为建筑师，去参观故宫很有意义。他又说，毛泽东主席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代表团的成员也都想去当一回好汉。

叶利钦总统接着表示，是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促使俄罗斯领导人采取措施，扩大同中国发展各领域的友好关系。

杨主席说，我们没有理由把关系搞坏，只能把关系搞好，现在两国都面临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任务，更应该建立稳固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现在两国贸易额已超过中国与苏联的最高水平，这是个好的开端。两国各有所长，在经贸合作方面，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都有许多文章可做。除高级会晤外，两国在其他各个级别上，在公司和企业之间，都应更广泛地进行接触。

第二天，李鹏总理和叶利钦总统举行了会谈。李总理强调，两国人民有着传统友谊，今后两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应是“平等互利，睦邻友好”这八个字。叶利钦说，发展俄中关系是俄外交工作的优先方向，俄同西方的关系不能代替俄同东方的关系。俄尊重中国的内外政策。

中午，江泽民总书记在钓鱼台会见并宴请了叶利钦总统。

江总书记谈到，他本人从童年时代起就很熟悉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的名字，而在中国，许多人喜欢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俄作家的作品。两国间的关系有过美好的时光，也有过僵冷的岁月。这几年两国关系得到发展，相信总统这次来将会使两国关系发展得更健康，更顺利。

叶利钦说，两国的关系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这次是抱着真诚的愿望来中国访问的。这次访问，双方一共要签署20多个文件，这是创记录的，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了。他又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提高人民福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坦率地说，中国改革中的某些独到办法值得俄罗斯研究和借鉴。

江总书记向他介绍了中共十四大系统阐明了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并表示，我们将坚定地按此目标，把经济建设搞好，也希望在此过程中，同俄罗斯开展各方面的合作。

17日晚和18日下午，分别举行了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和24个政府间和部门间的合作协议及有关文件的两次签字仪式。杨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在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上签了字。我和科济列夫外长、绍欣副总理也分别在两国政府科技合作、文化合作、互免团体旅游签证、和平利用与研究宇宙空间等协定上签字。

两国元首在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中国和俄罗斯相互视为友好国家。这意味着中俄关系在全面继承中苏关系正常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

在叶利钦总统访华期间，中方参加接待的，除了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以外，还有来自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方的领导，他们还同随叶利钦来访的俄联邦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领导人进行了接触。

叶利钦一行本来按计划应于19日去深圳访问，但那天一大早，俄总统办公厅主任就向外交部戴秉国部长助理提出，由于俄国内有些重要事情须总统亲自处理，叶利钦总统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提前于今天上午回国。

后来，科济列夫外长等陪叶利钦夫妇先期回国，其他人继续去深圳参观。

关于叶利钦提前回国的原因，后来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政府组阁问题遇到了麻烦。他比喻为“分公文包”分出乱子来了，需要他赶回去整顿秩序。

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俄。江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在会谈后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的完全平等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即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国。”

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他这次访问的重要成果是，双方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本来，在叶利钦启程之前，双方已经基本商定了联合声明的文本。4月23日晚，俄驻华使馆主管官员向中方紧急通报，说叶利钦总统在专机起飞不久就认真阅读了双方商定的文本，认为这个文件还不能真正反映两国关系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他建议将两国关系表述为“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外交部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江主席。江主席同意了叶利钦总统的建议。

1999年12月，叶利钦总统第三次也是作为总统最后一次访华。回国后，正当人们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新千年之时，他突然于12月31日正午12时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宣布了一个令世界吃惊的决定：“我决定在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最后一天辞去总统职务。”在声明中，他表示，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健康原因，而是“出于对所有问题的综合考虑”。他还说，“俄罗斯应由有智慧、精力充沛的新政治家带入新世纪”。他立即签署了把总统职责交给政府总理普京的命令，旋即将核密码箱等移交给普京。普京代总统于当日签署命令，对卸任总统及家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2000年3月，普京正式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当年7月，他应江泽民主席邀请访华。两国元首签署了《北京宣言》，强调中俄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在这一年，两国元首还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等场合进行过三次会晤。

2001年7月，江泽民主席应普京总统的邀请，对俄罗斯进行了自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的第五次访问。我陪同江主席进行了这次重要的访问。7月16日，两国元首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接着又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这个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中俄关系的主要原则、精神和成果，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条约确认，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

中俄新关系，以此条约为基石，从此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八章　非洲情结

初访非洲

我与非洲结缘，始于1964年。那时，我在教育部工作，随杨秀峰部长访问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四国。我们是4月1日离京，到5月14日才回国，在非洲访问了一个半月。代表团成员有四人，除了杨秀峰部长和我，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教育部的司长胡沙。其中，杨秀峰部长最为年长，长我30岁；其次，是季羡林教授，长我17岁；那年我36岁，胡沙和我年纪相仿。一行人中，“老、中、青” 俱全。

算起来，此次非洲之行，已是将近40年前的事了。访问之后，季老曾发表过游记，我也即兴写过短文，介绍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黑非洲两种迥然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氛围，以及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如火一般的兄弟情谊。

有必要说明一下当年前去非洲的路程，以见当时行旅之艰辛。我们一行先从北京飞到昆明，过夜。第二天飞往仰光，再过夜。第三天乘飞机到达卡（当时东巴基斯坦的首府），为换机票，在机场等到深夜，才乘上飞往卡拉奇的飞机，到那里过夜。在卡拉奇休息一天后，再飞往开罗。前后整整花去将近一周的时间，才终于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非洲之行的第一站是埃及。我们在那里感受到了非洲文明的久远。当时，在金字塔有一种“声与光”的表演，茫茫夜色中，灯光和声音不停地变幻着，使人似乎感受到古埃及法老魂灵之间的对话。据说，这个节目几经修改，一直演到今天。

访问埃及之后，我们先是西行，访问了北非，然后南下，进入了非洲大陆的腹地。

上世纪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马里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而中国是他们最坚定的支持者。

我们这次访问，正好是在周恩来总理访非之后不久进行的，警察见到我们的车队挂着中国国旗，都立正敬礼。沿途群众也纷纷招手致意，儿童高呼“周恩来！周恩来！”。各国都给予我们高规格的接待，这种高规格的接待，一定包括当地的土风舞蹈和非洲“塔姆塔姆”鼓的击鼓表演。黑人兄弟用形体和打击乐表现出的热情，使我们久久沉浸在浓浓的友情之中。

当时，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三国均独立不久，特别重视本国的教育事业，急于清除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希望培养自己的人才和干部。马里总统凯塔对我们说，马里要在10年到20年内解决所有学龄儿童入学问题。几内亚独立后，立即收回了教育主权，将私立学校国有化，几内亚总统杜尔亲自抓教育改革。马里、几内亚的教育经费占到国家财政预算的20%，其中学在校生一律供给膳宿，有的还提供服装。而阿尔及利亚的教育经费更是高达财政预算的30%，大学生全部享受为数相当高的助学金，在有的女子中学，学生有单间宿舍，伙食标准很高。

在访问马里时有个插曲。杨秀峰部长突然接到国内指示，让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往桑给巴尔去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那时，东非的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决定合并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杨秀峰部长此行需要翻译，但桑给巴尔一带是讲英语的，而团内是法语翻译。大家一再商量，看到我最年轻，还懂英语，便派我陪同杨老一同前往，既作秘书，也当译员，连同警卫任务也一起兼了。

当时，非洲各国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一般都要先飞到欧洲宗主国后才能转机。为了去桑给巴尔，杨老和我就是先飞到法国巴黎。那时中法刚刚建交，尚未建使馆，只有一些先遣人员在那里。我们到了那里，要自己烧晚饭。从巴黎，我们再飞意大利罗马。那时，中意还没有建交，只好请阿尔巴尼亚驻意使馆提供帮助。由罗马，我们又转道肯尼亚，然后才到了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在那里参加完庆祝活动，我们又经苏丹、尼日利亚、加纳，飞回几内亚，继续我们的非洲之行。当时，杨秀峰同志已是66岁的老人，一路奔波，相当辛苦，好在一切顺利，我也总算圆满完成了此项特别任务。

非洲是我除苏联以外最早访问的地区。1964年的这次非洲之行，使我对这片土地的神奇和文化的多彩，有了亲身的感受和感性的认识。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十年后，自己会被派到非洲去当大使。

出使非洲

1974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兼任驻几内亚比绍大使。

我是那年8月重返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从机场到使馆的路上，我坐在汽车里，透过车窗，默默望着窗外街景，不禁回忆起十年前访问这里的情景。大西洋畔的科纳克里风光依旧，只是街旁的建筑比十年前陈旧了许多。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当年人们随着民族独立运动所迸发的激情似乎也消散了。

出任大使，第一件事就是递交国书。几内亚外交部很快就做了安排。8月20日，我向杜尔总统递交了国书，并向他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问候和敬意。杜尔总统赞扬中几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说对于中国在各方面给予几内亚的援助，几内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递交国书的仪式十分隆重，几方的总理和十多位部长一起出席，显示了对中国的格外重视。

出任驻几内亚大使的同时，我还兼任中国驻几内亚比绍的首任大使。当时，几内亚比绍刚刚打完游击战，才宣布独立不久，政权正在建设中。

那年9月下旬，几内亚比绍政府决定在临时首都博埃——原游击队根据地——举行独立一周年的庆祝活动，邀请我出席庆典，并向国家元首卡布拉尔递交国书。

那次，一同前往参加几比庆典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使节和宾客，共约20人。杜尔总统派出了飞机和车队。我们一行人先是乘飞机到了与几内亚比绍接壤的博凯省首府，然后改乘汽车进入几内亚比绍，前往博埃。

当汽车驶入几内亚比绍的国境后，满眼是非洲热带稀树草原的景色，野草遍地，人烟不见，甚是荒凉。草原上连路也没有，全凭当地人的经验，沿着丘陵谷地中以前留下的辙印前进。据说，我们走的就是当年游击队沟通前后方的小道。

经过一番颠簸，终于抵达博埃。我们下榻的“宾馆”是一间用竹子和树叶搭成的具有非洲特色的圆顶茅屋。茅屋内，放着两张简陋的竹架床，墙壁既透风又透亮。每天早上，都有当地妇女头顶一桶冷水，放在门口，供来客使用。茅屋后面，挖了一个土坑，上面留了一个小口，看了就知道是厕所。

尽管几比外交部竭尽全力，来宾的膳食需求仍然无法很好地满足，好在我们早就准备了罐头和饼干。

9月25日，在邻近的一间大一点的圆型茅屋里，我向卡布拉尔主席正式递交了国书。路易斯·卡布拉尔，我们又称他为“小卡”，是前任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总书记阿米卡尔·卡布拉尔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们兄弟俩都到过中国，对中国怀有友好之情。可惜的是，他的兄长在1973年被人暗杀了。20世纪60年代，我们支持几佛独立党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为其培训了20多名干部，这些人后来在党政军部门都担任了要职。

在交谈中，卡布拉尔主席一再对中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的第一批干部就是在中国培养的。在我们进行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吸取了中国的经验，使我们战胜了敌人。在战争结束后，我们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恢复我国的经济，也需要吸取中国的经验。”

在我递交国书后不到一个月，几比政府迁都比绍市，即是葡萄牙殖民时期的首府。12月16日，我再赴比绍市，就建馆及提供水稻种植技术援助等问题同几比方进行磋商。几比领导人佩雷拉总书记、卡布拉尔主席和门德斯总理在会见我时，都对中国在几比设馆表示了热烈欢迎，允诺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在最短时间内选择馆址，完成建馆工作。

比绍市是一座相当欧化的消费型小城。市内的建筑都是葡萄牙风格，房子不大，给人以小巧玲珑的感觉。城市也不大，驱车观赏街景半小时足矣。不过，各国大商行都在此设有代理行，葡萄牙、西欧和日本商品充斥市场。比绍市的经济发展落后，文化设施简陋，全市只有一家葡资啤酒饮料厂、一所中学、一家电影院、两座医院、几家兼卖少量书刊的文具店。当时，葡萄牙大资本家相继离去，资金大量外流。中小企业主勉强维持局面，但生意冷清，前景黯淡。我当时的印象是，振兴经济将是几比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日后，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分别成为两个独立国家，几比居民主要是非洲人，而佛得角大部分是葡萄牙人的后裔或葡非混血的居民。

最后，几比外交部为我们在比绍市的多明戈大街找到了一处二层小楼，我们就将它作为了中国大使馆。多明戈·拉莫斯是几佛独立党的杰出战士，曾任几比东部地区加布军区司令，在战场上牺牲了。这条大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杜尔总统的两次会见

那时，作为驻几内亚大使，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自建交以来，我国一直在援助几内亚的经济建设，一共有几十个援助工程项目，包括人民宫、电台、电影院、烈士陵园、茶厂、糖厂、卷烟厂、农具厂、榨油厂、水电站等，还派出了医疗队。这些项目都是当地发展民族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所急需的。不论是已建好交付使用或是正在建设中的项目，大使馆都要跟踪关注。

当时，中几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套用杜尔总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两国的天空始终晴朗无云。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一点问题也没有，非洲的事务自有其复杂的一面。

1975年11月16日，杜尔总统突然召见我，谈了安哥拉问题。会见时，主要是杜尔总统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时在座的还有贝阿沃吉总理及九名主要部长。从这阵势中，可见杜尔对这次会见的重视。

大家握手落座后，杜尔开口说，今天召见大使，是因为几内亚民主党和几内亚政府有重要的话，请大使转达给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几之间向来是相互信任和一致的。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两国人民属于同一思想范畴、同一战略，双方行动与立场的一致，犹如一个人的左右手那样协调、统一。杜尔停顿了一下说，几内亚对国际问题，尤其是亚洲问题不甚了解，总是等北京表明立场后再表态，但对非洲问题，几内亚人民有着坦率、令人可信的先锋队的立场。说到这里，他将话锋转到了安哥拉问题。他神情严肃地说，目前安哥拉的局势非常严重，中方恐怕不了解内情。

那时，安哥拉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刚刚结束了500年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在长期的反殖斗争中，一共有三派力量，即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正义斗争，从不只支持任何一派，而是同时支持三派进行反殖斗争。

杜尔总统说，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是由几内亚民主党创建起来的，其主席罗伯托当年是拿着几内亚的护照去联合国大会发言的，并在几内亚的倡议下，才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的承认和财政援助。但是，罗伯托后来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几内亚对他进行了揭露，并建议把“安解阵”开除出非洲统一组织领导机构。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其主席萨文比公开承认得到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也完全是帝国主义支持者。现在，当非洲听到中国站在了帝国主义支持者一边时，对几内亚人民来说是一种耻辱。

接着，杜尔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安哥拉的实际情况是，自1961年2月4日起，只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在国内与人民一起进行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安解阵”一直留在扎伊尔，只是发表一些声明，并没有开展实际斗争，而扎伊尔的领导人蒙博托是叛徒，卢蒙巴就是被他杀害的。几内亚赞成中国在扎伊尔出现，并认为中国出现在一切反动的非洲国家都是好事，但是，中国不应该去帮助蒙博托的反革命力量。

杜尔最后说，几内亚请中国党、中国政府认真考虑非洲当前革命和反革命倾向的实际情况，不要损害非洲的反帝事业。

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中苏对抗在非洲的反映。我对杜尔总统说，昨天，中国外交部就安哥拉问题刚刚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对安哥拉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独立、结束500年殖民统治感到高兴，并表示祝贺。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正义斗争，曾分别给安哥拉三派组织以各方面的援助。今年1月后，为避免安哥拉出现内战，我们不再向安哥拉三派组织提供新的军援。目前，安哥拉出现的令人痛心的局势，完全是由于超级大国争夺所造成的。我说，尽管非洲局势复杂，但我们深信，在排除一切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安哥拉人民一定能够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12月2日，我按照外交部发来的说帖，向几方系统介绍我国在安哥拉问题上的立场。外长西索科一听就知道问题的重要，立即找来了记录员，一字不漏地记下了谈话。除了“30分钟后即向总统报告”这句话外，他没有做任何表态。

之后，安哥拉问题便被搁置起来了，双方再未讨论。直到1976年10月28日我离任前向杜尔总统辞行拜会时，他才又谈及此事，不过，有点像是在自我辩解。

杜尔总统对我说，几方对中国是充分信任的，即使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这一信念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正在为本国及全世界的无产者而奋斗，因此，在几内亚人民的心目中，中国的地位总是崇高的。几方决心保持、发展和加强中几关系。杜尔说，几内亚曾为中苏纠纷而忧心忡忡，有人曾怀疑几内亚纯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激进侧翼，而中国方面也可能认为几内亚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了反华立场。几内亚一度处境困难，受到的威胁不仅来自帝国主义列强，还包括某些社会主义强国。他接着说，关于非洲问题，中几两国应有亲密无间的合作，期望能在任何考验中始终团结在一起。如有不同意见，那只是两国之间的事，不能让双方共同的敌人知晓。

我感谢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也理解他对中苏分歧的担心。我告诉他，中国同几内亚的友好合作是不会改变的。双方对苏联的看法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中方不会要求几内亚在对苏关系上采取与我们相同的政策。

杜尔总统是从事工会运动出身的，以雄辩而闻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对民众有很大的煽动性，其演讲集当年就已出到60多卷了。在几内亚脱离法国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他几乎是一呼百应，最终取得了成功。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杜尔始终对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满腔热忱，只是他不善于管理经济事务，在他的领导下，几内亚始终没有摆脱经济困难。1984年3月，杜尔总统因突发急性心肌梗塞而去世，时年62岁。

走遍非洲

同是发展中国家，又都有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历史，中国和非洲各国，彼此容易理解对方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相互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始终支持非洲人民不屈不挠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并积极援助非洲各国发展民族经济的事业。因此，非洲人民及其领导人一直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朋友。同时，非洲国家也给了中国很多宝贵的支持和帮助。最令中国人民难忘的是，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决议时，76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其中26个是非洲国家，占了三分之一。在联合国人权会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际人权斗争中，中国之所以能连续十次挫败反华提案，应该说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给予我国的坚决支持分不开。在涉及台湾问题的外交斗争中也是如此。尽管台湾当局利用非洲国家的经济困难，大搞“金钱外交”，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站在我们一边，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搞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在很多问题上，不断给我们制造了种种障碍。这时，又是非洲朋友挺身相助，在艰难的时刻伸出友谊之手。

1989年7月中旬，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开创外交新局面，我们召开了第七次驻外使节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报告，强调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放，并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当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想办法走出去，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锁，让世界各国看到，中国的大政方针没有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没有变。

那一段时候，国际上孤立中国的势头很猖獗，制裁中国成为一种时髦，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一如既往，仍是非常友好。

于是，我决定出访非洲。先是去南部非洲，访问莱索托、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安哥拉、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六国。同年9月，又访问了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

在一路访问中，我着重向往访国的领导人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告诉他们，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别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更不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我们。非洲朋友都十分赞同我的观点，因为许多非洲国家在建设自己国家时，也常常会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说，他当时曾为中国的局势感到忧虑。安哥拉外长洛伊说，如果中国党、政府不能控制局势，后果不堪设想，对第三世界也将产生不利影响。更多的国家领导人向我表示，在即将召开的各国议会联盟会议上，如果讨论中国问题，他们的代表团将反对通过干涉中国的议案。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外国元首、第一位政府首脑、第一位外长都是来自非洲。他们表示，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就是要向全世界表明，非洲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即便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过去中国帮助了他们，因此，在中国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们会不遗余力地表达对中国的声援。

这一切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取消、推迟或中止高级互访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进入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形势也日益严峻起来。在政治上，西方国家利用东欧剧变加紧向非洲国家施加压力，并以“援助”相要挟，企图在非洲全盘推行其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从而激化了非洲国家的各种矛盾，使各国政局更加动荡。在经济上，世界经济衰退，原料和农产品价格下降，加上流向非洲的资金减少，使大部分非洲国家负债累累，经济更为困难。这时，部分以前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国家，因苏联收缩对非洲战略而产生失落感。部分亲西方的国家，也因美国对其推行“美式民主” 而对西方感到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将目光转向中国。他们看到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力图借助中国的力量，捍卫本国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这使得中国发展与非洲各国的关系有了新的意义和内涵。

江泽民总书记十分重视对非洲的工作，曾多次号召领导人多到非洲去，并以身作则，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亲自率团先后访问了北非、东非、西非、南部非洲等十多个国家。

1990年下半年，我再次出访非洲，访问了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三国。

1991年元旦过后，我又出访非洲。这一趟我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四国。

1992年1月，我又做了同样的安排，访问了马里、几内亚、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加纳、纳米比亚六国，并过境南非。

从此，几乎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年年初的首次出访，我都是去非洲访问。我算了一下，从我担任外长起，总共出访非洲12次，除了少数几个非建交国，我几乎走遍了非洲，其中有些国家不只去过一次，结识了非洲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部长。

在对非洲各国的访问中，我明显感到，非洲国家对西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附带政治条件非常不满。

1992年，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曾对我说，非洲两年来的“民主化”浪潮是一种狂热。贫穷和自由互不相容，饥饿的人是没有自由的。

喀麦隆比亚总统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他1987年访华的情景，说中国的建设成就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还告诉我，喀麦隆近年也开始了民主进程，一个1200万人口的国家出现了70多个政党，又加上外来干涉，影响了国内的稳定。他说，喀麦隆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但有人利用这类崇高理想干涉别国内政，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在非洲领导人中也属老资格了，执政已有36年。30多年来，政敌反对他，西方国家也不喜欢他。他多次遇险，却大难不死。20世纪90年代，他在非洲多党制的风潮中亦未落马。1995年我去多哥访问时，埃亚德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两万多人的游行，表示欢迎。谈到人权时，他气愤地说，西方国家在殖民化时期从不讲人权，在掠夺非洲资源的时候也不讲人权，现在他们大谈人权，真是不知羞耻。

非洲共有53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世界和平离不开非洲的稳定，世界经济的繁荣也不能以牺牲非洲经济发展为代价。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不断为非洲说话。中国完全尊重非洲国家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国内团结、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进行的努力，支持非洲国家要求减免债务，维护经济利益以及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等一系列合理主张。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中国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非洲人连任。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对非洲的支持。

与南非接触

南非是非洲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与中国建交最晚的非洲国家。

随着国际形势和南非国内情况的变化，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开始着手改善对华关系。1989年4月，南非政府“非正式”委托南非中华总公会主席梁兆礼先生，向中方传递愿意发展双边关系、最终实现建交的口信。5月，中方通过梁先生转达口信，对南非政府的态度表示了赞赏，并希望南非方面能顺应历史潮流，采取开明政策。至于开展双边交往，中方表示，愿在条件成熟时予以认真考虑。

到了1990年，南非政府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传递希望建立关系的信息，并感谢中国在发展两国关系和支持南非国内问题政治解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表示，可以在外交上进行默契配合。显然，南非迫切希望同中国建立正常的直接关系。当然，我们也愿意同南非建立正常关系。不过，这里有关键的两点：一是南非必须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二是南非必须同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

1991年，南非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种族隔离制度的三大支柱性法律《集团居民法》、《土地法》、《人口登记法》行将废除。这标志着这种违反人权、不得人心的种族隔离制度将很快成为历史。南非各主要政治力量均有寻求妥协的政治意愿。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这时，非洲国家对南非的态度出现了较大松动，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制裁也开始大幅放松。

我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的两大障碍之一即将消除，但另一障碍——台湾问题依然存在。

这一年10月，南非外长博塔秘密来华，随行的还有南非外交部副总司长伊文斯、南非驻香港总领事布富雅等。我在首都机场的一间休息室同他会面。会面后他就当即乘飞机离开。

博塔在1977年45岁时就出任外交部长，被认为是南非国民党内主张“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自由派的“精神领袖”。他曾发表言论说，如白人种族集团的权利和安全得到保障，新的宪法结构中，可以有黑人总统，因此曾受到过党内保守人士的训斥。

会见时，博塔首先向我解释说，南非白人的主体是荷兰人，他们很早就到非洲了，应该说也是非洲人。正如英国人到了北美，被称为美国人一样。18世纪末，英国人进入南非，战胜了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南非随即成了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地。因此，谈南非白人，不能笼而统之，英国人是侵略者，荷兰人是抵抗外来侵略的。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南非问题政治解决的进展情况以及南非政府的有关政策。

我表示，你介绍的南非历史，根本没有把黑人看成是当地居民的主体。南非白人政权奉行种族隔离制度本身是不人道的。中方希望南非政治解决进程能够继续下去。

谈到双边关系时，我对他说，南非是非洲重要国家，中国是亚洲重要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国关系应该向前发展。两国外交部官员已经有所接触，中方建议互设机构，建立直接联络渠道。中国新华社也准备向南非派常驻记者。总之，双方可先进行些接触，然后再探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博塔说，要相互交往，建立可靠的联络渠道十分重要。欢迎中方到南非设立常驻机构。过去受西方新闻媒体宣传的影响，南非多年来对中国有许多误解。现在，中国正在按自己的文化传统方式，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若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话，在下个世纪，必将成为最伟大的强国之一。

博塔注意到了我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提醒，他接下来谈了一大段话，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他说，南非与台湾的关系由来已久，是在当时南非十分孤立的背景下建立的，如今解决起来，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南非坚持一个中国、一个国家的观点，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希望中国能够克服分裂，实现统一。

博塔访问回国后，给我来了一封信，称此次访问颇不寻常，感谢我给了他及其国家特殊和重要的礼遇。他在信上说，会谈“是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历史性的首次接触”，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非凡的历史。相信中国将在非洲大陆及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良好的关系中获益甚多。我们极为重视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的关系，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适时得到发展。由于我们的这一会见，在目前情况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的渠道已经开通。”

南非新闻界披露了博塔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外交突破，为双方未来的官方接触铺开了道路，并猜测，双方可能会以科学、文化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形式，在对方领土互设“间接代表机构”。

就在这一年，经过多次秘密磋商，我们和南非就互设非官方机构问题达成了协议。

1992年2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比勒陀利亚设立了南非研究中心。同年3月，南非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也在北京正式挂牌。

过境约翰内斯堡

1992年1月，我准备出访西非五国，在外交部的出访请示报告上，我加上了南部非洲的纳米比亚。当时，纳米比亚刚刚独立一年多，是进一步加强往来的好时机。

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国家与前宗主国一般都有直达航线，而彼此之间的航线却很少。我访问西非的最后一站是加纳，从加纳到纳米比亚没有直飞的航线，必须经过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从那里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再转机去纳米比亚。这样的路线安排，就有了一个过境南非的机会，要在约翰内斯堡机场停留转机。

中方就此同南非方面联系，南非方面很快同意，并表示愿为我们一行提供一架专机，将我们送到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去参观访问，并在那里会见博塔外长，然后，再送我们直飞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因此次仅是过境，又是对博塔在北京机场见面的回访，并非正式访问，所以，我谢绝了南非方面的热情邀请，仅同意在约堡机场与博塔外长会面。

会见中，我们就南非形势、非洲形势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博塔介绍了南非国内形势的最新发展，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表示非常赞赏，相信南非与中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关系将会不断发展。他说，他不会放弃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努力，并感谢我去年对他的热情接待，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见面。

我说，自上次会晤以来，我们两国关系有了很大发展，尽管离达到关系正常化还有一段路要走，但目标明确，双方应保持接触，增加信任。我再次向他表明了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会见后，博塔外长在机场宴会厅设宴招待了我们，气氛颇为融洽。宴会结束后，博塔提议我们去看看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比勒陀利亚距约翰内斯堡机场只有40公里左右。因为还有时间，我们就接受了这一邀请，同意坐车去一览市容。车队行驶的途中，大家曾下车，伫立山巅，远眺这座著名都城。少顷，驱车入城，隔车窗望出去，只见道路畅通，高楼林立，犹如身临欧洲都市。不过，这是一座只供白人享用的美丽城市。由于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只能白天进城工作，晚上却不能待在城里，必须回到城外的黑人社区。

这次我与博塔在约翰内斯堡的会晤，是我国调整对南非政策方面迈出的较大一步。会晤虽以过境方式举行，但也给了台湾当局重重一击。为此，台湾驻南非“使馆”异常紧张，深恐动摇其在非洲的这一重要据点，立即向南非外交部提出了“强烈抗议”。

此次，我除了会晤博塔外，还会见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西苏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副主席姆塞尼克等，向他们通报情况，争取南非各解放组织对我们调整南非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在见西苏鲁时，我请他转告曼德拉主席，中国政府和杨尚昆主席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我也邀请西苏鲁在适当的时候访华。西苏鲁说，曼德拉主席非常渴望去中国访问，一旦时机成熟，即可成行。

曼德拉访华

曼德拉是在世界享有盛誉的非洲政治领袖人物。他为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领导南非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1964年6月，他被南非白人政权投入牢狱，从此在狱中度过了近27年的铁窗生活。他始终没有屈服，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在南非成千上万黑人群众和国际社会的声援下，南非政府才于1990年2月11日释放了曼德拉。他出狱时，已经73岁了。

曼德拉获释后，中方以不同方式向他表示了祝贺。3月28日，我在七届三次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对南非当局释放曼德拉感到高兴。

曼德拉获得自由后，即对非洲国家展开一系列访问。在他访问赞比亚和乌干达时，中国驻两国的大使或临时代办都拜访了他，代表我们党邀请他10月访问中国。曼德拉说，他对中国心仪已久，很想去看看那块伟大的土地和人民。只是10月份访问远东，日程安排太紧，难以实现。中国是个大国，安排访问时不能太匆忙，来年5月份比较从容，届时，可以好好看看中国。

曼德拉本人虽多次表示愿意尽早访华，却迟迟没有成行，不免令人感到奇怪。后来，他身边的人向我们透露，曼德拉希望我国以政府名义正式邀请他。这次，我特意请西苏鲁向他转达了我国政府和杨尚昆主席对他的正式邀请。

半年之后，1992年10月4日至10日，曼德拉访华之旅终于成行。杨尚昆主席举行欢迎仪式，会见并宴请了他，江泽民总书记也会见并宴请了他，李鹏总理同他进行了会谈。中国政府还向“非国大”捐款捐物1000万美元，北京大学授予曼德拉名誉博士学位。接待规格之高，如同接待国家元首。曼德拉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对自己所受到的真诚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深为感动。

三年来，我们通过多渠道的广泛交流，无论是南非政府，还是“非国大”领导人，对我国政治解决南非问题的立场，以及对台湾问题的实质，都有了更为清楚的了解，这为两国正式建交做了良好的铺垫。

台湾当局对我们在南非的外交攻势感到非常紧张，密切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想方设法地加以阻挠和破坏。他们施展各种手段，加紧拉拢南非政府和行将上台执政的“非国大”。曼德拉访问中国时，就坦言相告，他已收到台湾的邀请。他解释说，他和“非国大”都感谢中国的长期支持，珍视同中国的友谊，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设法把台湾驻南非的官方机构赶出去。他承诺，关于对访台邀请的处理，“非国大”一定会事先同中方进行磋商，不会背着中国朋友另搞一套。

南非大选前后

1993年至1994年间，南非国内局势正处于重大转折时期。南非多党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各派商定，在1994年4月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民主选举。

曼德拉访华后，台湾立即允诺向“非国大”提供2500万美元的援助。当时“非国大”为了赢得大选，正急需竞选资金。“非国大”又是一个人员广泛的民族运动组织，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派别，其内部有一股亲台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非国大”决定曼德拉接受访台邀请，寻求资金援助。

为了不使曼德拉的台湾之行影响到“非国大”与中国的关系，“非国大”派其国际部主任、现在的南非总统姆贝基到中国来做解释。我会见了姆贝基。

姆贝基说，台湾已答应向“非国大”提供大额援助，邀请曼德拉赴台接受援助。“非国大”认为这笔援助很重要，决定由曼德拉于1993年7月赴台接受。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非国大”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非国大”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背叛老朋友。“非国大”将努力改变中国与南非无外交关系的状况，相信这种改变已为时不远。

我回答他说，希望“非国大”警惕台湾的这种活动，你们接受援款可以理解，千万不要接受台湾附加的任何政治条件。我们相信“非国大”会妥善处理同台湾的关系。

这一阶段，南非政府的对华态度也有了一些新的动向。从双方接触的情况来看，南非政府更重视同我们发展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对发展两国政治关系不太积极，因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南非不会舍弃台湾。而“非国大”的根本思想是，不抛弃台湾，同时，又不忽视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试图转向“双重承认”。

对此，我们十分警惕，也是有所准备的。

1993年10月，南非总统顾问维尔容来访，我同他见了面。维尔容说，就南非而言，两国建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非民主改革成功与否，以及谁将担任国家首脑。如果曼德拉获胜，将有利于南非与中国建交；如果德克勒克当选，则倾向于与台湾保持“大使级关系”，而不急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德克勒克更愿意增加向中国的出口，着眼于经贸利益，希望在经济上获得更多实惠。如果中国能够比较成功地支持南非经济的发展，则会对建交有利。但无论如何，南非与台湾的关系是要保持的，南非不愿意失去在台湾的利益。

他的这一番言论，更证实了我们的一个判断：南非白人政府是不可能放弃台湾而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

斗转星移，转眼到了1994年。根据南非公布的日程，大选将于这一年4月27日至29日举行。这次选举，对我国和南非都是至关重要的，有可能成为中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的契机。

年初，我对外交部的同志说，对南非大选后两国建交之事要早做准备，制定具体方案和对策，争取顺利实现建交。

为此，田曾佩副外长在南非大选前，以中国驻南非研究中心客人身份访问了南非，与南非各方面高层人士广泛接触，争取南非在大选后与我们顺利建交，其中重点是做“非国大”的工作，推动其尽早与我们开始建交谈判，以争取在南非大选前就两国建交事宜和大选后邀请我们而非台湾官方代表出席总统就职仪式达成内部谅解。

2月20日，田曾佩副外长会见了曼德拉和姆贝基等人，并向曼德拉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的信函。江主席在信中预祝曼德拉和“非国大”在此次大选中获胜，并期待着一个统一的、民主的、种族平等的新南非的诞生。江主席表示，随着新南非的诞生，中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问题提上了日程。中方非常高兴地注意到阁下一再重申，“非国大”将按照联合国的立场处理对华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在谈话中，田曾佩副外长强调，新南非与中国建交，大选后不邀请台湾方面代表出席庆典，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中方希望在大选前即与“非国大”就两国建交问题达成谅解，新政府成立后，双方即签署文件，宣布建交。

曼德拉表示，多年来，中国始终给予“非国大”援助，对此非常感激。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南非建交这件事是早应该做的。两国建交，对两国都十分有利，将认真研究中方提出的看法，也要考虑南非现政权同台湾已经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以使这个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田曾佩副外长还向姆贝基提交了我方准备的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供“非国大”研究，以便双方在南非大选前达成原则协议，同时再次阐明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

姆贝基表示，“非国大”一再重申其一个中国的立场，并认为同中国发展关系十分重要，双方建交不存在问题。但是，由于目前忙于竞选，又要处理许多复杂的政治斗争问题，还要制定大选后的各种计划和人事安排，恐怕无暇开展建交谈判。此外，未来的南非政府，将是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南非现政府的一些人也要参加，他们的对华立场与“非国大”很不一致，“非国大”需要时间来做他们的工作。至于邀请我方代表参加新总统就职庆典问题，姆贝基未做明确承诺，仅表示，中方关于应由中国而不是台湾官方代表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的主张，是符合逻辑的。但是，“非国大”难以劝阻现政府不邀请台湾官方代表团出席庆典。

从“非国大”领导人的表态来看，新南非政府成立后，两国建交的进程还会有一些障碍要克服。

为了体现我国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扩大我国在南非的影响，我们决定参加联合国南非观察团行动，派出了45人前往南非，观察全民选举。

3月30日，南非庆典筹备委员会发出邀请信，请江泽民主席出席5月10日举行的新总统就职庆典，但同时也向台湾当局发出了邀请。李登辉视其为救命稻草，赶紧宣布将亲自率团出席。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派政府代表团出席，而只派了一个民间性质的代表团出席仪式。

与恩佐外长会谈

“非国大”执政后，南非新政府并未马上做出与台湾“断交”、与我们建交的抉择，而仍是幻想着“双重承认”的可能。新南非领导人甚至做出了“不会因与中国建交而与台湾断交”的表态。

这给台湾当局造成了可乘之机。台湾当局力图以南非作为台湾推行的“双重承认”、“两个中国”政策的突破口。台湾“外长”钱复在台湾立法院声称，台湾准备接受南非对海峡两岸的“双重承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发表谈话，对此进行批驳，指出钱复的讲话是台湾当局不顾民族大义、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分裂祖国的又一图谋。中国政府赞赏南非总统曼德拉和“非国大”坚持一个中国、承诺将按照联合国惯例解决对华关系问题的立场，相信中国与新南非的关系，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这不仅有力地揭露了台湾当局的险恶用心，同时也向南非新政府及国际社会表明，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反对搞“双重承认”的坚定立场。

同时，我们加大了与南非新政府沟通的力度。

6月23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肇星在纽约会见了南非新政府的外长恩佐，祝贺南非重返国际大家庭，表示我国愿与南非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恩佐回顾了自己1986年的中国之行，说他十分珍视与中国人民的友谊，南非重视与中国发展关系。但又说，南非与台湾之间毕竟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关系，双方签有许多协定，有不少合作项目，南非调整对台关系，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希望中方能够理解。

7月，我请新任驻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吉佩定向恩佐外长转交我的一封信。在信中，我对新南非的诞生表示祝贺，强调新南非的诞生为中国与南非实现关系正常化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国政府愿随时与南非政府就两国建交问题开始接触。我还邀请恩佐外长再次访华。9月7日，恩佐给我复信。他在信中说，南非同中国的关系正在跨越政治党派的界限，得到民族团结政府的关注，希望能在双方利益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很快解决这一问题。

9月28日，我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会见了恩佐外长。我对他说，中国一贯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现在新南非已经诞生，希望两国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恩佐表示，新南非恢复在联合国席位时，中国给予了支持，两国已有了很好的关系。南非了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愿意全面发展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过去的种族隔离政府与台湾有关系，这是现在民族团结政府所面临的问题。相信不用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需要有耐心。

我向他指出，中国对南非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要求，只是希望南非新政府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采取同样的做法，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下，中国不反对南非保持与台湾的经济关系。中国愿意参与南非的经济发展，也欢迎南非参与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南非的民族团结政府刚刚建立，新政府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我们对此理解，也有耐心，但是，我们希望南非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采取与绝大多数国家同样的立场。

好事多磨

在中国与南非发展关系的过程中，曼德拉显然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他在南非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很高的声望，在中南非建交问题上，他的态度至关重要，因此，他也成了我们工作的重点。

当时，曼德拉欲凭借其个人威望，在台湾问题上创下一个美、英、日等西方大国都办不到的“双重承认”的先例。他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南非尽管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但无意同台湾断交。

是年7月上旬，应我国外交学会邀请，南非议会外委会代表团访华。该团是由南非议会中各主要党派代表组成，有着广泛的代表性。行前，曼德拉曾专门指示，要求他们重点了解与中国建交的利弊。

我在北京会见了这个代表团。在会见时，我着重就中国与南非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向他们详尽地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鲜明观点。代表团成员通过此次访华，对中国不接受“双重承认”的立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代表团团长南非议会外委会主席沙特纳说，这次访华对南非调整对华政策将产生影响。

同年11月18日，曼德拉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与江泽民主席已经有过接触，与李鹏总理的关系也很好。现在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外交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与台湾有外交关系。我不断向国际社会解释我的这种态度：我们一直与台湾有外交关系，除非台湾做出一些什么事情，向我证明应该取消这种关系，否则我看不出有什么道义上的力量，能够取消这一外交关系，我准备保留它。尽管联合国对此有过决议，我也对决议表示尊重，但我们现在有着很特殊的情况，我必须根据南非人民的利益行事。我准备就此进行谈判。”

曼德拉公开表示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态度，构成两国建交的障碍。这个障碍不克服，中国和南非建交的事情将会一拖再拖。

江泽民主席11月30日给曼德拉去信说：我对阁下所谈尊重联合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愿与中国建交并准备进行建交谈判表示赞赏。我时常回忆起阁下1992年对中国的成功访问，对阁下关于新南非将按国际惯例解决对华关系的讲话记忆犹新。中国人民和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对阁下始终怀有友好感情。中国人民曾把南非人民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视为自己的斗争，并同南非人民分享过新南非诞生的喜悦。江主席在信中又说，我们都认识到，要实现两国建交，就必须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牵系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绝不会接受“双重承认”。中国与世界上15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成功地解决了台湾问题。相信阁下会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推动中、南非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愿对南非政府为发展两国关系采取的实质性步骤做出积极反应。

应该说，“非国大”领导层对我方立场的理解是明白无误的。南非制宪议会主席、“非国大”总书记拉马弗萨就曾说过，台湾试图用金钱拖住南非，手法极为卑劣。在这一问题上，南非不应继续采取骑墙态度。

12月初，“非国大”召开执委会，讨论对华关系问题，曼德拉出席了会议。“非国大”执委会建议政府派一高级代表团访华，同中国讨论两国关系问题，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另外也将派团赴台湾，将有关决定通知台湾。会议就一个中国的立场达成了共识。

曼德拉对“非国大”执委会的决定表示同意，但他又认为，“非国大”接受了台湾方面的财政援助，不应被人视为“忘恩负义”，不能只凭一纸声明，就终止同台湾的关系，把台湾甩掉，而应派人赴台，将“非国大”的立场向他们说清楚。

台湾影响

台湾与南非的关系久远。

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暴政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抵制。

1962年，恰恰在南非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刻，台湾乘隙而入，同南非建立了“领事关系”。1976年，又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以后十余年间，移居南非投资办厂的台商高达一万余人，合资公司、企业、银行等约有300多家，台商还购买了大片的土地进行经营。这是台当局维系与南非关系的重要经济基础。在国际社会制裁南非期间，台与南非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签署了数十项“政府间”协定，双边贸易额每年约15～19亿美元，南非顺差5亿美元，得到了不少实惠。台在南非纺织及鞋业、塑料制品、箱包、金属加工等工商和服务业投资15～16亿美元，雇用员工4万余人，其中黑人占85.8%。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非国内政治改革的发展，台湾极为担心将来黑人一旦掌权，台湾就会失去在新南非的阵地。因此，加大了对南非黑人解放组织示好的力度，频频招手，或派人出席这些解放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或邀请其领导人访台，送上援助。

曼德拉执政后，台承诺捐赠4000万美元给为安置前“非国大”武装人员而建立的职业培训中心，全力支持南非新政府的“重建和发展计划”，先后向其电力、电信、交通部门及小农计划提供了四笔优惠贷款。

台湾当局对南非欲与我们建交感到极为紧张，加紧在南非活动。1996年，李登辉向南非做出了每年援助5亿美元的姿态。这年的8月下旬至9月初，台湾当局还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率团，考察南非的经济、贸易情况，与南非签署了多项合作协定和备忘录。徐立德还随口允诺，台湾将提供50亿美元资金，帮助南非建一座石化工业园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立德随口的允诺，反倒引起南非企业界和政界人士的怀疑，50亿美元毕竟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啊。

正面突破

从20世纪50年代起，南非的黑人、有色人和亚洲人掀起了大规模反对种族隔离的群众运动。我国一贯坚定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把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视为非洲大陆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事业的组成部分，同“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等南非民族解放组织，建立和保持了友好关系。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自然不可能和南非建立外交关系。

南非新政府成立后，曼德拉执政，中国和南非的关系理应有一个突破。

1996年3月下旬，恩佐外长应邀正式访华，这是曼德拉执政以来首次派内阁部长来华与我们讨论双边关系问题。

恩佐向江泽民主席转交了曼德拉的信。曼德拉在信中说： “民主南非从前政权继承了一种状况，即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仅有非官方关系。我们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同意您的观点，两国建交需要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台湾的地位本质上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如果你们要求的话，我们愿意以任何方式，帮助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之间的问题。”

江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恩佐说，曼德拉总统阁下知道，从毛泽东主席开始，中国就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殖民主义，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曼德拉坐过近27年牢，我钦佩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对他也很尊敬。我们理解曼德拉执政后，继承了前政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也理解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情谊。在此，我不想使用外交辞令，只想直接、坦诚地告诉曼德拉总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不可能接受“双重承认”，也不希望在受人尊敬的曼德拉手中开创一个先例。

我同恩佐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坦诚相告，南非新政府继承了前政权遗留下来的困难局面。为了实施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失业难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台湾承诺为其“重建与发展计划”搞一些项目，如建立职业培训中心，更新武器装备，等等。台湾的援助估计达三亿美元。这是南非现在所急需的。接着，他话锋一转，又说，南非同中国没有建交是极不正常的，希望中方提出明智的建议，使南非能够走出在解决两国关系中进退维谷的困境，并说，代表团访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听取中国方面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建议。

我回顾了中国和南非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及两国近年来关系发展情况。我说，两国互设研究中心，是我与南非前政权的博塔外长所确定的。那时的南非在发展两国关系方面还做了点事，以“非国大”为主体的南非民族团结政府应比前政权做得更多一些。中方深信，中国和南非作为在各自地区有影响的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早日实现建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针对南非担心与中国建交后经济受损的心理，我明确告诉他，中方不反对南非与中国建交后同台湾保持经贸关系，相反，我们愿意看到台湾与南非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关系必须是民间性质的。我知道，南非与香港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香港是南非第二大亚洲投资者，南非至香港的航线是南非至远东最重要的航线之一，对南非有着重大意义。于是，我又向他指出，香港将于1997年7月回归中国，而香港和南非之间有着广泛的经济交往。我们希望两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以有助于维护南非同香港相互间的经济利益。

这次谈话，对恩佐有所触动。他表示，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将立即向曼德拉总统报告有关情况，以便早日做出决断。

曼德拉痛下决心

1996年4月底至5月初，联合国第九届贸易和发展大会在南非举行，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南非领导人再次接触的机会。中央决定由吴仪部长任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团长，让她再次与曼德拉总统、恩佐外长商谈。

在与曼德拉会见时，吴仪部长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给曼德拉的复信。在信中，江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关于两国建交问题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人民有能力自主实现祖国的统一。吴仪部长还从经贸角度说明了建交有益于两国的经济发展。吴部长说，近年来，双边经贸关系是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和政府经贸协定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若两国实现建交，则会为两国全面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巨大的保证。因此，希望能站在21世纪的高度，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尽快做出同我国建交的决策。

曼德拉总统表示，“非国大”绝大多数执委都支持现在就与中国建交。他们都清楚，如果南非不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中国是不会同南非建交的。但他又说，对这个问题应该慎重，希望能谨慎处理。南非将派代表团到北京和台北讨论此事。南非热切希望尽早同中国建交，但也要向台湾说明。

那年11月26日，曼德拉主动邀请我国驻南非研究中心主任顾欣尔共进午餐。落座后，曼德拉就说，他已做出了南非不晚于1997年底同台湾“断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决定，并说，当天上午已将这个决定通知了台湾驻南非“大使”陆以正。

第二天下午，曼德拉总统、恩佐外长和帕哈德副外长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并希望于1997年1月开始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

11月28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欢迎南非总统曼德拉有关中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的积极表示，指出中国与南非分别是亚洲和非洲的重要国家，两国根据国际惯例早日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将为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开辟广阔前景，也有利于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

台湾当局对南非新政府的决定虽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极大震惊。台湾“外长”章孝严急忙赶赴约翰内斯堡，试图挽回局面，要求南非方面重新考虑其决定，或将断交时间推迟三年，还表示，不然，台湾方面将做出强烈反应。

12月5日，曼德拉给江主席写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南非将于1997年12月31日结束对台湾的“外交承认”，现在正是南非遵循国际惯例，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平稳过渡的合适时机。他也谈到，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无疑将使南非付出重大代价，然而，南非相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迅速扩大，将会使可能出现的损失得到弥补。

从上述信中可以看出，南非做出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抓住时机，积极响应。

江主席给曼德拉总统复了一封长信，对他的决定表示赞赏，希望即将开始的建交谈判能取得积极成果。他在信中说，值此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政治家都在筹划各自国家的未来发展战略。他愿与曼德拉总统共同探讨如何将一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南非关系带入21世纪。最后，他邀请曼德拉总统在方便的时候，再次访华。

1997年1月下旬，外交部部长助理吉佩定赴南非进行“工作访问”，与帕哈德副外长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了首轮谈判，递交了中方准备的建交公报和备忘录。吉佩定分别会见了曼德拉总统和恩佐外长，向他们转交了江泽民主席和我的信。他还会见了南非议长、各党派的领导人，介绍中方的立场和原则。南非方面再次确认不晚于1998年1月1日与中国建交，基本上接受了中方在文件中所提出的立场。

这第一次的正式外交谈判，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在致恩佐的信中，积极评价了新南非诞生以来，在非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说，中国与南非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愿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与南非的磋商和合作。我告诉他，1997年将是中国、南非关系发展十分重要的关键一年。为了顺利完成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使命，我欢迎他在1997年适当的时候访华。

与南非举行的第二轮建交谈判，比预定时间稍晚了一些。6月8日，帕哈德副外长抵京，进行工作访问。这次工作访问一共进行了四天。最后，双方就建交公报和内部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并草签了文件。

南非在文件中确认，不晚于1997年12月31日与中国建交，同时，明确承诺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今后不再与台湾保持“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我方对南非在香港的利益也做了临时性的安排，即1997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南非驻香港总领馆暂时保留；南非—香港间现有民航安排及互免签证待遇暂时不变。中方还同意南非航空公司至日本航线班机飞越我国领空。南非方面对中方的有关安排感到非常满意。

同年9月，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了同时出席联大的恩佐外长。那时，两国建交的根本问题已经解决，会晤的气氛因此是轻松和愉快的。我们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具体安排、双边关系中的交流合作，甚至未来南非驻华使馆馆舍等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

恩佐说，南非与中国建交的决定不可逆转，现在需要采取具体步骤确保在年底前实现两国建交。双方已确定由外长正式签署文件。目前的问题，就是找到一个对双方合适的时间。如果我届时能前往南非，将会受到热烈欢迎。

实现建交

1997年12月28日，我应恩佐的邀请，正式开始访问南非。30日，我与恩佐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据此，从1998年1月1日起，中国和南非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当我抵达开普敦时，曼德拉总统特意中断在外地的休假，赶回开普敦的官邸，会见并宴请我。曼德拉说，我首次对南非的访问极为重要，南非希望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他回忆起20世纪50～60年代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 对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表示缅怀和敬仰。

在谈到建交一事时，他自我解嘲说，“非国大”在讨论同中国建交时，各位领导人都同意尽早实现，只是他本人，由于年长而比他们更加耐心一些。现在中国和南非已经实现建交，以前的事情也都过去了。

1998年元旦，是中国、南非建交之日，中国驻南非共和国大使馆在那天举行了开馆仪式。大使馆是一座二层办公楼，坐落在比勒陀利亚市东区东西走向的瑞而斯大街972号院内。出席开馆仪式的，有恩佐外长、南非各界知名人士、当地华人和华侨代表，以及中国使馆全体馆员等，一共300多人。许多人放弃了新年的第一个节日，来此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

上午9时，我宣布大使馆正式开馆，随后致贺词，并揭开了崭新的馆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使馆大院。人们相互祝贺，全场一片欢腾。

为建交倾注心血的恩佐也显得格外高兴，

第九章　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

酒会起风波

世界上的所有大国都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外交斗争的一个焦点。在各种反华势力的挑动下，少数国家往往会做出一些违背承诺的行动。1991～1992年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和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所引起的外交斗争，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酒会起风波

法国是和我国最早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在近 40年的交往中，中法关系一向发展比较顺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突然两次向台湾出售武器，一度使两国关系极度紧张，给中法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

1991年4月，法国外长迪马访问中国。作为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访华的法政府最高级官员，我们给了他很高的接待规格。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他，我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中法关系正在恢复。

想不到，在法国驻华大使马腾为迪马访华举行的酒会上，迪马外长把我单独请到一边，像是不经意似地提出了法国拟向台湾出售护卫舰的问题。

迪马的这一举动让我颇感意外。法国试图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1989年时就曾出现过，后来经过中方的工作，法国正式决定不向台湾出售此类军事装备，并由迪马外长本人于1990年1月6日向我国驻法大使周觉做出当面承诺：“法国国家最高领导决定，法将不再继续与台做军舰生意。”时间仅过去一年，中法关系正在恢复和改善之中，迪马外长为何要旧事重提呢？

作为外长，迪马显然清楚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也非常了解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此次访华前，法方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此事的信息，同我的正式会谈中也没有提及这件事。这当然是为了避免双方正面交锋。酒会上的氛围自然要轻松、随便一点，迪马是想先进行一些试探。

迪马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各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也在进行调整。法国认为与台湾做生意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国准备在环保、污水处理、高速火车、护卫舰等项目上与台湾合作。不过，法国不会向台出售对中国不利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如战斗机等——这显然是一种托词。

迪马接着解释说，法国打算向台出售护卫舰，有两个考虑：一是护卫舰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这笔生意对法国船厂来说，是一宗大买卖。二是美国已卖给台湾四艘护卫舰，法国作为主权国家，在这类问题上不应受到歧视。不能让美国独占便宜，单个发财。

为了售台武器，法国外长竟然摆出了反美姿态，却又把当年美国人“利益均沾”的说辞当做理由。

尽管酒会不是辩论的场所，我感到仍有必要表明中方在此事上的严正立场。我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对法国与台湾做生意赚钱不持异议，但向台湾卖武器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安全，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过去在台湾驻有军队，与台湾签有军事条约，中美建交时，双方达成了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协议，而美售台武器是一个遗留问题。从1979年至1982年，经过三年的谈判，中美双方已达成协议，对美售台武器做出了种种限定，其中一条就是逐年减少，最后终止。

迪马显然并不想接受我的解释，他带着怨气，强词夺理，说美国在同中国建交后，可以通过签订协议向台湾出售武器，而法国远远早于美国同中国建交，难道因为当时未签署售台武器协议，现在就不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了。

迪马的这番话使我感到，他在酒会上谈到向台出售护卫舰之事，不是随便一说，也不是一般性的试探，而是刻意安排的。酒会上的轻松气氛，并不能掩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事后了解的情况得知，迪马外长访华前，曾为此事与密特朗总统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法国政府的意图很明显。

于是，我指示驻法使馆和外交部，尽快向法国有关方面进行严正交涉。1991年5月7日，中国驻法大使蔡方柏紧急约见法国总统府秘书长比昂科、总理外事顾问里佩尔、外交部秘书长谢尔，就法国重新考虑向台湾出售军舰一事提出严正交涉。

5月9日，外交部西欧司司长杨桂荣紧急约见法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史鼐，17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姜恩柱紧急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分别就法拟售台军舰事提出强硬交涉，要求法方信守迪马外长1990年初对中方的承诺，不要做出售台军舰的错误决定。

面对中方的交涉，法方几位官员的反应大同小异。先是说，是从经济利益考虑，售台军舰对法国是多么的重要。然后说，从军事的角度讲，护卫舰只是防御性的，对中国大陆不构成威胁。再就是拿美国当做挡箭牌。说什么美国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为什么法国不能呢？最后辩解说，售台军舰还只是意向，不是最后的决定。

1991年6月1日，李鹏总理会见并宴请了法国通用电气阿尔斯通公司董事长德乔治及其一行。李总理着重谈了法售台武器问题，让德乔治董事长回国后向法国领导人传递信息：中国领导人重视中法关系，但坚决反对法国向台售武。

李鹏总理说，中国对西欧国家，包括法国，与台发展经贸关系不持异议，但要注意两点：一是这种经贸往来只能是非官方性质的，民间的；二是这种往来不能包括军火贸易，因为卖武器涉及防务问题。

据德乔治事后回忆说，在与李鹏总理的晚宴之后，他就立即打电话，向法国有关高级人士通报了信息。6月6日，在返回巴黎后，他又于当晚向法国政府做了详细报告。

然而，事态急转直下，迅速向着中方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

1991年6月6日迪马写信给我，就法准备向台出售军舰问题做了如下通报：法政府决定不反对法商和台商就法向台湾岛出售护卫舰事进行谈判，谈判范围限于舰体和不包括武器在内的舰上设备。法方做出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注意到了中方对其安全的合理的担忧。这是一次纯粹的商业行为，不牵涉与台湾当局的任何官方关系。法国政府强调，这一决定的执行，无论如何不会损害法国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一贯立场。

“‘拉斐特舰丑闻”

同一个总统，同一个外长，同样是在社会党政府执政的情况下，法国为什么会改变一年前刚刚做出的“不再继续与台湾做军舰生意”的承诺呢？

从迪马4月30日第一次向我提及此事，到6月6日向我通报法方的正式决定，这中间仅仅隔了36天，真是显得迫不急待了。

一个如此重大的决定，一个明知必然会引起中方强烈不满的决定，一个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严重倒退的决定，法国政府为什么会如此匆忙地做出呢？

坦率地说，我们当时并不清楚，只是感到中间蹊跷。事后发现，在法国售台武器背后，有着一个大丑闻，被称为“‘拉斐特舰丑闻”。笼罩在这一丑闻头上的疑云，至今没有完全消散。

1993年底，台湾苏澳外海的海面上漂着一具尸体。经查，死者是台“海军总部”失踪的上校尹清枫。尹清枫的死，使法国对台军售的重大舞弊案浮出了水面。

据报道，尹清枫曾于1993年9月赴法，检验“拉斐特”护卫舰，发现有34处缺陷，因而反对购买计划。不想，他于当年12月9日失踪。

尹清枫命案曝光后，台湾和法国方面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调查。迄今尚未彻底揭开这宗舞弊案错综复杂的内幕。但从已有的线索看，此案不仅涉及金额巨大，而且牵扯到法、台的高层“政治人物”。

据台湾媒体透露，1991年法国售台六艘护卫舰，原先议定的总价为110亿法郎，最终的成交价却高达160亿法郎（约合27亿美元）。这个价格是新加坡购买同样数量的“拉斐特”护卫舰的三倍多。

当年这起军售案的主要当事人、法国前外长迪马，在2001年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表示，“拉斐特”舰军售案的秘密佣金高达五亿美元，不少法国政界人士受惠。

迪马本人也因涉嫌这起贿案，于2001年1月被法国司法机关判刑两年半，缓期两年执行。

这一丑闻，扯出了一个自称为“共和国娼妇”的女人。她就是钟古夫人，据说是迪马当外长时的情妇。这个不寻常的女人，1991年时曾任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的特别公关顾问。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为了打通向台出售军舰的通道，知道迪马与钟古夫人之间“特殊关系”的“拉斐特”军舰制造商汤姆逊公司，以600万美元的酬金与埃尔夫公司签约，请钟古夫人游说法国政府的关键人物。

不知是美色还是金钱最终起了作用，外人不得而知。如今人们知道的是，当年道貌岸然的迪马外长，后来因“‘拉斐特丑闻”案而官司缠身，直到2003年1月，法国巴黎上诉法院才改判迪马无罪，但维持了对钟古夫人两年半刑期的判决。

在台湾方面，媒体透露出来的案情更是扑朔迷离，一团迷雾，而且还弥漫着血腥味。除了尹清枫外，至少还有七位知情人为此命丧黄泉，其中有情报官员、“政府官员”、银行业务主管等。

此案已成为岛内各党派相互攻讦的政治素材。台湾当年的 “总参谋长”郝柏村在其《参谋长日记》中透露，台湾的一些高层人物都是当年的知情人。

一直脱不了干系的李登辉则竭力想把事情搞得更加耸人听闻。2001年11月，他在接受调查组询问时声称，采购“拉斐特”军舰，是由前“总参谋长”郝柏村、前“海军司令”叶昌桐等人欺骗“统帅”擅自做出的决定。当年，他如不同意此宗买卖，台湾“绝对会发生兵变”。

李登辉本人在此宗舞弊案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相信时间终会拨开历史的迷雾。

中法磋商

考虑到法国外长迪马在6月6日就售台军舰一事给我信中的几点承诺，我们向法方提出，愿就此事进行磋商。

当然，我们很清楚，磋商已不可能改变法国政府的决定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磋商，进一步阐明立场，向法方晓以利害，防止其今后在这一条危险的路上愈走愈远。同时，还可以商谈出一些技术性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法方这一错误决定对两国关系所造成的损害。

6月7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姜恩柱紧急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表示对法方的决定感到震惊，要求法方立即改变售台军舰的决定，同时建议中法两国尽快就这一问题举行磋商。为保证磋商不受干扰地进行，中方要求法方在磋商期间不向外界透露售台军舰之事。

同日，蔡方柏大使亦向法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凯赛吉扬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法方先是以“决定已经做出，不必再谈”为由，拒绝就售台军舰事同中方磋商。法国担心，在双边磋商中面临中方的巨大压力，弄不好会把售台武器合同额高达20多亿美元的买卖给搅黄了，让“煮熟的鸭子”飞掉。后来，又怕真跟中国硬碰，会导致两国关系严重倒退，而这并不符合法国的利益。权衡得失利害后，决定采取敷衍应付的策略来对付中方。

6月11日，法国正式答复，同意与中方磋商。

1991年6月2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率中方代表团赴巴黎，与法方就法售台军舰问题进行磋商。

磋商中，我方还是极力说服法国，从中法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改变售台军舰的决定。法方的态度顽固僵硬。

在此情况下，这次磋商的主要着眼点就放在了如何控制和减少法方的错误决定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上。中方要求法国政府在公布批准法国企业向台湾出售护卫舰的消息时，发表一份公报，重申法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经过反复交锋，法方同意发表这份公报，并在其中声明：“法国政府决定批准法国工业家就出售不装备武器的护卫舰船体同台湾进行谈判。这是一项纯商业交易，不意味着与台湾当局发生任何官方关系。法国政府在做出这一决定时，考虑到了中国对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关切。法国重申1964年1月法中联合声明的表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法国将继续致力于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关系。”

除了发表上述公报外，迪马外长在7月4日会见田副外长时，再一次口头确认了处理法台关系的几项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法国不改变它的立场，即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和进行任何官方接触；法国在同该岛发展贸易时，无意影响台湾海峡的安全态势。”

通过艰苦磋商，我们与法国方面达成了“最低限度的谅解”，对法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有了某种程度的约束。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避免中法关系的全面倒退，而稳住中法关系，对推动我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改善有着重大意义，也是遏制台“务实外交”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通过磋商，中方表明了坚持反对售台武器的立场，并为必要时做出适度的反应留出了余地。

再售“幻影”

当时的法国政府，对中方的原则立场和忍耐限度显然有了错误的估计，不思罢手，反而得寸进尺。

1992年1月31日，法国外长迪马在联合国安理会与我会晤时，又提出了法国正在考虑向台湾出售性能先进的“幻影2000”战斗机。这距法国外长迪马1991年7月4日会见田曾佩副外长时所做的相关承诺以及法外交部1991年8月27日发表公报的时间，还不到半年。言犹在耳，墨迹未干，法国政府又背信弃义，想故伎重演。

“幻影2000”战斗机不是一般性的武器，而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其作战效能较高。法国在售台军舰时曾辩解说，护卫舰是防御性武器，法国不会出售进攻性的战斗机给台湾。现在，又想售台“幻影”战斗机，连先前的托词也不要了。

为了阻止法国向台湾出售“幻影”战斗机，中方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是向法方提出严正交涉，指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质，表示中方绝不会容忍。同时，还积极采取措施，回应法方提出的所谓“法对华贸易严重不平衡”的问题。中方派出经贸代表团访问法国，明确表示，如法方放弃售台“幻影”战斗机，中方将派采购团访法，签订一批合作项目，并可现汇购买20亿美元的法国产品。代表团还向法方提供了一个可能同法方合作的项目单子，共8大类，50个项目，总金额达154亿美元。

面对中方的交涉，法国政府无动于衷，无视中方为稳定和发展中法关系所做的各种努力，坚持向台出售战斗机的立场。

1992年11月18日，法新社援引台湾方面的消息称，法台已于当日签订了法国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2000”战斗机的合同，但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双方都没有正式公布此事。

到了12月22日，法方才向我国驻法大使做出正式答复：法国政府已决定批准法企业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2000—5”防御型飞机，同时表示，法方对飞机做了必要的技术限制，飞机是防御型的，不带空中加油装置，不配备空地导弹，不会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构成威胁。

法方还辩称，此项合同属一般性商业行为。法国反对在任何市场上的任何歧视。如果美国能向台湾卖武器，法国为何不能？法国对华贸易存在巨额逆差。法国航空工业处境困难，需要寻找出路。

当时的法国社会党政府正面临国内大选，乏善可陈，于是言而无信，孤注一掷，想捞取眼前实惠，以售台60架“幻影2000—5”战斗机的近40亿美元的合同，作为执政“业绩”。而当时法国决策层内还有不少人，甚至将中方在法售台军舰一事上顾全中法关系大局的做法视为软弱可欺，以为中国会咽下法国售台战斗机这杯苦酒。

法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方开始做出反应，其猛烈程度完全超出法方预料。

中国政府宣布：撤销部分拟议中与法方的大型合作项目，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二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项目；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级以上人员的往来；立即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这些外交行动，使法国社会党政府受到痛击，开始感到疼了。

改弦更张

1993年3月，法国社会党政府在大选中失败，法国传统右翼力量保卫共和联盟取而代之，组成了新政府。

新政府上台伊始，便谋求改善对华关系。

5月5日，法国新外长朱佩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法新一届政府首脑认为有必要立即开始对中法关系的状况进行思考，这样的思考是出于对一个理所当然地期望团结建国的中国的友好考虑，是基于我们充分认识到贵国在世界上正在发挥并应继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本着恢复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的两国关系的意愿”。

巴拉迪尔总理6月1日致信李鹏总理，希望派特使来商谈恢复两国关系之事。

当然，中法关系要恢复正常，需要法方拿出足够的政治诚意，解决中方关切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对待前政府售台武器的交易，以及法国新政府今后如何处理售台武器之事。解决好了这两个问题，中法关系的发展是具有广阔前景的。

围绕改善中法关系问题，法国总理巴拉迪尔于1993年7月和12月两次派特使弗里德曼来华磋商。

弗里德曼时任法国联合保险公司董事，不属政府官员。他是现任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同学和密友，又与当时新上任的总理巴拉迪尔私交甚笃。巴拉迪尔1986年任财经和私有化部长时，弗里德曼就担任巴拉迪尔的特派员。他为人低调，处事谨慎。

中法磋商是秘密进行的，经过长达半年的多轮磋商，两国终于就恢复两国关系达成协议。

12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与弗里德曼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中最核心的内容只有一句，即“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

至于如何处理法国前政府售台武器问题，公报里没有提及。在这一点上，双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法方说，法新政府不赞成前政府售台武器，但已签署的合同法国必须履行，法方承诺今后绝不会再向台湾出售战争武器。同时，在落实前政府的承诺过程中，将采取最为限制性的措施，诸如不向台湾出售15架用于训练“幻影2000”飞行员的飞机等等。对中方来讲，力争使法新政府废除前法国政府签署的售台武器合同，符合我方的一贯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着眼未来，堵住法国售台武器的门路，打消其他欧洲国家企图效仿法国向台售武的念头。

外长换文

1994年1月3日，法国外长朱佩致信给我，进一步明确表示：“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再批准向台湾出售战争武器。”随函还附上了法国政府将严格禁止法国企业向台湾出售的武器装备的清单。清单内容规定不向台出售的武器，包括装甲车、火炮、潜艇、舰只、战斗机、军用直升机、地空、空地导弹等，并做了详细的说明。

1月5日，我回信朱佩外长，对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的《联合公报》的内容予以确认。

1月12日，中法双方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法关系从此恢复正常：副部长级以上的人员开始重新往来；法国企业可与其他外国企业一样，在中国市场上参与竞争；一些因法售台战斗机而受到影响的大型合作项目也得以继续进行。对直接参与售台武器的四家法国公司，中方实行严格的制裁措施。

1994年1月22日至24日，我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起初，我并无访问法国的计划，只是准备在访问非洲回国的途中经停巴黎，在那里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法方得到消息后迅速反应，提出将视我在巴黎与法国领导人的会晤为对法的正式访问。

在巴黎期间，法国总统、总理、外长分别与我会见、会谈。

密特朗总统一向以人权卫士自居，相当傲慢，每次会见必谈人权问题，这次却表现得谦恭有礼，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会见中，又避而不谈他最喜好的话题，而是大谈他如何钦佩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速度和我国领导人治理12亿人口大国的能力。

在离开爱丽舍宫的时候，有记者高声提问，和密特朗总统就人权问题谈得如何？我回答说，我们这次没有谈这个问题。众记者都面露惊讶之色。

美国出尔反尔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

美国出尔反尔

1995年5月22日，美国突然宣布，克林顿总统决定允许李登辉于那年6月的第一周到美进行所谓“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

尽管此前两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和副国务卿塔诺夫已正式约告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这一宣布仍令人震惊。仅一个月之前，美国国务卿亲口对我做出过承诺，说美国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

那是这一年的4月中旬，我去纽约出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期间，应美方的要求，17日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华尔道夫饭店进行了会谈。

谈到李登辉图谋访美时，克里斯托弗曾明确承诺，美不会允许李访美，并说李访美不符合美台间的非官方关系的性质，美最多是考虑给李延长过境签证。

李登辉第一次过境美国是在夏威夷。当时，美方规定他只能在机场停留。李登辉对此很生气，穿着睡衣，不下飞机。

如今，一个超级大国的外长对外做了承诺，竟然出尔反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气愤。

6月7日，克里斯托弗致信给我，在信中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了要求允许李登辉访美的议案，在此情形下，“总统的考虑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防止通过可能会使美台关系看起来具有官方性质的有约束力的立法”。

这当然只是强辩之辞。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决议”只是意向性的，而给不给入境签证是行政当局的权力。克里斯托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了两种说法，只能解释为美方言而无信。

当年，李登辉正在为竞选台湾第一届所谓“直选总统”而造势，不惜重金聘请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为其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以期博得美国对其政治上的支持。

支持台湾当局，推行“以台制华”，本来就是美国历届政府的既定政策，只不过会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表现出形式和力度上的不同。

从国际大背景来看，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就有人认为，中美间的战略纽带因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而不复存在。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将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对手，因此主张尽早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著名的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有一位叫西格尔的研究员，即以炮制“中国威胁论”而闻名。他在1995年初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了“以台湾牵制中国”的主张，说什么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都不能有效地牵制中国，惟独台湾问题“最能刺痛中国的神经”。

在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推动下，美政府此时也想测试一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

当然，台湾的金钱攻势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据美国报刊透露，台每年都要在美国公关公司身上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1994年，台湾就曾与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费用高达450万美元的合同，专门为促成李登辉访美进行公关游说。同时，台湾不惜巨资，经常邀请美各级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议员助手赴台访问，又不断向美有影响的智囊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巨额资助，以影响美国的舆论和上层决策。1994年，台湾方面又以李登辉的名义，分两次向康奈尔大学捐款450万美元。

台湾大把花的，实际上都是“买路钱”，目的就是让李登辉访美能够成行。李登辉也以为钱既能通神，也能通鬼，从美国回来时，公然叫嚣着要花十亿美元进入联合国。

中国的反击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打破了将近17年不准台湾最高层领导访美的“禁令”，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又为台湾当局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打气撑腰，助长了台湾当局和国际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

面对美国方面的外交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以打消克林顿政府以为中方在美稍做姿态后就会吞下李登辉访美苦果的幻想，使美国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5月23日，我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一事，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

同日，外交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分别发表声明，谴责和抗议美国的这一错误行径。

5月26日，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6月对美国的访问；李贵鲜国务委员及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也分别中止了对美国的访问。

5月28日，中国政府决定暂停中美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核能合作的专家磋商。美国军控与裁军署署长和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原分别定于当年6月和7月来华的访问，也被要求推迟。一时间，两国间副部长级以上的高层访问和一些重要的双边磋商戛然停止。

6月16日，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奉命正式通知美国政府，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了恶劣后果，他奉召回国述职。对此，美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表示了遗憾，称美并未对中方的决定采取对等行动，美非常希望中方能尽快派回大使。

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国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并推迟第二轮“汪辜会谈”。

中方上述措施大大地震动了美国，促使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进入高潮。辩论的结果是，美两党主流派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中国的崛起和强大难以阻挡。“孤立”和“遏制”中国不是上策，而与中国保持“接触”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紧急修补

1995年6月7日，就在李登辉开始访美的当天，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李登辉访美将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行政部门的任何官员都不会与李登辉会见。李登辉不得从事任何有官方性质的活动。

我没有理会他这番表白。

6月7日至11日，李登辉赴美，往返途中经停洛杉矶、锡拉丘兹（位于纽约州西北部，距康奈尔大学一小时汽车路程）、安克雷奇三个城市。6月9日，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名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政治性演说，宣扬所谓“台湾经验”，叫嚷要“突破外交孤立”，强化台美关系，政治色彩浓厚。

从李登辉在美国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确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将李的访问维持在“非官方”的基调上，缩小其影响。李登辉经停之处，除了当地官员和个别几名议员出面欢迎外，美联邦政府官员都未与他接触，州长也没有会见。此外，没有允许李经停纽约；在机场和康奈尔大学不许挂伪“国旗”、不放伪“国歌”；取消了李原定在康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没有同意李的夫人访问白宫，等等。

美方在华盛顿也做了点姿态。就在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的当天，6月8日下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紧急约见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除对允许李登辉访美进行辩解外，也重申美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他还说，不管台湾方面如何宣传，李登辉的访问完全是非官方和私人的，其来访不代表美国政府承认台湾；美国将继续谋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维护现行的对华政策。

此次克林顿总统会见李大使，一反惯例，特意安排了记者到现场照相，以烘托气氛。

但是，美方的这些表态不足以消除李登辉访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没有就美国政府今后将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给中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李道豫大使当场向克林顿总统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解释。

斯里巴加湾的诱饵

1995年8月初，第二十八届东盟外长会和随后的东盟地区论坛在文莱的斯里巴加湾市举行。作为东盟的对话国，中、美两国都将先后与会。

赴会之前，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积极表示，希望能与我在那里会见，举行双边会晤，并说克林顿总统有一封重要的信，要转交给江泽民主席。

7月28日，在赴文莱之前，克里斯托弗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做了一个演讲，谈亚洲形势，其中讲到中国的篇幅最长，说中国如何重要，美国将继续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国不支持搞“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等。

当时，中美间的高层往来尚未恢复，但是，为了体现对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策略，我同意在国际会议的场合与克里斯托弗会面。

8月1日下午，在斯里巴加湾市的国际会议中心，我与克里斯托弗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

克里斯托弗首先转交了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主张，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是没有提及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的问题。

克里斯托弗在与我会谈中，除了重复辩解和做出一些原则表态外，提出了两点新的内容：一是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克林顿总统授权他告诉中方，愿意邀请江主席“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但未说明访问的具体时间和访问方式。

当时，美国1989年后对我国进行的所谓制裁仍在继续，国家元首的正式互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克里斯托弗显然是想以这两点为“诱饵”，使我同意他提出的恢复中美间的一系列对话、 磋商和高层往来的建议。

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方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这一重大问题，对此，克里斯托弗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因此，我对美方的建议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只是同意美方派塔诺夫副国务卿来北京与李肇星副外长进一步磋商。

根据两国外长文莱会晤达成的一致，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塔诺夫于8月24日至27日来华，与李肇星副外长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了磋商。

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诺夫向中方通报了关于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其内容为：首先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个案处理”。

塔诺夫的通报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是年10月，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之后，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正式会晤。

当时，美国本有意邀请江主席到华盛顿进行访问，但又表示难以按“正式国事访问”来安排，提出要以“正式工作访问”来进行。

所谓工作访问和国事访问的区别，主要是前者没有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没有21响礼炮。通常情况下，安排工作访问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双方要讨论某个重要而紧急的议题，时间上来不及安排正式的国事访问，或访问的内容较为单一，时间较短，礼仪也就从简；一是双方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发展到鸣礼炮的热烈程度，所需维系的仅是两国间的工作关系。工作访问的形式，可以向外界显示两国关系的局限性。

从当时的情况看，江泽民国家主席如实现访美，将是1985年之后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对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是正式国事访问。

但是，美国坚持不安排正式国事访问，这不仅仅是一个礼遇问题，而是反映出美国政府在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

为了走出这一僵局，我方提议，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会晤。

纽约会晤

1995年10月24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会晤，就加强和发展中美关系达成战略共识。这次会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日后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会谈时，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赞成江泽民主席关于应从战略全局和新世纪的高度处理两国关系的观点；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孤立不是选择，遏制不是选择，对抗不是选择，惟一正确的选择，是保持建设性接触。

关于台湾问题，克林顿说，美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方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分歧的来源。

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对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问题做了特别阐述，再次承诺，对此类访问采取严格限制措施，“这种访问将是私人的、非官方的，而且是很少的，并将个案处理”。当然，他也留了一个小尾巴，说美方不能完全排除今后会有这种访问的可能性。

针对美方提出希望恢复中美有关导弹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军控和出口管制等问题的磋商，我也做了补充性发言，提出中美就不扩散问题的磋商，应当包括美售台武器问题，因为这是一种武器扩散，也是中方最关切的问题。

作为江主席的陪同人员，驻美大使李道豫前往纽约，参加了中美首脑会晤后留在美国，也就算是返任了。

此后，中美间的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我国国防部长、司法部长于1996年访美。至此，围绕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克林顿的“三不”承诺

经过这场斗争，克林顿政府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因此得以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内比较平稳地发展，并得到进一步提升。

1997年，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1998年，克林顿总统正式访华，并在上海公开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不”主张。

那是6月30日上午，克林顿总统夫妇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民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时，阐述了对台“三不”政策的内容，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

美国总统公开做出上述承诺，这是第一次。

第十章　港澳回归

香港回归中的中英较量

香港、澳门回归，是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代中国人曾为之英勇奋斗。回归历程漫长，作为这一代人，我能够亲眼见证回归，已深感幸运，又有机会亲身参与回归历程，更是感到无比荣幸。在我的外长任期内，正值两地回归过渡时期的后期，我参与了外交谈判，主持了两地成立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工作。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是一段十分难得而又颇为独特的经历。

香港回归中的中英较量

过渡时期

香港的回归问题，首先是一个外交问题。从外国占领者手中以和平手段收回祖国固有的领土，必须通过外交谈判。

自回归的原则达成协议到政权交接，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英方要保证做好香港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保持当地的稳定和繁荣；中方则要承诺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为收回后的特别行政区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具体政策，以落实“一国两制”，保持长期的稳定和繁荣。

在这漫长的过渡期内，双方为落实协议、履行彼此的承诺，要在众多领域进行外交谈判。当时，中方根据协议确定了总体谈判方针：对于对方在过渡期间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方给予合作但不干预；对跨越回归、涉及未来特别行政区权益的事务，中方有发言权甚至参与权。

邓小平在思考按“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时，曾敏锐地洞察到，这种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过渡时期是否能保持稳定。

当时，我们对香港的前景——领土的最终回归，是充满信心的，但对这么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能否保持平稳，还是有所担心的。我们希望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和曲折，以致危害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中英合作生变

在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外交磋商中，中英之间曾有过一个“蜜月期”，双方合作顺利。我于1988年直接参与香港问题的磋商时，“蜜月期”尚未结束。

当时，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过渡期的头几年。双方就一些具体事务的磋商和谈判比较顺利，取得一些进展。会谈的气氛不错，遇到意见不同，双方还是可以考虑对方的立场，交换看法，达成一些共识。

我的第一位英方谈判对手，是英国外相杰弗里·豪。当时，他任外相多年，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他对中国和香港问题都十分熟悉，一直与中方有着很好的合作。

1988～1989年间，我同杰弗里·豪会晤过三次。前两次分别是在1988年6月纽约的裁军特别联大和9月的联大会议期间，第三次是在东京参加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之时。记得当时主要的议题，就是中方正在起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港人的信心问题，双方交换意见比较充分，谈得不错。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后，中英关系风云突变，出现逆转。

随着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制裁，双边关系严重受挫。英国似乎对1984年12月正式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有些后悔了。

6月19日，杰弗里·豪给我来信，单方面提出推迟原定于7月举行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自联络小组1985年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单方面推迟会议的事情。

不久，杰弗里·豪又致信吴学谦副总理，在对中国国内形势做出评论的同时扯到香港问题，说香港的信心严重受挫。他公然提出中国军队在香港回归后究竟还要不要在香港存在的问题，并表示英方准备重新考虑1991年香港直接选举的安排，同时要求中方推迟基本法颁布的时间。

中国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一事，早已写入中英联合声明；而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安排，双方磋商中也已有共识。此时英方突然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想“翻案”。

两星期后，由我给杰弗里·豪回复一信，着重批驳了英方关于香港信心的说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举措，打击了港人的信心。关于香港政制问题，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单方面的改变。

不久，英国外相换人。我的第二位英方谈判对手是梅杰。梅杰平民出身，凭着自己奋斗，成为保守党里的后起之秀，这在十分重视传统的英国官场并不多见。梅杰任外相的时间很短，后来他接替了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

我同梅杰只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在1989年7月底，我们在巴黎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上相遇。梅杰举止比较谦和。我说他是一颗“上升的星”，前途无量；他赶紧说自己还是一名“新兵”。会晤中，他试图影响我们的基本法起草工作，如要求修改草案中有关驻军的条款。我说，基本法是中国自己的事，如英方有好的建议，中方可以考虑，但对中方施压以改变双方商定的条款，那是徒劳的。我强调说，驻军问题已写入联合声明，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重新提出来。在这次会晤中，梅杰同意双方恢复联络小组的工作。

第二次见梅杰，是在那年秋天的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他再次提出，英方打算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增加香港立法局议员直接选举的名额。我表示，政制改革必须与以后颁布的基本法相衔接。中方主张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须循序渐进。

此时，中英双方围绕着香港政制改革问题，悄然摆开了对立的阵势。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纷争就要展开。

英国密使访华

中英在香港政制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很快变成了外交谈判桌上的争端。

1989年底，随着我国局势稳定下来，经济持续发展，西方国家开始松动制裁中国的立场。美国先派了特使秘密访华，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英国不甘落于人后，也采取了主动。撒切尔首相决定派其外交顾问柯利达作为首相特使，于当年12月4日秘密访华，转交她给江泽民总书记的正式信函，并与中方探讨改善双边关系的可能。

这是中英双方一次重要的接触，为今后几年双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的交锋拉开了序幕。

柯利达曾任驻华大使，是一位“中国通”，还直接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他对中国事务很熟悉，同时也深知如何捍卫英国的根本利益。在香港问题上，他与保守党主流人士持有不同看法，卸去公职后，一直对英国政府的香港政策持批评态度，坚持主张维护与中国的合作，不与中方对抗。

但是，此次他作为密使来访，是为了忠实地履行撒切尔首相的方针。

撒切尔首相致江总书记的信相当长。她在信中表示，希望双方扭转两国关系恶化的趋势，恢复过去的良好沟通，并重申了英方的立场：信守联合声明，特别保证“无意让香港被用做进行颠覆的基地”，也不试图使香港问题“国际化”。

然后，撒切尔笔锋一转，提出英方面临着“大大增加”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选议员名额的巨大压力，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她要求中方起草基本法时，能与英方的安排保持协调。

柯利达抵京后，与周南副外长会谈了一整天，全面讨论了中英双边关系和香港问题。柯利达提出了增加两国贸易、恢复官方高层接触等改善双边关系的具体设想，也提出了英方准备大量增加1991年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席数目的要求，由10席增至20席。

第二天，江总书记会见柯利达，会谈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此时，柯利达亮出了英方的真意，说了这样一段话：中英关系应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如在某一方面发生了困难，从整体上就很难取得进展。双方如能就基本法和香港直选问题达成谅解，恢复两国良好关系的大门就是敞开的。

这显然是把香港选举问题当做恢复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

江总书记当即顶回了英方这种施压的手段。事后，英国驻华大使还特意向我方人员解释说，柯利达这番话，是根据伦敦上级指示而谈的。

大约半个月后，江总书记正式复信撒切尔首相，充分肯定来信对中方示好的积极方面，并就香港立法局直选比例问题表示，估计基本法最后方案与目前草案“不会相距过远”。如果英方在1991年选举中直选议席数目超出过多，将来恐难同基本法相衔接。

这个意思就是说，中方不会接受英方方案，但草案也还有修改的可能，双方可以进一步商量，大门并未完全关死。

柯利达来访的最后一天，我同他进行了会谈。这是他此行中的最后一次正式会晤。他对前两天会晤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深感失望，急于抓住最后机会取得一点儿成果。

柯利达对我表示，双方立场有很大距离，担心这可能影响两国关系。他问我，江总书记复信给撒切尔首相之前，我能否让他先给她捎个口信。我原则地表示，请他向首相转达：中英两国政府应当严格按联合声明的原则办事，已商定的事情，不要轻易改变，这样才有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

会晤开始时，柯利达向我转交了刚刚上任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给我的一封信。赫德此信正式、全面地提出了英方对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具体意见，是一份详细的清单。我同第三位英方谈判对手的交往，就这样通过信件交换而开始了。

在我的外长任期内，一共与五位英国外相打过交道。除了这里提到的三位，还有里夫金德和库克。 前四位都属保守党政府，只有最后一位罗宾·库克外相属于工党政府，与他首次见面时已是在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了。在五位外相中，打交道时间最长的，就要算是这位赫德外相了。从1989年底开始到1995年中，我们交往了近六年，而这一段时间，正是双方围绕香港政制问题争执最为激烈的时期。我们通过交换信件、正式互访以及在国际会议场合会晤，频繁接触，反复磋商，就是因为香港问题不仅复杂繁多，而且双方就一些问题争持不下，再加上有一个紧迫的时间表。这种情况，在我与其他国家的外长交往中是很少有过的。

赫德的第一封信也反映出，在1989年风波后的新形势下，英方在香港问题上改变了主意。基本法草案形成之前，中英双方曾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过详尽沟通，最后，英方对公布的草案稿已无意见。但在赫德的这封信里，重新对草案，特别是在香港政制发展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大大提高了要价，其中就包括要求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选比例。

对于这封信，我没有直接回复，只表示中方同意由双方法律专家进一步交换意见。

七份外交文件

1990年初，形势更为紧迫。香港基本法即将于2月定稿，英方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方案也到了最后拍板定案之时。但是，柯利达访华，以及双方其他渠道的磋商，都未能就直选比例问题达成一致，双方处于僵局。

英方有些着急了，希望能在基本法定案之前与中方就此事达成妥协。当时，赫德来不及等到与我会晤面谈此事，便开始连续通过信件与我交换意见。那一段时间，英国驻华大使与中方人员多次接触，转交各自外长的“信息”。这虽非亲笔签名的函件，却是书面文件，不是“口信”，我们便称之为“书面信息”。这种方式十分便捷，在中英多年磋商、谈判过程中经常采用。

从1990年1月18日赫德给我来信起，至2月12日赫德来信确认达成共识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交换了七份书面信息。当时，这属于内部磋商，对外严格保密。后来，随着政制问题争执的加剧，双方分别公布了这七份文件。

这一轮交涉的焦点，就是香港立法局的选举安排。

现在，当人们读到这批外交文件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中英双方会为了多几个还是少几个直选议席如此兴师动众呢？

其实，中英双方所争的，不仅仅是几个直选议席的多少，而是香港回归后的主导政治体制。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了解香港政制发展的背景和英国在香港过渡时期制定“政改”政策时的基本考虑。

在香港100多年的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一直采用由伦敦委派总督独揽大权的政治体制。总督下设行政和立法两个局，作为咨询机构。议员都是由港督委任。这是一种行政主导的体制。

上世纪80年代，中英就香港问题签署联合声明后，中方就开始着手制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设计一套能体现“一国两制”的全新政治体制。

这时，英方企图利用香港过渡期，加紧推行所谓的“代议政制改革”，想在基本法颁布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以影响基本法对未来政制的安排。

“代议政制改革”的目标，说穿了就是要把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通过提高立法机构的权力和地位来制约行政机构，并最终把回归中国后的香港演变成一个“独立实体”，与祖国隔离开来，以利长期维护英国在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联合声明签署以前，英方已开始了这方面的筹划。联合声明签署后，英方马上启动了政改部署。1985年，先是在香港立法机构通过功能组别（代表不同的行业或专业）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部分议员；然后又在1991年决定选举时再引入分地区直接选举部分议员的新制度；并计划于1995年完全取消委任制，使全部立法局议员都由功能组别、选举委员会的间接选举和地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产生。

在中方就基本法起草工作听取英方意见过程中，英方曾向中方极力推荐过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中方也认为，这种体制适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实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保持稳定繁荣。

同时，中方也赞同在香港逐步推行民主制，立法机构议员最终全部经普选产生。但中方认为，根据香港的实际，民主制的发展应该循序渐进。当时，英方对这一点也是同意的。

基本法的有关内容，就是按行政主导和循序渐进这两条原则拟定的。

1989年以后，英方改变了主意，要大大加快政制改革步伐。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争议最大的，就是要急速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员的比例。

直选议席数额的增长速度和比例，便成为当时中英磋商中的焦点问题。

在赫德于1月18日给我来信之前，英方已向中方提出要把 1991年直选名额由10席增至20席，1995年再增至24席。这与中方基本法草案设计中的1997年18席的主张差距甚大。如果接受英方的安排，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的政制衔接将会出现问题。

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中方做出了重大让步。1月15日，提出了1991年15席、1997年20席的建议。

英方对中方的“积极精神”表示赞赏，并表示将研究“1991年少于20席的可能”。

随后，出现了赫德和我之间的紧急书面谈判。概括起来，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英方对中方15日的方案做出回应，提出 1991年18席、1997年24席的方案。中方又提出1991年18席、 1997年20席的方案。英方拒不接受，威胁说，如中方不修改基本法草案的名额，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将辞职，还建议派高级官员来北京面谈。中方回应说，中方的重大让步未获英方积极响应，因此英方没有必要再派人来京磋商，如英方不接受中方建议，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只能按原定方案做出决定。英方又提出几个关于选举委员会的安排以及选举方法等问题，要求中方澄清。中方澄清时，采纳了英方的一些意见。最后，英方应中方要求，正式书面确认接受1991年18席、1997年20席的方案，并保证保持“九七”前后的“连续性”。

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在英方最后确认前几天，赫德还曾来过一信，说时间紧迫，可能赶不及在基本法草委大会之前做出最后答复，要求草委会在确定1997年直选席位时，先不要写入文本，只留一个空白，待以后填写。我们判断，双方有可能在会前达成协议。最后果然达成了协议。由于此信不涉及实质内容，故后来未随七份文件一同发表。

七份外交文件表明，在基本法定案时，双方就香港政制发展的进度正式达成了协议和谅解。此时，英方还不得不遵守同中方磋商一致和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

我同赫德外相尚未谋面，便通过交换信件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这也是我任外长期间与英方达成的惟一的书面协议。没有想到的是，它后来竟被英方所毁弃。中英双方以及大众传媒还就这七份外交文件的内容和形式到底算不算是双方的协议和谅解，有没有约束力，开展了一场辩论。其实，任何具有外交常识的人，更不用说熟悉中英谈判历史的人，对此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英外长互访

1990年4月，在中英就香港选举问题达成协议和谅解之后，香港特区基本法正式颁布。

至此，中英之间有关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争议，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香港立法局1991年选举前后，英方加紧了所谓“代议政制改革”的步伐，只是这个问题暂时不像前一阶段那样紧迫了。

这时，中英两国外长实现了自1989年以后首次互访，双边关系有所改善。

赫德外相于1991年春访华，我与他正式会晤。中方领导人会见了他，给予他相当高的礼遇。

赫德外相早年曾在英国驻华使馆工作过，十分熟悉中国事务。1974年，又曾随前首相希思访华，会见过毛泽东主席。

赫德这次来访中，双方商定今后要加强联系，两国外长每年要会晤两次，以及时磋商香港过渡期中陆续提上日程的议题。

1990～1991年，中英之间有关建设香港新机场的磋商正在紧张进行，其他问题一时显得不那么突出了。赫德来京，主要谈的也是新机场问题。香港新机场问题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本是两件不同的事，但同样具有跨越“九七”、影响特区政府权益的性质，需要双方磋商，取得一致意见。新机场问题的磋商前后延续了数年，是另外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这里就不做专门记述了。

约一年以后的1992年春天，我首次正式回访英国。那时，正值中英外交关系升格20周年前夕，两国领导人又刚刚签署了关于新机场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所以，访问的气氛较好。

不过就在那个时候，英方又酝酿在香港立法机构中推行一种所谓“常设委员会”的新制度，意在提高立法机构的权力，以制约行政机构。

针对这一动向，我在会谈中特意向赫德提出，基本法已为未来特别行政区设计了行政主导体制，这种体制也是多年来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如果现在改为立法主导，势必与基本法抵触。中方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当时，赫德还是表示，英方无意改行政主导为立法主导。

关于1995年下一届立法局的选举，我提醒英方，这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的办法应该与基本法相衔接，否则不能直接过渡。赫德说，英方将于1993年就此做出决定，此前将与中方磋商。

然而，我访英后不久，英国政府于4月任命曾任保守党主席的“强势人物”彭定康，取代了被视为对华“软弱”的卫奕信，出任最后一任香港总督。

彭定康一上任，就进一步大幅度地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两国围绕香港政制发展方向的分歧，很快就演变成新一轮公开而严重的较量。

英方“三违反”的政改方案

按理，最后一任港督的使命应该是在香港过渡期的最后阶段，与中方很好合作，保证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功德圆满，可以名留青史。

不想，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却反其道而行之，就怕向中方交接政权时太顺利。

他于1992年7月上任后不久，便推出了一个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完全搞了另一套设计。表面上，这个方案仍然说要维持行政主导制；实际上，却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其主要措施有：把立法局的功能团体和选举委员会的间接选举改为变相的直接选举；马上取消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区域组织委任制，改变区域组织的非政权性质和职能。

彭定康于10月7日做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报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此前，9月25日，在我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赫德外相时，他向我通报了政改方案的内容；同时，英方在北京通过外交渠道，也提交了文本。我当场做了原则表态，强调对1995年选举的安排，必须先经双方磋商一致，并应与基本法的规定相衔接。几天后，中方经研究，决定由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对彭定康方案做初步评论，具体说明了方案与基本法相违背之处，并指出按方案产生的立法机构无法过渡“九七”的前景，还特别提醒英方，不要进行公开论战。

英方显然已决定挑起事端，完全无视中方的反对和提醒，未经磋商达成一致，便单方面公开发表了这份政改方案。这种做法违反了联合声明的规定，是蓄意挑起公开争论，企图借舆论向中方施加压力。方案一出台，英国首相和外相就马上公开表示支持。

中方也立即公开表明立场，对英方举措深表忧虑，并指出将来香港回归前后的政制不能衔接，其责任不在中方。特区的有关机构将按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决定来设立。

彭定康先发表方案，然后才于10月22日到北京访问。他想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提出反建议。

我们坚持按照联合声明所规定的原则办事，认为1994/1995年度选举安排直接关系到平稳过渡，须由双方讨论，达成一致，英方不应不经磋商，便单方面采取行动。所以，中方要求彭定康应首先改变态度，公开收回其政改方案。

在会晤中，中方反复、详细地分析了政改方案如何违反了联合声明，如何违反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以及如何违反双方过去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违反”。

当时，我们得出的印象是，彭定康本人似乎还不大了解上述中英两国外长1990年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在我同彭定康的会见中，我严肃地指出，他的方案是“对中英合作提出了挑战”，今后的问题在于双方是继续合作，还是“分道扬镳，另起炉灶”。这些话说得很重，在过渡期以往的交涉和谈判中，我们还从未使用过这种语言。可惜的是，彭定康置若罔闻，完全听不进中方的忠告，也不理会中方的警告。

彭定康的北京之行没有任何成果，双方的立场形成了公开的对立。

这时，我们对形势做了冷静的分析，判定英方“三违反”政改方案的出笼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方案严重威胁着香港的平稳过渡，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为了应付可能到来的危机，我们做好了两种准备：一方面采取坚定的立场，进行必要的斗争，争取维护双方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为最终可能出现的政制不衔接的情况，做好“另起炉灶”的准备。

1993年3月，就在彭定康将他的政改方案刊登于宪报之后，中方即采取了第一项反措施，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机构的决定。

17轮外交谈判

英方见中方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采取了坚决拒绝的态度，而其政改方案又遭到各方面舆论的强烈批评，于是，建议通过外交渠道正式谈判，来解决分歧。

1993年2月6日，赫德外相给我来了一封信，建议双方“不附加先决条件地”进行谈判。我们当时还是希望英方能够回心转意，重回“三符合”之路，同中方继续合作下去，就从大局出发，同意了英方的谈判建议。

我于2月11日回信答复赫德，提出谈判应在“三符合”的基础上进行，作为对英方“不附加先决条件”的回应。我还指出，如英方此时将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讨论，将无益于谈判，希望英方慎重考虑。

此后两个多月里，双方就谈判的新闻发布和双方代表团的组成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内部磋商。最后商定，于1993年4月22日在北京开始两国政府代表间的谈判。中方代表为姜恩柱副外长，英方代表为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

中英之间的这一次交锋，长达半年之久，一共进行了17轮谈判，过程相当曲折、复杂。中方抱着诚意，为维护双方的合作，做出了许多努力，提出了不少合理建议，也做了必要的让步和妥协。遗憾的是，英方一直不肯放弃其“三违反”的立场，更在最后阶段，在双方就大部分问题几近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突然节外生枝，单方面中断了谈判。随后，英方即把其政改方案交立法局通过，从此与中方“分道扬镳”，最终走上对抗的不归路。

后来，中英双方分别发表了有关谈判的详细经过，因立场不同，双方是各说各的。

原来，中英已就香港“九七”前后政制的衔接达成了谅解和共识。七份外交文件，正是就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议员过渡到香港回归后的安排问题所达成的协议。随后，1990年4月通过的全国人大决定，更是明确规定了这一届立法局议员如何直接过渡成为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成员。这就是所谓的“直通车”安排。

1993年的17轮北京谈判，主要议题就是详细讨论了香港1994/1995年度选举的安排，其总目标就是在英方“三违反”政改方案的威胁之下，争取挽救“直通车”的安排，以确保“九七”前后政制的衔接。

在谈判期间，我同赫德外相有过两次长时间的会晤，详细讨论了谈判中遇到的各个难题，谋求解决办法。“直通车”问题就是双方讨论最多的难题之一。

1993年7月，赫德外相再次访华。当时，北京谈判还处于初期阶段，重点还在讨论较为原则性的问题，进展不大，前景也不明朗。我建议双方就前一段谈判中涉及的原则性问题搞个文字纪要。赫德则表示，还是先讨论细节问题，双方距离拉近了，再搞文本。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没有谈拢。

根据当时的谈判进展情况，我又着重谈了“直通车”的重大意义，希望英方珍惜这个经双方多年磋商来之不易的成果。 “直通车”安排是在两个不同性质政权之间进行交接时，一方同意让另一方管治下的原立法机构议员经过一定手续，直接过渡成为新机构的议员。我对赫德说，一个国家内两党，比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竞选后换班交接时，各方面都会有变化，不可能由两个政党来讨论执政班子的“直通车”安排，而中英关于香港的政权交接，却与两党竞选不同，可以搞“直通车”，这是一件完全创新的工作，史无前例。

这时，赫德重申了英方在谈判中的要求，即中方的特区筹委会在确认“直通车”时，应有明确、客观的标准。

此次会晤后，外界已看出中英谈判的症结所在。有香港报纸称，中英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双方在“直通车”问题上所能做出的让步。

1993年10月初我同赫德在纽约再次会晤时，北京谈判仍处于僵持状态。双方都表示对谈判的进展感到失望，对前景不太乐观。英方已开始在会外散布不怕会谈破裂的论调。

当时，两国双边关系也处于日渐紧张的气氛里。

赫德本人不久前公开讲话，反对中国申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很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中方在9月下旬公开发表了邓小平同志1982～1984年间关于香港问题的三篇重要谈话（1982年9月24日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1984年7月31日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谈话和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小平同志的这些谈话，虽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说的，但在1993年发表，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篇谈话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响，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英方搞对抗的警告，具有很大的震撼力。

小平同志说，如果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

实际上，我在筹委会预备工作机构于1993年7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就曾宣读过小平同志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小平同志的谈话已在港人中传开，只是当时还没有正式发表罢了。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中方针对英方政改方案的反措施的主旨声明。

我与赫德的纽约会晤，就是在这种形势与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晤，是一场尖锐的交锋，时间也最长，整整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分道扬镳

在对北京谈判做了一番总的回顾与展望后，我和赫德都认为，中英谈判面临两种可能：达成或达不成协议。

我强调说，达成协议当然对各方面都有好处，但即使达不成，中方也有信心和能力实现平稳过渡，并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赫德摆出了达不成协议也不在乎的姿态，他用了SECOND BEST（次好）一词，说如果没有协议，只能是一个次好的选择，而这将对香港的信心和繁荣造成相当大的损害。

听他这么说，我便点明了中方“另起炉灶”的前景。我告诉他，如达不成协议，1995年产生的立法局议员的任期只能到 1997年6月30日为止。特区筹委会将在1996年制定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双方都明白，大家都在为谈判破裂做准备了。

关于选举方式的具体安排问题，双方都重申了各自的立场，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在北京谈判的这个阶段，双方对于几类选举的具体安排方案和所持的立场，差不多都已表明。

英方更是明确地提出，要求把“直通车”的确认标准问题与选举安排问题“平行地”进行讨论。在这次纽约会晤的前十天，赫德曾先给我转来一个信息，强调“直通车”的确认标准，对英方来说是个“根本性”问题，而在下一轮（9月26日的第12轮）谈判中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将使英方能够在纽约会晤时全盘考虑谈判的前景。如果把讨论推后，就无法就各项选举事宜取得进展。

我回复时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只重申了中方的立场。

所谓“直通车”的确认标准问题，是英方在北京谈判初期提出的一个想法。英方的想法是，议员只要根据基本法第104条履行一个宣誓手续，即可过渡成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

中方认为，中方只能按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行事，不能侵犯全国人大授予特区筹委会对议员进行确认的权力。中方还认为，这次谈判应该先解决1994/1995年度选举安排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果符合全国人大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才能谈得上对议员的确认。也就是说，要先有“直通车”，才能谈得上议员过渡的确认标准。

在纽约会晤中，赫德仍是重点促中方马上具体讨论确认标准问题，把这个问题称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我们清楚，英方最担心的，是全国人大决定中关于议员必须“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特区的规定。我当时表示，选举安排圆满解决了，如能与基本法相衔接，过渡便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关于确认标准，我们不能替特区筹委会来定标准，只能谈点个人的解释性看法。如果有个别议员不愿效忠特区、不拥护基本法，甚至反对基本法、反对“一国两制”，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那他们就不符合标准，就不能过渡。

鉴于时间紧迫，为了推动北京谈判早日取得一些进展，我便向赫德再次建议，双方按“先易后难”的原则，先解决比较简单的香港1994年区域组织的选举安排问题，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安排问题比较复杂，双方也还有时间，可以延后讨论。

赫德没有同意中方的建议，仍坚持主要问题应一起解决，要有总体一揽子解决办法。

后来，在北京谈判中，英方还是同意了先讨论区域组织选举安排问题，但又提出一些先决条件。中方也做了不少让步，双方在区域组织选举安排方面基本取得一致。可惜的是，英方在最后关头又提出要把1995年立法局的选举方法也扯到一起解决。17轮谈判因11月27日英方单方面宣布而被迫中断。

北京谈判由此走向破裂。

11月30日，赫德外相给我来信，一方面就英方坚持一起解决1995年立法局选举方法进行辩解；一方面提出，英方决定在12月中旬即把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讨论。

实际上，这是英方在向中方摊牌。

针对英方的无理态度，我马上于次日回复赫德：中方绝不接受英方向香港立法局提交立法草案，而且不能把立法局的意见置于两国政府的会谈之上。对中方来说，这是原则问题。

我重申了中方在4月谈判之始所做的声明，即如英方将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就意味着双方谈判的中断。

英方不听中方的警告，一意孤行，坚持把政改方案付诸实施，于1994年2月和6月，陆续交由香港立法局通过。

中方立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正式发表声明：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英国对香港的行政管理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为英国管治香港的政制架构的组成部分，即港英最后一届区议会、两个市政局和立法局，必将随英国管治期的结束而终结。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架构将依据中国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组建。

这表明，“直通车”因英方的破坏而“不通”了，中方不得不“另起炉灶”。 中英双方围绕香港政制发展的这场交锋，至此告一段落，双方“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余波不断

1996年3月，香港特区筹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特区临时立法会。

由于没有了“直通车”，在特区1997年7月1日成立之时有许多预备工作，特别是立法工作，必须提前做好，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又不可能在此之前成立，所以有必要成立一个特区的临时立法机构，来完成必需的立法工作。这个临时立法会于回归之日起，才正式开始执行特区立法机构的职能，为期一年，即到特区第一届立法会成立时为止。

按理说，这种安排完全是中方自己的事了，英方无权干预。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英方能对各项特区筹备工作给予合作，提供一些方便。可是，在两年前成立筹委会预备工作机构的问题上，我们早已体会到了英方的不合作态度，在设立特区临时立法会的问题上，更是对英方不抱什么希望。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英方对临时立法会就像对预备工作委员会一样，也进行了抵制。例如，临时立法会议员选出后，英方无论如何不同意临时立法会在香港当地开会，临时立法会只好在深圳开始工作，直到香港回归之后，才迁回香港。在这段时间里，在外交层面上，英方也不时把临时立法会问题提上两国外长讨论的议程，反复纠缠。

此时，我的英方谈判对手已换成了里夫金德外相。我在1995年10月再次访英时同他会晤过。后来，他回访了中国，还同我有过一些信件往来。一次，他来信对中方预备工作委员会法律小组建议废止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某些条款一事提出异议，说此举将严重损害香港的信心，希望中方三思而行。我回信指出，香港其他法律应服从基本法这项根本大法，而不应与之抵触。到了1996年4月初，即中方决定成立临时立法会后不久，他便来信提出了临时立法会问题，说有的中方官员要求凡想要参加特区候任班子的香港公务员，必须声明支持临时立法会，此举对香港公务员造成相互冲突的效忠问题，会动摇人心，等等。对此信，我未予回复。

那年4月20日，我与里夫金德外相有机会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官邸又一次会晤。会晤中，他仍就临时立法会问题纠缠，说什么在香港交接前成立临时立法会，不符合联合声明所规定的英方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对香港信心造成了极大破坏；又说，两个立法机构并存，会引起香港社会很大混乱。这显然是颠倒了“直通车”争议中的是非和因果。

当时，我仍然耐心地说明，正是因为没有了“直通车”，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无法在1997年7月1日之前进行，所以，才有必要在一段时期内，成立一个临时的立法会。临时立法会所做的准备工作要到7月1日起才生效，因此，不存在两个并行的立法机构的问题。我希望，英方能够面对这个现实。

我还强调，在香港回归前余下的400多天里，双方应多做实事，不要吵架；多搞合作，少找麻烦。

里夫金德在后来的往来信件中，还不时制造出一些麻烦，我也没有一一回复。当然，双方之间的合作也有比较令人高兴的进展，那就是在1996年秋我们在纽约会晤时，共同确认了中英联络小组所达成的关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纪要，了结了香港回归前的一桩大事。

　　错估形势

回顾香港回归历程，中英双方由政制问题上的分歧而导致“直通车”安排的取消，最终走向完全的不合作，无疑是整个回归过程中最大的一场风波。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中方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终未能如愿。原因何在呢？

对此，舆论界有过种种说法。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强调彭定康的个人因素。虽然当时我们也有伦敦政府听命于港督的印象，但我想恐怕还是应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待这段历史。

1989年后，英方提出要大大加快香港“民主化”进程，那时还不得不同中方事先磋商，以与基本法衔接。到了1992年，英方却置双方的协议和谅解于不顾，不同中方磋商，单方面提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挑起公开争论，并在立法局通过，从而最终破坏了回归前后政制衔接的可能性。

英方如此大幅度改变在香港问题上与中方合作的政策，大概很难说全是个人因素所致，自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英国的当权人士根据这种变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过去与中国签署的香港问题协议，英方让步过多，吃了亏，想趁机“翻案”。我想，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引发一场大风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盛典。目睹着祖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想到祖国领土被外国占领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漫长过渡期中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都浓缩在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令人难忘的是，交接仪式的那天，终日大雨滂沱。我想，不同心境的人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觉得这场大雨畅快淋漓，将中国的百年耻辱洗涤干净，使香港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

平静中的澳门回归

风平浪静

如果说香港回归祖国的历程，是“风高浪急，波涛暗涌”，那么，澳门的回归，就可以用“风平浪静，波澜不兴”来形容了。

中国和葡萄牙两国就解决澳门回归问题的谈判过程相当顺利，合作良好。究其原因，这要追溯到葡萄牙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场革命。

1974年4月25日，统治了葡萄牙近半个世纪的独裁政权被年轻军官组成的“共和国救国委员会”推翻。这场政变被人们称为“4·25”革命。革命后，新政府放弃了殖民主义政策，对葡属殖民地实行“非殖民化”。先是让在非洲的殖民地走向了独立。然后，于1975年底开始从澳门撤出军队，并在后来颁布的《澳门组织章程》中，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由葡萄牙管理。

1979年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葡方又正式向中方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

20世纪80年代，当中葡开始谈判解决澳门问题时，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已经解决。这不像香港问题那样，领土主权归属是首先面临的大难题。因此，双方谈判有了良好的基础；在起草联合声明时，很快就领土主权的表述达成一致意见。在协议文本中，由双方共同声明，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相比之下，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因英方不愿说香港是中国领土，双方无法达成共同的表述方式，只能由两国政府各自做出声明：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方决定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方将交还香港。

主权归属这个原则问题解决了，中葡谈判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中方收回澳门的具体时间了。当时，葡方希望尽量晚一点儿，最好推迟到21世纪。中方从统一大业的全局考虑，认为必须在20世纪结束之前收回，但可以和香港回归的时间错开一点儿。中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最后商定，在20世纪结束前十天，即1999年12月20日，完成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

由于两国关系一直友好，又充分考虑到澳门的一些特点和实际情况，中方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在制定对澳门的具体政策时，对葡方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都尽量予以照顾。澳门有一批葡裔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即所谓“土生葡人”，他们有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利益。中方在联合声明中承诺，要依法保护这批居民的利益，并尊重其习惯和文化传统。又如，葡方十分看重葡萄牙在澳门的文化遗产和影响的延续，中方觉得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便同意在协议中特别写入“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物”，并同意葡萄牙语除作为正式语文外，仍可作为教学语言的内容，将文化、教育、语文方面的条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有关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的安排上，中方考虑到葡萄牙早已从澳门撤军，我解放军进驻澳门时，便没有像香港那样的军事交接问题。因此，解放军没有在政权交接的午夜零时开进，而是在回归日的白天，在灿烂的阳光下，威武进驻。

平稳过渡

澳门的过渡期几乎与香港的过渡期同样长，但面临的问题颇不相同。

为了实现平稳过渡，澳门在过渡期要解决“三大问题”：即语文、人才和法律。这三大问题成为中葡外交磋商中自始至终的重要议题。中方在各个层面都积极地推动并协助葡方解决这些难题。这中间，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意见分歧，但双方基本没有公开争论过，而是协商解决，最终完成了工作。

在此期间，两国领导人曾多次互访，澳门问题自然也是双方磋商的重点。在澳门问题上的良好合作，可以说促进了两国双边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

1991年2月，我首次访问葡萄牙，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并与葡方就中、葡语文在澳门的官方地位正式达成协议，为推动上述“三大问题”的解决迈出了重要一步。

说起来，葡萄牙成为1989年之后第一个接待中国外长正式访问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在澳门问题上合作得很好，双方在过渡期中可以展望到澳门交接之后中葡友好合作的广阔前景。因此，在两国高层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可以有力地推动中葡关系以及中国与欧盟之间关系的发展。

在过渡期内，我同葡萄牙外长多次会晤，讨论澳门过渡的有关问题，也以外长身份或陪同我国领导人几次访问过葡萄牙。其间，还第一次访问了澳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9年3月，我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应澳门总督之邀，去澳门出席澳门文化中心揭幕典礼，并在那里与葡萄牙总统桑帕约会晤。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澳门的土地。而在香港回归前，我并未能以官方身份正式访港。

澳门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既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葡萄牙的传统文化，更有澳门本身的文化。澳门同胞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孙中山先生早年就在澳门生活、行医。著名作曲家、《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冼星海也是澳门人。

在与桑帕约总统会晤中，他表示很关心澳门回归中国后，能否继续保持自身的特色，并希望澳门过渡期的结束，将给中葡两国关系带来新的积极因素。他还特别告诉我，他将亲自出席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在这次会晤中，我们就澳门过渡期最后的270多天里的双方合作和所有有待解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进展，双方谈得十分融洽愉快。

1999年12月20日，中葡之间终于顺利完成了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

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那天的交接盛典，见证了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至此，港澳两地回归的任务都已完成，中国人民更有理由期盼，台湾能够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从而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何日两岸同，天意遂人愿。”这也是我晚年的心愿之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