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译者的话

这是一本关于产权与制度变迁理论的论文集，由译者根据50年代以后兴起的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浩繁文献选编而成。论文选取的基本考虑是：（1）所选文章在该学派中的经典性，尤其是它被引用的次数，它所提出的概念和方法在学派发展中的重要性；（2）通过这些论文所组成的文集能基本反映这两个学派的分析特征、重要假说和政策意义。我们期望它有助于促进国内关心我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人们对产权和制度问题有立足于经济学意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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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进展大多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些不现实假定的批评与修正中取得的。首先，现代经济分析尽管仍然假定人是理性的，但它已用效用最大化替代了传统的利润最大化假定，理性被理解为人能根据自己所面对的约束来作出反映一系列欲望、期望与偏好的选择，且所作出的选择宁愿更多，而不是更少。

第二，按照传统理论，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与组织最好依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来不受干预地发生作用。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生产者和消费者就能根据价格信号作出决策，并能实现最有利的结果，资源能被投入最有价值的使用，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也使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分析逻辑下，其他一些协调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则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法律和政府的存在仅仅是作为保护私有产权和完全自由竞争的工具，企业和家庭则仅仅是一部部计算机器，它们的功能就是将最大化方案投入价格／数量矩阵中去，人们在市场中的交易过程则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这样，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全无摩擦的过程，且人们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但事实上，撇开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我们就很难理解交易的过程本身。因为任何一项经济交易的达成，都需要进行合约的议定、对合约执行的监督、讨价还价以及要了解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与需求的信息，等等。这些费用不仅存在，而且有时会高到使交易无法达成。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才产生了一些用于降低这些费用的不同制度安排。

第三，在完全竞争模型中，完全界定的私产制度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或至少认为它是最为有效的。因而，在非私产制度以及私产受到限制的条件下，人们的行为往往被屏蔽于经济学的分析之外。但事实上，完全界定的私有产权只不过是一种理论期望，而非一种现实的存在。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的产权结构往往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不仅如此，从动态来看，它还会发生权利的重组和产权安排的变迁。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这一时期兴起的产权学派和新制度学派接受个人效用最大化假定，在给定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企图揭示在经济活动中产权、制度的功能，以及它们对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

2

产权学派的研究，正如配杰威齐和菲吕博滕所概括的，主要着力于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的研究，尤其探讨了不同的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及资源配置的影响，权利在经济交易中的作用也给予了突出的关注。读者将会从收入本文集的几篇文章中体会到这一分析特征。科斯的长篇论文“社会费用问题”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它的主要思想被总结成著名的科斯定理，以后许多学者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几篇文章则有助于我们对产权的定义与功能，不同产权结构与效率的关系，以及诱致产权结构与安排变迁的因素，企业的产权结构等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张五常的两篇文章则将产权方法应用于一个重要的领域——土地租约安排的分析。配杰威齐和菲吕博滕的文章“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回顾”对这一学派的主要思想作了较全面的评述，它有助于我们对没有收入本文集的其他一些学者的思想有一个了解。下面我们对这一学派的一些主要思想作一个简单概括。

科斯的文章“社会费用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在揭示传统教条的错误时，提出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科斯认为，当人们在面对A损害B（即庇古认为的外部性）这类问题时，往往是考虑应该如何阻止A。其阻止的办法无外乎要么要求A向B赔偿损失，要么向他课税，或者干脆要他停止工作。这些办法都不尽人意，因为其结果尽管可能使B免遭损害，但却有可能使A遭受损失。要使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尽可能的小，正确的思考逻辑应该是：我们应准许A损害B，还是准许B损害A。换言之，就是A是否有权损害B，或B是否有权要求A提供赔偿。

为了阐述他的命题，科斯举了在两块相邻的地上，因养牛人的牛跑到农场主的地上去吃农作物而引起纠纷的例子。首先，他在市场的运作充分完好（即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下，分别讨论了养牛人对农场主的损失负责赔偿（即养牛人无权让牛群去吃农场主的作物），以及养牛人不向后者提供赔偿（即牛群有吃麦的权利）时的情形。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种情形的结果相同，即都能使生产总价值最大。因为在有对权利的最初明确界定后，参与谈判的双方就会利用市场机制，通过订立合约，而找寻到使各自利益损失最小化的合约安排。亦即是说，即便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它也只有在对产权有明确的界定后，才能发挥作用。更进一步讲，如果市场交易是有费用的，在产权已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各方也会通过合约找寻到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选择以他所能带来的生产价值的增加大于它的运作所带来的费用而定。

继科斯的大作发表之后，阿尔钦、登姆塞茨以及张五常等人的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产权领域的发展，可以说，他们的许多研究成果为形成一个严密的产权经济学分析框架做了铺垫。

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一个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以及收入的享用权。它的权能是否完整，主要可以从所有者对它具有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来衡量，如果权利所有者对他所拥有的权利有排他的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和自由的转让权，就称他所拥有的产权是完整的。如果这些方面的权能受到限制或禁止，就称为产权的残缺。

有了上面这些规定后，所谓的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实质上是将上述权利界定给了一个不同的行动团体。私有产权就是将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收入的享用权界定给了一个特定的人，他可以将这些权利同其他缚着了类似权利的物品相交换，他也可以通过自由合约将这些权利转让给其他人，他对这些权利的使用不应受到限制。共有产权则意味着在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分享这些权利，它排除了国家和共同体外的成员对共同体内的任何成员行使这些权利的干扰。而国有产权在理论上是指这些权利由国家拥有，它再按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利。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在国有产权下，由于权利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代理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代理者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代理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极大的。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作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价值最大化的方式，来作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就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激励。

当然，从理论上或在一个社会被证明为比较有效的产权结构，在另一个社会未必就有效，或一定会被采纳。因此，一个社会产权结构的选择，以及从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的变迁，除了上面讨论的产权的经济功能外，它还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1）一个政府对所有制的偏好，而这一偏好又主要以它所能给政治家带来的收益而定；（2）一个社会群体对一种产权结构或一项具体产权安排的接受程度；（3）能促进人们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技术状况和技术创新；（4）在面对新的获利动机时，原有产权结构下的受益者和受损者所可能作出的反应。

在对产权的基本内涵作了基本了解之后，就可以用它来分析一些与之相关的重要经济活动和制度特征。产权方法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是对企业制度的分析。正如科斯所正确认识到的，由于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种产生了企业这可以大大节约这些费用的制度。但是，企业制度的创新，又使经济生产与交易的权利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经济理论所赞美的绝对排他的个人产权，只有在与其他的私产拥有者在进行权利的组合与交换后，才能更好地发挥产权对人们的激励功能。但是，尽管企业已成为支配现代经济增长的一种主要组织形式，由于它所带来的权利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作为追求规模经济结果的现代股份公司的创新，使许多人产生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征的争论。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分析得出，企业并没有比普通市场更优越的命令、强制和纪律约束等权利，它本质上仍是一种合约结构。企业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单个的私产所有者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合作生产，由合作生产的总产品要大于他们分别进行生产所得出的产出之和，这样，每个参与合作生产的人的报酬也比分生产时更高。但是，由此也带来一个致命的问题，即在合作生产中，对每个成员生产努力的监察和报酬的计量会发生困难。由于成员之间对行为的监察是有费用的，合作成员中的某些成员就会偷懒，或选择更多的休闲，因为他这样做的所有成本中可能有一部分会强加给其他的人，由此会降低合作组织的效率。为了减少偷懒，合作成员之间宁愿达成一个协议，即由某人专门作为监督者来检查成员的投入绩效。而且为了使监督者施行更有效的监督，合作成员会同意他获取高于规定数额的残余，并授予他对合作成员的净收入和其他投入支付报偿的权利。因此，企业的权利结构是：由拥有私产的单个所有者所组成的合作生产和一个专门作为监察合作成员行为的团体所构成，这个团体拥有获取残余的权利，并有权在独立于其他合作成员的情况下，与其中某些合作成员进行再谈判，它也可以将这些权利出售给其他团体或个人。

有了对企业本质的了解后，就为探讨其他企业类型（如公司，利润分享企业，管制性企业，社会主义企业）提供了方便。阿尔钦、登姆塞茨、配杰威齐等人在这些方面进行了较多研究。不过，对于每一企业类型的研究，还有待于对它们的实际结构有更加具体的揭示，以及对导致每一企业类型偏离于古典企业特征的因素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后面的英文书目索引，来进一步了解产权学派在企业研究中的进展。

产权方法的另一个应用领域是对土地制度安排的分析。长期以来，不同的土地租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其中的一个一般结论是，分成制同固定租约和所有者自种相比，会导致无效的资源配置。其理由是，在分成制下，佃农生产的产出中有一部分会被作为地租拿走，这就类似于向他征一笔税一样，从而使佃农劳动和投资的激励减低。张五常的文章“私有产权与分成租佃”以及“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农业合约的选择”，则是对这一教条的反驳。他应用产权和交易费用方法得出，只要在产权明确界定为私有的情况下，分成合约同固定租约及所有者自种一样，都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其理由是，在分成制下，只要产权明确界定为私有，地主和佃农就会根据市场状况来进行谈判，因而租金率的高低，佃农在租约期内非土地投入对土地投入的比例，都是由双方通过协议议定的。地主可以通过佃农的劳动力市场来对佃农的投入进行约束，佃农也能根据不同地主所规定的地租额来选择所承租的土地，因而不存在佃农的激励减低问题。对于在私有产权下，不同的农作区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合约形式，他认为主要是由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和不同合约安排具有不同的交易费用所致。分成合约要求地主和佃农之间达成合约条款，而在固定租约和工资合约下，耕作者可以独立地作出决策，不过，工资合约要对雇工的劳动予以监督，固定租约要支付对所拥有的资产和土地的维持费用。一般而言，分成合约的交易费用要高于后两种。但是，分成合约的收成是在地主和佃农间分配的，因而风险是由双方来分担的，而固定租约和工资合约下对农业生产的风险则分别主要由佃农和地主承担，因而分成合约下的风险要低于后两种。由此得出，不同地区的农业合约到底选择哪一种形式，是由每一合约的交易费用和它分担风险的能力来决定的。

总而言之，产权方法在将产权变量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后，已展示了一些让人称道的分析前景。但是，由于这一学派的许多观点被模型化的困难很大，大量的研究仍只能采用经验分析，使它们的传播受到限制。这对于已高度数学化了的经济学领域来说，研究产权的学者必须要为此而付出努力。另一方面。大量的产权研究仍然集中于对私产制度结构下的不同产权安排的分析。要使这一学派具有更大的分析价值，还必须将视野扩展到那些不是以私产与市场制度为主的社会的研究。

3

在影响人的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的诸制度变量中，产权的功能极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其中的一个。除它以外的其他一些变量也在对上述方面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在一个比产权更广的制度内涵中来考虑这些问题。收入本文集下篇的几篇论文则基本上代表了新制度学派在将制度纳入经济模型后的分析进展。这些论文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大。在这一逻辑下，他们探讨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作出不同制度安排选择的原因，以及在制度变迁中的国家行为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等。

T·W·舒尔茨的文章“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曾获得《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授予的杰出论文奖。这篇文章对于用现代经济方法来分析制度作出了较早的尝试。在文中，他将制度定义为管柬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一定义为以后研究制度的学者所接受。他认为，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它们应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产生。他将制度所提供的服务进行了富有经验意义的归纳：（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分成制，公司，保险等）；（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的联系的制度（产权，资历等）；（4）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的制度（学校，农业试验站等）。由于对每一类这样的服务都有需求，因而可以用供给需求方法来分析。舒尔茨还联系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得出，对制度的新的需求，是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结果。

要对制度变迁理论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就必须花精力去了解诺思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他们在解释历史时，一方面感到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很弱，但又不满足于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家仅仅对历史事件的描迷，因此，他们的企图是，一方面，将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些重要变量（尤其是制度）扩充到已有模型中去，另一方面，又用这些扩充了的变量来解释历史事实。他们的这类研究被称为“新”经济史学派。这方面的优秀著作有，诺思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年版），他与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1976年版）以及我们后面还将要提到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1983年版）。

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中，他们为了探讨美国经济制度结构的进程，构建了一个比较成形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本文集所选的这两篇文章基本上代表了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为了理论陈述的方便，他们作出了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区分，制度环境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如支配选举、产权与合约权利的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它可能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可能只包括单个人，也可能是一批自愿合作者，或政府性安排。

他们认为，制度安排之所以会被创新，是因为有许多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成，但是，又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困难，厌恶风险，市场失败，以及政治压力等原因，而使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因而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有制度安排）的形成。一项新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才会被作出。因此，尽管在历史上可能存在许多可以获取的潜在利润，但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形下才会发生制度创新：（1）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2）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了。对于第一种情形，比较明显的有，市场规模的变化会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收益和费用；技术变迁会使得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有利可图；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的预期会使他们对新制度安排的收益与费用作出重新评价。对于第二种情形，如一种安排的组织成本已由另一种安排所支付，则这一安排创新的成本会显著降低；技术革新不仅能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而且也能减少某些安排的运作成本；信息的传播与有利于安排创新的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也会使某些安排创新的成本降低等等。

制度安排的创新到底会选择哪一种形式，这取决于每一形式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受影响团体的相对市场和非市场力量。一般地，个人的安排不需要支付组织成本，也不要支付强制成本，但收入的增长只限于一个人，因而制度创新的外部收益不大。而自愿安排则是相互同意的个人之间所达成的合作性安排，参与其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退出，因此，它要支付组织成本，但没有强制成本；而政府性安排则没有提供退出的选择权，因而它既要支付组织成本，也要支付强制成本，不过，由于它在作出决定时不需要有一致的同意，只要符合相互认可的组织程序即可，它要支付的组织成本可能要低于自愿安排。为了选出一种最有利的安排，决策者将会比较各种可选形式的净现值，并从中选出一个最大净现值的安排形式。

戴维斯和诺思还讨论了对潜在利润的认识与新安排的创新之间存在的时滞。他们将这之间的时滞分为：（1）从辨识外部利润到组织最初创新团体所需要的时间；（2）发明一种将外部利润内部化的技术所需要的时间；（3）从各种可选安排中选出一个最能满足创新者利润最大化的安排所需要的时间；（4）从可选择的最佳安排到实际经营之间所需要的时间。

诺思等人的研究引起了很大反响，并在许多方面得到更系统的阐述和深化。收入本文集的V．W．拉坦的论文“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是我们从他与宾斯旺格合编的《诱敌性创新：技术、制度与发展》中选取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这些研究的综合，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篇文章中，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思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制度变迁不仅是由舒尔茨和诺思讨论的对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而且也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以及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进步会使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一样，社会科学知识与商业、法律、社会服务、计划等方面的知识进步，也会使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而且这些方面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创新的成本。此外，拉坦还讨论了经济和政治市场对制度创新的潜在需求与供给转变为制度组织与运行的实际变迁方式的作用，这里他尤其关注了近年来为经济学家所发展了的关于官僚主义行为和集体行动问题。

林毅夫的文章“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诱致性创新与强制性变迁”被舒尔茨誉为在制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方面的杰出之作。作者对制度的功能，制度不均衡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作出了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区分，并吸收经济学家近年来对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研究，强调了这两方面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作者认为，人之所以需要制度，是因为一个理性人能力的有限性，他在作决策时要支付信息费用，以及人生活环境与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因而，一方面，人需要用制度来确保生命期的安全，另一方西，又需要它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将外部效应内在化。

作者将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前者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后者是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又可分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需要得到受它所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因此，它的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与精力去与其他人谈判以达成一致意见。非正式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与修改完全由个人完成，如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由于制度安排不能获取专利，诱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对此，可由制度企业家来分割潜在的利润。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常被用来减少这类费用的重要制度安排。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在近几年已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诺思在他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对此有详细论述。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它必须足够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团结。林毅夫在他的文中提出，成功的意识形态执行这些功能的机制是通过给个人提供选择性激励来实现的。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因此，意识形态信念能起到弱化搭便车、道德危险和偷懒的功能。但是，无论是制度企业家，还是意识形态，都不可能使这些方面消除。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就不能满足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最优供给。国家干预可以补救制度供给的不足。但是国家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具有这种激励呢？在本文中，作者把国家看作是通过国家统治者的行为未完成的过程。他和其他人一样，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效用最大化。他只有在下面情况下才会提供制度供给的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期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的预期边际费用。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国家也可能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不均衡。维持一种无效的制度安排与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都属于政策失败。作者探讨了政策失败的几种可能原因：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本文集的第1、13篇由胡庄君翻译；第5、6、9篇由陈剑波翻译；第11篇由邱继成翻译；其余各篇由刘守英翻译。在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杜鹰、李国都等同志的大力帮助，我们尤其要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陈昕和虞虹同志。由于我们的语言水平所限，译文中一定有许多缺点和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1990年5月于北京

01、社会成本问题

01、社会成本问题

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排出烟尘的不同容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问题的相互性

传统的方法掩益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前文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嗓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另一事例是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失，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提到的河流污染问题。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陪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正常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制度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这一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是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很好例子。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再假定在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牛群规模扩大产生的边际损失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取决于牛是否习惯于相互尾随或并排漫游，取决于由于牛群规模的扩大和其他类似因素，是否使牛变得越来越不安定。就眼前的目的而言，对牛群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边际损失的假定是无关宏旨的。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定将农夫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的年成本为9美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

牛群数目谷物年损失每增加一头牛所 造成的谷物损失

（头）（吨）（吨）

111

232

363

4104

　　假定养牛者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如果他将牛群数目从2头增加到3头，他现追加年成本3美元。在决定牛群规模时，他就须联系其他成本来考虑这一因素。这就是，除非追加生产的牛肉（假定养牛者宰杀牛）价值大于包括增加的损坏谷物价值在内的附加成本，否则他不会扩大牛群。当然，如果利用狗、放牧人、飞机、步话机和其他办法可减少损害，如果其成本低于免于损失的谷物价值，这些办法就会被采用。假定圈围土地的年成本为9美元，养牛者希望有4头或更多的牛，当没有其他更便宜的方法可达到同样目的时，养牛者愿支付这笔费用。当棚栏围起来后，由于损害责任而产生的边际成本为零，除非牛群规模扩大而不得不加固并建造花费更大的栅栏，因为养牛者有责任依靠这些栅栏管好更多的牛。当然。对养牛者而言，不设栅栏而支付谷物的损失费也许更合算，就像在上述算术例子中牛群只有3头牛或更少一些时那样。

人们可能会想，养牛者将支付所有谷物损失这一事实会促使农夫增加种植量，假如养牛者逐渐占据了邻近土地的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以前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谷物，边际成本等于已种谷物数量的价格，生产的任何扩张都会减少农夫的利润。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谷物损害的存在意味着农夫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谷物量的减少，但既然养牛者将为损失的谷物支付市场价，所以农夫从既定产量中得到的收入不变。当然，放牛一般都会造成谷物损失，因此养牛业开始出现时会抬高谷物的价格，那时农夫就会扩大种植。不过，我只想将注意力限于单个农夫的情况。

我说过，养牛者占据邻近土地不会促使农夫增加产量，确切地说是种植量。实际上，如果说养牛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只会减少种植量。理由是，就既定的某块土地而言，如果受损害的谷物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从未被损害的谷物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少于耕种该块土地的总成本，那么对于农夫和养牛者来说，达成一笔交易而不将这块土地留作耕种是有利可图的。通过一个算术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假定起初耕种某块土地所收获的谷物价值为12美元，耕种成本为10美元，纯收益为2美元。为简明起见，假设农夫拥有土地。现在假定养牛者开始在邻近的土地上经营，谷物损失的价值为1美元。在此情况下，农夫在市场上销售谷物获得11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养牛者赔偿1美元，纯收益仍为2美元。现在假定养牛者发现扩大牛群规模有利可图，即便损害赔偿费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追加牛肉生产的价值将大于包括2元额外损害赔偿费在内的追加成本。但是，现在总的损害赔偿支出是3美元。农夫耕种土地的纯收益仍是2美元。如果农夫同意在任何损害赔偿低于3美元时就不耕种他的土地，则养牛者的境况就好转了。农夫为任何高于2美元的陪偿费都会同意不耕种那块土地。显然，使农夫放弃耕作而达成满意交易的余地还是有的。但同样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农夫耕作的整块土地，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分成小块的土地。例如，牛有相当固定的通往小溪或树萌地带的路线，在此情形下，沿途道路两旁的谷物损害量也许较大，因此，农夫与养牛者将发现，达成一项农夫不耕种这块狭长土地的交易会对双方拥有利。

然而，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假定牛有一条相当固定的路线，再假定耕种这一狭长土地所获谷物价值为10美元，但耕种成本为11美元。在没有养牛者的情况下，土地就会荒芜。然而，当出现养牛者之后，如果耕种这块土地，所种谷物很可能会被牛损坏。在此情形下，养牛者将被迫支付给农夫10美元，诚然，农夫会损失1美元，但养牛者则损失10美元。很明显，这种状况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想这样做。农夫的目的是要养牛者支付赔偿，作为对农夫同意不耕种这块土地的报答。农夫不可能获得高于用栅栏圈围这块土地的成本的赔偿费，以致于使养牛者放弃使用邻近的土地。实际上，赔偿费的支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这笔费用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块土地，也不会随牛群规模而变。这种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我认为，如果养牛者对相应的损害承担责任，而且定价制度运行正常，在计算牛群规模的扩大所包含的附加成本时显然须考虑其他方面产值的减少这一因素。该成本应参照牛肉生产的附加价值来衡量，并假定养牛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养牛方面的资源配置将最佳化。需要强调的是，在养牛的成本可能低于通常牛对谷物的损害时，要考虑其他方面产值的下降，因为市场交易的结果可能引起土地耕种的停止。在牛引起损害且养牛者愿意支付赔偿费的情况下，这笔赔偿费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总是令人满意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等于该土地上生产要素的总产值与其在次优使用状态下的附加产值之间的差额（而农夫不得不为这些要素支付费用）。若损害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则要素在其他方面使用的附加产值将超过在考虑到损害后使用该土地的总产值。因此，人们就会放弃耕种这块土地而将各种要素投到其他方面的生产中去。仅规定牛损害谷物必须赔偿但不允许终止耕种，会导致养牛业中生产要素过少和谷物种植业中生产要素过多。但如果存在市场交易，则对谷物的损害超过土地租金的情况不会持久。不论是养牛者支付给农夫一笔钱让他放弃土地，还是养牛者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笔稍高于给农夫的钱（若农夫自己正式租地的话）而自己租下土地，最终结果都一样，即使产值最大化。即使农夫种植在市场上无利可图的谷物，这也纯粹是短期现象，而且可以预料农夫与养牛者将达成一项停止种植的协定。但养牛者仍将留在原地，肉类生产的边际成本依然如故，因此，对资源配置没有任何长期影响。

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现在，我转向分析这类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虽然假设定价制度运行顺利（即成本为零），但是引起损害的企业对损害结果并不承担责任。它不必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费。我要说明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的配置同在引起损害的企业承担损害责任时的情况一样。由于我在前一例中指出了资源配置是最优化的，因此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一论点。

我仍以农夫与养牛者为例。农夫的谷物损失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假设牛群头数为3（这是假设不考虑谷物损失时维持牛群规模的数量）。如果养牛者将牛减为3头，农夫愿支付3美元，如果减为1头，则支付5美元；如果减为零，则支付6美元。因此，如果养牛人将牛群头数保持在2头而不是3头，那么他从农夫那里可得到3美元。这3美元就成为增加第3头牛所需成本的一部分。养牛人在增加第3头牛时是否付出3美元（如果养牛人对相应的农夫谷物损失负责），或者他不增加第3头牛时是否收到3美元（如果养牛人对相应的农夫谷物损失不负责），这些都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3美元都是增加第3头牛的成本一部分，并和其他成本一起被考虑。假如通过将牛群规模从2头增至3头，养牛业产值的增加大于不得不支出的附加成本（包括支付3美元谷物损失费），那么，牛群规模将扩大，反之则反是。无论养牛者是否对相应的谷物损失负责，牛群规模都将一样。

有人会提出，这种假定的出发点——3头牛的牛群——有点武断。确实如此。但农夫并不愿花钱去避免养牛者引起的谷物损害。例如，能劝说农夫支付的最高额每年不能超过9美元，这是每年用栅栏圈围土地的成本。只有当这笔费用不会使农夫收入减至放弃耕种一块特定土地的水平时，他才愿意支付。进而言之，只有农夫相信，在他没花钱的情况下，养牛者会使牛群规模保持在4头或更多，他才愿支付这笔费用。让我们假定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养牛者将牛减至3头，农夫愿付3美元；如果减至2头，愿付6美元，如果减至1头，愿付8美元；如果取消养牛业，愿付9美元。必须注意，出发点的变化没有改变对养牛者来说自然增长着支付金额，如果他以任何既定的数量减少牛群规模的话。如果养牛者同意将牛从3头减至2头，他将从农夫那里收到额外的3美元，这3美元表示增加第3头牛将毁坏的谷物的价值。虽然就农夫而言，由于养牛者在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费用的情况下在保持牛群数目上各执己见（无论是否得到证实），也许会影响他愿意支付的总费用，但实际上。这种不同看法对养牛者将实际保持的牛群规模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养牛者必须支付牛引起的损失，结果也一样，因为从既定数目中的收入相当于同样数目的支出。

人们可能会想到，一旦交易达成，就应支付给养牛者因增加超出他想维持的牛群规模之外的头数所化的费用，以劝说农夫支付更大的总支出。这也许是真的，作为与养牛者达成协议的结果，农夫在最终将放弃的土地（包括在没有养牛业时完全不耕种的土地）上的耕作行为（当养牛者承担损害的责任时），其性质也与此类似。但这种策略是协定的前提条件，并且不影响长期的均衡状况。不论养牛者是否对他的牛引起的谷物损失负责，情况都一样。

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但是，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

问题的重新说明

工商业活动的有害影响可谓形形色色。英国早期的一个案例涉及一幢建筑物阻碍空气流通，从而影响一座风车的运转。最近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案例则涉及一幢房子在毗邻的旅店的日光浴场、游泳池和帐蓬上投下阴影。虽然走失的牛群和谷物的损失问题作为上两节详细说明的题目似乎是特殊的例子，但实际上是一种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问题的典型。为了阐明我的论点的本质，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我将着手分析四个实际案例以对此作出新的说明。

第一个重新思考的案例是我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用于说明一般问题的“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在此案中，某糖果制造商（在威格莫尔街）在生产中使用两个研钵和杵（一个在该地已使用了60多年，另一个则使用了26年）。不久，某医生迁居邻近房屋内（在威格莫尔街）。在头8年，糖果制造商使用的机器并没有对医生造成损害，但此后医生在花园尽头紧挨制造商炉灶处造了一间诊所，他发现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发出的噪声和震动使他难以使用他的新诊所，“尤其是噪声妨碍他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肺部疾病。他还发现在此不可能进行任何需要思考和集中精力的工作。”医生便提出诉讼，要求糖果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法院爽快地发出了医生所要求的禁令。“严格贯彻本判决所依据的原则会给个人带来痛苦，但是，否定该原则甚至将导致更多的个人痛苦，同时对住宅土地的开发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法院判决确定了医生享有不让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权利，但当然也有可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来修改法院判决所作的安排。如果制造商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超过医生减少在此地看病所带来的损失，或多于作为一个可能的建议而建造一堵墙以隔开噪声与震动所花的成本，医生也许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制造商的机器继续运转。如果制造商付给医生的钱少于他改变在原地的生产方式、或停止生产、或搬迁他处所需要的费用，制造商也许会愿意这样做。问题的解决实质上依赖于他继续使用机器是否使制造商的收入增加大于给医生带来的收入减少。但现在考虑如果制造商胜诉的话，那么，他将有权继续使用有噪声和震动的机器而不必支付给医生任何赔偿费。于是，情况就要倒过来了，医生将不得不付钱给制造商以求他停止使用机器。如果医生在机器继续使用时减少的收入大于他付给制造商的费用，那么显然在由医生付钱以便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方面就大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就是说，不用因制造商继续使用机器而付钱给他，而是要赔偿医生因此所蒙受损失的情况（如果医生有权不让制造商使用机器的话），将变为医生想付钱给制造商以促使他不继续使用机器（如果制造商有权使用机器的话）。此案的基本情况与牛损坏谷物的例子完全一样。在市场交易的成本为零时，法院有关损害责任的判决对资源的配置毫无影响。诚然，法官们认为他们正在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并且使之朝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任何其他判决“都将对住宅土地的开发产生不利影响”，该论点在说明在一块荒芜土地上进行经营的例子时已阐述过，不久该土地就开发为住宅用地。法官们关于他们正在解决如何利用土地的观点，只有在必要的市场交易的成本超过权利的任何重新安排所能得到的收益时，才是真实的。并且，只有在住宅设施的附加价值超过损失的砖块和铜材的价值时，维持某区域（威姆波尔街或荒地）为住宅或其他专门用途（通过禁令，给予了非工业使用者以阻止噪声、震动和烟尘污染等方面的权利）才是合算的。但法官们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

“库克诉福布斯”案是进一步说明同样问题的另一个例子。在编织可可果纤维草席时，有一道工序是将草席浸在漂白剂里，然后取出晾干。来自某制造厂的硫酸氨气体会使光洁的草席变暗变黑，原因是漂白剂含有氯化锡，当它受到硫化氢的影响时，就会发黑。原告要求发布禁令，使工厂停止排放硫酸氨气体。被告律师抗辩说，“如果原告不使用……某种特定的漂白剂，他们的草席纤维就不会受到影响，他们的生产工序是不正常的，是与商业惯例不相符的，甚至会对他们自己的纤维造成损害。”法官指出：“……对我来说十分清楚的是，一个人有权在自己财产上采用某道生产工序，在这种工序中他使用了氯化锡或其他金属染料。但其邻人无权随意排放气体，以干扰他的生产。如果可以追究邻人的话，那么他显然有权来此要求消除这种损害。”但事实上，损害属于意外的或偶发的，若采取谨慎的防范措施。就毫无预期的风险，禁令就会遭到拒绝，原告只能提出他希望的赔偿。尽管我不清楚这以后的发展结果，但很显然，这种情况本质上与“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件一样，只不过可可果纤维草席制造商不一定能得到禁令，但他必须要求硫酸氨制造商支付赔偿金。对这种情况的经济分析与牛损害谷物的情况完全相同。为了避免损害他人，硫酸氨制造商可以加强预防措施或搬至他处，但是这两种方法都会增加他的成本。他可能会选择支付赔偿费。如果赔偿费少于为避免损害他人而导致的成本的增加，他就会这样做。于是，他所支付的赔偿费就成了硫酸氨生产的成本。当然，如同在法律程序中提出的，倘若通过改变漂白剂（假定这将增加草席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可以消除这种损害，并且其成本的增加少于在其他方面发生的损失，这样，两家厂商可能达成一项互惠的使用新的漂白剂的交易。假如法院的判出对草席制造商不利，其结果是，他将蒙受损失而得不到赔偿，但资源的配置不受影响。如果改变漂白剂的附加成本少于损失的减少，那么草席制造商就会这样做。而且，既然草席制造商愿意支付给硫酸氨制造商一笔钱以弥补其收入的减少（成本的增加或遭受损失的增加），如果硫酸氨制造商会停止其活动的话，这一收入损失将成为他的生产成本。此案例在分析意义上完全等同于牛的例子。

“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以新的形式提出了烟尘妨害问题。在此案例中，原告和被告的房屋紧挨着，且高度相同。

在1876年之前，原告可以在其房子内任何一间里生火而室内都没有烟，两幢房子保持这一状况达三四十年。在1876年，被告拆掉了旧房并盖起新房。他们在原告烟囱旁造了一堵墙，超过了原先的高度，并且在房顶堆放木材，因此，原告生火时，烟囱的烟就会进入室内。

当然，烟囱冒烟是造墙和堆放木材影响了空气流通所致。在陪审团的审理中，原告得到40英镑的损害赔偿费。然而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初审判决被否决。布拉姆韦尔法官指出：

……据说，而且陪审团已发现，被告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对原告房屋的侵害。我们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无疑，侵害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被告引起的，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引起侵害的事，他们的房子和木材并没有什么害处。恰恰是原告自己引起了侵害，因为他在离被告的墙过近的地方的烟囱里生火，烟无法消散而进了室内。一旦原告不生火，一旦他将烟囱挪个地方，一旦他将烟囱造得再高些，侵害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是谁引起了侵害呢？如果原告在被告堆放木材后建房，毫无疑问这是原告引起的；而原告在被告堆放木材之前建房，实际上亦如此。但是（同样的回答实际上意味着），如果被告引起侵害，他们将有权这样做。如果原告除了毗邻被告的房屋建房和在房上堆木材的权利之外，没有任何通气的权利，那么他的权利就隶属于被告的了，而且虽然被告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造成了对原告的侵害，但他们对此并没有责任。

科顿法官还说：

据说，被告房墙的竖立确实干扰了原告屋内居住者的舒适感，而且据说，被告对于侵害需负责任，通常情况下确实如此，但被告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将任何烟尘和有害气体送进原告屋内，而是以某种方式阻断了原告房子烟尘的出路，对此……原告并无法律权利。原告引起了烟尘，影响了自己的舒适。除了他有……权以特定的方式摆脱这种来自被告的干扰之外，他不能起诉被告，因为是他自己引起了烟尘，而对此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范措施，从而造成了烦恼。这好比某人试图通过下水道将自己土地上的污水排放到邻居土地上一样，在使用者取得权利之前，邻居可以堵塞下水道而不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无疑，对产生污水的土地的所有者来说，这会引起很大不便。但是，他的邻居的行为是合法的，且他对可能引起的结果不负任何责任，因为造成污水的人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清除污水。

我并不想表明，作为双方当事人讨价还价的结果（以在其他地方堆放木材的成本和提高烟囱高度的成本等为前提条件），不论法院作出什么判决，该情况的任何改变都会有同样结果，因为在牛的例子和对前两个案例的讨论中己详细分析了这一点。我所要讨论的是上诉法院法官的论点，即烟尘妨害不是由造墙者引起，而是由生火者引起的。该情况的新奇之处在于蒙受烟尘妨害的是生火者而不是其他第三者。此问题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是所讨论问题的核心。究竟谁引起了烟尘妨害？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是由造墙者和生火者共同引起的。在生火的前提下，若没有墙壁，就不会有烟尘妨害，在造墙的前提下，若不生火，就不会有烟尘妨害。不造墙或不生火，烟尘妨害就消失了。按照边际原理，显然，双方都有责任，则双方在决定是否继续会产生烟尘的行为时，都将面临由烟尘带来的损失，这是一种成本。而且在有进行市场交易的可能时，这正是实际上会发生的。尽管造墙者对妨害不负法律责任，但因为可以推定烟囱所有者愿支付给他一笔钱以消除烟尘，这笔钱就成了继续拥有高墙和在房顶堆放木材的成本。

法官认为是生火者自己引起烟尘的观点，只有在我们假定墙壁是既定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法官的判决意味着建造高墙的人有权这样做。如果烟囱里冒出的烟对木材造成损害，那么此案就更有趣了。那时，造墙者蒙受了损失，此案就与“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相似，且毫无疑问，生火者要对木柱的损失负责，尽管在木材所有者建高墙前不存在任何损失。

法官们己判定了法律责任，但这不应使经济学家混淆其中包含的经济问题的性质。在牛群与谷物的例子中，的确是没有牛群就不会有谷物损失，同样，没有谷物也就没有谷物损失。如果糖果制造商不开动他的机器，医生的工作就不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医生不在该地设立诊所，那么机器并没有影响任何人的工作。生产硫酸氨产生的气体使草席变黑，但如果草席制造商不在该地晾草席或使用另一种漂白剂，那么也不会有任何损害。如果我们用因果关系讨论问题，那么当事人都引起了损害。如果我们想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在判定双方当事人的行动时需考虑他们所带来的损害影响（即妨害）。如前所述，对双方当事人而言，因有害影响而造成的产值下降都是一种成本，这是定价制度无摩擦运行的长处之一。

“巴斯诉格雷戈里”案是最后一个说明问题的很好的例子。原告是乔利·安格勒斯公寓的所有者和出租者。被告是毗邻乔利·安格勒斯公寓的一些小型别墅和一个庭院的所有者。在公寓下面有个岩洞式地下室。地下室有个洞或斜井与被告庭院的旧井相联，这座井就此成为地下室的通气管道。地下室“在酿酒过程中一直被用于特殊目的，那里若不通风，就无法酿酒”。诉讼的原因是被告将栅栏从井口移走，“以便阻止或防止空气从地下室自动升到井口”。从案例报告中看不出被告为何采取这一步骤。也许，“酿酒过程含有一种空气”，这种空气“升到井里并扩散开来”，对他来说是难闻的，无论如何，他倾向于关闭庭院里的井。法院首先决定公寓所有者能否有空气流通权。若他们享有此权利，此案将有别于“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已分析过）。然而，分析此案并没有任何困难。在此案中，空气流通局限于“严格规定的通道”，而在“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中，所涉及的是“对所有人都通用的一般空气流通”。法官因此认为公寓所有者享有空气流通权，相反，在“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中，私房所有者却没有此权利。经济学家可能要说，“空气流通都是一样的。”然而，在论证中所要决定的是斜井存在的合法权利，而不是公寓所有者拥有的合法权利。但有证据表明，从地下室到水井的通风管道已存在40余年，斜井作为通风管道必然为庭院主人所知，困为当空气排出时，空气中有酿酒的气味。法官因此认为，公寓主人因“失去授权的理论”而获得这样的权利。该理论认为“如果合法权利的存在被证实，并已行使了多年，法律就可以假定该权利有合法的起源。”因此，别墅和庭院的主人不得停止使用水井，并得忍受酿酒的气味。

对经济学家来说，法院在决定合法权利时陈述的理由常常似乎很陌生，因为判决中许多因素对经济学家而言是毫不相干的。正因为如此，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与此相同的情况可由法院以完全不向时方式解决。在所有涉及有害影响的案例中，经济问题是如何使产值最大化。在“巴斯诉格雷戈里”案中，通过斜井得到的新鲜空气有利于啤洒生产，但排出的浑浊空气影响了邻居的舒适。经济问题是要决定在二者之间选择哪一个：是啤酒的低成本和毗邻居屋的主人的不适感，还是啤酒的高成本和增加舒适感。在决定该问题时，“失去授权的理论”与法官的看法有关。但应该记住，法院面临的迫切问题不是由谁做什么，而是谁有权做什么。通过市场交易修改权利最初的合法限定通常是有可能的。当然，如果这种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那么通常会出现这种权利的重新安排，假如这种安排会导致产值的增加的话。

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

迄今所阐述的观点都假定（这在第三、四节很明显，第五节也暗含了这一观点），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当然，这是很不现实的假定。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

前几节中，在研究通过市场调整合法权利的问题时，已经强调了这种调整只有通过市场进行，才会导致产值的增加。但这一论点假定市场交易的成本为零。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反之，禁令的颁布和支付损害赔偿金的责任可能导致发生在无成本市场交易条件下的活动终止（或阻止其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一种权利的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但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的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权利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致于最佳的权利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产值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下一节将讨论界定合法权利过程种的若干经济问题，在本节中我将研究权利的初始界定和进行某种既定的市场交易的成本。

显而易见，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内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结果，这将使产值增加。正如我多年前所指出的，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格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场交易。那时，毋需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就可以对生产进行重新安排。考虑到各种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将对土地的纯收益产生影响，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可以将他的土地投入各种用途，因此省去了发生在不同活动之间的不必要的讨价还价。大建筑物或同一地区内许多毗邻居地产的所有者都会以同样方式行动。事实上，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企业要获得所有各方面的合法权利，活动的重新安排不是用契约对权利进行调整的结果，而是作为如何使用权利的行政决定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者通过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必定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但是，在很难缔结契约和很难了解当事人同意做什么和不同意做什么（例如当事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引起种类不同和数量不等的气味和噪声）的情况下，必然要花费很多精力，长期的契约就有可能被采用。如果企业的出现或现有企业活动的扩展在许多解决有害影响问题时未作为一种方式被采用，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只要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其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企业活动的调整所获的收益多于企业的组织成本，人们就会采用这种方式。我并不想详细分析这一方式的特性，因为我在早先的文章中已对此作了说明。

但是，企业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之下时更是如此。以可能影响许多从事各种活动的人的烟尘妨害问题为例，其行政成本可能如此之高，以致于在单个企业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能的。一种替代的办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不是建立一套有关各种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调整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而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并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之。因此，政府（依靠成文法或更可能通过行政机关）在解决烟尘妨害时，可能颁布可以采用或不许采用的生产方法（例如：应安置防烟尘设备或不得燃烧某种煤或油），或者明确规定特定区域的特定经营范围（如区域管制）。

实际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但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但通常企业的经营会受到种种制约，因为在它与其他企业竞争时，其他企业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同样的活动；还因为，如果行政成本过高，市场交易通常就会代替企业内部的组织。政府如果需要的话，就能完全避开市场，而企业却做不到。企业不得不同它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达成市场协定。正如政府可以征兵或征用财产一样，它可以强制规定各种生产要素应如何使用。这种权威性方法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就组织中的行为而言）。进而言之，政府可以依靠警察和其他法律执行机构以确保其管制的实施。

显然，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或以没有特别的政府力量存在的任何一定比例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但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在政治压力影响下产生而不受任何竞争机制调节的，有缺陷的限制性和区域性管制，必然会提高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而且这种适用于许多情况的一般管制会在一些显然不适用的情况中实施。基于这些考虑，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会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结果。也同样也不能认为这种政府行政管制不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像烟尘妨害这类案例中，由于涉及许多人，因而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高。当然，一种进一步的选择是，对问题根本不做任何事情。假定由政府通过行政机制进行管制来群决问题所包含的成本很高（尤其是假定该成本包括政府进行这种干预所带来的所有结果），无疑，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假定，来自管制的带有害效应的行为的收益将少于政府管制所包含的成本。

本节对有害效应问题的讨论（考虑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是很不够的。但这至少可使人们明白，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实际上，对政策问题要得出满意的观点，就得进行耐心的研究，以确定市场、企业和政府是如何解决有害效应问题的。经济学家需要研究中间人在联络当事人方面的作用，限制性契约的效力，大规模不动产开发公司的问题以及政府的区域规划及其他管制行为的实施。我确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般都有过高估计政府管制的优点的倾向。但这种观点即使成立，也只不过是建议应减少政府管制，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分界线应定在哪里。在我看来，似乎必须通过对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际结算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但如果以有缺陷的经济学分析工具进行这种研究是不理想的。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问题。

权利的法律界定以及有关的经济问题

第五节的讨论不仅阐述了观点，而且提供了对有害效应问题进行法律分析的概要。所举的案例虽说都发生在英国，但要选择美国的案例也很容易，并且论证的特征也完全相同。当然，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所有问题（衡平法问题除外）就是各当事人的权利的充分界定和对法律行为的后果的预测。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市场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难以改变法律已确定的权利安排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因此，看来法院应该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只要这不会给法律本身带来过多的不确定性就行。甚至当有可能通过市场交易改变权利的法律界定时，显然也需要尽量减少这种交易，从而减少进行这种交易的资源耗费。

尽管详细研究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的前提条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一直没能这样做。然而，粗略的研究中也显而易见，法院常常承认他们的判决具有经济含义，并意识到问题的相互性（而许多经济学家却没有意识到）。而且，他们一贯在判决中将这些经济含义与其他因素一起考虑。在这方面，美国的学者以比英国的同行更明确的方式阐述了该问题。于是，引用普罗瑟论侵权问题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可能以对邻人的损害为代价来使用自己的财产，或……做自己的事。只要在合理的限度内，他所开的工厂产生的噪声和烟尘可以造成他人的不舒适。只有在他的行为不合理时——就其效用和所导致的有害结果而言（着重号是引者加的），它才构成妨害。……正如一个在小镇上制造蜡烛的古老案例中所说的，“事情的效用决定了争端的解决”。

世界上总得有工厂、冶炼厂、炼油厂、有噪声的机器和爆破声，甚至在它们给毗邻的人们带来不便时，也要求原告为了大众利益而忍受出现的并非不合理的不舒适。

典型的英国学者并没有如此明确地指出效用与所导致的损害之间的比较，在决定是否将有害结果视为妨害时是一个基本因素。但类似的观点（只是没有用很明确的话来表述），还是可以发现的。法院认定有害结果必须是严重的这一理论，无疑部分地反映了总有一些收益会抵销有害后果这一事实、从个人案件的报告中看，显然法官们清楚地意识到了授予禁令或判定赔偿金给当事人带来的得失。于是，在拒绝阻止妨碍视线的新建筑时，法官指出：

据我所知，没有一条普通法的一股规则……说过，某建筑挡住他人的视线是一种妨害。如果真是妨害，就不存在大城镇了，从而我就得对该城镇的所有新建筑下禁令。……

在“韦伯诉伯德”一案中，法官认定，校舍建在紧靠风车的地方，阻挡了空气流通，从而妨碍其工作，并不构成妨害。而一个早期案例的判决似乎与此相反。盖尔评论道：

在伦敦的旧地图上，一排风车出现在伦敦北部高地，也许在詹姆斯国王时期，建房过分靠近风车而影响其转动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影响对城市的食物供应。

在第五节讨论过的“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一案中，显然法官考虑了不同判决的经济后果。如果他们根据这一原则处理问题，其结果将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某人可以进入诸如伯曼德塞制革厂，或者进人其他用于特定行业的或有噪声和有难闻气味的厂区，并在那里的某空地上建一幢住宅以阻止这种商业和制造业。

法官回答说：

决定某事是否构成妨害，并不仅仅依靠对事物本身抽象的考虑，还要考虑其环境。在贝尔格雷夫广场构成妨害的事，在伯曼德塞就不一定。在某地区由某商人或工厂主以特定和已有方式从事某特定商业和制造业，这并不构成公共妨害。法官和陪审团将有充分理由发现，并确信会发现，在该地区从事商业和制造业并不是一种私人的和可诉讼的错误。

在决定某事是否构成妨害时，与邻居有关的特性是肯定要确认的。

讨厌车辆噪声的人不应将其住所设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区。喜欢宁静生活的人不应生活在制造锅炉或蒸汽船的工厂区。

所出现的情况一直被称为“法定的计划和分区制”。当然，在确定适用标准时往往困难重重。

在“亚当斯诉厄赛尔”一案中可发现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此案涉及一家煎鱼店，它设在工人区，但靠近“一个身份较高的人”的住所。英格兰没有土豆鱼片是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显然相当重要。法官指出：

一项禁令对于被告和在他店里获得食物的穷人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说被告不能在附近另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开店营业，这决不意味着，煎鱼店在一个地方是妨害，在另一个地方也是妨害。

事实上，限制厄赛尔先生经营煎鱼店的禁令甚至不能扩展到整条街。他可以将店移到“身份较低者”的住所旁。毫无疑问，当地居民将认为油煎土豆鱼片要比原告描绘的弥漫的油煎味和“雾气”更重要。假如“附近更合适的地方”不存在，那么此案就难以解决，判决就会有所不同。“穷人”将吃什么东西呢？没有一个英国法官会说：“让他们吃蛋糕吧。”

许多法院并非总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许多案件中所提出的经济学问题。但似乎在解释诸如“合理性”或“普通的和经常的使用方法”此类名词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案件中的经济学问题，也许这多半是无意识的和不太明确的。在这方面，上诉法院对“安德烈亚诉塞尔弗里奇有限公司”一案的判决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此案中，（在威格莫尔街上的）一家旅店座落在某一飞地上，该地区的其余部分由塞尔弗里奇有限公司占据，该公司准备拆毁当地现存的建筑物进行再建。由于拆房的噪声和灰尘使该旅店顾客锐减，店主起诉要求塞尔弗里奇公司赔偿损失。初审法院判决旅店应得到4500英镑的损害赔偿费。后来，此案告到上诉法院。

在初审法院判决旅店主人有合法权利的法官说道：

我并不认为被告在原先经营的地点所做的事是以通常的利用和占据土地或房屋的方式进行的。在我国，挖掘60英尺深的地基然后建上用铆钉固定的钢结构的建筑，这是非同寻常的。……我想，在我国像被告那样在进行第二次经营时——即拆除他们不得不拆除的所有房屋时，也不是通常的使用土地的方法，我认为，其中有五至六所房屋可用气锤拆除。

威尔弗雷德·格林爵土在上诉法院辩护时，首先提醒说：

当一个人在进行拆除和重建这类工作时，任何人都不得不忍受某种不适，因为这种工作不可能不带来一定的噪声和灰尘。因此，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以此来看待干预的规则。……

然后他谈到先前的判决：

我很尊重这位阅历丰富的法官，但我觉得他并没有从正确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对我来说，似乎不可能说……被告公司在其工作中所进行的拆除、挖掘、重建具有不寻常的性质，以致于使我所提到的限制条件不能在该工作中起作用。我似乎感到。当规则说到对土地的一般和通常的使用时，并不意味着通过一些途径使用土地和建房的方法是具有永久性的。随着时光流逝，新的发明或新的方法使土地的使用更有效益，或向地下要地，或向空中要地。从其他观点看，这是否是人们所企求的事与本案无关；但在使用你自己的土地时，造房时选择什么样式、地基多深、高度如何才为合理，就当时情况和发展而言，这构成了对土地正常使用的一部分。……旅店里的客人很容易发怒。人们到该旅店已习惯于宁静，结果发现附近在拆除旧房，建造新房，自然会以为这座旅店的优点已经消失，这对原告来说是很不幸的，但假定被告所做的并没有什么错，假定被告公司在拆旧建新时尽管产生了噪声，但采用了合理的技术，采纳了合理的预防措施，对邻居并没有产生妨害，这样，即便原告失去了所有的主顾，他也没有理由抱怨，……（但那些）人说他们对邻居的干预是正当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正常的，他们在特殊责任的引导下……采取了合理而适当的谨慎和技术，这样说是不对的：“没人抱怨，我们就继续做我们所喜欢做的！”……他们的责任是采取适当的谨慎指他并将妨害减至最低点，他们这样说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但这意味着我们将放慢工作，不像我们所喜欢做的那样，或者说这将使我们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所有这些都是常识意义上和程度上的问题，而且很清楚，就防止妨害而言，要求人们工作进度如此之慢，或代价如此之高，而且其成本和带来的麻烦令人望而却步，这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公司的态度似乎只能是继续干，直到有人抱怨。进而言之，如果公司的工作与邻居的舒适确有冲突，而公司按其想法和便利来加紧工作的愿望占了上风。这……就没有履行使用合理的谨慎和技术的义务。……结果将是……原告蒙受了一种可诉讼的妨害。……她有权基于这些原则得到一笔可观的而不是数目很小的钱。……但在计算这笔钱时，……我不考虑顾客的任何减少，……虽然这可能归因于旅店后面工程的进行而失去的舒适……

结果，损害赔偿费从4500英镑减到1000英镑：

迄今为止，本节所讨论的是法院对有关普通法中的妨害问题的判决。由于成文法的制定，该领域的权利界定也随之而来。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都假定，在这一顿域，政府活动的目的是把普通法不认为是妨害的活动认定为妨害，以此来扩大妨害法的范围。而且毫无疑问，有些法规（如公共健康法）便有此效果。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府立法都是如此。在这一领域，许多立法的效果是保护工商企业不受那些因受损害而提出各种要求的人的影响。因此，还存在着许多合法的妨害。

霍尔斯伯里的《英国法律》一书对此立场做了总结。

当立法机关认定一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的事，或授权在特定地点为特定目标做某事，或授予意在执行的权力时，尽管立法机关保留了一些对行使权力的裁决权，但对于在贯彻法律授权中不可避免的妨害或损害，在普通法上不构成诉讼。不论引起损害的行为是为公众目的还是为私人利益，情况都是如此。立法机关授权个人可以行使某些权力所做的事，例如按照贸易委员会的规定所做的事，应该被看作是有法律根据的。在没有过失的情况下，行使法定权利的个人似乎不能因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行动就可能使损害降为最少而对之负责。

下面的例子就是对授权行为有免于承担责任的自由的一个说明。

就水偏离水道、水管、排水沟、运河而淹没土地的情形而言，诉讼并没有对在无过错情况下行使授权的机构产生不利，下面这些情况况也同样：下水道里排出的臭气；马路上的积物覆在阴沟上；铁路引起的震动和噪声；授权行为引起的火灾，按法规要求用已知的最佳清除方法处理后才排放的污水造成的污染；电车对电话和电报系统的干扰；嵌入地下的电车的电极；因授权工程进行挖掘而必然引起的烦恼；因在行车道上设置栅栏而引起的交通事故；沥青的散发；街廊或路边安全栅栏给临街住户进出带来的不便。

在美国，法律的规定与英国基本相仿，除了立法机关授权在普通法上什么会被定为妨害外，至少没有作出向受害者支付赔偿费的规定。但美国的法律规定受到的限制更多，因为它要受到宪法的限制。然而，这种权力仍然存在，并能找到与英国的情况多少相同的案例。在与飞机场和飞机运行有关的尖锐冲突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德尔塔航空公司诉克西，克西诉亚特兰大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克西先生在亚特兰大市买了地并盖了一幢房子。几年以后，该市在靠近克西的地产处建造了机场。克西抱怨说，“在机场建造前。他的房地产是宁静地，适合住家，但建机场后，灰尘、噪声、飞机的低空飞行使得他的土地不宜住家了。”案情报告对此叙述得很详尽。法官首先参考了早期的案例“里托会诉亚特兰大市”。在此案中，亚特兰大市已明确得到建造机场的授权。

由于有特许权，航运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行业，并且是影响公共利益的企业，……所有按法定方式使用（机场）的人都享有市政当局授权的保护和豁免。飞机场本身不构成妨害，尽管建造和经营飞机场的方式会构成妨害。

既然飞机场是影响公益的合法行业，而且机场的建造是法律准许的，因此，法官接着参考了“乔治亚铁路和银行公司诉马德克斯”案。该案写道：

所建的铁路终点站的调车场是经法定机构授权的，如果建造和使用方法得当，就不能判定它构成妨害。因此，从火车头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给调车场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而且，适当的使用和经营该车场也不是妨害，只不过是所授特许权的必然伴随物。

据此，法官认定克西先生所抱怨的噪声、尘埃“可能是对该机场的适当利用所产生的意外，这样就不构成妨害”。但反对低空飞行的抱怨则不同：

……能不能说飞行……高度如此之低（离克西家的房顶仅25至50英尺）而对生活和财产造成的直接危险……是飞机场的必然伴随物吗？我们并不认为对此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该城市不能为维护该地区（足够大）的土地……而要求不作这种低空飞行……虽然为了公众的便利，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必须忍受因通常而适当地利用机场所产生的噪声与灰尘，但就法律观点看，如果这种不便不是适当地建造和使用所机场所必需的，就得首先考虑他们的私人权利。

当然，这是假定亚特兰大市可以防止低空飞行，并继续使用该机场。法官又补充道：

种种迹象表明，导致低空飞行的条件可以改变。但在审理中，看来为了公益，飞机场仍应继续在目前的条件下运行，那么，可以说原告不能得到禁令。

在另一起飞机案例“斯密斯诉新英格兰航空公司”中，法院审查了美国有关妨害合法化的法律，它与英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大致上相类似：

在行使管理权方面，政府立法部门的适当的功能，就是通过有关公共福利的详尽法规来处理因采用新发明而产生的问题和风险，并以此调整私人权利，协调各方的利益冲突。……因噪声、烟雾、震动、灰尘和无法忍受的气味造成的对土地上空的侵害，也可依此类推。由于这些侵害得到了政府立法部门的授权，因而尽管这些土地实际上没有被征用，但在某种意义上其市场价值已经下降了，而土地所有者必须在没有赔偿或补救措施的情况下承受这种损失，立法机关将裁定哪些在其他场合构成妨害的行为属于合法，这方面的损害陪偿案例有，因铁路运行而造成的烟雾、震动和噪声给附近的土地带来的损失，工厂钟声引起的噪声；妨害的废除，蒸气机和高炉的设置工阴沟里的难闻气味：炼油和储存石油……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当他们在晚上因（公共授权，或许是公共经营的）喷气式飞机的轰鸣而无法入睡时，当他们在白天因（公共授权，或许是公共经营的）火车经过时的噪声及震动而无法思考（或休息）时，当因地方污水处理站的气味（公共授权，也许是公共经营的）呛得他们呼吸困难时，以及因修路造成的汽车堵塞（毫无疑问是公众设计的）使他们神经紧张、精神平衡受到干扰时，他们会抱怨私人企业的弊端并要求政府管制。当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他们研究的问题的性质似乎有误解时，他们所期望停止或减少的活动也许具有社会的合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消除有害效果的收益与允许这些效果继续下去的收益。当然，政府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常常会导致这种保护，以针对超过规定的妨害。一方面，政府似乎以慈善的眼光看待它所亲自促进的企业，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以比私人企业做同样事情时更令人愉快的方式来描述公共企业的妨害。正如大法官艾尔弗雷德·丹宁爵土所说：

……今天的社会革命的意义是，较之于过去偏重于产权和契约自由而言，现在政府不断地对此干预，以给公共利益以适当的地位。

无疑，福利国家多半扩大了免除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而经济学家对此习惯于谴责（尽管他们趋向于假定这种豁免预示着政府在经济制度中的干预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英国，地方当局的权力被认为要么是绝对的，要么是有条件的，在绝对范畴内，地方当局在实施其被授予的权力时没有任何自由处置权。“绝对权可以说覆盖了其直接行动的所有必然的结果，尽管这种结果等于妨害。另一方面，有条件的权力以各种结果不构成妨害的方式来行使。

立法机关的意图在于决定某权力是绝对的或有条件的，……（由于）立法机关的社会政策存在着时时变化的可能性，某一权力在某一时代可能是受到条件约束的，而在另一时代为了福利国家的政策则可能被认为是绝对的。在考虑有关妨害法方面的较古老的案例时，应牢记这一点。

这冗长的一节看来该做个总结了。我们在处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在由法律制度调整权利需要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利用。据说，法院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常常（尽管不是很明确的）比较防止具有有害效果行动的收益与损失。但权利的界定也是法律制定的结果。我们还发现了对问题相互性的评价的证据。当法律规定增加妨害事项的清单时，诉讼也使那些在普通法上构成妨害的事情合法化了。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情形是要求正确的政府行为，而这实际上常常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不一定明智。但真正的危险是，政府对经济制度的全面干预会使那些对有害后果负有责任的人得到保护。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研究

本文讨论问题所采用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之渊源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尤其是第二部分中有关研究社会净产品与私人净产品之间差异的章节。它认为：

某甲在为某乙提供一些服务的过程中（这种服务是有报酬的），附带地也给其他人（不是同类服务的生产者）提供服务或带来损害，这种服务得不到受益方支付的报酬，也不能使受害方的利益得到补偿。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的第二部分阐述了他的目标：

确定在现存的法律制度下，自我利益的自由行使在多大程度上会倾向于以最有利于产生大量国民收益的方式来分配国家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国家改善“自然”趋势的行动是可行的。

从上述第一部分来判断，庇古的目的是要发现对决定资源使用的现存格局能否做一些改进。既然庇古的结论是能够做一些改进的，那么，人们自然期望他能继续说明他提出的一些改进所需要的变化。但相反，庇古增加了相对于国家行动的自然趋势的一段文字，这在某些意义上似乎将现存的格局与“自然”趋势相等同，并意味着要达到这些改进需要国家行动（如果可行的话）。从第二部分第一章看，这或许就是庇古的立场。庇古在开始时谈判“古典经济学家的乐观主义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强调，如果政府在经济制度中不进行任何干涉，那么就能使产值最大化，经济格局就是“自然的”。庇古继续说，如果自我利益确实能促进经济福利，那只是因为人类的制度设计所致。这是庇古观点的一部分，他易在引用坎南的理论提出这些观点的（我认为庇古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庇古得出结论说：

但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也存在许多缺陷和不完善之处。……存在许多妨碍社会资源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分配的障碍。对这些障碍的研究构成了我们的现实问题。……它的目的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它试图寻求更高瞻远瞩的方式，在那里，政府现在或最终会控制经济力量的行使，以此来促进经济福利，并由此促进其所有公民的总福利。

庇古隐含的思想似乎是：有些人已认为不再需要国家行为了，但他则认为正是因为国家行为的作用，社会制度才运行得这样好。不过，其中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那么，还需要哪些国家行为呢？

如果这是对庇古观点的正确总结，那么通过研究他所提出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差异的第一个例子，就可以揭示其不足之处。

也许……有些成本压在了与它不直接有关的人们身上。例如，火车发动机的火星给周围的木材就造成了非补偿性的损失。所有这些效果必须包括——一些是肯定的、其他一些是否定的因素——计算考虑到任何一种使用或任何一个地方的资源价值的任何增加所带来的边际社会净产品。

庇古所用的例子反映了一种真实情况。在英国，铁路公司一般并不赔偿那些因火星外溅而蒙受损失的人。以庇古在第二部分第九章所说的禁令为例，庇古的政策建议首先是，应有某些国家行为来纠正这种“自然”情况；其次，铁路公司应被迫赔偿那些木材受到损害的人。如果这是对庇古立场的正确解释，那么我要强调，第一个建议是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理解之上，而第二个则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法律立场。在“发动机产生的火星”这一题目下，我们可以在霍尔斯伯里的《英国法律》中发现：

如果铁路公司在其火车上使用蒸汽发动机而无明确法律授权它可以这样做，那么无论有无过失，他们都将对发动机引起的火灾负责。然而，铁路公司一般都有法定授权在其铁路上使用蒸汽发动机，按照常规，如果发动机配备着科学的防火所需的预防措施，并且在使用时无过失，那么，他们对火星可能引起的任何损失都不负普通法上的责任，……在安装发动机时，安装者有义务使用所有现有科学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发明，以避免造成伤害。假定在考虑了损失的可能性和补救的成本和作用后，要求公司采用这样的发明是合理的，那么在安装者拒绝使用其效率大大值得怀疑的装置的情况下，他对造成的过失不负责任。

1905年的“铁路（火灾）法”（1923年修订）对这个一般规则开了个例外。这涉及农用土地或农作物。

这种情况下，按照法定权力使用发动机的事实并不影响公司对损害的责任，……这些规定仅仅适用于不超过200英镑（1955年法中规定100英镑）的损失要求，而且，在损失发生后7天之内，火灾的书面报告和要求损害赔偿的请求必须送达公司：在20天之内，应该把要求赔偿金额不超过200英镑的书面报告送到公司。

农业土地并不包括沼泽地和建筑物，农作物也不包括那些可拿走的和堆积着的东西。我并没有详细研究这一法律例外的立法历史，但从1922年和1923年下议院的争论来看，这一例外或许大部分旨在帮助小农夫。

让我们回到庇古所说的因火车发动机引起周围木材着火但又不赔偿的例子。这按理是为了说明“用国家行动来改善‘自然’趋势”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将庇古的例子看作是1905年之前的情形，或者是一个人为的例子（在此例中他也会以“周围的建筑物”代替“周围的森林”），那么显然，为什么不赔偿的理由肯定是铁路公司有权使用蒸汽机（因此免除了因火星引起的火灾责任）。这正是在1860年确立的法律的立场，在当时的案例中，奇怪的是，它也是有关因铁路引起周围木材的燃烧。在这一点上。近一个世纪的铁路立法（包括国有化）尚未改变这一法律（除了一个例外）。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待庇古所举“因火车引擎的火星引起周围木材损失的不赔偿责任”。并假定它指的是1905年以后的时期，那么显然，不赔偿的理由是损失多于100英镑（《福利经济学》第一版）或超过200英镑（最近版本），或者，树木所有者没有在7天内书面报告火情和在20天内详细说明火灾损失。在现实世界中，庇古的例子只有在立法机关作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后才能成立。当然，难以想象它在铁路建设的自然状态中也能成立，最相近的情况是假定铁路公司使用蒸气机“毫无明确的法定权力”。然而，在此情形中，铁路公司应有赔偿那些树木被毁的人的义务。这就是说，在没有政府行为的情况下也应支付赔偿。不陪偿的唯一情形是存在政府行为。很奇怪，庇古会选择这一特殊例子来说明“用国家行为改善‘自然’趋势”是可能的，因为他明确认为应支付赔偿。

庇古对各种事实的看法似乎存在着缺陷，但在经济分析方面他似乎也有错误。铁路公司并没有必要一定要赔偿那些因火车引擎的火星引起的火灾损失。在此，我并不想表明，如果铁路公司可以与靠近路旁的每个财产所有者进行讨价还价，并且毋需成本，那么，铁路公司与是否对因大火引起的损害负责并没有什么关系。在稍前的几节中我己分析了这个问题，即在讨价还价太费劲的条件下是否让铁路公司对火灾负责。显然庇古认为最好是迫使铁路公司支付赔偿，由此可见，导致他达到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什么了。假定，铁路公司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增开列车和提高现有列车的车速以及装设引擎火星防止器。如果铁路公司对火灾损失不免责任，那么在决策时，它就不会考虑增开列车、加快车速和不装防火器所致损失而增加的成本。这就是私人净产品与社会净成品的差异的根源所在。它会导致铁路公司来取行动，这将会降低总产值——如果对赔偿负责就不会这样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算术例子来说明。

以铁路为例，铁路公司对其引擎火星造成的火损不负赔偿责任，它在某一线路上每天开两班火车。假设每天开一班车，铁路公司每年所提供的服务价值为150美元；开两班车每年所提供的服务价值为250美元。再假设开一班车的成本每年为50美元，两班车则为100美元。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成本等于由于铁路公司追加生产要素而产生的产值的下降。显然，公司将发现每天开两班车有利可图。但假定一班车每天所致谷物火灾损失（年平均）为60美元，每天两班车将导致120美元损失。在此情况下，每天一班车将提高总产值，而两班车则相反。第二班车使追加的火车服务价值为100美元，但产值的下跌每年为110美元：50美元是追加的生产要素，60美元是谷物的损失。假如不开第二班车，情形将好些；假如铁路公司对谷物损失负责，它就不会开第二班车。铁路公司应对损失负责的结论似乎是无可置疑的。无疑，这是庇古立场的推论。

若不开第二班车情形将好些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铁路公司应对损失赔偿的结论是错误的。让我们改变一下有关责任规定的假设。假设铁路公司对由火车引擎的火星引起的火灾损失负责。一位在铁路附近有土地的农夫将处于这样的状况，如果他的谷物被火车引起的火灾毁坏，他将从铁路公司那儿得到相当于市场价格的赔偿，但如果他的谷物完好无损，他将通过销售以市场价格获得收入。因此，他就毫不关心他的谷物是否被毁坏。当铁路公司不负责任时，情况就大不相同。铁路火灾引起的任何损失都会减少农夫的收入。他就会放弃那些损失超过土地的纯收益的耕地（第3节已充分阐述了各种理由）。从铁路公司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制度变为负责任的制度，会引起铁路附近耕地的增加。当然，它也会增加铁路火灾所引起的谷物损失。

让我们回到前面的算术例子。假定随着责任规定的改变，铁路引起火灾所造成的谷物损失翻了一倍。每天开一班车，每年的谷物损失是120美元；每天两班车，损失额将达到240美元，我们先前看到，如果铁路公司每年要陪60美元，那么开第二班车就无利可图。如果每年损失达120美元，那么开第二班车的损失将多于60美元。但是，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第一班车。第一班车提供的运输服务价值为150美元，成本为50美元，支付的赔偿费为120美元。如是这样，那么开任何火车都将无利可图。在我们例子中，结果是这样：如铁路对火损不赔偿，将开两班火车；如果赔偿，它就停止营业。这是否意味着没有铁路更好？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虑，如果豁免铁路公司的责任以让它营业（每天两班车），总产值会如何。

铁路营运能产生250美元的运输服务价值。它还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采用将减少100美元的产值，而且它还意味着谷物损失价值为120美元，因为铁路的兴起还将导致一些耕地的放弃。由于我们知道，如果这些土地用于耕种，因火灾造成的谷物损失将是120美元。既然土地上所有的谷物不可能都被毁掉，那么认为该土地所产谷物的价值高于120美元或许是合理的。假定它为160美元，但放弃耕种会释放出一部分生产要素，并使它用于别处。而这些生产要素在别处增加的产值将少于160美元。假定它为150美元。那么，经营铁路的收益为250美元（运输服务的价值）减去100美元（生产要素的成本），减去120美元（火灾造成的谷物价值损失），减去160美元（放弃耕地后谷物生产下降的价值），加150美元（释放的生产要素用到其他地方的产值）。这样，经营铁路所增加的总产值为20美元。由此可见，显然铁路不应对它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当然，改变一下数据，在别的情况下则要求铁路对损失负责。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我已充分表明，“火车发动机引起的周围木材损失”的解决办法并不一定不合要求。是否要赔偿，一切取决于具体情况。

庇古的分析怎么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呢？原因在于庇古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分析所针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他得出的具体结论却是不合逻辑的。争论中的问题并非是否要开追加的列车，或加快车速，或安装消烟器，问题在于是否要建立一套制度来规定铁路公司应赔偿它所引起的火灾损失。当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时，适当的做法是比较这些不同的安排所产生的社会总产品，而对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做一般的比较则没有什么意义。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说明这个问题。某司机开车到十字路口停下，因为前面有红灯。十字路口的另一条马路上没有任何汽车。如果司机不理会红灯，而且也不发生事故，那么总产品将增加，因为司机可以早到达目的地。为什么他不这样做？理由很简单，如果他闯红灯。他将被罚款。穿越马路的私人产品要比社会产品少。我们是否会由此得出结论：如不对违反交通规则者罚款总产品将较大？庇古的分析告诉我们，有可能想象出一个比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但问题是要设计各种可行的安排，它们将纠正制度中的某方面缺陷而不引起其他方面更严重的损害。

我已相当详细地分析了一个有关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差异的例子，我不想进一步对庇古分析的体系做剖析。本文考虑的主要问题可以在第二部分第九章中找到，该章是讨论庇古的第二类差异的，因而看看庇古怎样提出论证是饶有趣味的。本节开头引用了庇古对此类差异的描述。庇古把某人提供服务而毫无报酬的情况与某人造成损害而不作赔偿的情况作了区分。我们主要的注意力当然集中在后者。因此，令人惊奇地发现，正如弗朗西斯科·福特教授向我提出的那样，庇古所用的烟囱问题——“股票例子”或“教室例子”——是作为第一种情况的案例（无报酬的服务），并且从未明确地提到其与第二个案例的联系。庇古指出，将各种资源用于预防烟囱冒烟是向工厂主提供了无报酬的服务。

从庇古在稍后章节中的讨论看，其含义是，应给使用烟囱的工厂主一定的奖金以促使他装设消烟器。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建议，对拥有烟囱的工厂主征税。可惜，经济学家（除了福特教授）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庇古的研究特点，既然意识到了用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解决问题会导致对问题的相互性的确认。

在讨论第二种情况（损害而不予赔偿）时，庇古说“当某城市居住区的某块地的主人在那儿造了一家工厂时，严重损害附近地段的舒适环境；或程度轻一点，他在利用自己的土地时，使他人房屋的采光受到影响，或者，当他在闹市地段建造大楼时限制了邻里的空间和娱乐范围，进而有碍于居住在那里的家庭的健康和效率”，他们都受到损害。当然，庇古称这些行为“无负责的危害”是非常正确的。但当他指出这些是“反社会”的行为时，他就错了。这些行为或许是，或许不是。有必要权衡一下它所引起的危害和好处。反对任何引起危害他人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反社会”行为。

正如我所指出的，庇古在讨论“无责任的危害”时所举的例子并不是烟囱，而是乱窜的兔子：“当某人的禁猎活动包括窜到邻人士地上的兔子时……第三方就蒙受了偶然性的无责任危害。”此案例特别有趣，不只是因为此案例的经济学分析本质上不同于对其他例子的分析，而且因为其法律立场的特殊性，它给人们的启示是：在界定权利这种纯粹法律问题上经济学也有用武之地。

对兔子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是有关动物责任这一大研究课题的一部分。我不得不将讨论限制在兔子问题上。早期与兔子有关的案例涉及庄园主与公用地使用者的关系，因为从13世纪开始，庄园主常在公用地上放养兔子，这有利于兔子长肉和长毛。但在1597年的“博尔斯顿”一案中，某地主指控邻近一地主，声称被告做了兔穴，使兔子增加，从而毁坏了原告的庄稼。结果原告败诉，原因是：

“……一旦兔子进入他邻居的土他，他可以杀掉它们，因为它们是野生的，做兔穴的人对兔子无产权，因而他不应为兔子所造成的损害受罚，因为他对兔子无产权。其他人可以合法地杀掉这些兔子。

由于“博尔斯顿”一案己被作为有约束力的先例——小布雷在1919年说，他并不知道“博尔斯顿”案曾被推翻或质疑过——庇古的兔子例子无疑反映了他撰写《福利经济学》时的法律立场。而且在此案中，可以说庇古所叙述的情况因为缺少政府行为（以立法形式），因而是“自然”趋势的结果。

然而，“博尔斯顿”一案确是法律上的一件怪事。威廉姆斯教授毫无掩饰地对这个判决表示不满：

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妨害责任概念显然是混淆了牛群非法行为的结果：它既不符合法则也不符合中世纪有关水、烟和污染泄漏的权威判决，……对此问题作出令人满意回答的前提是，最终放弃“博尔斯顿”案中有害的理论。……一旦该案消失，对整个问题的合理重述的方法就非常清楚了，它将与妨害法中其余通行的原则相协调。

当然，审理该案的法官知道，他们的观点取决于对此案与涉及妨害的案子的区分：

“此案的诉因不像那些建石灰窑、染坊等案子那样，因为在那些案子中，烦恼是当事人自造的，但此案却不同，因为兔子自己跑进了原告的土地里，而土地主可抓住兔子，并从中得利。

威廉姆斯教授评论道：

那种返祖思想再度出现了，认为是动物有罪，而不是地主有罪。当然，引进的现代妨害法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原则。如果甲造了一幢房子或种了一棵树，以致让雨流进了乙的土地，这是甲须负责的行为；但如果甲在自己的土地上放兔子，而兔子窜进了乙的土地，这是兔子的行为，甲对此不负责任——这就是从“博尔斯顿”案中得出的貌似有理的结论。

人们不得不承认“博尔斯顿”案的判决看来有些奇特。某人可能对烟或异味所引起的损失负责，而没有必要去断定他是否对烟或异味拥有所有权。在解决其他有关动物的案件时，“博尔斯顿”案规则并不总是非要遵循的。例如，在“布兰德诉耶茨”一案中，法官判定授予禁令，以制止某些人异乎寻常、超于常量地屯集粪肥，而这种做法孳生苍蝇，影响邻里。谁拥有苍蝇的问题并没提出。经济学者不想提出异议，因为法律推理有时有些异常。但有足够的经济学理由支持威廉姆斯的观点，即应在通常的妨害法中解决对动物（尤其是免子）的责任问题。理由并不是指惟独留养免子的人应对损害负责，谷物被吃掉者也一样有责任。假定，除非我们了解特殊的情况，否则市场交易成本使权利重新安排便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就不能断定，留养兔子者是否应对兔子给邻居造成的损失负责。对该案中规则的反对意见是，按此规则，兔子留养者永远不会有责任。这将责任规则推向一个极端，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可取的，正如认为养兔子总是有责任的这一极端一样。但正如在第七节中所看到的，就像法院事实上处理的情况一样，妨害法也是灵活的，它允许对行为的功利与行为的危害进行比较。正如威廉姆斯教授所说：“整个妨害法旨在协调和消除利益冲突。……”将免子问题放在通常的妨害法中解决，并不一定意味着使养兔者对兔子造成的损害负责。这也不是说，在这种案子中，法院的唯一任务是比较行为的危害和功利。也不能期望，法院在作比较之后就一定能作出正确的判决。但除非法院行为极其愚蠢，否则，通常的妨害法比起采用僵硬的规则来说，似乎总会带来经济上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庇古关于乱窜的免子的例子提供了一个法律与经济学问题如何相关的范例，尽管应遵循的正确政策看来与庇古的推论不同。

庇古允许其结论有一个例外，即在兔子的例子中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存在差异。他补充说：“……除非……在地主与租户关系上有两种占有形式，以致于，在租金的调整中就能给予补偿。”庇古的这一修正相当令人费解，因为他的第一类差异大多与起草地主与佃户之间令人满意的契约的困难有关。实际上，威廉姆斯教授所引用的有关兔子问题的最近案例，都包含了地主与佃户之间公平权利的争端。庇古似乎在任何契约均不可能（第二类）的情况与契约不能令人满意（第一类）的情况之间做了区别。因此，他说，在私人净产品与社会净产品之间的第二类差异不能像租佃法的差异那样，可以通过修改缔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来缓解，因为差异产生于对其他人的服务和危害，而不是对契约当事人的服务和危害。

有些活动不是缔结契约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与有些契约一般不太令人满意的原因完全一样——要使事情变得正确得花费过多的成本。确实，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契约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在于没有涵盖某些活动。庇古在讨论第一类差异时其主要观点的确切意义难以发现。他表明在一些情况中，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契约关系会导致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差异。但他接着说明，政府强制性赔偿计划和控制租金也会产生各种差异。他进而说明，当政府与私人土地主立场类似时，即授予一公共事业以特许权时，就会产生完全类同于私人所碰到的困难。讨论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我难以发现，庇古想让我们得出的有关经济政策的一般结论究竟是什么。

确实，本文谈到的庇古对问题的研究给人的感觉极为模糊，对他的观点的讨论产生了几乎无法克服的解释困难。结论是，无法确信人们所理解的庇古倒底指的是什么，然而，却难以反对这一结论，尽管这可能是庇古式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即这种含糊性的主要原因是庇古没有透彻考虑他的观点。

庇古的传统

令人奇怪的是，像庇古提出的这种理论竞会如此有影响，尽管其成功的部分原因也许是在表述方面缺乏明确性。既然是不明确的，那么它也决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尤其奇怪的是，这一模糊性并不妨碍一种头头是道的口头的传统的出现。经济学家从庇古那儿所学到的，以及他们所传授给学生的，即我所称的庇古传统，是足够清楚的。我想通过揭示它所提出的被证明是错误的分析方法和政策结论，来说明庇古传统的不足之处。

我并不想通过旁证博引来论证我的观点是有力的。我所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引证文献往往是零碎的，常常是引用庇古的一些话再加上一些解释性评论，这样就难以进行详细的研究。但主要的原因是，这种理论尽管基于庇古的理论，可多半都是口头的传授。当然，我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接触到的经济学家都己表示出观点的一致性。无疑，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只占少数。

讨论的问题是分析现实生产的价值。私人产品是来自特定商业活动的追加产品的价值。社会产品等于私人产品加无赔偿的其他地方的产品价值的下跌。因此，如果一个要素（无其他要素）的10个单位被某企业用来制造某种价值为105美元的产品。这一要素的所有者没有得到使用的补偿，他无法避免这一结果。这10单位的要素在最好的可供选择的生产中将产生100美元的产品，这样，社会产品便是105美元减100美元为5美元。如果企业支付1单位的要素，其价格等于它边际产品的价值，那么，社会产品能提高到15美元。如果支付2单位，社会产品将提高到25美元。如此下去，直到105美元为止。这时所有要素单位都能得到报酬。不难理解经济学家为什么会轻易接受这一如此古怪的规定。这种分析集中在个别企业的决策上，因为使用某些资源从成本上看是不允许的，因而得益也减少同样的数额。当然，这意味着社会产品的价值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就我而言，似乎倾向于使用机会成本概念和通过比较各种要素在不同的使用或安排中产生的产品价值来研究问题。定价制度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导致各要素的采用会产生最大的产品价值，并比其他别的制度的成本少（我撇开了定价制度也放弃了收入再分配问题）。但如果通过一些上帝赋予的自然协调，使各要素流向生产价值最大化的地方，而不利用任何定价制度。结果也没有任何补偿，那么，我将发现的是惊奇，而不是惊慌。

社会产品的定义是奇怪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的政策结论肯定是错误的，然而，将注意力从基本问题上分开的方法肯定存在许多危险，可以相信，这将对目前理论中的一些错误承担责任。引起侵害效应的企业应对受损害者提供赔偿（这在第八节讨论庇古的铁路火星例子中已做了透彻的讨论），这一信念显然不是将可获得的总产品与可选择的社会安排进行比较后得出的。

在以税收或奖励的方法解决侵害效应的问题这一建议中，可发现同样的缺陷。庇古对这种解决方案也寄以厚望，尽管他像通常那样，没有详细阐述，论证得也不够。现代经济学家倾向于以税收的术语和十分标准的方式考虑问题。税收应等于损害，并随侵害效应的数量而变。由于没有提出税收的收益应支付给那些受损害者，因此，这一解决方案与强制企业支付给其行为造成的损失的受害者的赔偿方案不同。尽管如此，经济学家却并末注意到这一点，并把两者混为一谈。

假设，某个有烟尘污染的工厂建在一个以前没有烟灰污染的地区，引起每年100美元的损害。假定采用征税方法，这样，只要工厂冒烟，工厂主每年就要交100美元的税。再假定，消烟装置每年花费90美元。在此情形下应该装消烟装置。可以用90美元的支出避免100美元的损失，厂主每年可省下10美元。但得到的结果并不是最佳的。假设，受害者迁移或来取其他防范措施便可避免受害，这些方法的成本为40美元，或大致等于40美元的收入损失。这样就产生了50美元的生产价值，如果工厂继续释放烟尘并且上述两种措施得以采纳的话。如果厂主须支付等于损失的税额，则显然需有一种双重纳税制度，应让该地区居民支付等于工厂主（或其产品的消费者）追加的成本的税，以避免损害。在此情形下，人们就不会因在该地区或采取其他预防措施来防止损害发生。这样做的成本将少于生产者减少损害所花费的成本（当然，生产者的目标不是要减少损害，而是要减少税收）。反对向引起损害的生产者征税的税收制度，将倾向于产生过高的避免损害的成本。当然，如果有可能不是以损失为税收基点，而是以散发烟尘而导致的生产价值（最广义的）的下降数为基点征税，那么可防止过高的成本。但这样做须详细了解每一个参照系数的情况。我无法想象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确实，以税收的手段解决烟尘污染问题的方法困难重重，计算的问题，平均和边际损害的差异，不同财产的损害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但在此不必研究这些问题。即使可以准确地调整税收，使之与烟中污染的每一增量给相邻的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害相吻合，而就我的目的而言，只要表明这种税收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冒烟工厂附近的居民和企业的增多，会增加烟尘污染的损害，税额也要随之增加。这会导致工厂生产要素价值的下降，因为由于税收将导致要素在其他方面使用的价值减少而导致生产下降，或者因为生产要素被用于降低烟尘污染程度。但决定迁移到工厂附近的居民并不考虑他们迁来所导致的产值的下降。这种不考虑给他人带来成本的缺陷与工厂主不考虑其烟尘污染带给别人造成的损害的性质是一样的。没有税收，在工厂区将会烟尘污染太多、居民太少，但有税收，则相反。没有理由说，这样做是肯定可取的。

我不必过多地讨论运用分区制让产生烟尘污染的工厂迁出住宅区这一建议所包含的错误。工厂迁址导致生产的减少，这显然需认真考虑，并应与工厂不迁时所带来的侵害进行比较。这种管制的目标并不是消除烟尘污染，而是保证烟尘污染的最合理数额，这就是产值最大化的数额。

方法的改变

我相信，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问题得出正确结论，这并不简单地是由于分析方法上的欠缺，而是根源于目前福利经济学的方法中存在的基本缺陷。所需要的是改变方法。

就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差异而言，把分析集中在制度中的具体不足之处，常常产生这样一种观念：任何消除缺陷的方法肯定是人们所需要的。这种分析的注意力脱离了那些势必与正确方法相联系的制度中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许将产生更多的损害。在本节之前，我们己看到许多有关例子。但没有必要以这种方法研究问题。研究企业问题的经济学家习惯于利用机会成本方法来比较要素的既定结合的收益与替代的商业安排。在研究经济政策时，似乎也应利用类似的方法，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所产生的总产品。在本文中，正如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来分析限于比较由市场衡量的生产价值。但在解决经济问题的不同社会安排间进行选择，当然应在比此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并应考虑这些安排在各方面的总效应。正如弗兰克·H·奈特常常强调的，福利经济学的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美学和伦理学问题。

对本文研讨论问题的通常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通过对自由放任状态和一些理想世界的比较来进行分析。这种方法最终导致了思维的松散，因为所比较的替代对象的性质从来就不清楚。在自由放任状态下，是否存在一个货币、法律和政治制度？如果有，它们是什么？在理想的状态中，有没有货币、法律和政治制度？如果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笼罩在神秘气氛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得出他所喜欢的结论。实际上，几乎不需要分析就可以说明理想的世界比自由放任状态要好，除非两者的定义恰好是一样的。但是，整个讨论大多与经济政策问题无关，因为不管我们心中所想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显然我们都还没能找到如何从我们所处的状态过渡到那种状态的办法。较好的方法看来是，将我们分析的出发点定在实际存在的情况上来审视政策变化的效果，以试图决定新情况是否比原来的情况好或坏。按这种方法决策时，结论与实际情况就有一些关系。

未能提出足以解决有害效果问题的最后一个原因来自关于生产要素的错误概念。人们通常认为，商人得到和使用的是实物（一亩土地或一吨化肥），而不是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的权力。我们会说某人拥有土地，并把它当作生产要素，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所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力。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对他来说，通过挖掘将土地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可能的。虽然他可能阻止某些人利用“他的”土地，但在其他方面就未必如此。例如，某些人可能有权穿过该土地。进而言之，或许可能或不可能在该土地上建某类建筑，种某种庄稼，或使用某种排水系统。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政府的规定。在普通法上亦如此。实际上，在任何法律制度中都是如此。对个人权力无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无权力的制度。

如果将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就更容易理解了，做产生有害效果的事的权利（如排放烟尘、噪声、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正如我们可以将一块土地用作防止他人穿越、停汽车、造房子一样，我们也可将它用作破坏他人的视野、安逸或新鲜空气。行使一种权利（使用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正是该权利的行使使别人所蒙受的损失——不能穿越、停车、盖房、观赏风景、享受安谧和呼吸新鲜空气。

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当在各自为改进决策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格局进行选择时，我们必须记住，将导致某些决策的改善的现有制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决策的恶化。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考虑总的效果。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变。（原载《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第3卷（1960年10月））

[英]R.H.科斯

02、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

02、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

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是资源由一些非政府组织如企业、家庭、市场所有和配置。资源的所有者通过专业化的协作来提高生产率，由此产生了对那种能促进合作的经济组织的需求。当一家木材加工厂雇佣一位木工时，合作是在一个企业内部的专家之间达成的，而当一位木匠从伐木工那儿购买木料时，合作则是通过市场（或企业之间）来实现的。经济组织理论必须正视两个重要的问题——即要解释那些决定通过专业化与合作生产的所得是否比在一个组织内（诸如企业）或是通过市场更高的条件，以及解释这种组织的结构。

一般认为，企业的特征是通过比普通的市场拥有更为优越的权利（如命令、强制或对行动的纪律约束等）来解决问题的。这是一种幻觉。企业并不拥有自己所有的投入，它也不具有命令、强制及对行动的纪律约束等权利，这同任何两个人之间普通的市场合约没有丝毫不同。对于因你损害我们的交换协议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我只有中止同你未来的业务或诉诸法院来获得补偿，从而对你进行“惩罚”。这一切确实是所有雇主都能做到的，他可以解雇或控告别人，正如我可以不再从我的食品商那儿购买食品以解雇他，或控告他发送劣质食物一样。那么，所谓的企业管理工人以及向他们分派任务的权力到底具有怎样的内容呢？这确实同一个微不足道的消费者所具有的管理他的食品商，并向他分派各种任务的权力没有什么不同。单个的消费者向他的食品商所分派的任务，就是诱使食品商以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提供的商品。这一切确实是每个雇主对他的雇员都能做到的。至于他对工人的管理、指导或分派各种任务的说法，则是一种需要注明的令人费解的方面。它们事实上是雇主继续参与使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约条件的再谈判，他告诉雇员打印这份信件而不是发送那份文件，就像我告诉食品商卖给我金枪鱼而不是那块面包一样。我没有从食品商那儿继续购买食品的合约。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不会被那种必须继续他们之间关系的合约义务所束缚。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长期合约不是我们所说的企业组织的实质。我的食品商可能会对我每天的报酬以及对他的服务和物品、甚至那些不常标价的物品的购买进行运算——因为我不了解它们是什么——并用他的行动来证实我对他的需求导向……他不是我的雇员。

那么一个食品商同他的雇主之间的关系与他同他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哪些差别呢？差别就在于一个队对投入的使用，以及在所有其他投入的合约安排中有些团体处于一个集权的位置，它是一个队生产进程中的集权的合约代理人——它并不具有更为优越的强制性指令或惩戒权力。一个队生产进程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诱致一种被称为企业的合约形式呢？这些问题促成了本文的研究。

计量问题（The Metering Problem）

经济组织通过投入所有者的合作，将会更好地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报酬的支付与生产率的一致性。如果报酬的支付是随机的，也不考虑生产者的努力，这种组织就没有提供生产努力的激励；如果报酬与生产率负相关，这种组织就是具有破坏性的。因此，在经济组织问题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需求——计量投入的生产率以及对报酬的计量。

计量问题有时可通过竞争性市场上产品的交换来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在许多情形下，市场可以使生产率与报酬之间建立很密切的关联。如果一位农民在现行市场价格下使小麦产出增加10％，他的收益也即增加10％。这种组织经济的活动方式是对产出的直接计量，它反映了边际产品及分配给资源所有者的报酬正好同它们产出的直接衡量相一致。这种分散的市场交换在促进生产专业化方面的成功，要求市场报酬的变化对相应的产出变化负责任。

在经济学的从边际生产率到收入分配的经典关系中，贯穿着的一个内在假定是，存在一种组织（它或是市场，或是企业）能使报酬到资源的分配与它们的生产率相一致。经济组织以及计量生产率与报酬的经济方式问题，在生产与交换的经典分析中并没有得到正视。相反，这种分析倾向于假定存在一种充分的或零成本的经济方式，好像生产率能自动地创造出它的报酬似的。我们推测其因果导向是颠倒了——特定的报酬支付制度依赖于对特定生产率刺激的反应。如果经济组织的计量能力很差，报酬与生产率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生产率将较低，但如果经济组织的计量能力很强，生产率就较高。那么，是什么使得计量问题发生困难，从而诱致那些能节约计量费用的方式呢？

队生产（Team Production）

当两个人联合将一重物运上卡车时，我们只能观察到他们每天装载的总重量，却无法决定每个人的生产率。在队生产条件下，如果仅仅观察总产出，就很难确定单个人对他们联合投入的产出所作出的贡献。按照定义，产出应属一个队，而且它还不是每个分成员的分产出之和。队生产Z至少包括两种投入Xi和Xj，a2Z／aXiaZj≠O。其生产函数也不能分解为仅包括投入Xi或Xj的两个生产函数，因此，不能将Z的两个分生产函数之和作为队生产函数Z。（举一个分开的例子，Z＝aXi2＋bXj2可分解为Zi＝aXi2，Zi＝bXj2，Z＝Zi＋Zj，这不是队生产。）这里的奥妙就在于Z所获得的一些生产技术大于Xi和Xj分别生产Z时的情形。如果通过队生产所获得的产出大于Z的分生产之和加上组织约束队生产成员的成本，就会使用队生产——这是本文的核心。

对于通过合作行为为什么能获取收益，通常的解释是依赖于它所从事的交换与生产比分别加总的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原理。但正如上文所表明的，合作活动的所得来源中包含着一个队的运作，在这里单个的合作性投入并不能产出同一的可以加总成衡量总产出的分产品。这种合作性的生产活动，我们在这里称之为队生产，由它来衡量边际生产率，以及与之相一致的比分生产函数更为昂贵的报酬支付量。

再重复一下，队生产是这样一种生产：（1）使用几种类型的资源；（2）其产品不是每一参与合作的资源的分产出之和，由一个追加的因素创造了队组织问题；（3）队生产所使用的所有资源不属于一个人。

我们并不想探究所有联合使用的资源为什么不是为一个人所有，而是想了解在队投入的所有者之间所使用的组织、合约类型以及提供信息和报酬支付的方式。针对一个所有者的情形，仅仅注明以下几点也许就足够了：（1）禁止使用奴隶；（2）可以假定，避免风险是一个人不去借足够的钱来购买所有的资产或服务而是去租赁它们的一个原因；（3）购买-再售卖很普遍，以致于短期所有的成本超过了租赁成本。我们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不同人之间的一种组织，而不是关于有形物品或服务，尽管前者大多是后者的各种组合的筛选和选择。

一个队应如何向它的队员支付报酬，才能诱使他们有效地工作呢？在队生产中参与合作的队员的边际产品并不是可以如此直接地和分别地（即廉价地）观察得到的。一个队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是整个队的，而不是每个队员的边际产品，对队员边际产品的计量与确定的成本产生了新的组织方式。把握每一投入的生产率的线索是观察单个投入的行为：当一个人将货物搬到卡车上时，他转向装运下一件货物的速度有多快，他吸了几口烟，被举起的货物有多大程度倾斜于他那边？

如果对这类行为的监察没有费用，就没有人会产生偷懒的激励，因为谁也无法将他偷懒的费用强加给别的人（如果他们的合作是自愿达成的），但是既然相互之间的监督必然要付出费用，每一个投入的所有者在作为队的一员时所具有的偷懒激励，就比他不在队里工作或虽在队里但容易监督时更大。如果经由队生产而使净生产率增加，并造成与维持队的秩序相联的净计量费用，队生产所依赖的就不是分别的单个产出的大量双边交换。

无论是闲暇还是较高的收入都将进入一个人的消费函数。因此，每个人将会调整他的工作与可获得的报酬，以使闲暇和实际产出的生产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他的消费的边际替代率，即他将调整其工作率，以使他的闲暇与产出的需求价格等于它们的真实成本。但是，由于存在侦察、检测、监督、衡量和计量费用，每个人都将被诱致享受更多的闲暇，因为他的产出与闲暇之间可实现的（报酬）替代率的休息效应将低于真实的替代率效应，他的可实现的闲暇成本将比真实的闲暇成本下降更快，因此他将会“购买”更多的闲暇（即更多的非现金报酬）。

如果他的休息不能在零成本下被完全监察出，那么他的效应的一部分将会由队中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从而使他休息的可实现成本低于队的总真实成本。由于这些行为在监察上的困难，使得他的行动的私人成本低于它们的全部成本。既然每个人是对他私人的可实现的（生产）替代率，而不是对真实的总（即社会）替代率作回应，因此，只要其他人对他转向休息的监察是有费用的，就不会（向他们）支付补偿以迫使他进行以实现真实成本的再调整。只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才能使监察的边际所得等于监察的边际成本，这意味着它比在一个没有监督或计量费用的世界生产努力率更低，偷懒更严重。

在大学里，系一级使用的办公电话、纸张和私人使用的邮件往往超过了大学生产率。大学的行政管理者可以通过识别各种情形下应对此负责的人来阻止这类做法。但是，这只有在行政管理者愿意承受的费用更高时才能做到。识别每个人的额外成本（而不仅仅是识别这类活动的存在）会超过系里这类“卑劣的小过失”的递减所带来的节约。因此，系里往往允许一定程度的“特权、津贴或附加收益”。由于这类令人愉快的灵活掌握的活动（在可接受的成本下）无法缩减，学校所支付的现金工资总额就较低，报酬中现金的支付较少，而闲暇、便利和工作更加容易等形式的支付较多。但是，每个人仍然宁愿看到监督更为有效（如果以某种方式进行的监督是没有费用的），因此，他现在作为更为有效的生产队的一员，就可能被支付更高的现金报酬和较少的闲暇。如果每个人在零成本下可使他的报酬获得率达到真实的生产可能性实际率，那么所有的人就可能会实现一个更加满意的境况。遗憾的是，对这些应负责任的人的监督是有费用的，这种费用就相当于对劳动的报酬征一种税。可行的偷懒就是其结果。

应组织怎样的队生产形式才能使监察“实绩”（即边际生产率）的费用较低，并使个人的可实现的替代率接近于真实的替代率呢？从原则上讲，市场竞争可以监督一些队生产（它已组织成了队），那些不是队成员的投入所有者会作为对队的一个较小份额的报酬的回报，来替代那些过度（即要支付过量的补偿）偷懒的成员。潜在的队员之间的市场竞争将决定队的成员构成及个人的报酬，这里没有队领导、管理者、组织者、所有者或雇主。由于这种对工作的分散的组织控制，外来者也许在观察了每个队的总产出后，掂量他作为队成员时的能力，然后通过市场竞争过程，而使经过休整的队能够产生更大的生产能力。队中现有的成员也将恐于被那些只需支付较低报酬的外来者或队中其他成员在支付较高报酬时就提供服务的人所代替。任何预期他偷懒所降低的产出绩效将不会归咎于他人，如果他的活动能被发现，他将会被替代。生产性投入的队正如商业团体一样，将演化成明显的自发的市场——它没有任何集中的、有组织的代理人、队的管理者或老板。

但是，也不能期望单个的市场竞争能实现完全有效的控制，理由有如下两点：第一，由于这种竞争是完全有效的，作为队成员的新的挑战者必须知道偷懒者在哪里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要知道同他们所替代的投入相比，他所能增加的净产出。现有的同伴之间识别偷懒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根据定义，对于队生产来讲，通过观察队产出来监督偷懒是有费用的。第二，假定存在监督费用，并假定新的投入所有者为了保住在队中的位置，他必须接受一个较低份额的报酬（或允许生产更多），那么他偷懒的激励至少仍然和他替代的投入的偷懒激励一样大，因为他所承担的费用仍然低于他应负责的整个队产出的降低。

古典企业

减低偷懒的一种方式是，由某人专门作为监督者来检查队员的投入绩效。但是，由谁来监督监督者呢？对监督者的一种约束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由其他监督者所提供的市场竞争，但是由于已经给出的原因，它也不是完全有效的。另一种约束是对监督者施加影响，授予他对于队的净收入及向其他投入支付报偿的权力。如果合作投入的所有者同意监督者可以获取规定的数额以上的任何残余产品（可望是其他投入的边际价值产品），这样监督者就获得了一种作为监督者不再偷懒的追加的激励。监督的专门化加上他对作为一个残余权利者身份的依赖，将使偷懒减少。建立与企业的古典经济理论的追加联系是必须的，享有残余权利的人将如何监督投入呢？

我们使用“监督”一词来意指除它所含的纪律以外的一些活动，包括对产出绩效的衡量，按比例地分配报酬，以及作为监察与估计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方式来观察投入者的投入行为，并给出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分派与指令（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表明的，它还包括强制性地终止或修改合约）。通过足球教练与足球队长的对比也许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教练选择战略、战术，并传递关于使用何种规则的指令，而队长实际上是更接近队员的绩效的观察者和报告者。后者是一个观察性的管理者，而前者则是一个监督性的管理者。就现在的分析目的而言，所有这些活动都包括在“监督”的标签下。原则上讲，所有这些方面都是通过市场所进行的谈判，但是，我们已假定，这种对边际生产率的市场衡量以及对工作的再分派，在队生产下也不是能很廉价地实施的，尤其是如我们的分析所表明的，市场中队生产的团体间的合约谈判费用，并不比在这里所注明的组织中对单个成员绩效的监督费用更高。

获得残余报酬的专家将成为队成员的监督者（即他将管理合作性投入的使用）。监督者通过他所带来的偷懒的减少来获取他的残余，这不仅包括经他同意支付给投入所有者的价格，而且包括观察与指导这些投入的行为与使用。管理与检查队生产中所使用的投入的方式，就是队产出中单个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计量方式。

为了对队员进行纪律约束以减少偷懒，享有残余权利的人必须具有修改合约以及在不终止或改变其他投入合约的情况下，给予个别成员激励的权力。因此，队成员在寻求增加他们的生产率时，不仅向监督者分派了享有残余权利者的权利，而且还给予了他改变个别成员资格及队的绩效的权力。当然，每个队员都可以终止他自己的成员资格（即离队），但是只有监督者才可以在不中止队本身及他与队的联系时，单方面地中止任何其他队员的成员资格。唯有他可以增加或减少队员，改变成员间的组合，并出售队的残余权利者——监督者的权利。这就是整个权利束：（1）是一个享有残余权利的人；（2）观察投入行为；（3）这个集权的团体对于所有投入合约是共同的，（4）改变队的成员资格；（5）出售这些用来定义古典企业（即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的所有制（或雇主）的权利。我们的分析表明，“这些权利已经产生了结合，因为它能比非集权的合约安排更好地解决队生产中的偷懒－信息问题。

每个队员与企业所有者（即对所有投入合约是共同的团体，以及享有残余权利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简单的报酬合约（quid pro quo）。每个人都可从事买卖，雇员可“命令”队的所有者向他支付货币，在同样意义上雇主也可以指令队员执行某些行动。雇员可以如雇主所能做到的那样中止合约，因此，长期合约不是企业的本质属性。“强制”、“独裁”、‘命令”也是与企业的概念和它的效率不相干的一些属性。

概言之，在前面的关于更多的现金财富进入效用函数的假定下，企业的形成存在两个必要条件：（1）通过队导向的生产可能提高生产率，它所使用的生产技术，在直接衡量合作性投入的边际产品时是有费用的，它使得合作性投入之间通过简单的市场交换更难对偷懒予以限制；（2）通过观察或确定投入的行为来估计边际生产率是经济的。这两个前提条件的同时存在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合约组织：（a）联合投入的生产；（b）有几个投入的所有者；（c）有一个团体对所有联合投入的合约是共同的；（d）享有这些权利的人可以独立于其他投入所有者的合约，而与任何投入合约进行再谈判；（e）他持有残余的权利，（f）他具有出售他的集权的合约的残余地位的权利。

企业的其他理论

作为题外话要提及的是，我们是将企业理论置于科斯和奈特所提供的逻辑关系中加以讨论的。我们关于企业的观点并不一定与科斯的理论不一致，我们试图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一步，并验证一些受到驳斥的内涵。科斯的敏锐洞见是他使得市场的运作不是没有费用的事实更加明确。我们并非不同意他关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市场交易的费用越高，在企业内部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越大的观点，这是一个很难受到非议或反驳的观点。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基于管理的费用而很容易地同意企业理论。因为可以确信的事实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管理的费用越低，在企业内部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越大。为了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我们有必要了解企业的意义是什么，并解释在怎样的环境下，“管理”资源的成本相对低于通过市场交易来配置资源的成本。我们所提出的古典企业理论是逐渐退出科斯所指引的路径来达到这一目标的。在我们的解释中，对队生产、队组织计量产出的困难，以及偷懒问题的考虑都是很重要的。但至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方面都是科斯理论所没有的，科斯的分析发展到现在也只是表明了一些不受限制的合约，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意义——既没有残余权利者的地位，也没有雇员与分合约者的地位的区别（没有任何我们下面所表明的意义）。而且，不真实的是，雇员一般以长期合约安排为基础，而被雇佣的人比一系列短期的或不定期的合约更多。

我们所提出的一些追加要素的重要性就在于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控制监督者的人有责任获得残余，也在于我们后边所讨论的公司、合伙经营和利润分享制的含义。企业组织的这些可供选择的形式只在市场费用的基础上是很难解决的，我们的解释也表明了古典企业的定义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迄今为止还是缺乏的。

此外，技术的发展有时会降低市场交易的费用，同时也会扩大企业的作用。如在织布中利用的“生产”（putting out）体系，其投入主要是通过市场谈判来组织的。随着集中的动力源的发展，与动力源接近的从事队生产的织布就更为经济，这无疑给织布工带来谈判（形成）合约的费用降低，然而，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在一个企业内组织投入的工厂体系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织布者在购买他们使用的装备中的动力源时，并不能像接触电力线那样而简单地移向一个共同的动力源。现在，在设备的联合使用中，队生产就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包括工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他们对机械的联合使用，使边际生产率的衡量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合约的谈判费用降低了，同时由于活动的集中化程度提高，使投入行为的管理也变得更加容易。企业作为一种组织扩大了，尽管由集中权力带来了交易费用的降低。这种理论同样可用于说明现代装配线，因为集中的动力源的形成，扩大了企业作为一种享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形式的生产活动的范围。

一些经济学家步奈特之后，认识到指导者或集中的雇主对财富变化风险的承担，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它是一种可行的安排。而更为反风险的投入被假定为是雇员而不是古典企业的所有者。与企业命运相关的反风险和不确定性与我们的解释没有任何相关，尽管它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队的所有资源不是由一人所有。这样，风险的作用，它在因无法预期的竞争、技术发展或需求的波动冲击企业所吸收的意外收获方面的意义，就不是我们理论的中心，尽管事实上不完全的知识（进而风险，在这一意义上的风险）是理解监督队的行为问题的基础。我们推断，向管理者支付残余权利（平等）的体制可望是一种减少偷懒的有效手段，它能使队生产更为经济，而不是由于企业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的反风险较小。我们假定“风险的分配”不是古典企业存在与组织的有根据的理论基础。

尽管我们已强调了队生产是一种产生了费用的计量工作，并论述了队生产是企业的一个基本（必要？）条件，但是难道没有其他使计量便宜同时也能产生与这里所分析的企业具有同样的合约安排形式的障碍吗？例如，假定一个农民以早先确定的数量生产了小麦，但是，农民如何种小麦则决定了监督质量变化的精确与困难的程度。为了更经济地估计生产率，纵向一体化可以使一个购买者对农民的行为加以控制。但是这不是一种联合的或队生产的情形，除非‘信息”被认为是生产的一部分。（一个更好的情形可能要拓宽生产的概念，我们在这里将忽略不论。）如果不是组成一个企业，一个购买者可能与他的生产方面的监督者签定合约，正如房屋建造者与监督建筑合约的建筑师订立合约一样，那种安排不是企业。不过，一个企业仍然有可能组织许多产品的生产，在这里没有队生产，也没有分别所有的资源的联合使用。

这一可能性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一个我们所选择的更宽泛的或补充性的方法。（1）正如我们在本义所从事的，它可以论证，当存在联合的队生产时，企业是一种特殊的监察装置。如果引起了其他形式的较高的监督成本，就将使用一些其他形式的合约安排。因此，对于每一种来源的信息成本，可能有不同的监督形式和合约安排。（2）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通过市场的监督是困难的，因此设计了不同的合约安排形式．但是，还不清楚的原因是企业为什么与我们这里所定义的队生产相联系，甚至是高度相关。它同样可能和可行地使用了其他来源的高监督成本。我们没有很集约地分析其他的来源，我们只需要注明我们现在已修正过的假定是正确的就行了，它促进了我们现在的努力。不论怎样，对这里已发展了的理论的检验应看我们所认识的条件对于具有长期可行性的、而不是刚刚创办但容易夭折的企业是否是必要的。联合的大企业或将分散的生产代理人集中到一个人所有的组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投资信托或投资的分散化方法。一个持股公司可以称之为企业，因为“企业”一词与拥有收入来源的任何所有制单位有共同的联系。共同使用的“企业”一词的含义是如此华而不实，我们不希望解释共同附着的名目甚或是技术性文献中的每一实体，而是要寻求识别与解释由本文所分析的信息要素的成本所诱致的特定的合约安排。

企业类型

利润分享企业

我们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解释中有一个明确的假定是，由于一个集中的监督者是享有残余权利的人，他能约束他自己，因此，由他管理队的投入的成本要相对低于对队成员的边际产出的计量成本。

如果我们在一个企业内来看谁是监督者——雇佣，解雇，变迁，提升以及再谈判——我们将发现他是一个享有残余权利的人，或至少他的付出与报酬比其他任何人与企业残余价值的波动更为相关。他可能比具有其他任务的投入享有更多的选择、权利或红利。

我们对企业的解释中的一个内含的“辅助性”假定是，如果残余权利不全由集权的监督者所有，则队生产的成本会增加。因此，我们假定，如果所有的队成员依赖于对利润的分享，则集中的监督者偷懒的增加所导致的损失将超过对其他队成员不偷懒的激励增加所导致的产出所得。如果队的最优规模是只有两个投入的所有者，那末利润和损失在他们之间的等额分配，会使每个人比在队的最优规模较大时具有更强的减少偷懒的激励。因为在后一情形下，偷懒者所导致的损失中只有一个较小的部分由他自己承担，在等额利润分享制下，偷懒的激励与队的最优规模正相关。

前面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利润分享永不可行。利润分享能促进自我控制，它对于小规模的队更为恰当。事实上，当投入的所有者能自由地作出适合于他们的合约安排时（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个普遍事实），利润分享似乎局限于合伙制，它们由相对少的有活力的合伙者组成。对于小队来讲，这一类合约安排的另一个优势是，它使得投入之间能进行更为有效的相互监督。监督不需要全部专业化。

如果小队的规模与这样的情形相联系，即投入的专门化管理成本要相对大于队的努力的潜在生产率的增加的成本，利润分享将更为可行。我们假定，如果一个队员的生产率很难与他的行为相关，则管理队投入的成本会增加。在“艺术性的”或“专长性的”工作中，观看一个人的活动并不是了解他实际上是如何想的和心里想做的一条很好的线索。当一队装运工人将货物装上卡车时，投入活动与产出的方式高度相关，因而相对容易管理或指导，而对一位律师对一个法律个案的准备与陈述，就很难管理和指导了。监督者自己不装卸货物也能对装运工进行很详细的指导，对装配线工人的监督可以通过观看装配线速度的变化来进行。但对一个法律个案的准备的详细指导则在相当大程度上要求监督者自己对个案进行准备。其结果，艺术性的或具有专长性的投入（诸如律师、广告专家、医生），应使他们对个人的行为进行较自由的支配，如果对投入的管理是相对有成本，或是无效的，正如这些情形一样，但如果队的努力比通过市场交换的分生产更具生产性，那末就会发展一种利用利润分享制来提供避免偷懒的激励的趋势。

社会主义企业

我们已在自由的联系与自由地选择经济组织的逻辑下分析了古典的所有制和利润分享制企业。当政治的约束限制了可能选择的组织形式时，这类组织不一定是最为可行的。当小的团队利用具有专长的或艺术性的技能时，采用利润分享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政治的或税收的或补贴的因素诱致了利润分享技术，对它们已不是经济的评判时，那末应发展追加的管理技术来帮助减低偷懒程度。

例如，南斯拉夫的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企业是由雇员所有的，在一个限制性意义上，他们能分享所有的残余。这对于那些大企业和雇佣了非艺术性的或不具有专长的工人的企业确实如此。在打破政治的约束后，大多数这类企业期望支付工资而不是分享残余。这依赖于我们在前面的附加的假定，即对残余的普遍分享会导致由监督者增加偷懒所带来的损失超过分享残余的雇员的偷懒减少所带来的收益。如果不是如此，雇员的利润分享就应更频繁地发生于西方社会，因为在这里这些组织既不会被阻止，也不会有政治上的偏好。当对残余的分享会受到政治上的强制时（如南斯拉夫那样），我们预期会引出一些管理技术来减低集中的监督者的偷懒。这一技术不会在西方社会发现，因为在西方，监督者保留了所有的（或大多数）残余，且利润分享只限于一些小规模的、专业性的和艺术性的队生产情形。我们确实发现在南斯拉夫的大规模的残余分享企业中，雇员委员会能向国家建议中止一个管理者与企业的合约（向他的连任投票）。我们假定工人委员会被授予建议终止管理者的合约的权利，这准确地是因为对残余的普遗分享“过度地”增加了管理者偷懒的激励。

公司

所有的企业最初都必须获得对一些资源的控制。公司最初是向那些（如信贷者或所有者）提供金融资本的人出售对未来报酬的承诺，在有些情形下，资源可能是从对消费者将来发货的承诺而预先获得的（如预先出售一本建议书）。有些企业中有一些艺术性的或有专长的人，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时间和技能上“提供帮助”，直到服务的销售带来了收益。对于大多数部分，如果许多（反风险的）投资者为一笔大的投资贡献了一小部分，则资本就能更廉价地获得。以这一方式筹集巨额等额资本的经济学表明，对公司投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修正，要求对付由大量公司股东的利润分享所引起的偷懒问题。一个修正是有限责任，特别对企业来讲一个股东的财富相对较大，它可以使股东免遭大的损失，而不管它们是怎样造成的。

如果每一个股东都参与了公司的每一决策，这不仅会导致较大的官僚化成本，而且由于与不可预期的坏的决策相联的损失的大部分是由许多其他公司股东承担的，因此，许多人在获得了很好的信息的问题的决策上就会偷懒。公司活动的更为有效的控制是为了更多的目的而将决策权力转给一个小的集团来实现。它的主要功能是与队的其他投入进行谈判，并对它们实行管理（再谈判）。公司股东保有修正管理团体的成员资格和对影响公司结构与解散进行决策的权力。

其结果，引致了对所有权的新的修正－－即不需要任何其他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出售公司股份的权利。任何股东都可以从与他具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控制中转移财富，而不是试图控制管理者的决策。这在有许多股东时，比在只有一些不受限制的销售为每个具有不同意见的股东提供了更能接受的离开时更为困难。

事实上，对管理偷懒的监督依赖于将要成为新的管理团体的市场间的竞争，以及在企业内企图替换现有管理者的成员的竞争。除外面的与里面的管理者之间的竞争外，还施行了将股票临时冻结到一个或少数竞争者所有的投票集团的控制。代理战和股票的购买集中了替换现有管理者或修正管理政策所需要的票额，但是它不仅仅是新形成的金融利益所寻求的政策变迁，不管它是否是新的股东。如果创新者拥有较大的股份，向他们的行动的财富所得的集中，正是预期的未来收益向股票价格的资本化。没有未来收益的资本化，在信息决策对公司特征和管理人员施加影响时产生成本的激励就较低。所有制结构会暂时得到改革，从分散的所有制变为决策性权力集团，这是权力再度集中到拥有残余权利的古典企业的暂时复活。

在评价股东权力的重要性时，并不是通常的投票权力的分散，而是将投票冻结到决定性的变化的频率。即便一人所有的公司长期正好只有一个管理者，他也要继续得到所有者的满意。同样，一个投票权力分散的公司可能也具有管理者长期不变的特征。问题是如果管理者的行为方式不为大多数股东所接受时替换他的可能性。股份的不受限制的销售以及代理人的变化，增进了现有的股东或任何外来者相信管理者并没有做有益于公司的事而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可能性。我们并不想比较公司与单个的所有者的敏感性，事实上，我们已经表明，公司结构的特征是管理者－监督者的受托权力问题所引致的。

共有的和非利润的企业

如果股票能够购买和出售，新的管理者所获得的收益就较大，因为这能使预期的改进资本化到新的管理者现在的财富中去，这些管理者购买了股票，并通过他们的管理的变化创造了更大的资本。但是在非利润公司、大学、教堂、国家俱乐部、互助储蓄银行、互助保险公司以及“监狱”，改进管理的未来结果并没有资本化到股东的现在财富中去。（因为如果新的将来的监督者使得竞争更为困难，这些企业的所有制的多倍股份不可能由一人购买。）因此，在非利润的共同所有的企业将发现有更大的偷懒。（这表明非利润企业尤其适合于期望努力更为偷懒，以及企业对所不期望的市场反映价值的回应而再指导使用的领域。）

合伙制

技术性或专业性技能的队生产在合伙制下比在其他队生产形式下更有可能，这可能就是市场组织的队活动以及一个非雇主的地位。因此，将利用自我监督的合伙制，而不是使用的雇主－雇员合约。这些组织对于阻止由偷懒所导致的努力的过度冲淡很小。合伙制也更可能发生于亲戚之间和保持长期关系的相识之间，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分享了一个共同的效用函数，而且还由于每个人都能更好地知道其他人的工作特征和偷懒倾向。

雇员联盟

雇员联盟，无论它们做了些什么，都发挥了雇员的监督者的作用。雇主监督雇员，同样雇员也监督雇主的绩效。关于是否能按时和以好的通货来支付正确的工资，这一般能十分容易地检查出来。但是雇主的有些形式的绩效是不容易计量的，它更可能导致雇主的偷懒。小费常常是以非现金的、应急的形式支付：药品、医院、意外事故保险和退休金都是应急性的支付，或其绩效部分是由雇主向雇员支付的实物形式。每个雇员都不能像评价货币工资那样而很容易地评价这类支付的特征。保险是一种应急的支付，雇主在遇到应急事件时可能是很沮丧的。如果他能很容易地决定其他人对应急事件的进展，他还能很准确地评价雇主的绩效，他可能“相信”雇主在这类小惠支付中没有偷懒，但是他宁愿选择对这些支付更有效的和更经济的监督。我们看到一个专家型的监督者（雇员联盟的代理人）为他们所雇佣，由他们来监督雇主的支付，这是雇员在监督时感到最为困难的方面。雇员愿意雇佣一个专家型的监督者来管理这些很难监察的雇主绩效，尽管他们的监督者在使用津贴和退休金时并不完全是为了雇员的利益的激励。

队的精神与忠诚

每个队员都宁愿一个队中没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会偷懒。那样，真实的边际成本与价值就会相等，从而实现一个大家所喜欢的更好的境况。如果在队的忠诚与精神的指引下能够增进不偷懒的共同利益，那末队将更为有效。在这些事情上，队的活动给予了最明确的说明，忠诚与队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很显然，具有队的精神与忠诚的队的境况会更好，这是因为它的偷懒减低了——而不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内含于忠诚或精神中的特征。

公司和商业企业都试图灌输一种忠诚精神。这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通过过度工作或误导雇员来增加利润的手段，也不应被视为一种为了亲属关系的青春期的激励。它促进了雇员潜在的生产与闲暇的替代率的更加接近，并能使每个队成员实现一个更好的境况。当然，要创造一种经济的队的忠诚精神是很困难的，它可能要鼓吹道德行为准则——一种在字面上与基督教的《十戒》具有同样基础的道德——如果我们承担了全部的成本，则它将限制我们所要选择的行为。

由企业所有的投入的形式

至此，我们已检验了我们所定义的企业为什么会存在。那末，为什么一个作为共同部分的所有者——雇主会与队活动中的其他投入所有者订立合约呢？要回答这一问题，也应表明联合使用的各种形式的资源可能由一个集中的所有者（雇主）所有，且受雇的人可能不是队的所有者。我们是否能识别导致各种投入被雇佣或为企业所有的特征或特性呢？

一个享有残余权利的人，集中的雇主（所有者）怎样才能宣称他有能力在发生损失时向所雇的其他投入支付所承诺的量呢？他可以预先支付，他也可以提交足够的财富来包括负的残余，后者可能采取将机器、土地、建筑物或原材料交托给企业的形式。但提交劳动者的财富（即人力财富），给出人的产权，则很难行得通。这些考虑表明，享有残余的人（企业的所有者）将是再出售企业资本装备的投资者。物品或投入更有可能由企业的所有者进行投资而不是出租，这相对于初始成本来说会有更大的再售卖价值，且在企业中相对于物品的经济寿命会有更长的预期使用。

但是，上面所发展的一些要素已超出了对众所周知的企业制度存在的解释——即监察产出绩效的成本。当使用一种耐用的资源时，就会有边际产量和折旧。它的使用要求所支付的量至少要包括由使用所引致的折旧，除非使用者的成本是特别容易监察的，对它的支付能使需求与预期的折旧相一致，我们可以确定每一种情况。对于一把坚硬的斧子，由于它的边际产量很容易监察，因而它具有零使用成本。但是如果假定斧子是可以损坏的，对它的不仔细的使用（这比仔细使用更加容易）更容易滥用，导致斧予更大的折旧。另外，假定通过观察它被使用的方式比通过只看斧子在使用后的情形，或通过衡量一把斧子给一个劳动者所带来的产出，能更容易地监察它被滥用的程度。如果斧子在缺乏所有者时被出租和使用，它的折旧要大于所有者能对使用进行观察和使用者的出价与所强加的折旧相一致时的情形。（粗心的使用比仔细的使用更有可能——如果他没有支付更大的折旧。）因此，由于没有所有者时的预期使用者成本要高于所有者的使用，他将要求一个更高的出租价格。由于观察特定的使用者成本，通过检察使用以后的斧子困难较大，其预期就较高。因此，在这一情形下出租比所有者的使用成本更高。这就是错误地表达所有者的使用比出租更为经济的正确内容——他忽略了所有在相反方向上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如提供税收、短期占有和避免资本风险。

交易工具是一些更好的例子。修表匠、工程师和木匠一般都拥有自己的工具，尤其当它们是便于携带的时。卡车与其他同样昂贵的队投入相比更有可能由雇员拥有，因为由司机来精心地使用卡车要相对便宜。当卡车没有专门化到一个司机时，更有可能是由不驾驶的所有者来监察卡车的使用，如公交车。

我们这里研究的要素是与监察的成本相关的，它不仅要监察一种投入的总产出绩效，而且要监察投入在使用中所遭受的滥用与折旧。如果所有者看到它的折旧或使用者的成本比仅仅观察投入在前后的情形更容易监察，则会促使所有者使用而不是出租。当其他人的使用将使用者的成本算入所有者的使用，则对资源的使用就很难监察。用通俗的话来说，不在所有制是很少有可能的。假定在缺乏所有者时暂时不能实行劳动的服务，则劳动的所有者比在提供劳务时劳动的所有者不知道使用的方式和它是如何发生的时能更廉价地监督他自己的滥用，如果他不拥有他自己，则他滥用自己的激励也会增加。

上述分析与不在地主和分成制安排问题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解释企业的合约安排的同样因素有助于解释租佃、雇佣劳动或分成制的影响。

企业作为一种专门收集、整理和出售信息的市场制度

企业是一种高度专门化的代理市场。任何注视一种联合投入的人都必须探寻和监察所得的联合投入的质量。他可能与一个就业代理人接触，但是这一代理人在小城镇同拥有许多投入的大企业相比优势很小。雇主利用监督许多投入的优点，获得了关于他们的生产技能的特别优良的信息，这有助于提高他的指令（即市场雇佣）的效率。当他帮助他们确定了对队活动的良好的投入组合时，他就向雇员－投入“出售”了信息。那些作为雇员工作或向他出租了服务的人将使用他们以识别优良的投入组合。不仅指导者－雇主“决定”每一投入应如何生产，他也能估计异质投入的联合劳动会更有效率，他在一个私人所有而组成队的逻辑下确实是如此。百货商店是一个企业，它是一个优质的私有市场。在一个镇上购物和工作的人们正如在一个私有企业购物和工作的人们一样。

这是在同质性假定的理论文献中被遮掩了的市场营销功能。它不言而喻地将它们留给了个人通过市场搜寻来做，好像一个人在搜寻时没有专家性的雇员的收益。企业是否会因这一有效的信息服务而产生，它给出了指导者－雇主更多的关于队投入的生产技能的知识，它是关于这些异质的资源的有效的和确利的组合的优良决策的基础。

简言之，我们可以肯定，由已经在队里的投入的有利的队生产机会会比资源在企业外时更为经济和确定，已经在组织内使用的资源可能比在外面获取新的资源（和知识）能更经济地识别和形成优良的投入组合。雇员安排的促进与修改（合约）宁愿由企业来进行而不雇用新的投入。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原因是预期企业有可能以一个联合大企业来经营，而不是坚持生产单一的产品。具有异质资源的有效生产不是拥有更好的资源的结果，而是能更准确地知道这些投入的相对生产绩效。较差的资源的支付较少，这与它们的劣质性相一致。更准确地知道投入的潜在的和实际的生产行动，而不是拥有了更具生产率的资源，使得一个企业（或投入的安排）是有利可图的。

本文概要

由于普通的合约按照比较优势促进了有效的专业化，因而对于队生产进程来说，一些在联合投入间的特别的合约被共同用于队生产。不是由于所有联合投入的所有者的多边合约，而是一个集中的共同团体促进了队生产中的联合投入的有效组织。合约形式形成了所谓的企业——尤其是适合于组织队生产进程的实体的基础。

队生产是投入的一种联合与联合使用，它产出了一个比投入的分别使用所得出的产出总和更大的产出。这一队生产要求（像所有其他队生产过程一样）如果能实现有效的生产，应对边际生产率作出评价，由几种不同所有的联合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可分性，引起了对每一投入所有者的资源或服务的边际生产率的评价成本。对生产率的计量与监督，以使边际生产率与投入的成本相配，从而能在企业内（比所有投入通过市场的双边谈判）更经济地实现偷懒的减少。

我们这里所认识的古典企业的实质是一个合约结构，它拥有（1）联合投入的生产，（2）几个投入所有者；（3）有一个团体是所有联合投入的合约所共有的；（4）它拥有与任何投入合约进行再谈判的权利，在谈判时可独立于与其他投入所有者的合约；（5）它持有残余权利；（6）它拥有出售这一集中的合约的残余地位的权利。集中的代理人被称为企业的所有者和雇主。它并不包括强制性控制，其安排是一种能与集中的代理人进行再谈判的简单的合约结构，合约结构作为一种增进队生产的有效组织的方式而产生。尤其是，监察队生产中联合使用的投入的所有者的偷懒的能力由这一安排得到增进（监察成本降低了），且对投入所有者的约束（通过修改合约）更为经济。

对不同的组织类型——非利润、利润分享、联盟、合作社以及合伙制的分析，并通过不同的投入形式的分析表明的涵义为，它们倾向于由企业所有，而不是由它所雇用。

我们已推断了一个非常假定性的但也可能是很重要的解释。作为集中的团体（雇主）的信息流的结果，企业在关于大量特有投入的生产特征上呈现了一个有效的市场特征，它使这些信息能更廉价地获得，对资源的重组与新的使用可能比普通市场上的传统的搜寻能更为有效地确定。在这一意义上，投入是在一个企业内或企业间的相互间的竞争，而不是传统设想的通过市场的单一竞争。对企业内的竞争则使投入在企业间的竞争暗然失色。假定竞争是对关于不同投入的质量，它们在不同的潜在应用中的不同使用的知识与信息的显示与交换，这表明企业是一种增进投入资源的竞争的一种装置，同时又是一种能更有效地向投入支付报酬的装置。与市场和城市这种公共的或没有所有者的市场相比，企业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私有市场；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认为企业和传统的市场是两种竞争性的市场形式，是私人所有的市场与公共的或共同的市场的竞争。市场能忍受共有产权在组织与影响有价资源使用中的不足吗？

A.A.阿尔钦 H.登姆塞茨

03、关于产权的理论

03、关于产权的理论

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议定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权利束常常附着在一种有形的物品或服务上，但是，正是权利的价值决定了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提出权利束构成的形成与结合的问题比经济学家所共同探讨的问题更为重要。经济学家常常将产权束作为一个论据，来寻求对决定价格和这些权利所附着的物品的单位数量的力量的解释。

在本文中，我将试图形成一些关于产权的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全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简要地讨论了在社会体制中产权的概念和作用。第二部分为研究产权的形成提供了一些指导。第三部分阐述了一些将产权结合成特定的权利束以及那些决定与这些权利束相联系的所有制结构的基本原理。

产权的概念和作用

在鲁宾逊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一个所有者期望共同体能阻止其他人对他的行动的干扰，假定在他的权利的界定中这些行动是不受禁止的。

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通过生产更优质的产品而使竞争者受损是被允许的，但是如果诋毁他就不行了。一个人可能被允许去诋毁他的入侵者而受益，但是他在一个价格下眼下销售产品则会受到禁止。那么很显然，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这一认识能很容易地导致产权和外部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外部性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概念。为了本文的目的，这一概念包括外部成本、外部收益以及现金和非现金的外部性。没有一种受益或受报效应是在世界以外的，有的人或人们常常会遭受或享有这些效应。将一种受益效应或受损效应转化成一种外部性，是指这一效应对相互作用的人们的一个或多个决策的影响所带来的成本太高以至于不值得，这就是该词在这里的含义。将这些效应“内在化”是指一个过程，它常常要发生产权的变迁，从而使得这些效应（在更大程度上）对所有的相互作用的人产生影响。

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导引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与社会相互依赖性相联系的每一成本和收益就是一种潜在的外部性，使成本和收益外部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双方进行权利交易（内在化）的成本必须超过内在化的所得。一般地，由于交易中的“自然”困难，交易的成本要相对大于所得，或由于法律的原因它们也可能较大。在一个法制的社会，对自愿谈判的禁止会使得交易的成本无穷大。当外部性存在时，资源的使用者对有些成本和收益没有加以考虑，但允许交易中内在化的程度增加。例如可以认为，一个企业在使用奴隶劳动时就没有承认他的活动的全部成本，因为它可以只向奴隶劳动者支付自给工资。如果允许谈判，情形就不会如此，因为奴隶会要求企业向他们支付以作为自由人的预期报酬为基础的自由的补偿。这样，奴隶的成本在企业的计算中就被内在化了。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农奴向自由人的转变就是这一进程的一个例子。

外部性的一个最有意义的例子或许是它在征兵中的广泛使用。纳税人通过不向讲授军务的教授支付全部成本而受益，他所逃掉的成本是自愿提供服务的人们所必须获得的追加总量。为了免税，这一总量是由征兵者向纳税人提供的补偿，对于自愿征兵的“将他买进（buy－him－in）”或“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将他卖出（let－him－buy－his－way－out）”体制。征兵的全部成本将由纳税人来承担。使我经常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在看到烟尘时承认它是一种外部性，但当他们看到征兵时却不这样认为。人们所熟悉的烟尘的例子是由于谈判的成本可能非常高（由于有大量的相互作用的参与者），而使得将烟尘的所有效应内在化不值得，而征兵则是一种由禁止谈判所造成的外部性。

在以上例子的逻辑关系中，产权在将外部性内在化中所起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在一项关于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的法律创立时，如果一个人要得到服务，这将迫使企业对纳税人提供部分补偿以足以包括使用他的劳动的成本。因此，劳动的成本在企业或纳税人的决策中就被内在化了。换言之，法律授予了企业或纳税人对奴隶劳动的明确的权利，这将迫使奴隶的所有者考虑愿意为他们的自由提供的支付总量。因此，尽管在这两种情形下财富的分配不同，但这些成本在决策中都被内在化了。在每种情形下内在化所需要的是，所有制包括了售卖的权利，正是对一种产权调整的阻止，对建立一种从那以后可以交换的所有权的禁止，妨碍了外部成本与收益的内在化。

在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这一进程中有两个显著的含义是确实的。当允许产权交换时，由此所致的组合是有效的，且这一组合与所有权分配给谁无关（除不同的财富分配会导致不同的需求外）。例如，老百姓与军队的有效组合将导致可转让的所有权，而不管纳税人是否会雇佣自愿兵，或征兵看是否会为了逃避服役而向纳税者提供补偿。由于纳税人所雇佣的只是那些（在“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将他卖出”体制下）不愿提供免税的（在“将他买进”体制下）士兵，在“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将他卖出”产权体制下，最高的投标者肯定是“将他买进”体制下的最后一位自愿者。

我们将在后面回过来讨论其中某些观点，不过到现在，我们已为促进本文下面两部分的讨论打下了充分的基础。

产权的形成

如果产权的主要配置性功能是将受益和受损效应内在化，那么产权的形成就可以通过它们与新的或不同的受益与受损效应的形成的联系而得到最好的理解。

知识的变化会导致生产函数、市场价值及期望的变化，新的技术，做同一事情的新的方式，以及做新的事情——都会产生社会所不习惯的受益和受损效应。我在本部分提出的论点是，新的产权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对新的收益－成本的可能渴望进行调整的回应。

这一论题可以用稍微不同的方式来重述：当内在化的所得大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是为了使外部性内在化。内在化的增加一般会导致经济价值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引起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市场的开辟，由此而使得旧有产权的协调功能很差。要对这一主张作出适当的解释，需要考察一个共同体对私有制的偏好。有些共同体的私有制没有很好的发展，但它们的国有制却高度发展。不过在一个共同体对这方面的偏好给定的情况下，新的私有和国有产权的形成将是对技术和相对价格的回应。

我无意主张或否定产权的调整必然是为对付新的外部性问题所作出的有意识的努力的结果。在西方社会所发生的这些调整，一般是社会道德和普通法的惯例逐渐变迁的结果。在每作出一步这种调整时，外部性在本质上是不可能与所要解决的问题自觉相关的。这些法律和道德试验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些碰巧的程序，但在一个社会中它们与效率的实现却关系重大。它们的长期活力将依赖于它们如何为适应与技术或市场价值的重大变化相联系的外部性而修正它们的行为。

对这一主张的严格检验需要进行大量的详细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引证大量与之相一致的例子：如空气的权利，出租者的权利，以及偶然事故的责任规则的发展等等。在这一部分讨论中，我将比较详细地陈述一组这类例子，它们所论述的是美国印第安人的土地私有权的发展。这些例子的范围很广，且非常接近于人类学领域所称的可信的证据。

土著间的私有产权问题使人类学家着迷。他们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试图评价一个在“人造的”文明中不受限制的人的“真实特性”。在进行这一争论的过程中，还没有包括能直接涉及我们这里所关注的论题的信息。这一争论中所出现的一个被人们所接受的经典论述和权威性观点是E．利科克的那篇题为“关于山区的狩猎区域与皮革贸易”的纪念文章。利科克的研究是循着F．G．斯配克的研究，斯配克已发现拉布拉多半岛的印第安人具有悠久的建立土地财产的传统。这一发现在我们所了解的有关美国西南印第安人的知识中是十分奇特的。它激发了利科克对居住于魁北克周围的广大区域的山区的进一步研究。

利科克明确证实了土地私有产权的发展与商业性皮革贸易之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地理上都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这一相关性的事实基础还没有受到挑战。不过就我所知，还没有一种理论能清楚地论述土地的私有与皮革贸易之间的关系，在斯配克和利科克那里并没有涵盖能很好地适应于本文论点的事实材料。在做这一研究时，它明确地揭示了产权的调整在考虑经济学家经常引证的一个外部性例子——对动物的过度狩猎所起的作用。

由于缺乏对其他人狩猎的控制，就没有人会对增加或维持动物存量的投资感兴趣，从而会发生过于密集的狩猎。因此，一个成功的狩猎者可被看作是将外部成本强加给继他之后的狩猎者——这些成本在决定狩猎的程度和动物的畜养时没有完全考虑到。

在进行皮革贸易之前，狩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吃肉及狩猎者家庭所需要的少量皮毛，外部性是显然存在的。狩猎能自由地进行，且不需要估价对其他人的影响。但是这些外部效应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小，因而不需要对考虑它们的任何人支付补偿。这并不能代表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利科克发现L．热那于1633－1634年冬天对山区所作的记录及F.德鲁莱特于1647－1648年所给出的简要说明，都没有证明土地私有的存在。这两个记载表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组织下，土地私有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测，皮革贸易的出现有两个直接的结果，第一，印第安人的皮毛价值大大增加了；第二，其结果，狩猎活动的范围明显扩大了，这两个结果都大大提高了与自由狩猎相联系的外部性的重要性，产权体制开始变化，其变化的方向尤其要求考虑由皮革贸易变得重要了的经济效应。利科克所收集的地理和分布的证据表明，早期的皮革贸易中心与最古老的和最完整的私有狩猎区域的发展具有准确无误的相关性。

18世纪初，我们开始有关于在魁北克附近所发展的单个家庭的区域性狩猎与设陷井的安排的证据……就这—地区所涉及的最早的这一类安排来看，它所表明的是对狩猎区域的纯粹临时性分配，他们将这一区域分成条带状，以便更有效地狩猎，他们的习惯……是将土地恰当地分成两里格的地块以使各个团体能排他地狩猎，不过，养海狸的场所的所有制已经确立了，当它们被发现时，就给标上了一个记号，一个饥饿的印第安人可以杀掉和吃掉另一个人的海狸，只要留下皮毛和海狸尾就行了。

狩猎区域的下一步可能是一种季节性的分配体制。1723年的一份匿名的记载这样论述到，“印第安人的原则是在他们所选择的狩猎地带的树顶上烧一个痕迹来作为标记，因而他们可以互不侵占……到该世纪中期，这些分配区域已相对比较稳定了。”

在这一例子中表明了产权的变迁与新的受损和受益效应或对原来的这类效应的再评价相联系的原则是，皮革贸易促进了更为经济地畜养皮毛动物。畜养要求有能力阻止偷猎，这反过来又表明发生了关于狩猎土地财产的社会变迁，这些推理与上面引证的证据是相一致的，那么它与西南部印第安人缺乏类似的财产权利的事实是否一致呢？

有两个因素表明这一论题是与西南部平原的印第安人缺乏类似权利相一致的。第一，平原动物和森林皮毛动物相比没有商业上的重要性，至少直到欧洲人将牛带来之前是如此。第二个因素是平原动物主要是食草动物，它们的习性是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漫跑。因此，为确立私有狩猎边界所获得的价值，由于要阻止动物跑到相邻的土地的成本相对较高而降低了。因此，西南部无论是确立私有制的价值还是成本都使我们预期他们沿着这一路径的发展很小。在这里，外部性正好不值得考虑。

拉布那多半岛的土地上所隐藏的森林动物的习性和那里的平原动物很不相同。森林动物可以将它们限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范围，因而将畜养这些动物的效应内在化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这一降低了的成本，加上皮毛森林动物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从而使得确立狩猎土地的私有权更具有生产性，F．G．斯配克发现，半岛上的印第安人的家庭所有权包括大家一起去反击入侵者。动物资源的使用很节省，有时还广泛地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家庭的狩猎区域被分成四份，家庭每年在不同份上轮流狩猎。中间留出一片作为堤埂，它不用于狩猎，除非有规则的份地短缺时才被迫这样做。

为了从美国印第安人的土地私有产权的现象中推断出我们的论题，我们要注意一个进一步确证了的证据。在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也形成了高度发展了的关于家庭对狩猎土地的私有权利——这些权利已包括对它们的继承。我们在这里再度发现森林动物所处的优势。西海岸也常常有航海者光顾，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皮毛贸易。

产权的结合与所有制

我已经论及，当产权对外部性内在化为收益和成本的影响更为经济时，它们就产生了。但是，我还没有检验那些支配特定的权利所有制的形式的力量。首先，我们必须区分几种理念上的所有制形式。它们是共有制、私有制和国有制。对于共有制，我是指一种由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实施的权利。在土地上耕作和狩猎的权利常常是共同拥有的，在人行道上行走的权利是共有的，共有制意味着共同体否定了国家或单个的市民干扰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共有权利的权利。私有制则意味着共同体承认所有者有权排除其他人行使所有者的私有权。国有制则意味着只要国家是按照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不能使用国有资产，它就能排除任何人使用这一权利。我不想详细地检验国有制，接下来要分析的目的是要了解支配共有产权发展为一种私有产权的一些主要原则。

开始最好让我们分析一个特别有用的例子，它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土地所有制问题。假定土地是公有的，每个人都具有在土地上狩猎、耕作或开采的权利。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没能将任何人实施他的共有权利时所带来的成本集中于他身上。如果一个人最大化地追求他的共有权利的价值，因为他边样做的一些成本是由其他人来承担的，他将会在土地上过度狩猎和过度劳作；动物的存量及上地的丰瘠程度就会迅速减低。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谈判成本和监察成本为零，每个拥有这些权利的共同体成员可能都会同意减低在土地上的劳动率，每个人可能都会同意剥夺他的权利。但很明显，要达成这一协议的成本并不为零，所不明确的是这些成本到底有多大。

谈判成本可能因许多人很难达成一个共同满意的协议而很高，尤其是当每个人对于他在土地上尽可能快地劳动的权利不让步时更是如此。但是，即使所有人之间的协议能够达成，我们还必须考虑监察协议的成本，这些成本也可能很大，在这一协议达成以后，就没有人拥有在土地上劳动的私有权利。所有人都能在土地上劳作，但协议是劳作的时数较短。由于在这一体制下不能将后代的全部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由现在的使用者来承担，谈判成本甚至会进一步增加。

如果单个人拥有土地，他将通过考虑未来某时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土地权利的现期价值最大化的方式，从而试图使它的现期价值最大化。这意味着他将考虑他所能想到的在他死后的供给和需求条件，因此我们很难看到现有的共有者在考虑了这些成本后能达成这一协议。

实际上，一个对土地的使用具有私有权利的所有者就像一个中间商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财富依赖于他对现在和未来的竞争性权利如何作出充分的考虑。但是，对于共有权就没有中间商。现在一代的权利在决定土地被劳作的集约度时被给予一个不经济的较大的权重的考虑，后代可望向这一代支付足够的补偿来改变现在的土地使用集约度。但是，他们却没有活生生的中间商来将他们的权利投放到市场。在共有财产体制下，一个人如果向其他人支付使他们降低在土地上的劳作率的补偿，他从他的努力中不会获得任何价值。共有财产意味着后代必须为他们自己说话，然而没有人能估量进行这一对话的成本。

土地所有制的例子让我们正视了共有财产的很大不利。一个人的活动对他的邻里和后代的效应在这里不会被全部考虑进去，共有财产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一个共有产权所有者的活动的全部成本不是直接由他来承担的，而且他们不易注意其他人向他支付适当的量的意愿。共有财产排除了“使用财产就要付费”的体制，较高的谈判和监察成本使得“使用财产不必向他人付费”的体制无效。

国家、法院或共同体的领导可能企图通过允许具有类似利益的人组成团体以拥有私有土地，从而将由共有财产导致的外部成本内在化。这些具有类似利益的合乎逻辑的团体当然是家庭和个人。让我们继续我们所使用的土地所有制的例子，假定对土地的私有权最初是随机地在现有成员中分配的，且在土地上所包含的每一权利的程度也是随机地决定的。

土地私有制的结果会使与共有制相联系的许多外部成本内在化，因为对现在的所有者来讲，他能凭借排除其他人的权利，对有关的可实现的报酬进行全面的计算。这种收益与成本向所有者的集中，产生了更有效地使用资源的激励。

但是，我们还得面对外部性的问题。在共有财产体制下，共有产权的价值在最大化时没有考虑许多成本。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不可能排斥其他人分享他努力的果实，而且所有成员联合达成一个最优行为的协议的谈判成本非常高。私有权利的发展能更经济地使用资源，因为他具有排斥其他人的权利。大量的内在化就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实现的。但是，对一片土地拥有私有权利的所有者并不具有对另一个私有部门的土地的权利。如果不存在谈判，他在经济地使用他的土地时，就不会具有考虑由此对其他人的土地权利所产生效应的直接激励。如果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建一个水坝，他就不具有考虑由此对相邻土地所产生的较低水位的直接激励。

伴随私有制所实现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完全集中，只是这一体制所提供的一部分优势。另一部分或许是更重要的部分我们却没有注意到，即对剩余的外部性进行谈判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共有产权允许任何人使用土地，在这一体制下所有的人必须达成一个使用土地的协议。但是，与财产私有制相随的外部性并不影响所有的人。一般而言，只须少数人在考虑这些效应后达成这一协议就行了。将这些效应内在化的成本也大大降低，这是需要充分加以阐明的一点。

假定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在犁田的过程中，看到第二个共有者在相邻的土地上建水坝，而这位农民更需要水像原来那样流入田里，因此他要求建坝者停止筑坝。筑坝的人说道，“要我停止你得付费。”农民回答说，“我很乐意向你付费，但是你怎样能保证给我回报？”筑坝的人回答，“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继续筑坝，但是我不能保证另一个人不继续这—工作，因为这是一种共有财产，我没有权利排斥他。”这种在私有财产安排下的两个人之间如此简单的谈判，我相信，这是单个的财产所有者要优于多个财产所有者的一个基本解释。事实上，所有者数量的增加，就是财产共有性的增加，它一般会导致内在化的成本增加。

伴随能排斥其他人的私有权利所导致的谈判成本的降低，会允许大多数外部性能在一个十分低的成本下被内在化，这些与外部效应的形成没有联系的活动侵蚀了许多人。烟尘会影响许多住宅所有者，而没有人愿意向工厂付足量的费用来使其所有者减低烟雾的产出，所有的住宅所有者联合起来可能愿意付足量的费用，但是将他们组织起来的成本可能足以阻止有效的市场交易。如果烟尘不是来自单个的烟囱，而是来自一个工业区，谈判问题就更为复杂了。在这类情形下，经由市场来将效应内在化的成本可能非常之高。

回到我们的土地所有制范例。让我们取消土地是按地块规模分配给随机选择的所有者的假定。这些所有者现在为了将所有剩余的外部性内在化，他们之间会进行谈判，有两种市场选择可供谈判者考虑。第一种是试图简单地在所有者之间达成一个合约协议，以直接对付处于争议中的外部效应。第二种选择是由一些所有者将其他人的土地买过来，从而改变所拥有的地块规模。到底选择哪一种安排又取决于哪一种更为便宜。我们这里所面对的是一个标准的关于适度规模的经济学问题。如果不同地块规模所有的规模报酬不变，那么只有在单个的、容易监察的合约协议能使外部性内在化时，完全的购买与合约协议之间才没有差异。但是，如果有几种外部性，以至于这一类合约必须要进行谈判，或如果合约协议很难监察，那末完全的购买将是一个更受喜欢的行为偏好。

土地所有制的规模不经济越大，相互影响的邻里之间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将更倾向于选择合约安排。谈判成本和监察成本与依赖于所有制的规模的成本相比，土地倾向于由使这些成本最小化者拥有。

规模经济、谈判成本、外部性以及产权的改变可能被视为那种认为所有制倾向于是个人的事情，我假定大的公司在经营中的规模经济是一个事实，而且它也对通过从许多相等份额的购买者手中获得资本从而能更廉价地满足对等额资本的较大需求。当这些企业在经营中存在规模经济时，资本的供应中就没有规模经济了。因此，对于许多“所有者”来讲，他们渴望形成一个股份公司。

但是，如果每个所有者都参与了公司必须作出的每一项决策，那末在公司经营中的规模经济将很快为较高的谈判成本所压倒。因此，在大多数决策中产生了一个控制代表，且在其中大多数情形中，一个小的管理团体成了事实上的所有者。因此，有效的所有制即对财产的有效控制现在在法律上集中到了管理者手中。这是第一次的法律修正，由此承认了在获取规模经济时存在较高的谈判成本。

不过，在合股契约法下，所有制结构也产生了一些外部性的困难。如果公司失败，合股法将要求每一位股东为公司的债务承担义务，直至他们的经营能力的极限。因此，管理性的所有制事实上对股东产生了很大的外部效应，如果产权保持不变，这一外部性将使得经营者在从富有的个人那里获取等额资本时极其困难。尽管这些人可以从其他股东那里获取赔偿，但是诉讼的成本将会很高，因此，第二项法律修正是有限责任，它被用于降低这一外部效应，事实上的管理所有制和有限责任的结合会使经营的总成本最小。股东实质上是等额资本的出借者，而不是所有者。尽管他们确实参与了关于企业合并之类的不寻常的决策，股东所实际拥有的是他们的股份，而不是公司，所有制的控制意义，再度成为一般的个人的事情。股东拥有他们的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或少数其他头头则行使对公司的控制。

为减轻管理决策对股东的影响，即使这种所有权形式下的外部性的影响最小化，也需要对权利作进一步的法律修正。与合伙制法不同，股东可以在事先未得到其他股东的许可或在不解散公司的情况下出售自己的股权。因此，如果股东的偏好与管理者的偏好不再保持一致，股东的退出是很容易的，这种“应急出口”极其重要，并由此引致了有组织的证券交易，由交换和竞争性的管理集团提高了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一致性，这有助于使与公司所有权结构有关的外部效应最小化。最后，有限责任使得股份的购买者不需要详细地审查公司的责任和其他股东的资产，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股份的成本，这些责任只是在每一股份的价格上会对购买者产生相反的影响。

在土地所有制的范例中，所有制归于个人与一个人的所有制同所有成本最小化相一致的这种双重倾向十分明显。这一范例可以被延伸地应用到公司，但是还不清楚的是这一范例到底有多广的应用。考虑版权和专利问题，如果一种新的思想为所有的人随意占用，如果存在对新思想的共有权，人们就缺乏发展这类新思想的激励，这些新思想所产生的收益也不能集中到发明者手中。如果我们将某些程度的私有权扩展到发明者，这些思想将会以更快的速度涌现出来。但是，私有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他们只对其他人的效应视若当然。一种新的思想可能使一种旧的思想过时，它也可能使另一种旧的思想更有价值。这些效应不会被直接考虑进去，但是它们可能会通过市场谈判而引起新思想的发明者的注意。所有的外部性问题都与土地所有制例子中所产生的问题极其相似，相应的变数是相同的。

我在本文所表明的是一种关注产权问题的方法，但它的意义还不仅仅如此。它也是一种关注传统问题的不同方式。我希望这一方法将能够阐明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

H.登姆塞茨

04、私有产权与分成租佃

04、私有产权与分成租佃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推导出一个关于分成租佃的理论，以此来揭示在农业中的一种主要土地租佃形式下的资源配置的性质。分成租佃是一种土地出租的形式，在这种租约形式下，地租是佃农在每一时期的产量的一个合约比例。一般来说，土地所有者提供土地，佃农提供劳动力，其他投入可能由任何一方提供。因此，分成租佃是一种分成合约，我们在这里将它们定义为两个或更多的人为了某一相互同意的产出而组合私有的生产资源。合约各方按照他们所投入的生产资源来约定一个共同接受的报酬率，以此来分享实际产出。我们可以从标准的经济学原理中衍生出关于在类似的资源所有制下的所有土地租佃形式的理论。

已有的印象是分成租佃会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我们在这里将表明无效性的观点是一种错觉。在私有产权下，不管土地所有者是自耕土地；是雇佣农民来耕种，还是以一个固定的租金出租给租地者，或是与他的佃农分享实际产出，它们所暗含的资源配置是相同的。在陈述我的理论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地讨论一下已有的关于分成租佃的分析。

对相当于税收方法（Tax－equivalent Approach）的检验

分析分成租佃的传统方法可以被称之为“相当于税收方法”。由于在分成租佃形式下所生产的每一单位产出中都有一部分会被作为地租拿走，这给人们的印象就类似于一种按价征取的税收——生产的每单位产出中有一部分会被土地所有者（政府）通过“征税”拿走。人们认为，它与固定地租和在所有者自己耕种时的产出分配是不同的——在后一种形式下耕作者获取产品的全部增量。因此，分成租佃被说成是导致了不集约的（和无效的）农作，因为佃农在土地上劳动与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了。

为了澄清这一论点的线索，我们将提供一个几何描述。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只有佃农投入了劳动。

在图1中，佃农的劳动t以横轴来衡量， 代表佃农在一块给定的土地上劳动的边际产品。佃农的边际成构 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上是水平的，W是现行的工资率。如果土地所有者雇佣农民来耕种，均衡点为B，所雇佣的农业劳动量为t2。在达到这一均衡时，即有边际等式： 。所有者耕种时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而不管是他自己在所拥有的土地上劳作到t2或是劳作到其他时间，还是他自己的劳作少于t2，另外再雇佣劳动者。总地租作为土地所有者所获取的土地报酬以面积MDB来表示，这一数额等于在固定租约下的租金额。

然而，在用相当于税收方法来分析分成租佃时，佃农在扣除地租后的边际净收益 在每一点都将下移，即如果土地所有者获得年产量的40％（r＝0．4），佃农得60％ 在每一点上是 的60％。当佃农的决定是在边际作出的时，均衡点为A。这时，佃农的边际成本等于佃农的边际收益，即 ，与之相应的佃农劳动量为t1。在这一条件下，总产量以面积ODJt1表示，土地所有者所获取的地租等于面积EDJA，佃农的份额等于面积OEAt1。在均衡点A时，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品要大于佃农的边际成本。因此，分成租佃是无效的（面积JAB代表经济浪费）。在非土地性投入和对土地的投资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我们不难看到，所谓的均衡位置A是一种推断。正如图1所表明的，面积MEA代表佃农的所得高于他的工资的量（面积OMAt1）。佃农的这一残余所得的存在（面积MEA）是与均衡不一致的。在土地私有制下，土地所有者可能从佃农那里获得残余，或可能制定分成合约以使佃农的投入量大于t1。进而，土地所有者可能选择工资合约、固定租约或将他的土地所有权出售。在每种情形下的租金（利息）收入都要高于分成租佃下的地租。事实上，即便我们接受了相当于税收的方法，并让佃农单独在边际上作出决定，他也没有理由为土地所有者劳动到t1。佃农从劳作中所获取的总收入将高于他在许多农场劳作时应该获得的量，并且在每一农场中提供一个微不足道的劳动量。

相当于税收方法的疏漏是，它对分成合约缔结的条件没有任何明确的论述。在分成合约下，当合约形成后，参与合约的各方必须达成共同的协议来遵守合约。在固定租约和工资租约下，要素支付的合约条件是变化的，它们由市场来决定，而它们反过来又决定合约双方的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分成合约已不例外，尽管它的合约条件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在这一见解下，我提供了以下的分析来得出分成合约的条件与市场均衡的一致性。

定义分析

我们的分析是基于一个自由市场中，在私有产权约束下谋求财富最大化的前提。在对资源具有排它性和可让渡性权利的条件下，缔约各方可以接受或否决分成合约的谈判条款。我们假定缔结合约的成本为零。

在图2中，垂直的供给曲线的横坐标S标明属于某一地主的土地面积总量，h代表一个佃农所占有的土地面积，q代表产品。那么，土地的边际产品 会随着h的增加而下降，在此一个佃农（或佃户）的农作投入保持不变。假定土地所有者所征收的地租为年产量的60％，即r＝0．6，合约的边际租金曲线 位于 的60％上。 与 间的纵距就是佃农的边际收入 ，它被定义为佃农的收入会相应于他所使用的土地面积的变化而变化。

与 间的阴影面积代表佃农所获得的农作总收入， 下面的面积则代表土地所有者所征收的租金总额。如果佃农的收入高于它所获得的可供选择的所得，他将仍就从事农作，并使用所获得的所有土地，只要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而且除土地之外的其他农作投入保持不变。为了使财富最大化，土地所有者会提高地租率——进而抬高 曲线——直到佃农的农作收入等于它的可供选择的所得为止。

然而，地租率还不是土地所有者谋求财富最大化时可以调整的唯一变量。如果地主将土地分租给几个佃农能获得更高的地租总额，它就不会让一个佃农来耕种所有的土地。图3说明了这一点。在图3中，垂直线T1，T2，T3，……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个佃农使用的土地的分界线，当耕作现有土地的佃农数增加后，土地的边际产出曲线相对于只有一个佃农时的情形会向上移动。

假定现在对所有佃农的租金率相同，曲线 ， ……分别为每个佃农的边际生产率曲线 ， ，……分别为每一佃农的边际合约租金曲线，每个佃农的收入分别以该佃农的 与 之间的面积来表示。为了使财富最大化，土地所有者将使总边际生产率的积分与佃农收入的积分之差最大，它以图3中的阴影部分来表示。土地所有者将使合约的边际租金曲线的积分最大，这意味着每一佃农的收入不会高于他的可供选择的所得。

不过，随着分配给每一佃农的土地面积的减少，地主征收的租金率必须要低于佃农所获得的可选择所得，因而，要求降低边际合约租金 ，以避免佃农放弃租地。 的这种减少将导致从佃农那里征收的租金率降低，而且，如果每一佃农的土地规模继续减少，租金率最终会变得更低，从而使得他从土地中所获取的租金总额下降。因此，这一解释是可以明确定义的：在地主所占有的土地总量与佃农的投入成本给定时，土地所有者财富的最大化要求同时决定每一佃农的土地规模与租金率。换言之，当对土地和佃农投入的资源为私有产权时，由地主和佃农共同议定的分成合约条款将包括租金率以及与均衡相一致的非土地投入对土地投入的比率。

数学分析

为了简化起见，假定有两种同质的生产要素h和t，h是每一佃农农场的土地数，t是在每一农场中佃农的劳动力数。再假定，每个佃农农场的生产函数是相同的。在这些假定下，每一合约的佃农农场的土地规模h与地租率r必然达到同一均衡。设每一佃农农场的生产函数为q＝q（h，t），每一农场的土地数量h等于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土地总量H除以农场数m，即h＝H／m。那末，土地所有者的租金总额R就等于农场数乘以每一农场的租金额，即R＝m·r·q（h，t）。在竞争约束下，Wt＝（1－r）·q（h，t），这里，W代麦佃农劳动t的市场工资率。

那末，土地所有者的问题是在竞争的约束下，通过对m，r，t的选择使R最大化。即，

maxR＝m·r·q（h，t），条件为Wt＝（1－r）·q（h，t）（m， r， t）

构成拉格朗日表达式，问题就是

L＝m·r·q（h， t）－y[Wt－（1－r ）q（h，t ）]

的最大化，其必要条件为：

（1）

（2）

（3）

（4）

从上面的等式（2），我们得出： 要注意的是，dh／dm＝d（H／m）／dm＝－Hm2，等式（1）即成：

即：

或 这表明每英亩土地的租金等于均衡时的土地边际产出，这个条件与定额租金合约下的条件相同。从等式（3），我们得出：

即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工资率，这一条件与工资合约下的条件相同。

最后，解等式（1）和（4）的r，

即，在均衡时，租金率必须同时满足后面两个条件。换言之，在均衡时，土地的产出弹性 等于总产量减去净佃农成本（地租）作为总产出的一部分，（q－Wt）/q。几何解释和进一步的说明前一部分得出的结果可以在几何上予以论证。图3的量度相同，但在图4中我们仅集中分析一个佃农，这意味着地主拥有的全部土地可能没有充分利用。

曲线q/h代表所雇佣的一个佃户的土地平均产品，也就是当一个佣户的所有其他农作投入不变时，相应于土地规模的平均产品。曲线f／h或总的固定农作成本除以农作面积，表示产生了预期的a／h的农作投入（除土地外）成本，假定此时所有的农作投入由佃农承担；a/h曲线就是除土地以外的总成本除以相应的土地面积，它包括与相关的生产时间期间内所对应的劳动、种子、肥料和农作设备的成本。即f/h=ptt＋pzz＋……）/h；这里f是除土地以外的总不变成本，Pt，Pz，……是佃农的劳动t、肥料z等要素的价格。由于我们认为农作中的非土地投入不变，f／h曲线就是一条直线双曲线，a／h与f/h间的垂直距离确定了（q－f）/h，即单位土地的租金，它考虑了佃农的可选择性成本。

定义f/h的佃农投入总量是由合约规定的，这一点是本质性的，因为如果仅规定租金率，佃农可能会承担较少的投入义务。正如在第1节所表明的，在任一租金率给定时，对于所生产的每单位产出，都只有一部分归佃农。如果农作决策完全是由佃农作出的，佃农投入的成本增量就会低于相应的边际产出，这将是符合佃农利益的。

在相互认可时，经济理论则暗含着佃农的合约总投入量将是一个能产生最高的（q－f）/h的量，或者说是能使单位土地的租金额最高的量。由于在图4中边际农作成本常常为零，（q－f）/h的最大值可能是按如下方式获得的。由于所规定的佃农投入量增加的结果，f/h的每一次向上移动，都会引起q／h的相应上移。前者代表了非土地的边际成本，它以一个固定的比率（即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不变的边际要素成本）增加；后者代表追加的佃农（即非土地）投入的边际生产率以一个递减的比率（即佃农投入的边际产品递减）增加。当f／h与q/h的边际上移相同，或当佃农投入的边际产品等于佃农的边际成本时，最高的（q-f）/h值（与一个特定的f/h曲线相联系）即可获得。定义f/h的相关的非土地农作成本包含了与生产性均衡相一致的佃农投入水平。根据定义，为了使财富最大化，种植或轮作的作物及生产方法的选择限定于那些可以使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现期价值最大的作物。也就是说，它们能使地主的年租金最大化。因此，认可选择的q／h与f／h所演生出的决策的（q-f）/h曲线或平均租金最高。为了更精确地说明这一点，（q-f）/h的最高值定义了每英亩土地的成本是生产的一个要素。

土地的边际产品aq/ah或图3中的（aq/ah）1与（q/h）和（q－f）／h在它们的最高点相交，分配给这一佃农的均衡土地规模就是当（q-f）/h处于最大时的土地面积。每英亩土地租金的最大化将使地主所持有的全部土地的年租金最大。对于所决定的佃农的均衡土地规模（T1），在均衡土地面积确定的条件下，均衡租金率等于（q-f）/h除以q／h（在T时），即租金率r等于图4中标明的ar/ap。在这一均衡率给定时（比如70％），我们可以描绘出边际合约曲线（aq／ah）r在aq／ah曲线上的百分比。

由于租佃契约要求佃农支付其总产出的一个百分比，如（aq／ah）r所表示的，就佃农所使用的土地数量而言，土地成本不再是一个限定性的因素。为实现收入最大化，佃农宁愿将土地利用到aq／ah为零为止，而同时正如契约所规定的，他所拥有的农作不变。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将佃农的土地持有量限制在T1，并将剩余的土地以类似的合约安排划租给其他的佃农。但由于在租金率r下，佃农可选择的所得在其他地方可能更高，他就会放弃承租，因此，他并不能成功地将土地持有量限制在低于T1的水平上。

有几方面可能是要注意的，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佃户都具有同样的生产性。有些佃户可能由于他们具有某些“特有”的生产要素赋予，如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同，他们可能生产得多些，在竞争均衡条件下，那些内部边际佃农将是更具有生产性的佣农。因此，f/h曲线的定义将包括佃农的转嫁租金（inputed rent）。土地所有者不能对佃农间效率的变化进行成功的辨别，即使辨别本身不产生成本。但由于地主雇佣了边际佃农（生产能力不高的佃农），他也可以将更有生产能力的佃农从一个有辩识力的地主那里竞争过来。

第二，即使土地是同质的，每一佃农的土地规模也可能是不同的。我们将土地的同质性定义为它们在物理属性上是完全相同的，且单位土地的租金价值相同——也就是说，不同佃农农场的（q-f）/h曲线的顶点高度一样——如果这些佃农的生产函数不同，不同佃农所承租的土地规模也会不同。这也意味着不同佃农农场的租金率也可能不同，即在使其年租金率最大化的过程中，如果佃农的生产函数要求不同的投入集约度，土地所有者就会对不同的佃农配以不同规模的土地，并征收不同的租金率。在均衡状态下，当给定土地是同质的时，每一农场的边际生产率必须在每一边际上相等，因为它是在（q－f）/h的值最高时进行的土地分配的。

第三，农作成本（除土地成本外）可由佃农和土地所有者分担。在这种情况下，f/h曲线代表组合的成本。如图4中在a／h和f／h给定时，f／h减去土地所有者的投入成本就会较低，这样就确定了一条较高的（q－f）*/h曲线，这一较高的（q-f）*/h曲线不仅测度了土地的成本（租金），而且也测度了土地所有者的非土地农作成本。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租金率会因此而提高，在每一点上将按同一比例上移。这一变动的内涵极其重要，它不管土地所有者是否同佃农约定了要他对土地进行更多的投资，同时征收的租金率也较低；也不管土地所有者自己是否会对土地投资，同时向佃农征收较高的租金率，只要投资能导致较高的租金率，它就能进行下去。由此我们得出，对于任何合约形式，佃农都毋须拥有所需要的全部投入量，如果他所拥有的投入量不足，佃农可以通过与土地所有者的合作、分租、雇工、借用或者同另一家庭联合租佃的办法来增加农作投入。此外，在土地等级与生产函数不同的农场中，它们要求有不同的佃农投入，这又正好与佃农的不同投入禀赋相匹配。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解释的条件：当佃农的边际成本等于佃农投入的边际产品时，可以使每单位土地的租金值（q－f）h最高。正如图4所描绘的，在（q－f）/h的最高值给定时，每一佃农的土地规模（T1）是给定的，相应的租金率r将为ar／ap，在区分线T1上，每英亩土地的租金，即ar，（q－f）／h或ar/ap，等于土地的边际产品。在T1时，我们也得出了租金率的唯一条件：

这与我们的数学解释是相同的。由于我们在数学推导中假定只有一个佃农的投入

f＝wt

我们得出：

定额租约与在市场准则下签订的分成合约的比较

定额租约与分成合约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两者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它们如何选择劳动-土地比率（或非土地投入与土地的比率）。对于定额租金，当它受到分成制的竞争制约时，佃农提出他所要使用的土地数量，由他单独决定用于每个生产周期的非土地投入量。在分成租佃时，土地所有者与佃农共同决定非土地投入对土地投入的集约度。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财富的最大化值都决定了每一农场的土地规模以及所使用的其他投入。由于在这两种合约形式中对决策的限制因素是相同的，因而这也意味着它们所使用的资源相同。

为了便于说明，让我们再暂时回到图4。在定额租金合约下，土地所有者所征收的地租可能等于每英亩的（q－f）/h的最大值，或为ar。佃农所承租的土地将再度为T1。这时，每英亩的租金等于土地的边际产品。如图，给定q/h和f/h，如果出租面积大于T1，每英亩的租价将高于土地的边际产品。相反，如果出租面积小于T1，佃农来自于农作的总收入将小于它的可供选择的所得。因而，每个在分成制下的农场的土地规模与土地所有者所获取的年租金确实与分成制下完全相等。进言之，如果在同一等级的土地上耕种同样的作物，且生产函数相同，则在定额租金下的佃农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也不得不承担同样的f/h。正如在分成制下一样，如果一个佃农并不具备所必需的投入量，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他也可以租一个对农作投入要求较少的农场。

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在分成租佃下，土地所有者会采取什么样的准则来实现均衡的土地规模以及与每一佃农达成租金率？很显然，必须是在给定的土地上选择最为有效的作物种植类型，而且必须考虑佃农所需要的投入。所有的事前决策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不过，由于合约的任何一方的错误预期都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决策，这会导致佃农的土地规模和租金率偏离财富最大化原则。不过，同样很显然的一点是，在市场上也存在一些合约双方必须遵守的简单规则。当土地的某一等级给定时，在现行的租金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下，会存在佃农的投入需求、租金率与佃农的土地规模的某些组合。

事实上，在私有产权条件下，给定了土地可自由转让（可市场化）的权利后，一个土地所有者可以不必亲自了解农作的细节，对资源的所有权的竞争会诱致有效的合约。如果佃农所种植的作物价值不很大，如果租金率太低，而每一佃农所承租的土地规模太大，或所要求的佃农投入太少，则作为给予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报酬的年租金将低于利息率。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可能会进行适当的凋整，把土地租给其他的佃农，从而选择一个不同的合约安排；他也可能直接出卖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如果合约的安排是佃农的分成收入低于他的可供选择的收入，则其他的土地所有者会出高价获得他的服务。

由于土地所有者之间存在着竞争，佃农之间的竞争会确保他们完成合约所规定的投入量。事实上，土地所有者只需要通过检查产出就可以知道佃农是否遵守合约条款，从而决定分成合约是否能继续下去。然而，在实际中，交易常常是由受雇的代理人来操纵的，他能使之限定到接近于真实的收成。尽管许多的改革家和小说家认为佃农没有决策权，因而他们是受剥削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分成合约至少在中国是一种君子协定：

一旦谷物收获，佃农就邀请地主赴宴，之后，他们就对谷物进行分配，佃农把应属于地主的那一份交给他主，在交割之后，地主又回请佃农。如果地主想解除与佃农之间现有的关系，他们在这时就可以了结。如果佃农想放弃承祖，他可以在地主到佃农家赴 宴之前离家，以表明他的意向。

小结

与现行的观点相反，标准的经济理论揭示了在分成租佃下，对私有资源的使用也能满足帕累托条件。尽管我们不严格地假定缔结合约的成本为零，但其结果也不一定是无效的资源配置。在相当于税收的分析中，这些学者并没有认识到分成租佃下的分成率与出租面积并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的。因此，这一分析在几个问题上有失偏颇。第一，在传统的分析中，地主将他所持有的全部土地分配给几个佃农的能力并没有在一个均衡的框架下加以论述，这可以在对一种强制性征税的分析中找到依据。这样，在分成租佃下土地分配的成本就被忽略了。第二，分成率被视为给定的，然而，在分成租佃下，租金率是一个离散的变量。第三，在一种税收的情形下，政府不是为了财富的最大化而签订合约。

在一个人的资源产权性质没有首先明确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分析他使用资源的方式。确实，一旦土地规模和租金率与佃农议定好，他宁愿在土地上的劳作或投资少于他自种时的投入。但是，在土地私有制下，地主使他财富最大化的积极性并没有减低，我们可以很好地重复一下前面得到的结论：不管土地所有者是否规定佃农在土地上进行更多的投资，同时负担较低的租金率，或土地所有者是否自己在土地上投资，同时向佃农征收一个较高的租金率，如果投资能导致一个较高的年租金，它就会被作出。

如果经济效率被看作是从私有产权下选择理论的逻辑中推导出来的市场均衡的条件，缺乏福利意义，我们会奇怪，为什么关于分成合约是无效率的观点会流行如此之久。这一错觉或许是由于由边际等式提供的一种税收的征取与一种分成合约的表面相似性的引人之处，或许是由于在土地租佃文献中对分成制的经常指责产生了一种显得可信的误差印象。我通过观察所选择的农业中盛行私有产权的时期和地方，检验了这些可选择假说的含义（见张五常《分成租佃论》）。不仅观察证实了我们这里所推导的理论，而且它们也驳斥了相当于税收的分析的含义。不过，反对分成租佃的无效率观点还只是反对佃作的各种论点中的一种。例如，一个较高的租金被认为是一种“剥削”，它挫伤了佃农的积极性。短期出租被认为是一种“不安全的租佃”，它不可避免地会减少对土地的投资。不幸的是，这些论断常常被看作是事实。由政府承担的农业改革将分成制定为非法的，对合约形式进行了干预，并废除了农场佃作。与我们现在的研究相关联，可能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地揭示。分成合约不仅在农业中看得到，它们在零售店、美容院、汽油站、公共游乐场甚至受到管制的石油和渔业中也很普遍。在一定程度上，研究就是要揭示竞争限制的不同。要解释这些行业和资源配置，就要对分成租佃理论予以修正，进而，我们可以将理论应用到分成合约下某些资源是国有的情形，例如，1951年以前的台湾，由政府所有的部分土地是以分成为基础出租给佃农的；在50年代的中国大陆，工商业企业的一个普遍形式是在分成安排下的公私合营。

最后，我们在这里没有对合约的选择进行分析，在资源私有制下，合约双方可以在工资合约、分成合约或这两者的结合间进行自由选择。分成合约为什么常常在农业中处于支配地位？是什么因素在决定合约的选择？为什么合约安排的形式在各地差异甚大？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个一般理论框架中加以分析。我在另一著作中已发展了一种选择理论方法来解释在交易费用制约下基于规避风险的合作行为（见张五常《分成租佃论》，第4章）。不管是什么合约安排，在本研究中可以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只要产权是排他的和可以转让的，这些安排就不存在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

张五常

05、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

05、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

到此为止，我们的分析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条件，即交易费用，尤其是对合约进行谈判与执行的成本为零。前面所引出的分成租佃理论表明，在私有产权的约束下，各类土地租佃安排的经济效率是相同的。尽管交易费用在现实世界中是存在的，但这一理论仍成功地解释了一系列现实中的问题。不过，在相同的竞争约束下存在的各种合约安排选择引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同样的私有产权制度下要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风险规避的基础上，以非正规的方式来发展一种选择理论方法，并将其用于解释农业中可观察到的合约行为。本文所采用的观察值主要源于中国的经验。

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使用多个资源所有者的生产资源来提高生产效率，那末，就可以达成一个用来组合资源的合约。合约的形成包含产权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部分转让，加租赁、雇用或抵押。这些转让以及各种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相互协调都是有成本的，其中包括议定合约时的谈判与执行成本。

在资源所有者所拥有的私有财产给定的条件下，有些所有者将寻求与其他人进行生产资源组合的合约安排，这可以通过各种安排来达成。对于所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合约安排，我们至少可提出两个理由来解释：第一是存在自然风险，我们在此将它定义为它对生产价值的方差（或标准差）的自然特征或状态所起的作用。既定的预期收成（缔约双方的总收入）的方差不为零，不同的合约安排将会在缔约方之间产生不同的收入分配变异。在假定风险规避存在的条件下，如果规避风险的成本低于从中所获得的收益，一个人就会寻求这一做法。他规避风险的可能办法有，搜寻有关未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即便付出了极高的成本也难于获得），在投资时选择那些风险较小的方案（其中包括业务责任的分散化），或选择那些能将他的风险负担分散给其他人的安排（如保险和各种合约安排）。最后一种办法是我们在本文中要研究的。存在不同合约安排的第二个原因是与每一种合约安排相应的交易费用不同。交易费用之所以不同，是由于投入产出的物质属性不同，制度安排不同，以及不同的合约规定所付出的执行与谈判努力不同。

让我们先提出以下假说；合约安排的选择是为了在交易费用的约束了，使从风险的分散中所获取的收益最大化。我在下文将发展这一假说，并将它应用于对一些事实的观察。

对于任何一种资源，都有许多人对它的所有权进行竞争，每个潜在的买者和使用者不仅拥有对资源的可供选择的使用的知识，而且也具有关于使各种资源进入生产过程的不同合约安排的交易费用的知识。假定撇开在市场上进行竞争性交易可能存在的信息问题，资源会找寻到那些能使资源的利用产生最高价值的所有者。因此，市场上对所有权的转让所进行的竞争执行两种主要的合约功能：第一，竞争汇集了所有的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关于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及其使用的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则保证了可以利用最有价值的知识。第二，潜在的合约参与者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源的所有者有能力转让其使用资源的权利，则减低了执行一个合约条款的成本。正是由于竞争性，缔约各方才准备提供或接受类似的条款。总的来说，在市场状态下的竞争降低了寻找和追求一种资源在合约生产中投入最有价值的使用的成本，一旦交易费用确定，合约条款也就决定了。

当交易费用不存在时，资源的配置不再可能在使一个人受益时不损害另一些人的利益（即帕累托最优条件）。这种资源的配置状况中暗含着我们所熟悉的资源使用的边际等式。然而，在包含了交易费用之后，与帕累托条件相一致的资源配置就不一定满足一系列相同的边际等式。尽管将一种类型的交易费用从另一种交易费用中区分开来很困难，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而将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边际不等式区分开来是十分有用的。

第一种边际不等式可以看作是存在于企业之间的，即同样的要素投入在不同的企业或不同的使用中会产生不同的边际生产率。如在有交易费用存在时，市场上就不会存在一个统一的要素价格，买方价格可能不同于卖方价格。这些价格差异将导致相同的要素投入在不同企业的边际生产率不同，当交易费用高到足以禁止资源权利的转让时，资源的价值就仅能以非货币形式来实现。

第二种边际不等式可以看作是存在于企业内部的，即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一个企业所使用的一种要素可能偏离了它的边际要素成本。下面考察一种对资源利用的一次付清的合约。在此，对资源的数量没有作出规定，比如一个土地所有者在允许他的稀缺的水资源进入佃农田里时，他可能只征收少量的钱或免费供水。他之所以选择这一安排，是因为定量化（通过计量或其他方式）的交易费用或执行费用（由于水的物理性质）太高，以致于选择其他的安排是无效率的。在这种合约支付形式下，即便水的边际要素成本为正，佃农对水资源的使用也将直到其边际产出等于零为止。但如果资源使用的边际不等是由于议定合约的成本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无效的资源使用。事实上，如果选择其他的安排（如根据单价对用水者征收水费的合约），则由此所获得的收益会大于将水定量化的成本，这样，有些计量工具就会被采用，一次付清的合约就会被取缔。

因而，在追加了交易费用的约束下，有效的配置要求资源使用于最有价值的选择。所选择的价值以效用或财富来衡量，它取决于现存的市场价格。但由于交易费用也取决于其他的法律安排，最有价值的选择并不总是很清楚的。我在本文的结论部分将作进一步的说明。

交易费用的存在至少有三个可预知的效应：第一，它们会减少交易量，因而会损害资产的经济专门化与资源的利用；第二，它们可能会影响资源使用的边际等式和使用的密集度；第三，它们会影响合约安排的选择。本文下面将主要研究第三点。

农业中的合约选择

农业中有三种主要的合约形式，即定额租约（以现金和实物形式所确定的每英亩地租）、分成合约和工资合约。在私有产权下，缔约双方可以在这些形式中进行自由选择，我们所观察到的合约选择类型在各地是不一样的，如分成合约在土地改革以前的台湾和南亚较定额地租合约更为盛行。在30年代的中国，定额租金合约比分成租金合约普遍。在日本，定额租金合约居于支配地位。总之，工资合约（农场雇工）一直很少见，只占各地农户的1－5％。为什么合约类型的选择会有所不同呢？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合约的选择？

任何把不同所有者的资源组合起来投入生产的合约，除了谈判成本外，还包括依据合约条件来控制投入与分配产出的执行成本。分成合约从整体上看似乎比定额租约或工资合约包含更高的交易费用（谈判费用与执行费用的总和）。一个分成合约的条款包括租金率、非土地投入对土地投入的比率和所种植的作物种类。这些条款由土地所有者与佃农共同决定。不过，对于固定租约和工资合约，在市场价格给定时，单独一方就可以决定他要使用对方多少资源以及种植何种作物。而在分成合约中，由于产出的分成是基于实际产量，土地所有者就必须设法弄清所收获的产量，所以，分成合约的谈判与执行要比定额租约或工资合约更为复杂。

定额租约与工资合约的交易费用的排序看来是不确定的。土地的物理性质决定了执行按合约所投入的劳动量的成本要低于劳动按全日规定投入的执行成本。也就是说，要阻止在工资合约（及分成合约）中劳动投入的偷懒是有费用的，但在固定租约下的土地投入中，这种偷懒就没有那么显著，不过土地所有者对所拥有的土地及其他资产的维持的监督（或执行）费用却要高于工资合约。如果我们接受上面的推论，而把经验验证搁置一边，并且如果交易费用是唯一的考虑，那末，交易费用的最小化就意味着不会选择分成合约，那末，为什么事实上还是选择了分成合约呢？

假定交易费用为零或所有形式的合约的交易费用相同，让我们使用一个风险规避的行为假定，风险规避在此定义为一个人在相同的平均预期收入给定时，他宁愿选择一个较小的变化而不是较大的变化。在农业中，有些对生产函数来说是外生的变量（如气候条件、疫病），是一些难于预测的风险因素，而且它们对产出值的变化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定额租约下，佃农即使不是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也是承担了大部分风险。因此，分成合约可被视为一种分担风险（或分散风险）的合约，即收成的变化是在缔约各方间分配的，在给定的规避风险的假定下，土地所有者和佃农都会喜欢分成合约。不过，在任何程度的租佃中都存在风险。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定额租金合约和工资合约呢？

我认为应根据交易费用的不同及风险规避的假定来分析合约的选择。在既定的与某一产出相联的风险状态下，高交易费用会导致生产性资产的收益降低。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给定时，风险规避则意味着资产的价值与收益的变化负相关。实质上，分成合约下的风险分散将导致参与合约的资源的价格提高。与之相关的高交易费用则会导致较低的资产价值。财富的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取决于有关的度量问题，这意味着合约安排的选择是能够实现参与合约的资源价值最大化的因素之一。

在产出价值的变化与租金率给定时，分成合约规定了缔约各方的收入分配变动。相应的风险分散状态可能与按各方的偏好函数所选择的最喜欢的状态不一致。既然风险有一点分散出一点也没有分散更令人喜欢，那么，如果高交易费用至少可由风险分散所带来的收益所补偿，他们就会选择分成合约，而不选择定额租约或工资合约。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分散风险以适应各种情形的安排，但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另外一种作为分散风险的安排可能比分成合约更为灵活，但是它的交易费用可能太高，因而不能令人满意。我们有一些用于支持这一分析的适用性的证据：

1．既然断言分成积约下的交易费用要高于定额租约下的交易费用，这就为第三方保证作物的产量提供了余地。即如果第三方（保险公司）能够保证预期的平均产量，缔约双方就会选择定额租约，并愿意向作保方支付一笔金额，这一数额不高于由较高的交易费用所带来的节约加上现在几乎肯定能获得的收入与分成合约下的可变收入相比的酬金。然而，我们很少发现政府在作物保险中会起积极作用，其原因或许是由于经营保险业务的费用太高，以致于会抑制这一业务：保险机构不仅要核查作物的实际产量，而且还要核查非土地的投入量。然而，康斯坦丁·马克斯韦尔在考察法国的分益佃耕制（分成制）时发现：

法国庄园主的一般作法是，保留城堡及附近地域由自己使用，把其余的土地出租给经纪人或农民，经纪人或农民向所有者支付一个定量，向分益佃农征收租金，他们以自己的风险作为私人利润，其中有些经纪人可能像地主一样住在城外，通过分代理人来管理他的财产。

在这一例子中，我们看到农民作为介于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第三方，他能为前者提供更为确定的收入。据我所知，在中国，尽管另外一种做法极其普遍，但却不存在类似的安排（见本文第二部分），在日本，分成租佃很少见，与此同时，他们已实行了作物的义务保险制。

2．据报道，在中国，分成租佃在小麦产区较水稻产区更为普遍。我们从台湾的小麦与水稻的公顷产量资料中发现，小麦的变异比例要远远高于水稻（见表1）。尽管产出值可能是

表1 1901-1950年台湾小麦和稻米的每公顷平均产量（u）和 比例产量（δ2P）

（产量单位：公斤）

年份1901-19101911-19201921-19301931-19401941-1950

u小麦8807107591，058625

稻米1，3181，3791，5881，9271，648

δ2P小麦2911183571，1801，158

稻米31324662180

资料来源：根据中美乡村建设联合会的资料计算，《台湾农业统计，1901－1955年》，台北，1956年，第20－24页。一个更为适合的指标，但由于缺乏价格资料，我们仅计算了实物产出量的变异。

在表1中，

这里，xi是以公斤计量的公顷产量，n是年份，分成合约在小麦产区的采用率较高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3．在中国进行的三个独立调查（1930－1935年）表明，分成租金一般来说要略高于定额（实物）租金，这一差价可能被认为是对土地所有者承担风险的酬金。

总之，如果将风险规避的假定与交易费用的最小化分离开来，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解释所观察到的几种合约形式同时并存的现象。有鉴于此，我利用了这两个因素来进行解释。合约的选择是由风险分散所带来的收益与不同合约相关联的交易费用的加权来决定的，这两个因素在解释不同地域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合约类型时尤其重要。第一，农作物的物理特性及气候的差异通常会导致在不同农业区的产出变异不同；第二，不同的法律安排（如义务性的或补贴性的作物保险）会影响收入的变异以及缔约双方的交易费用。我们在下一节对一些合约的详细考察将会提出第三个因素：即不同的市场安排也会影响合约形式的选择。定额租约及分成合约的特征（中国：1925－1940年）

在本节和下一节我将详细分析所观察到的有关定额租约及分成合约的规定。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阐明合约安排是根据风险分散和交易费用最小化来选择的，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证实我们已提出的分成租佃理论。下面我将借助中国大致从1925年到1940年的有关资料来进行分析。资料的选择不仅基于资料的可得性，而且还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约有93％的农地是由私有产权所支配的。让我们首先分析几个定额租金的样本合约。

样本a——租期有限的固定（实物）租约（山东省）：

佃农A向地主B承租了位于C的若干英亩土地。我们规定在有一个受托人D时，每英亩的租金包括（若干斤）小麦、（若干斤）小米、大豆和玉米。小麦要在它收获后的一个月交付，秋季作物在它们秋收后的两个月交付。在饥荒年景，租金的交付根据当地的惯例予以调整，租期为若干年。

样本b——租期无限的固定（实物）租约（江西省）：

在合约中规定一个严格的（定额）租金……不考虑年成好坏，也不减少积金额。在租金的交付可以减少或拖延的场合，地主可以随时收回土地及现存的所有作物，并与新的佃农签约……并且，佃农每交纳100斤谷物，地主要向他支付20个铜钱。

样本c——在地主提供非土地投入时的定额（实物）租约（青海省）：

地主提供（若干斤）种子、（若干头）驴及所有必须的农业机械，耐用资产只限于佃农使用，不能损坏或丢失……它们必须在租约到期时归还给地主，不得延误。在饥荒年景可按当地的惯例对（前面提到的）租金率加以调整。

上面所列举的固定（实物）租约样本是我们所发现的合约中最具代表性的，货币租约除了租金的支付是以货币单位来表示的以外，它在其他方面与定额实物租约相同。中国不动产部对22个省的调查表明，货币租金一般要略低于实物租金。这种差异可解释为是由于佃农在产品销售中所付出的成本已有部分是由地主来承担的。我们还要说明的是，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在1938年出现了通货膨胀，货币租金中有13．3％转化成了实物租，15．3％转化为分成租。这一现象显然是与交易费用最小化原则相符合的，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货币地租的再谈判极其普遍，因而成本更高。

除我们下面要专门加以详细分析的一个特征外，定额租约的其他方面则不是我们所特别感兴趣的。这一特征是，合约规定在饥荒年景租金可以依当地惯例予以减少（见样本a，c），而在严格租金下这一规定是不存在的（样本b）。让我们把这一规定称之为佃农的免责条款，这一条款使定额租约下的地主担有风险。

尽管在签约时无法确定租金减低的确切数量，但我们可以将“当地惯例”理解为是对“饥荒”进行调整的一系列市场价格。免责条款只有在市场认为“饥荒”年景很糟时才起作用。假定存在相当数量的包括免责条款的定额租金合约，地主为保住佃农会彼此竞争，并由此形成一个为所有地主所遵循的市场租金减低率。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地主与免责条款相关联的风险负担的增加，会隐含着有一部分酬金要追加到定额租金上，而不是严格的租金上。

尽管在固定租约下的免责条款所包含的风险负担的转移不同于分成合约下的风险分散，但我们可以由免责条款来设想分成合约的形成。假定我们定义饥荒是在因自然原因导致实际收获量减少到预期平均收获量的某一百分比时发生的，定额租约下的佃农就会在是同意一个“严格的”合约还是向地主支付一笔“保险金”以购买免责权之间进行选择。这样，在饥荒年份，租金也可以按市场规则而减低某一百分比。

进言之，在市场上可能还不仅仅存在一种我们所观察到的免责条款，还有许多与饥荒程度相关联的类似条款。这样，佃农通过向地主支付不同的租金率来获得任一或其中几项条款。风险的负担就可以在缔约双方以很多方式来分散，每一种方式可能略有不同。如果所有免责条款的谈判及市场运作的费用为零，这一假想的世界或许是存在的。但是，随着与免责条款相联的交易费用的增加，特别是在市场上确定饥荒的不同程度的费用的增加以及为了使各自的租金减低而进行的谈判费用的增加，在市场上更深层次的“惯例”没有得到发展，而是选择了分成合约这种可替代性的安排。在分成合约中，为佃农提供的多重“免责”条款是隐含的，而且在这里租金的支付也不再是固定的了。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衍生出有关交易费用与风险规避的两个含义：第一是我已论述的，分成租金的交易费用要高于定额租金的交易费用。将经验论证先搁置一边，中国的可观察到的合约安排表明，它们所广泛应用的免责条款的交易费用要高于分成合约中的免责条款所支付的交易费用。其理由是范围广泛的免责条款要比分成合约时人们的对分散风险进行更多形式的选择。然而，仅有一种免责条款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因而，合约选择的范围受到交易费用的制约。第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注明的，有证据表明，由于将额外的风险负担强加给了地主，分成租金要略高于固定租金。我推断，如果免责条款的采用使佃农收入的变化减至零，在分成合约下地主的收入就会较高。如此设想下去，我们会发现，在现实世界中有一种隐含在工资合约中的免责条款。

我们所获得的关于在不同合约下的免责条款采用的频率的资料并没有驳倒我们的论点。根据南京大学1935年对中国四个省的调查表明，免责条款（如样本a，c）的采用在实物（定额）积约中约占83％，在货币（定额）租约中占63％，而在分成合约中则没有这类条款。在实物租约中的采用率要高于货币积约，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在收成普遍很差时，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会提高，货币租金下的佃农收入从价格提高中所获得的补偿要高于实物租金下的类似补偿额。因而，免责条款对于佃农而言并不很受欢迎。

市场上免责条款的存在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定额租约的选用率要高于分成合约。土地改革以前，在除中国以外的东南亚地区，免责条款并不普遍。不过，存在一些与分成合约相关的对最低租金与最低工资的保证。如果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料，对这类保证也可以应用已表明的选择理论方法来进行分析。不同的市场与实际状况部分地解释了东南亚地区分成合约的采用率要高于中国的原因。事实上，法国分益佃耕制下的农民，中国的与定额租金相关联的免责条款，其他地区与分成合约相联系的最低保证，这些都是一些介于纯定额租金与纯分成租约间的中间性安排的市场实践。它们中的每一种都具有不同的风险分配与交易费用，因而，扩大了合约选择的范围。为什么这些中间性安排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会有所不同呢？这正是我们力求要回答的问题。

转向中国分成合约中的样本合约，我们发现，由于对佃农投入和所种植的农作物的附加规定，它们的规定比固定租约下更为复杂：

样本d——对所有农作物规定了统一分成率的分成合约（山东省）：

佃农A同意为地主B耕作若干亩土地，在此我们约定佃农A提供了若干头水牛，若干个人力，佃农每年必须耕种一茬小麦、三茬玉米和两茬大豆，肥料费以某一比例分摊，所有作物的收成也以某一比例分配，租约只要到秋收就中止。

样本e——分成率不同的分成合约（河南省）：

（土地规模与非土地投入的规定）……我们这里约定小麦产量以二八分成，小米、黄豆、芝麻、绿豆都以三七分成，棉花、红薯对半分成……谷草、豆茎、芝麻茎以三七分成。

样本f——一些产品不参与分享的分成合约（河南省）：

佃农A自愿提供若干人力、若干头水牛和驴……以及所有的耕作设备……明确约定主要的作物种子由地主提供，少量的作物种子由佃农提供，所有作物的收成都必须在干燥、弄干净后平分……但稻草全部留给佃农的水牛吃，遗落物归地主的土壤……肥料费全部由双方均摊，所有的碾磨设备和居处由地主提供，佃农自行修缮使用，这些资产在租约期满时应归还地主。

关于分成合约，有几点应该注意。第一，对佃农投入及作物种植的明文规定已暗含在分成租佃理论之中。然而，论据表明，仅有实物产量是可以检查的，地主通过与邻近农场或过去经验的比较，可以裁决合约条款是否已经完成：

不在地主派出代理人或亲自去地里估算产量，佃农交纳的份额就是基于这一估算。这些人的估产经验十分丰富，能使估产量接近于真实产量……佃农在分配之前通常会巧妙地隐藏部分脱粒粮来欺骗地主，他们也会向地主交一些劣质食物。另一方面，地主或他的代理人也经常使估产过高。代理人去收租时，佃农不得不周到招待，即经常给予贿赂，以便来年能继续耕种土地。

这一引证可能言过其实了。一个具备专门知识的边际佃农，其产量高于边际佃户，他可能隐藏了尽可能多的归于专门技能的租金，同时又能保住他的租佃权。代理人可能会以贿赂方式从地主和佃农那里收集到比其他竞争性代理人更高的执行成本。然而，这证实了我所提出的分成合约下的交易费用高于定额租金下的交易费用的观点。

分成合约的第二个特征是由于它对缔约双方的资源权利的准确而又复杂的描述，从而表明为了实现有效地利用资源投资投入的分担可以按租金率进行调整。这一点与我们前文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地主可能要求佃农对土地进行更多的投资，同时向佃农征收较低的租金率。地主也可能对土地自行投资，同时向佃农征收较高的租金率。如果投资能实现较高的年租金，它就会被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作出。

分成合约的第三个特征是在同一合约中对不同的作物征收的租金率不同（见样本e）。正如分成租佃理论所阐明的，租金率取决于佃农的投入成本及土地的相对肥沃程度。既然不同的作物一般要求佃农对土地投入的比例有所不同，因而在同一合约中对不同作物的分成率也应有所不同。对不同作物的任何一组不同的租金率，也可以用一个对所有作物是统一的租金率来表示（加权时间平均），因而得出一个相同的租金报酬现值。选取一个统一的租金率看来更为便利。然而，如果佃农在任何收成较坏的年份都将面临租佃关系的解除，那末，对所有作物在不同季节规定一个统一的租金率，可能会导致租佃关系解除时进行有效的争论或再谈判。我们发现，在分成租中的具体期限常常使用一个统一的租金率，而且，当使用多重租金率时，对同一季节所收获的不同作物则常常使用一个统一的租金率（见合约样本e）。

我们可以通过引述两位学者对中国的佃农耕作提出的批评对分成合约的特征作一个概括：

在分成租佃制下，每次收获后的产量都要依照某一共同规定的比率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分成．除用于农作的部分土地外，要求佃农耕作几乎所有指定的土地来从事农作物的生产，有时，甚至要求佃农配备农耕设备及支付其他费用，地主和佃农共同决定用于每种作物的面积……除此以外，地主唯一实施的管理局限于土地资产的持久改良，最后这一特征与定额租约相同。

租约的期限

对中国（1934年）8省93个地区的调查所表明的租期分布如下：无定期的佃农合约占29％（即没有规定期限，通常每次收获后便中止），租期为一年的占25％，租期为3—10年的占27％，租期为10－12年的占8％，永佃制占11％。有两点是要予以说明的：第一，对租期的规定仅意味着，只要合约条款为各方所遵循，租佃关系就不得中止，租期的规定并没有禁止双方在租期内进行再谈判。第二，短期租约的采用率是用于说明租佃的周转率的，应该指出的是，租约的中止不同于租佃关系的解除，我们所获得的资料表明解除租佃关系的频率并不高。

在土地租佃的文献中，有两种观点是常用来支持所谓的低于10年租期的租约是无效率的说法的。一种观点认为，短期租约对佃农施加了不安全感，由此削弱了他在农场上劳动的积极性，尽管佃农不希望有不安全感，但不安全感可能会对农业生产提供一种动力。另一种观点认为，短期租约抑制了对土地的投资，但这一观点被佃农农场的每英亩收成不低于所有者农场的每英亩收成的事实所驳倒。在中国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租佃制下的劳动生产率会因租约的期限而变化。

从定义上讲，对每种私有资源的权利是可以转让的和可以排他性地说明的，对土地及其他资产进行投资的权利也不例外。在一个租约形成时，参加租约的资源所有者可以自由地接受或反对协议的合约条件，租期的选择也不例外。因此，这里的相关问题并不是短期合约是否有效，而是为什么选择了不同租期的问题。

在一个不为交易费用和风险所困扰的世界，对私人投资所创造的收入的权利可以得到无成本的保障和转让，合约规定的变动也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无成本的谈判。这样，租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租期的明文规定也变得多余了——我认为，在包括了交易费用以后，就会选择那些成本最小化的租期。为此，最便利的是要区分长期租约与短期租约的成本优势。

相对较长租期的选择

选择一个相对较长的积约期限是为了减少佃农转让（交易）附着于土地资产的成本。资本财产的物理特性不同，在租佃关系解除时包含的移动成本也不同。如在租约解除时，由佃农所有的用于碾粮的水牛就比他进行的水利灌溉改良易于移动。当然，地主可能已在水利灌溉方面进行了投资，他也可能购买了佃农进行的全部投资改良。但如果附着于土地的资产由佃农所有，则在租佃关系解除时就会发生争议。这样，一个租期比较长的合约就会成为更令人满意的选择。

然而，移动物质资产的成本不一定是要考虑的相关成本，佃农对其承担的投资的产权可能以市场价格转让给第三方或给地主。问题是这一价格可能由于交易费用的缘故而不存在或可能在短期内无法获得。仅需指出的一点是，对一种使用过的资产的贴现值的估算是有成本的，地主可能选择新的佃农，而不允许任何一方来购买资产以接手合约。此外，市场上还存在其他信息问题，因而，一个适当长的租期可以减少争议，并能降低转让产权的预期成本。然而，它可能只有在以牺牲一些短期租约的成本优势下才能作出。

前面的讨论可从对中国永久租约的考察中得到支持：

在永久租约下，地主拥有对土地的（田面）权，佃农拥有对田底的权利……这两种权利是分离的。永久租约的发生限于下列情形：（a）佃农开垦的（私人拥有的）荒地，并已将它开发为农用地。由此，从地主那里获得了对土地的田面永久所有权。（b）由佃衣进行的对土地的永久性改良……在将要变为沙地的地方建立水土保护设施……（c）……在劳动力稀缺而土地比较丰裕的地方，地主靠提供永久耕作（田面）的权利来吸引远处的佃农……（d）佃农以一次性支付的方式来获取永久耕作土地的权利……（e）农民在需要钱时，卖掉田底所有权，但保留对田面的耕作权，由于对土地的田面权与田底权是分离的，地主与佃农就都可以自由出售他们的权利，无需得到对方的应允。

在每一种情况下，佃农附着于土地的资产（如田面权）实质上都是永久性的。在永久租约及合约条件是有效的条件下，地主不能武断地提高“田底”租金（或利用其他方法）驱使佃农离开。然而，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永久租约就没有必要了：如果田底权与田面权说明得很清楚，且私有者在执行时没有成本，如果这些权力的转让可以无成本地进行，那末，这些权利在任何时候被转让都有一个相应的市场价格。因此，无需利用长期租约来保护佃农的不流动性投资，这一道理同样可用于说明附着于土地的其他资产。

相对较短的租期的选择

相对较长的租期的采用摒弃了短期租约所提供的某些成本优势。当佃农拥有的附着于土地的资产被用尽时，或当地主提供了所有的“永久性”资产时，相对较短的租期的选择可以减低执行合约条件及对这些条件进行再谈判的成本。

当一个合约形成时，缔约双方可能对彼此的可靠程度缺乏足够的了解。在规定的租期内，任何一方的违约都可能导致在执行过程中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或在租期中止日期以前通过诉诸法律及其他办法来废除合约——所有这些都需要支付某些成本。较短租期的选择则更有利于租佃关系的解除，从而减低这些成本。然而，正如在本节开始所注明的，租佃关系解除的频率远远低于短期租约，这表明大多数终止的租约都被更改重续了。我们获得的资料表明，由租金争议引起的租佃关系的解除频率很低。因而，我认为，短期租约的选择是一种比降低合约条件成本的安排更有利于合约再谈判的方式。

区分两种类型的合约再谈判（修正）是十分有用的，尽管有时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在任何租佃合约中所规定的条款实质上都说明了两方面的情况：（a）资源使用或配置的状况是由合约双方共同议定的；（b）缔约各方的收入分配按合约进行。为了更有效地使用资源，通过再谈判来修正（a）可能会达成一个使各方受益的合约，即使合约各方受益较大，受损较小；然而要修正（b），必然会使一方受损。

考虑合约再谈判时，必然要进行资源再配置。下面让我们研究一下引起资源再配置的主要几种合约重议形式，如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要求转向不同的作物生产，创新会要求采用新的种子成新的耕作方法。由于在定额租约下，除土地改良和地主资产的维持外，佃农自行决定资源的使用，这种类型的再谈判主要限于分成合约，从原则上讲，既然缔约各方都期望从合约的修订中获益，因而再谈判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租约的终止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但每个人对市场的不同了解，可能使他们在选择如是否进行修订方面产生差异。相对短期的租约选择则是一种较为便利的方法，它允许在资源的再谈判失败时仍能实现资源的再配置。这些方面连同分成合约需要更为复杂的合约执行，这解释了为什么分成合约的期限一般短于定额租约的期限。

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使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收入再分配的合约再谈判。它应用于类似的定额与分成合约，资源的配置也可能受到影响。例如，参与合约的资源的资产相对价格的变化，货币租金下发生的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或在初始合约中出现了决策失误——这些都要求重新修订租金率。由于初始分配条件一经修改，就必有受损方，也就是说，受益者在合约修订中不可能也不愿意对受损方提供全部补偿，租约的终止（并选择一个合适的短期租约）是必要的。不过，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即使没有预计到的任何事情发生），这样做也没有必要。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合约的设计允许租金的支付发生暂时的变化。在任何租期内，收入分配自始至终都是不变的。

小结

每一次交易都涉及一个合约，在市场上所进行的交易都会在缔约各方之间产生产权的全部或部分转让，这些转让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合约安排来进行。

一连几代的经济学家和土地租佃专家都试图排列出不同租约安排下的资源使用的相对效率，但他们的研究都没有明确论及其间所包含的产权制度。在许多实例中，各种租金合约的特征也没有得到细致的检验。只要产权是排他的和可转让的，不同的合约安排并不意味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我们上面所展示的租金合约特征也证实了这一论述。

我在本文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同样的私有产权制度下会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引入了交易费用和风险，试图建立一个选择－理论方法来解释在农业中观察到的合约行为，不过由此引出的问题可能比已经回答的问题更多。我无法将支离破碎的分析整合成一个规范的理论：涉及交易费用和风险的选择理论中的问题仍是难以对付的。

虽然交易费用或风险的存在可能导致不同的资源使用集约度，但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始所谈到的，从我们所获得的资料来看，它并没有揭示出在私有产权条件下，各种租约安排的农作集约度有明显差别。其理由如下：迄今为止，考察过的主要租佃安排有所有者自种、工资合约、定额租约和分成合约。对于这些安排，经济理论暗含着，即便存在交易费用，它们也有一种对资源使用的相同边际等式的倾向。为求得一个明显的边际不相等倾向，交易费用必须高至比如只能采取一次付清的形式，或高到无法确定资源单位的数量及它们的价格。然而，一次付清合约，在亚洲农业中不是很重要的，因此可以忽略不计。而交易费用及风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察到的合约安排选择中，其次是风险金在缔约方之间分配。

我们还有意避开了其他一些问题，不过下列问题仍是比较重要的。第一，就风险规避而言，一个更为一般的分析应包括所有的风险选择，而不单单是合约选择。如果不包括交易费用，分析就不是太困难。第二，就交易费用而言，一般性的分析应能推导出一些明确的、较为合适的交易费用函数，这一步对包括交易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扩展是十分必要的。

我还隐含地避开了其他一些问题，特别是，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人们可能要问：如果政府执行的努力程度发生变化，对于合约的选择会出现什么情况？在什么程度上这些努力与帕累托最优条件相一致？一套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是与市场运作相适应的？在这些问题没有予以解答以前，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确定效率的条件就不是很清楚的。

在生产中，成本的最小化不仅要求满足一系列完全相同的边际等式，而且还要达成最低成本生产方式的选择。在交易中，一个有关的考虑就是可选择的合约安排的成本。对此我已花一些篇幅讨论了，一个可能的想法是，作为一种成本约束，当其他情况相同时，如果选择了最低交易费用的安排，可以实现效率。不过，交易费用也取决于各种可选择的法律安排。例如，法律实施效率的变化，或法院变得腐败都将影响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在现存的法律制度下，我试图解释可观察到的合约安排，但是至此我已忽略了法律制度的选择与发展，有交易费用时的帕累托条件也不清楚。

我也还没有揭示与不同产权约束相关的合约行为，对产权转让的各种限制以及一些削弱所有者从资源中获取收益的资源所有权的方式，都将影响租约安排及资源配置。我在以后几章中将分析一个重要的约束，即法律限制对土地所有者从年收成中获取最大租金收入的限制。

张五常

06、产权：一个经典注释

06、产权：一个经典注释

私有产权

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私有产权则是将这种权利分配给一个特定的人，它可以同附着在其他物品上的类似权利相交换。私有产权的强度由实施它的可能性与成本来衡量，这些又依赖于政府、非正规的社会行动以及通行的伦理和道德规范。简而言之，如果没有你的赞许或补偿，就没有人能合法地使用或影响你拥有私产的物品的物质环境。在假定为完全是私有产权的情况下，我对我的资源所采取的行动，不会对任何其他人的私产的物质属性产生影响。例如，你对你的计算机的私有产权会限制我和其他人对于你的计算机的可允许的行为，我的私有产权也限制了你和其他人对于我所拥有的物品的行为。要注明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是一种物品的物质使用权和条件而不是它的交换价值阻止了其他人的行动。

私有产权是对必然发生的不相容的使用权进行选择的权利的分配。它们不是对可能的使用所施加的人为的或强制性限制，而是对这些使用进行选择时的排他性权利分配。对我在我的土地上种植谷物的限制就是一种强制的或人为的限制。限制否定了我的一些权利，但这并没有将这些权利转让给其他人。否定我在我的土地上种植谷物的权利，将会限制我的可能使用，但它又没有增大其他任何人的可能物质使用。人为的或不必要的限制不是私有产权的基础，而且，由于这些限制往往只是对一些人的强制，那些没有受到如此限制的人就从其他一些受到了不必要限制的人的行动中获得了一种“法律上的垄断权”。

在私有产权下，任何共同协议的合约条件都是得到许可的，尽管它们不一定都要得到政府执行机构的支持。如果有些合约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禁止，私有产权就被否定了。例如，一天劳动10小时以上的协议可能被认为是非法的，而不管所提供的薪水有多高。以高于某一政治上所选择的价格限制来出售产品也可能被认为是非法的。这些限制减低了私有产权、市场交换和合约作为协调生产与消费以及解决利益冲突的手段的力量。经济理论与私有产权

一个成功的分析私有产权的框架已对一个私产体制（即一个资本主义的或一个“自由企业”体制）下经济资源使用的引导与协调方式给出了解释。这一分析依赖于凸状偏好和两个约束性条件：一个是生产的可能性，一个是私有产权交换的约束。这在圣经上表述为“偷不应该为窃”，或在数学上表述为对一个物品的交换价值的保护。

按照众所周知的比较优势原理，生产专业化的分散化协作可能很好地运作。在一个知识发散的社会，人们必须对生产资源拥有可靠的、可以让渡的私有产权，并在可信赖的合约交易的谈判中在一个共同协议的价格和较低的成本下进行产品交换，这一体制协调发散信息的能力使得更有价值的物品的可得性增加，并使生产它们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物品的权利量就是愿意交易的量，在此所坚持的私有产权则是对价值的衡量；它不等于在不持有私产（如政府财产）时的一个等额的物品量。对于较强的私有产权可能比较弱的私有产权更有价值这一点可能没有争议，即当对一种物品的私有产权较弱时，销售者所要求的数量可能比在私有产权较强时更大。

企业、企业特有资源与产权结构

尽管私有产权对于从生产的专业化中实现较大的收益尤其重要，而私有产权的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让渡性则能使在现代法人企业组织这种合作性的联合生产活动成为可能，这很少得到正式的承认，但是它仍然是很重要的，合作性的生产过程高度依赖于私有产权各组成部分的分割与专业化。然而，这一方式常常被误解为是对私有产权的有效性及社会可接受性的不负责任的限制与削弱。为了澄清这一谬误，有必要理解企业的性质，尤其是它的公司形式，它占经济生产的一个极大部分。“企业”常常被作为一个产出形成的“黑箱”来对待，它是各个合作性所有者的资源通过合约所形成的相关的集合。它提高生产率的一个独特的来源是它的“队”生产率。在队中，产出并不是每个特定的合作性投入的分产出之和，而是由一个团体所生产的不可分解的没有归属的价值。因此，对于一些由分别所有的资源所联合生产的物品，不可能识别或确定在最终产出价值中每一种资源分别生产了多少。不过，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是可以确定和衡量的。

有鉴于在比较优势下的专业化生产是在一个分散过程中交易由市场价格和场所交换所决定的，队的生产率（称之为企业）取决于那些对企业的一批投入中的专有资源进行了投资的所有者之间的长期的制约性合约。尤其是，有些投入是队所专有的，一旦它们进入企业，它们的可选择的（残值）价值就比在企业中更低。它们被称为“企业特有的”。在企业中，企业特有的投入倾向于共同所有，内部特有的资源的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合约限制了一批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获取收益的未来选择，它不是对任何个人的限制。这些合约限制被用于阻止单个的所有者的机会主义和“道德危险”，因为每个人都会寻求相互的企业特有的一部分可剥夺的合成准租金。为了揭示的简明起见，我们只需考虑一个极端的情形。其他“一般”资源如果转移到其他地方，它将失去其价值。可见，一个企业就是一个企业特有的与一些受到合约约束的一般性投入组合起来的团体，它生产了一个无法分解的最终产品价值。其结果，队的活动和经营将受企业特有投入的所有者的最集约的控制和监督。“企业”的成败对这些所有者的得失影响最大，事实上，他们被认为是企业的“所有者”、“雇主”或“老板”，尽管企业实际上是由不同的人所有的资源的合作性集合。

企业特有资源可能是非人的，一些具有专长的企业（法律，建筑，医药）是由一些在其他地方的其他团体中价值较低的人所组成的。他们雇用了一些非人的普通资本，如建筑和设备的复杂情形。用来确定“雇用”的合约取决于其专一性和一般性，而不是取决于人的或非人的属性，也不取决于谁更富有。十分偶然地，“工业民主”的安排是很稀罕的，因为更为一般的资源所有者在企业中所享有的利益比特有资源的所有者所享有的利益要少。

公司与私有产权的专门化

在公司中，由股东所拥有的资源是那些企业所特有的价值的资源。产权各组成部分在实施专业化时的复杂性以及有关的合约限制使有些人认为公司在对结果的承担（即从所有制的控制）中利用了孤立的（即“分别的”）决策，因而削弱了私有财产制度将资源配置到较高的市场价值的使用的能力。例如，一般论及，分散的股份所有制已将管理和对资源的控制从“所有者”那里分离开来，管理者在行事时可以不对市场价值和分散股东的利益予以充分的考虑。亚当·斯密是他们中第一个提出这一信条的人。不管它们的经验证据如何，这些训戒的逻辑分析依赖于对公司私有产权结构，对控制的竞争性市场的性质和所有者会对这些管理者实行限制方面的一些错误观念。单个的管理者所寻求的与那些在存在对控制的竞争时生存下来的人所成功地从事的是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

公司的一个优势是它能在企业的特有资源中为大规模经营集聚足够的财富。如果所有制的份额是可以让渡的私有产权，因而能使个人消除对在从企业特有资源的投资获取报酬的临时性模式中对他们的消费的时间路径的依赖，集聚才是可能的。如果股份是有限责任的，让渡性就有可能，这样每个股东可以不受其他股东的财富量的影响。他们忍受匿名者的能力，即对其他股东到底是谁并不感兴趣。这能促进更好的市场让渡。

当将企业特有资源的决策权力与它们的市场价值结果自愿分离时，就追加了可让渡性。将管理决策和技能（控制）专业化的能力也使得不必承担所有价值结果的风险，从而能实现生产专业化的收益和合作性生产率的协调。专业化不一定会限制不同的最终产品的生产；它同样适用于不同的生产性投入和技能。权利各部分的自愿分割与让渡能在以下方面实现有利的专业化（有时称之为“分离”）：（a）实施决定资源使用的权利；（b）承担作为结果的市场或交换价值。前者有时称之为“控制”，后者则称之为“所有”。可分性使得在选择和监督使用，对结果的评价和承担作为将来的有用性与价值的风险方面的专门化的收益得以实现。由于不同的使用可能具有不同的结果分配的前景，也由于结果对先前决策的监督的敏感性可能不同，权利构成的可分性和可让渡性将允许在持有与实施分割的权利的专门化时能获取收益。

因此，现代公司为了从指导对生产活动和技能的大规模专门化中获取收益，它依赖于有限责任增进了私有产权各部分的可让渡性和可分性，它并没有损害或削弱私有产权的有效性，“分割”作为一种控制和协调的方式使得私有产权能实施有效的生产“专门化’。

政府产权

可以假定，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府产权类似于股东分散的公司产权，它们应该能产生类似的结果。如果每个参加投票的公民所具有的投票额等于共同体的财富份额，而且如果一个人能在政府间转移财富，正如在不同的公司间一样，这一类比是恰当的。例如，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政府间购买或出售土地（如果资产掌握了政府在那一特定状态下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且每个人的投票与“土地”的价值成比例，政府在其结果上才更接近于私有财产。不过要理解它的可能性是很困难的，政府，公众或共同体产权的性质确实依赖于政府的形式。由于这些方面的确定是如此含糊和不明确，企图在每种情形下正式地推演出资源配置的结果与行为是会受到阻碍的。

非实在的产权

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能由私有产权得到满意的控制，空气、水、电磁发射、噪音和风景就是一些例子。水从我的土地流到你的土地上，声和光从我的土地冲击到你的土地。因而人们设计了其他一些控制形式，例如政治和社会团体的决策与行动，尽管这些其他形式即便在私有产权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有时也被用于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目的。

如果这些其他形式允许公开，每个自由进入的使用者就能平等地分享和获得平均报酬，使用就会过度。额外的使用会使得所实现的总价值的增加低于成本的追加值，这样，社会产品的价值就不是最大的。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边际产量要低于每个使用者的平均产量，从而使每个使用者作出这种反应。因此，使用会直到平均产量降低到边际成本那一点。其结果是边际产量低于边际成本——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例子有，在一条公路或公园或共有的鱼区所出现的过度拥挤。经典的“共有产权”的含义利用在公共苹果树上的苹果从没有能长成熟的极端例子来表述的观点是，除私有产权以外的其他产权都降低了资源的使用与市场所反映的价值的一致性。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结果是，如果共有产权意味着现有的使用者能阻止更多的使用者，那末，当现有成员在使个人的平均产量而不是边际产量最大化时，资源就会利用不足，其结果将是较少的使用者。尽管更多的使用者或使用会减低现有成员的平均价值，因而会阻止一个较高的使用率，则额外使用的总团体价值的价值的追加值就会超过额外成本。这样的例子有，学费较低的公共学院限制了那些教育“质量”最高的人——即那些被容纳的人的平均产量最大化的进入。有些工会（如卡车司机）也是具有类似情形的例子。

由捕鱼者在无人所有的湖里过度捕鱼的例子所引出的一个共同的错误推断表明，独立的销售者与消费者的自由接近，会导致产品种类和为吸引消费者的广告的“过度拥挤”，这样给其他的销售者滋生了容易被忽视的成本。例如，如果PallMall牌香烟从Camel那里吸引了消费者，则Camel的损失就是Camel的特有资源价值的降低，而不是销售收入的损失。一般资源将从制造Camel的使用中解脱出来而用到其他地方，这并没有社会损失。不过，Camel的特有资源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因Pall Mall的产品更好或更便宜而下降，Camel的损失要大于Pall Mall所增加的净收入加上消费者从较低的价格或更好的质量的转移所得的抵消量。Camel的损失并不是由于新的进入者本身，而是由于对它以前的投资的价值的不正确的预期。这里假定，错误的预测不应该由对不可期望的未来改进的禁止而得到保护。这不同于过度捕鱼的情形，与鱼相比，消费者还具有对他们支付什么和购买什么的产权。如果每条鱼都有一个分别的所有者或拥有它自己，则没有鱼会同意它被捕获走，除非支付足够的费用。因而，也不会发生过度捕鱼。对所有鱼的一个所有者是不必要的，它能满足每条鱼（或潜在的消费者）可以由一些拒绝购买的人所有（当然，除非拥有湖，湖的表面可能由许多捕鱼的人而变得过度拥挤，即便拥有鱼，每个捕鱼者也只有一块较小的捕鱼区）。由消费者所有的可交易的权利是在过度捕鱼、过度拥挤情形下所失去的特征。由于对鱼以及遭撞击的权利不必购买，则过度捕鱼并不意味着过度消费，消费者所拥有的权利正是竞争性的销售者所寻求的。否则，消费者可能像鱼一样被捕捉到，在这里销售者可能会在以下两方面进行竞争：（1）建立对消费者的产权；（2）占有这些权利。对权利的最初确立所进行的昂贵的过度竞争，可能会通过确立消费者自己的权利而得到避免，正如事实上所发生的那样。如果前面的分析是可以想象的，则将鱼换成人，以及将湖面换成出租车驾驶员寻找消费者的街道，在这一情形下，在对无人所有的有价值的资源（街道）的使用的竞争中就会产生过度成本。

共有产权

为了维持每个成员的平均价值最大化，或为了保证现有成员从更多的成员中获得更大的团体价值，显然要利用“共有的”组织形式。共有私产这种形式很少为人们所分析，它不允许对其他方面的私有产权的利益实行匿名的让渡，一个“共有”成员只有在得到其他共有成员或他们的代理人的许可后才能将他的利益转让给其他人。这些例子有互助会的、社会的以及国家俱乐部。这些活动并不像饭店、健康和大学预科训练那样有可行的组织，服务也可以出售。团体间的特有资源是相互作用的，并创造了他们的社会效用的成员（原来的消费者）。另外的成员会以两种方式影响每个现有成员的可实现效用：通过社会一致性和拥挤。一个外来的分离的所有者会对组织的最大化价值而不是平均每个成员的最大化价值感兴趣。这可能预示着出售更多的成员资格，尽管由此会使更多的成员的总社会价值较大，但它会降低现有成员的平均价值。这就是我们前面分析的每一投入的平均产量最大化与允许有更多成员的总产量最大化有差别的例子；不过，更多的成员如果不被吸纳来降低现有成员的平均价值，他们的境况会更好。此外，如果成员能自由地离开而进入外面所有的俱乐部，新来者对现有成员的个人（平均）价值所遭受的任何损失的补偿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一笔现金补偿或创办费支付给一个外来的所有者，并可以超过他们个人平均的和总团体效用的降低。这样，新来者会被接纳，外来者会获益，而现有成员则将失去他们之间的友谊的合成准租金。（然而，还不能得到很好理解的是，除了税收的原因外，共有形式为什么还发生在储蓄和贷款以及保险企业。）

侵权以及有附加条件的和没有指定的产权

私有产权在原则上是非常实用的，它不会盲目地或不妥协地强制反对所有可能的“侵权者”。例如，在有些情形下，有些人的假定的私有产权也不能排斥一个入侵者的使用。在偶然的或紧急情况下，在没有得到许可之前对其他一些人的私有财产的使用就构成了这样的例子，它们有时被称之为“侵权”。另一种可能性是产权的界定十分不清，一种权利是否被侵蚀或是否已属于所谓的入侵者是不明确的。例如，我新栽种的树可能遮挡了你的土地上的光线，你是否有权利跨过我的土地呢？如果光照（或光线）的权利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和指定，我们就可以以保护光照或者植我的树的价格来进行谈判。这取决于哪一种对我们俩更有价值，以及向被证明为拥有权利的人支付费用。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当在湖上航行时，为了躲避突然而来的暴风，保存我的船只与生命，我在没有得到你的许可之前使用了你的码头，我是否侵犯了你的任何权利，或你的权利中是否就不包括在我处于困境时排斥其他人的权利呢？如果在这一紧急情况下的行动被认为是适当的，那末使用码头的权利就不全是你的，这可能正如你所想到的一样。有鉴于树和光照的情形，事先的谈判可能会避免“侵权”（除了我们最初不同意谁拥有怎样的权利而外），在紧急情况下对码头的使用，要进行事先的谈判是不可能的。如果事先的谈判不经济，紧急使用的权利就“应该”并将存在，如果这一使用在假定的情况下是对资源的最有价值的使用，对于以前的“所有者”可以要求也可以不要求补偿。作为这一法律原则的原理似乎是直接的，并与有效的经济行为的原理相一致。就现在的目的而言，仅仅注意到在法律约束下的经济效率的这一方面就足够了。

A.A.阿尔钦

07、一个研究所有制的框架

07、一个研究所有制的框架

所有制作为一个论题在社会科学和哲学中已有很长的历史，不过这一讨论到今天在其经济方面仍没有整合。从R．H．科斯发表“社会费用问题”（1960年）直到最近的著作仍未解决这一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理出这一讨论的顺序，尤其是关于几篇文章在这一顺序中的地位。近期文献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它们所关注的往往不是所有制本身，这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科斯关于社会问题的著名文章更为真实。他的论题是外部性，而不是所有制。他的目的是要宣称已为人们所接受的关于外部性的教条是错误的，而不是想引出一个关于所有制理论的结论。对管制的研究是另一个例子。价格控制、最小工资、利润限制等等都在管制的逻辑下进行了很适当的讨论。然而，有效管制的实质是那些用来确定所有制的权利束的残缺。这一大批文献的作者还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就已著述了关于所有制的经济学。

由于所有制在大量的这类文献中没有得到明确而集中的论述，因而还没有形成一个关于所有制经济学的明确框架。本文采用了下面的简单框架：

A．所有制作为一种外生现象

1．所有者的特性（或权利的安排）

2．所有制的残缺

3．所有制的规范和伦理方面

B．所有制作为一种内生现象

1．通过个人行动的配置

2．通过合作行动的配置

（a）商业企业（公司）的管理

（b）财富的分配与有效控制

所有制作为一种外生现象

这里所采用的方法是接受所有权束作为一个给定的事实，来检验假定改变那些用于确定所有制的法律框架的某些特征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并不准备得出特定的权利束存在的理论基础以及检验法律框架的实际变化。我们要考察两种假定的主要变化：第一个是了解改变权利所有者的特性所产生的结果。由农民或牧民来拥有控制牛群漫跑的权利是否会有差别？第二个要了解的是改变权利束的内容的结果。如果所有者在实施以所有可能的价格出售产品的权利时受到管制的妨碍是否会有差别？

所有者的特性问题

这一问题是从科斯（1960年）关于社会成本的著作中引出的，他探求了市场谈判的运作如何能消除或减低私人与社会成本的差别。科斯分析了谈判在两种逻辑下的作用，按今天的行话来说它们可称之为“模型”。一个是假定零交易费用，另一个是假定正交易费用。他推断，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外部性可以通过市场谈判消除；如果交易费用为正，则与外部性相类似的一些方面仍然存在。不过，在后一情形下，科斯发现了由传统的外部性教条所开出的药方的错误。总起来看，这些模型构成了对这一教条的驳斥。

科斯的论文引起了争论，其中许多与第一个模型的不现实有关。这一模型不仅使用了零交易费用，而且还假定不存在收入效应（以及竞争制约了所有的谈判）。科斯本人是将第一个模型视为迈向更为现实的正交易费用模型的铺垫（不过在后一模型中收入效应仍被忽略了），他和他的批评者对削弱零交易费用模型的重要性都非常敏感。它不仅仅是一个铺垫，相反，它是争论的中心。

科斯所反击的心智观点与收入的差别或正的交易费用没有关系。从一个钢铁厂的烟囱中排出的烟尘落到了相邻的洗衣店上，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这是一种外部性，因为它增加了洗衣服的成本——而不是因为它使得洗衣店的所有者变得更穷，也不是因为相互影响的双方面对着难以克服的交易费用。在他对心智观点的逻辑进行挑战时，科斯假定撇开那些与传统教条的基本主张无关的内涵是十分正确的。如果他的第一个模型描述了一个不相干的世界，就正如传统教条所从事的那样，这一教条集中关注于两种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成本。与这一相互作用相关的结论是，由于相互作用的存在，引起了资源的无效使用，但是它没有注意到谈判在解决或改进这一无效性时的作用。

科斯并没有将他的批评置于这一方式下，不过传统的观点忽略了内涵成本（implicit cost）在引导人们的决策时所起的关键作用。在他的分析中的一个中心观点是，内涵成本驱使了那些改进潜在的外部性问题的行为。论证这一点是否就比通过假定一个完全由内涵成本充斥的世界更好呢？既然内涵成本能通过谈判来实现，这就是一个没有谈判壁垒的世界。

科斯的第一个模型实质上论证了传统观点的谬误。当科斯揭示一个更为现实的正交易费用的世界时，他与传统观点有关的最正确的一点是指出了后者没有认识到的一个困境：在改进一种外部性问题时有一种以上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厂的所有者可能承担责任，或洗衣店的所有者同意承担降落给他的烟尘成本。与传统的观点相对的是，科斯通过利用他的第二个模型表明了单从理论本身还不能明确哪一种选择更好。这一结论很难构成一种反驳。因为它基本上引自第一个模型，正是第一个模型揭示了在认识内涵成本所起的重要作用时的失误。

科斯对所有制理论的附带的贡献是从他在论证内涵成本的重要性时所使用的技术中引伸出来的。为了展开他的分析，他假定产权是完全界定的和受到重视的。这一假定，再加上零交易费用和零收入效应（和竞争性条件），就完成了对他的模型的说明。然后他探求了（对于外部性的存在）如果由农民或牧民来控制牛群的走动是否会有差别？如果由农民或铁路所有者来控制火花空间是否会有差别？作为考虑这些问题的副产品，我们可以开始理解当所有者的特性造成或不造成资源配置的差别时的情形。在一个零交易费用、零收入效应的模型中，产出的组合相同，一种有效的组合，会导致谈判的解决方式，而不管是谁拥有相应的权利。

生产是有效的结论并不能激发事实上所引起的争论。由于它是竞争性市场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价格理论的标准推演的一个特殊应用，这一推演没有涉及所有者的特性问题。不过，对于这一有效性的结论，科斯所增加的观点是，在所约定的假定下，不管是哪一个人或哪一批人作为权利的所有者，产出的有效组合是相同的。收入效应不存在的假定有助于达成这一辅助性的结论。如果一个农民在一种权利安排下比在另一种权利安排下富有，而一个牧民则正好相反，收入效应的缺乏则能保证每个人在一种所有制安排与在另一种所有制安排下相应物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没有差别。尽管所有权是一种财富，改变所有权的特性必然会改变财富的分配，但在假定收入效应不存在时，最先变更的人将期望物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部分为负。

不过，这一负值还不足以将分析引向上面的辅助性结论。在一种权利安排下，较富有的人将比在另一种权利安排下花费更多。如果他们不是购买更多谷子，就是购买了更多的牛肉，或把钱用于更多的储蓄。如果较富有的人所购买的这些物品的比例确实与较穷的人购买的比例不同，那末，尽管每个人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对所有相应物品消费了同样的比例，但如果财富的分配发生变化，经济中的总产出组合也会发生变化。只要将较富有的人和较贫穷的人分成两组，他们具有不同的边际替代率，则财富的可选择的分配就意味着产出的不同有效组合。不同的权利所有者的选择改变了市场谈判对于任何大的群体必然存在的不同嗜好所给出的权重。

这一在有效等式中所包含的产品组合的预期改变在科斯那里并没有得到讨论。如果有谁带着试图理解他的心智历程的信念去读他的著作，这一忽略的原因就更为明显。他简单地将相互影响的双方视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他所讨论的是在作为生产者的逻辑下的农民、牧民或铁路的所有者。由于他没有考虑到生产者财富的改变对于消费模式是重要的，因此他视相应物品的市场价格为给定的。他假定收入效应不存在则意味着对相应物品的需求不受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与牧民之间的财富再分配的影响，这内含着由第三方对这些物品的消费不包括有费用的相互作用；农民或牧民的家庭一般被假定为他们在消费品之间的预期没有偏好上的差异。

这正是科斯所从事的非常恰如其份的努力。关于外部性的传统观点并没有声称如果农民的财富受到所遭受的损失的负的影响，谷物的产出很少（如果牧民不对牛群的漫跑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是因为农民对谷物的消费较少。传统的观点断言所生产的谷物较少，是因为种植谷物的成本由于牛群的漫跑所造成的损失而提高（很大）了，农民在谷子与牛肉之间的嗜好相对于牧民的嗜好，简单地讲是与传统的关于外部性的心智观点所引出的结论不相干的。如果科斯讨论了这一问题，读者将会被嗜好差异这一枝节问题所迷惑。正确的观点是传统教条在考虑内涵成本时的失败。

从现今一些论文的观点来看，要注明的很重要的一点是，科斯在附带讨论外部性问题时，已引入和部分分析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即对所有者特性的关注。我们可以从科斯的理论原理中推断，如果受影响的双方对物品的整个需求模式没有显著的作用，则所有者的特性在一个不存在交易费用的竞争性市场中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在交易费用为正，或受影响的双方会明显地影响对物品的需求模式时，所有者的特性会影响产出的有效组合，但是它不会改变当根据与所有制的具体说明相联的财富分配所引致的需求来评价时，每一产出组合的结果是有效的结论。

认识到科斯并没有考虑权利安排的变迁是很重要的。他讨论的是假定的可选择的权利安排，这一差别可以通过举例的方式说明。假定土地是用于居住的，通过一些随机的选择装置将土地分成块状，以满足对土地的潜在所有者。如果定居的人被告知将土地用于农作（或畜牧）的所有者也有权决定牛群是否和在哪里的土地上走动时，这是否会影响这块土地的使用？这一问题不同于权利安排的不断变迁是否会影响所投入的土地的使用，它也不同于去问如果那些在农作（或畜牧）方面具有个人比较优势的人在谷物和牛肉的边际替代率不同时的结果如何？所有者的特性随时间而变化，如当奴隶“获得”自由或当土地的使用无法预期地被再分界时，我们很难相信资源的使用会不受影响。这并不是论证科斯是错误的，而是表明在关注时间的变化时，信息和交易成本可能很重要。

如果科斯对传统的外部性教条的兴趣仍明确地记在心中，则对与收入的分配、交易费用、权利随时间的改变等相联系的大量批评就不存在了。正是在这一信念下，我写作了“责任规则在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它提出了有关敲诈、勒索及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区别的相关性与不相关性问题——这些问题是科斯文章的批评者所关心的。

不过，在“产权的交换与执行”一文中，我提出了一个我自己对有关问题的一个不同方面的批评：在一个产权是由集体拥有时的需求显示问题。如果一条铁路被农民诱致减低火车车辆的营运，以便减少火花的产出，因而使稻谷的损失量减少，为什么任何一个农民将发现在他的全部利益中都反映了他对减少火花产出的需求？

“交易的费用”企图在一个有限的方式下弥补我们对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的忽略。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生命力在于它是金融领域的一篇有影响的著作，它很少直接关注由科斯所提出的问题。尽管本文在安全市场的逻辑下还有些进展，但我们仍没有一个在经验上增进了的关于交易费用的理论。由于交易费用已被许多人作为企业理论的基础，我在“企业理论的再观察”中关注了这一新的进展。

所有制的残缺

所有制经济学的这一方面是在所有制的逻辑之外作为管制经济学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除有关的非利润企业以外）。价格上下限的设定对行为有怎样的影响？掩盖可容许的利润率或阻止某些形式的竞争对行为的影响又如何？我们对这类问题的答案的理解是十分可靠的。关于这关问题的早期著作仍然简单地停留于对残余权利产生的短缺和剩余的认识，更为近期的著作则试图理解人们如何对暗含的排队的结果作出反应。阿尔钦与卡塞尔（1962年）认识了权利的残缺与行为之间可能遵循的相互关系，我按照他们的指引写出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市场中的监督”。我们的论点的中心是着重强调了当对产权的限制妨碍了全部的补偿时，它是由竞争模式而不是通过价格给出的。对一个人使用现金财富的限制会影响其他的人，比如通过提供较高的价格来赢得销售的协议，其结果会导致更加强调“个性特征的竞争”（personal characteristicscompetition）。对租金的控制会使人们在为生存空间而竞争时，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以肤色、信仰、家庭规模等等为基础，使所有权残缺的管制妨碍了人们在现金边际报酬上的全部最大化，所有者会通过更集约地使用他们的某些个性特征的偏好，从而使其效用最大化。

对价格限制的反应还不仅仅反映为更集约地使用个性特征的竞争。由阿维尔琴与约翰逊（1962年）所提供的一篇重要论文很有说服力地论证到，当管制者阻止了较高的资本报酬率时，所有者为了寻求效用的最大化，会增加用于扩大企业规模的投资。所有制残缺的观点也是进入壁垒概念的核心，尽管其论题并不经常从这一观点来探讨。由于关于壁垒的文献没有以更大的客观现实性为条件，因而关于所有者可能或不可能内含于进入壁垒中的价值评判，我们在“进入的壁垒”一文中予以了讨论。

这里所研究的课题不可能专门从科斯对权利安排问题的讨论中引伸出来。人们对限制了他们的所有权的内容作出反应的调整替代途径有许多，然而它们更多地是依赖于特定的情形。一般的结论是，对人们实施专门的所有权的能力的制约，会导致他们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企图使效用最大化的边际替代调整。其结果是物品的不同分配和内含的财富不同分配。这些最有可能在所允许的方式下竞争，最不可能在所不允许（它们不会成为不被许可）的方式下竞争，从而享有实际财富的一个等额增加。

可能要注明的一点是，这一结论是指由一种特定的法律行动对所有制的条件的影响，即所有权束的残缺所产生的结果。这一残缺没有包含到科斯的问题中，他的观点中所包含的是所有者之间的“完整的”权利束的安排。不过，对不同的人在时间进程中再安排所有权的不同问题确实包含着残缺，而且与上面的一般结论相一致，行为会受到影响：对土地的租佃越是没有保障，效用的最大化就越是在更大的程度上使得对资本改进的投资不足。在科斯的分析中，如果未来的所有者能够知道现在的所有者，并能与他进行无成本的交易，则投资不足问题就能消除。但是，如果未来的一批所有者即便知道，但他们享有对资本投资的集体利益，这样会避免需求显示问题对投资不足的妨碍。

对残缺问题的更深研究可能会使得科斯提出的所有者特性问题在形式上更为可能。权利之所以常常会变得残缺，是因为一些代理者（如国家）获得了允许其他人改变所有制安排的权利。对废除部分私有权束的控制已被安排给了国家，或已由国家来承担。从再被引入的所有者特性问题的观点来看，它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是科斯所讨论的一种权利的几个私有者，而是私有的个人（以及他们的制度）和国家（一种可选择的制度）都是潜在的所有者。

由科斯所引出的结论并不能直接应用于这些新的选择对象，因为国家对所拥有的资源的使用的考虑不一定与支配私人使用的考虑相同。例如，私人所有者一般遵循利润最大化法则，而政府则受政治的考虑所驱使，这一差异可能削弱了试图应用科斯分析的基础。关于民主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我们充分理解“国家”或其成员的行为，它很难很快地引出关于这一情形下的不同所有者的结果的结论。我相信，政治民主的概念要像市场资本主义那样发挥作用是错误的，我们关于市场与政治场所的一些差别的思想已在“商业企业与政治团体：有多大的相似性”和“政府的增长”中给出。

所有权的残缺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那些用来确定“完整的”所有制的权利束中的一些私有权的删除，科斯的所有者特性问题也是指得到了很好确定的私有权。不过，完全私有制的意思是很含糊的。在一定意义上它必然常常如此，因为有些行动的潜在权利具有无限性，它可能由私人、共同体或国家拥有。要描述潜在所有者的权利的完整意义是不可能的，要讨论它们是由私人所有还是由国家所有也是不可能的。不过，在行动中某些权利可能显得比其他权利更为重要。排他性和可让渡性就是其中的两种，它们可能在与残缺问题的关联中得到明确的讨论。但是越是探究定义和含义问题，讨论就越是变得复杂。

排他性在使用时可能是指一些物质资源的使用，比如土地，或是指一些概念性资源的使用，比如一种思想或一种特性。但是为什么要停留于这些概念性资源呢？为什么没有考虑将私有权在一种专门的市场（如有时从英王或议会所购买的专门市场）上排他性地出售呢？在这一方式下，所有制经济学可能被拓展到包括垄断问题。完全的私有权、完全的国有权和完全的共有权的概念相对于所包含的实质的权利束有很大的弹性。私有企业经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都内含着对所有制安排的不同说明，但是这些安排的完整内容在有些方面是含糊的和很难界定的。这使得对每一种社会安排都很难给出其明确的定义。完全的私有社会体制是否就包含着对社会问题的集体解决方案有进行投票的私有权？如果投票者对将社会主义付诸实施的投票权受到阻止，那末他们的投票的私有权是否就受到了侵犯？

一旦认识到一种行动的私有权的延伸常常包含行动的另一种私有权，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阻止企业所有者在一个给定的市场确立一种排他性的销售权利，它也许通过一种由国家赋予垄断能力的宪法上的禁止，使有些私有权残缺而同时又将私有权延伸到任何或所有市场的私有权。这一宪法上的禁止是否使一个社会或多或少是私有的？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在讨论规范问题时将处于显要地位。

所有制作为一种内生现象

既然所有制常常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存在，对所有制的发展与它的内容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检验那些用来确定所有制的权利束发生变化的原因。从这一点来看，所有制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对相应的成本与收益的回应。一个关于所有制的实证理论需要对这些决定所有权结构的因素有一个系统的论述。根据它的内涵，这一结构是有后果的。在科斯的权利完全发展了的零交易费用的世界，所有者的特性没有资源配置的后果。而在一个权利处于变化和演进中的世界，信息和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所有者的特性、所有制权利束的内容以及所有制结构都是会产生结果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权利束在一些条件下比在另一些条件下更为适当的原因。

在文献中产生了两种内生地论述所有制的逻辑。第一种是有关所谓的通过个人行动的配置。它所强调的一种逻辑是，假定所有者的决策是完全能执行的，好像在实施这些决策时不需要其他人的合作。尽管代理问题在这里不能完全消除（将一种外部性内在化可以被看作是使一种代理问题的严重性减轻），在本文中我们并不打算明确地关注它们。牛群的所有者在决定牛群的规模时，假定这一决定实际上是想将所期望的牛群头数变成事实，资源是由决策来配置的。第二个逻辑明确地考虑了有关一队人在实际上实施所期望的资源配置的可能性时的所有制如何。为了执行所有者的决策，就需要有合作行动，代理问题（偷懒，机会主义）成了要集中关注的方面。

通过个人行动的配置

“关于产权的理论”考察了潜在的外部性是与特定的所有权束相联的成本与收益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显著的情形是美国东北部印第安人的土地共有权让位于私有权。引起争论的外部性是与土地的使用相联系的，其中对保护动物存量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在那里考察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动物的市场价值，一个是它们的移动习惯。市场价值可以用为避免浪费所获取的收益指标来表示，而移动习惯则可以用为保护动物存量所付出的成本指标来反映。美国皮革贸易的到来改变了动物的成本／收益率，这在一定方式上增加了私有土地的利益，这一利益在森林动物的情形下比在食草动物的情形下更容易实现。我们用这一差别解释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和美国东北部的士地私有权利的发展，以及这一权利在大平原各州发展的失败。

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那些确定所有制的权利束内容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与相应环境的变化预期有怎样的相关。权利束的内容可以按不同的方式归类，但是一个有用的方式是考虑权利束的两个重要成份：排他性和可让渡性。排他性是指决定谁在一个特定的方式下使用一种稀缺资源的权利。排他性的概念当然是从下面的意义中引伸出来的，即除了“所有者”外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坚持有使用资源的权利。不过，这一概念在这里被拓展到包括所有者决定谁可能使用一种资源的权利。可让渡性是指将所有制再安排给其他的人的权利，它包括以任意价格提供销售的权利。

当稀缺资源的所有制是共有的时，排他性和可让渡性都是不存在的。没有人会节约使用一种共有资源，也没有人有权将资源的所有制安排给其他的人。严格地讲，作为一种实际情形，如果一种资源是真正稀缺的，其属性就不可能完全不存在，当资源是完全共有的时，排他性可以通过资源的实际使用而获得。对一条快车道的占有（所有的人都有权在它上面驾驶），包含在道路上使用“移动”空间的权利。不过，它不包括决定谁以及有多少人使用快车道上的其他空间的权利。可让渡性原则上也是可以获得的。在决定将一条快车道出售给私人团体，或是以收过路税的方式来经营时，它存在一种政治过程。一种类型的所有权相对于另一类所有权的比较优势（共有对私有），可以通过它们与依赖于“完全”私有制的结果的比较而表现出来。在完全私有制下，允许私人决策上的排他性和可让渡性，或排他性可以通过实际的使用获得，可让渡性可以通过政治过程获得。与这些结果相联的收益／成本的计算确实会从一种逻辑到另一逻辑而变化。当羊毛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时，以及当人口的增长增加了拥挤时，土地的共有制是很少可能的。因为使用作为一种决定临时所有制”的方式，而政治作为一种让渡所有制的方式，它们在这些情形下会变得更为浪费。

共有制与“完全”私有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范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所有权的残缺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可让渡性而保留了排他性。例如，对租金的控制消除了所提供的和所接受的租金超过法律限制的权利，这是一个可让渡性的问题。不过，对于决定谁占有出租空间的权利一般保留在其“所有者”那里，这是一个排他性的问题。现在如果所允许的租金持续处于假定的较低的水平，直到最后接近于零，则公寓所有制的让渡性特征就接近于共有制。这里在使用一种资源时不要支付货币价格。一种排队形式以及它的规模部分地由在零成本下所需要的出租空间量来决定；一个城市的快车道在其高峰时，对这一共有资源（在零成本下）的使用所导致的排队解决方式是先来后到、等待和放慢驾驶。实际上，没有人实施一种关于进入快车道的排他性权利。在公寓情形下，它不像完全的共有制，在公寓被占有之前，仍然许可对它的私有权（至少在没有法律上的“擅自”占有时是如此）。这允许所有者在决定占有而考虑积极的金融补偿时强调不同的准则（比如个性特征）。完全的私有制是对他在别人之前占有或使用一种资源的能力的报偿，准私有／共有制则是对期望的个性特征的报偿，如租金控制。与完全的和准共有制相比，完全的私有制则更加强调了支付的意愿和能力。

这些配额制的结果可以进行比较，它们的相对优势和劣势也应能从相应环境的变化中发现（正如我们在“市场的监督”中所论证的）。例如，如果环境是供给的增加变得更加重要和成为更有价值的选择，由完全的私有制所提供的配额制将会更吸引人，因为当价格超过单位成本时，它实际上是依赖于自利来使供给增加。另一方面，如果供给的增加变得不很重要，这或许是由于战时特性“支配了”将资源不能转变为比如住房建设，则由这种配额制所提供的优势就减弱了。

另一个例子包含着“社会”所喜欢的人群的异质性特征。一个人群的个性特征非常同质的社会，当在解决由有效的价格控制所导致的排队时，个性特征就不会得到很多的考虑。一个在肤色、信仰、语言等方面异质的群体在面对价格控制时，对资源使用的决定就会引起极大的个性特征的差异。当由价格控制所引起的收益和成本是由一个社会的人口通过政治来评价时，它们在这两种逻辑下的结果是不同的。一个国家人群异质性的变迁必然会改变它采用这种配额制而不是另一种配额制的敏感性。价格控制是否可能，以及“反歧视”的控制是否会增加价格控制，当人群的异质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时，其解决的方式就取决于一个社会中被赋予了“不喜欢的”个性特征的那部分人口，以及享有政治权利的那部分人口。

所有制在有些情形下可能比在另一些情形下更具生产性。对那些并不稀缺的资源实施私有制所获得的收益很小，且这样做可能是有成本的。对于这类资源不必节省地使用，因为它的供给足以满足所有潜在的竞争性使用。在使用阳光或在使用公海来作为国际商业的航道时，对使用的权利所有制的立法在正常的条件下很少具有配置的功能。私有制或国有制可能会产生潜在的垄断问题。如果对权利的实施是可能的，则还会引起与之相随的监察成本。共有权利具有阻止这类垄断的生产性功能，不过，当“自然的”稀缺性条件变得更为普遍时，共有权利会日益变得具有非生产性。

与资源配置的实际问题更为相关的是，当稀缺资源所投入的可选择的使用增加时，完整所有制的生产率就会增加。在建下水道时，对资源的私有制保持在“易变的”条件下，可能比一个已经建好了的能将废液排走的私有制更具有生产性。私有制可能会增进这一体系的操作与维持，但是它不再能容易地增进投入到下水道体系中的资源的使用。从长期的前景来看，完全的私有制更具生产性。确切地说，从长期来看，在这里存在资源的最大替代性。此外，从资源的可选择的调度中所获取的价值越确定，私有企业家的意见和承担风险的偏好就越是没用，国有制就很容易在不遭致很大困难的情况下对私有制进行替代。

在此我只涉及了当相应的决定成本与收益的条件发生变化时，所有制权利的可能变化方向，而不是关于确定所有制的权利束的“水平”。这些变化所发生的基础要由与对更广泛的关于一个社会的历史、信仰与文化来决定。在所有制安排的较窄的逻辑内，上面的讨论所考虑的条件表明，完全的私有制增加了一种资源的稀缺价值的生产率。对它的使用的监督越容易，它的生产越是具有竞争性，所投入的使用变化越大，它们在使用中的价值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其前景也越广阔。

通过合作行动的配置

一个社会的规模越大，它所依赖的条件就越是有利于私有制。一个规模较大的社会试图在一个集中的国家控制的基础上运作的困难会更大。一旦一个社会突破了其最适度的限制，要获取其期望的合作行动的官僚化成本必然会急剧上升。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同其他的以分权为基础来组织的较大的经济相比，就不能很好地起到提高人均生活水平的作用。在与外界隔离或在外部干涉的威胁下，集权化即便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下也能维持很长一段时期。但它在与其他较大的分权化社会进行和平竞争时就不可能了，当社会的规模扩大时，它们必然更加依赖于私有制。由于私有化意味着资源的控制者（它们的“所有者”）比“国家”作为所有者时的控制者（官僚）承受了更多的他们的行动的结果，因此，没有事实上的朝向私有化的运动，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分权化。确切地讲，一旦官僚化成本削弱了非市场激励的有效性，这一“对结果的承担”就是一个有效的激励体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一个社会的规模变得越大，它就越是会制定一些私有制的安排（或它自己将更加孤立于国际竞争与社会相互作用之外）。从个人向家庭，从家庭向部族，从部族向小国，从小国向大国的转变，都要求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私有制。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强制性的隔离时期，以及由于意识形态偏好的鼓吹（其名目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实验），放慢了俄国朝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这一运动在俄国革命以前就开始了，它将会不可避免地继续下去。类似地，中国也无法维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存在的集权控制程度。这些运动经由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而确立其国有制基础（二战后它们对东欧的控制发生了分化），它们可以被解释为所有权的极度的再组织和巨大的财富再分配，在此国家将权利从原来的私有者那里夺走。（可以假定，这些革命的成功，是由于这些国家先前的制度化刚性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的私人进步途径很少，由此所产生的这些刚性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缺乏，与先前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俄国和中国的刚性特征相比对它们更为有利。）一旦这种对权利的强制剥夺得以实现，一旦原有的财富再分配得到改变，国家再度通过一些更为有利的财富再分配以放弃对私人的控制就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一个较大的社会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成功，则国家就不可能坚持拥有一国的财富。在一个较大的社会要通过官僚比的激励是不会获得对资源的有效的和非常指令性的控制（导引人均财富的增加）的。自利必然会约束人们行事，控制的经济要求分权化，而有效的分权化就要求有极大的私有化，如果自利是一种指引财富增加的方式。

控制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所有者的期望有必须要转化为雇员之间的合作行动（代理问题）；第二，是因为最优规模的企业有时需要等额资本的约定，要建立有效的控制，这已超出了单个所有者的能力（分散的所有制问题）；第三，是因为私人利益有时会与社会利益相背离（垄断与外部性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中的第三点即外部性方面，我们已在从科斯的关于社会费用问题的文章中所引伸的所有制问题中论及了。垄断方面主要是在所有制的逻辑之外讨论的，所有制经济学的近来发展已开始注意代理和分散所有制的问题。

代理问题，它的偷懒形式，是我们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中的论题。我们通过所依赖的条件与必须面对的偷懒之间的相互作用，解释了企业的内部组织形式、监督的作用以及特定的补偿方式。这尤其涉及到两重的补偿体制的生产率，一部分是雇员自然增长的“工资”，它一般不依赖于企业的绩效，另一部分是所有者所获得的“残余”或“利润”，它主要依赖于企业的绩效。补偿方式是对获取的收入流的权利的说明，确定这些补偿方式的权利束，这些流量的所有制权利，反映了所有的合作方在面对私人的偷懒激励时的期望。这一方法不同于科斯在他的重要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所采取的方法，在那里他依赖于正的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它也不同于东特所采取的方法，在那里他依赖于有效的风险分配来解释传统理论上的企业的补偿结构的理论基础。（我们在写作论文时，还并没有认识到奈特对道德危险的讨论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论点，但是它由阿尔钦与登姆塞茨提前使用了。）

代理问题，尤其当它们与资产专用性相关联时，它已成了对由一个所有者的利益所控制的活动范围（即单个企业内的纵向一体化的程度）的一种很普遍的解释。关于纵向一体化的近期观点注意到，所有制的纵向范围是决定资产专用性是否是生产经济学的一个来源的重要因素。“企业理论的再考察”与“纵向一体化：理论与验证”，讨论了我们所关注的特征倾向在解释企业实质的变化时，它们比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和代理问题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不过，在关注用从一种情形变化为另一种情形时所依赖的条件，以解释企业组织时，研究的一般方向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方面。

我们在本文中所检验的主要观点是关于补偿和纵向一体化的问题。我们所分析的两种观点都没有涉及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或将它视为外生的。在现在的逻辑中，所有制结构是指单个企业的所有制的分散与集中程度。标准的价格理论所内含的假定是，单个人拥有或管理一个理论上的企业，他在组合投入以使利润最大化时是没有成本的。所有制结构当然会变化，理解它是怎样变化和为什么会变化，对于理解经济活动的组织是十分重要的。这一问题我们在“所有制结构与企业理论”与“法人所有制结构：原因与结果”中予以了揭示。这一问题的分析是在三个论题下形成的；知情者的交易，财富的分配，一个企业的产出的令人愉快的潜力。我们在以下几篇文章中予以了讨论：“法人控制、知情者交易与报酬率”，“私有财富的控制功能”，“报纸发行与公正性教义”以及“商业企业与政治团体：它们有多大的类似性？”最后一篇主要讨论了潜在的愉快所起的作用。

“私有财产的控制功能”是一篇短文，但我相信它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被忽略了的观点。它将对所有制和企业的控制的讨论延伸到一个更广的关于财富与它的分配中去讨论，它论述了当较大的规模是有效的时，企业的有效控制与财富的分配不是互不依赖的。财富的分配与有效控制之间的联系引出了有必要将企业的所有制集中于一些所有者的手中，如果控制是有效的话。如果大规模企业是有效的话，财富的等额分配就削弱了我们在这一方式下集中所有制的能力。因此，所有制的控制功能提供了一种在不涉及企业效率时宏观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

H.登姆塞茨

08、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

08、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

经济学家在战后已展开了对传统的生产与交换理论的批评，他们日益注重用新的方法来取代古典的边际主义或拓展它的范围。属于后一类的重要文献是围绕产权结构的概念发展起来的。这方面的文章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各异，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强调了有关所有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的某些基本思想。

本文的目的是概括这一研究线索的一些本质特征，检验它的重要的应用领域，并讨论这一方法在促进对经济问题的理解方面的前景。

生产与交换理论的拓展

“产权”文献一开始就假定，如果经济模型还能发展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就必须对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作出修正。因此在生产与交换理论中发生了几个关键的变化。第一，给出了关于一个生产组织内的单个决策者所起的作用的全新解释。组织本身不再是研究的中心，而是假定个人在现有的组织结构所确立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并使效用最大。第二，认为事实上存在多种形式的产权，而且不能保证利润（或财富）的最大化。通过考察各种可能的产权安排对收益－报酬制度的影响，从而可能详细地分析制度安排与经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认识到交易费用大于零在所有情形中具有的实际重要性。从技术的观点来看，这些新思想能直接被应用，通常的做法是建立一个与传统的利润最大化情形相类似但一般又与它有差别的最优化模型。在每一情形下，都有必要确定能反映决策者的偏好的特定的效用函数，并决定决策者可以获得的实际选择（收益－报酬）权。那末，真正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在机会倾向强制约束下的效用函数的最大化问题。当然，任何这类模型的有用性都取决于它如何对目标函数和机会倾向作出巧妙的说明。

由否定利润最大化来作为基本的行为假定以解释商业部门的决策者的行动，这代表了一个十分简单但很重要的进步。因为向效用最大化的转变为研究不同形式的管理行为展现了新的可能性，并允许更全面地洞察各种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商业企业的经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尽管单个决策者所确立的目标的数量、特征有差别，目标常常也可用于表达有些类型的效用函数的一个论据。而且正如所注明的，效用函数在适当的约束下可能最大化。很显然，每个决策者都被假定为受自利驱使，并能有效地朝向最喜欢的经营状况。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可以想象的条件下，边际主义并没有被否定，标准分析技术仅仅被拓展到新的应用领械。

为了从事更加纯粹正规的讨论，必须对效用函数给出专门的解释。博尔丁对“主观主义”观点的一般评论使这一点很明确了：

如果企业会为了其他任何事情而牺牲“利润”（不管它们怎样衡量），它们或者是特权，或者是良好的公共或劳资关系，一个宁静的生活，流动性，安全感，或是你所拥有的一切，那末很明显这些不能使利润最大化，如果不能使利润最大化，它必须使“效用”最大化，这是一个简单地表明你所做的最好就是你所想的更为明确的方式，这很难说是不真实的，但是除非有些内容被倾注到空洞的效用函数中去，它也是少有助益的。

相对于这一观点，产权方法可被理解为它试图通过将效用函数与单个决策者联系起来，以系统地阐述富有经验意义的最优化问题，然后将特定的内容引入到函数中去。在这一方式下，可以考察一下企业、政府当局或类似的合作代理组织内的决策者的行为。在这一分析中的另一个关键思想是，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益－报酬结构，因而对选择的决定是向决策者敞开的。研究的视野在这里显然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它不是将企业作为分析的单位，也没有假定只有所有者的利益（即利润）最大化的进程是唯一要注意的。效用最最大化模型强调了个人对经济环境的调整，并通过观察组织内的个人行动，以寻求解释企业和其他制度的行为。实际上，这为检验决策者的目标与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特定策略的联系提供了分析基础。当然，其假定是一旦人的动机是已知的，就可能更好地理解组织对资源的配置与使用。

一个不难接受的基本思想是，“产权”会影响激励和行为。不过，这一领域的文献对产权概念的定义具有一定的精确性，这一特定的用法值得加以评论。要注意的中心点是，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因此，对共同体中通行的产权制度可以描述的，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从实际的观点来看，新产权方法的中心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以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的。由于对预期的方式没有把握，就不能发展出关于不同的产权安排对共同体的经济活动的水平与特征的影响的在分析上很重要而在实证上可以反驳的主张。产权与经济选择之间存在着系统关系，这一基本假定贯穿于全文讨论的背景之中。现在，我们仅仅需要强调另外一点就够了，尽管它有时被人们遗忘，但不应该混淆的一个事实是，交易与生产中也包含着合约安排，这些活动的存在对于完成物品与服务的交换并不重要，但它们却能允许产权“束”的交换。对物品与服务的这一方面的许可才是问题的焦点。

在其他情况不变时，任何物品的交换价值都取决于交易中所包含的产权束。例如，如果一个人对一幢房屋的产权束中包含排斥在它附近的煤气站、化工厂的权利，那末这幢房屋对它的价值就较大。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资源中所包含的各种产权会进入决策者的效用函数，这样，一般的财产关系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并通过对行为的这一效应，产权安排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产出的构成和收入的分配等等。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就可以理解阿尔钦所说的：

……在本质上，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产权的研究……一个社会中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就是对使用资源权利的安排……经济学的问题，或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实质上是产权应如何界定与交换以及应采取怎样的形式的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私有产权和国有制对资源的配置与使用的效应。一种资产的所有权是属于私人团体还是属于国家，这可以从使用它的权利、它的形式与本质的改变以及对资产的全部权利（如出售）或部分权利（如出租）的转让的构成来理解。但是，尽管这一定义表明所有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但是所有制不可能也不要期望它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所有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它只受随时间而作出解释的法律的限制，这一类限制可能从很大到很小。例如，一方面有一种严重的情形是，一个人对一种资产的所有权不能以高于政府所规定的价格上限的价格转让出去；另一方面的情形是一个土地所有者被限制在2英尺的财产线内建栅栏。一般地应认识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限制性措施的强制所导致的私有（或国有）产权的削弱，会影响所有者对他所投入的资产的使用的预期，也会影响资产对所有者及其他人的价值，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交易的形式。由于有这些相互关系，削弱一词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在本文使用它时，常常是意味着在以下方面存在对所有者的权利的某种程度的限制：（1）一种资产的形式、地点或本质的改变；（2）对一种资产的所有权利以一个共同协议的价格转让给其他人。

最后，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所讨论的大多数限制是由国家强加的。因此，要论述所有权的内容的变化，就要论述法律对资源配置的变化所给予的支持。换言之，正如萨缪尔所注明的：

……获利的机会不管是现金的利润还是其他好处，它们对于那些能够利用政府权力的人会自然增长……如果收入的分配和风险的分配是（财产）法的部分函数，那末法就是对经济或其他收益的控制对象…无论是关税保护，石油补贴，还是实际财产的代理人的情形，都是企图禁止对私有的住房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产权的“待售”信号。

接下来要说明的当然是，如果没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论，也不能真正完成关于产权的理论，令人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有这一类理论。由J．市坎南、R．麦基恩、W．尼斯卡宁、D．诺斯、G．图洛克及其他学者正在进行的研究所给出的许诺是要填补这一空白，但是这个一般的研究线索仍处于初始阶段。我们在这里特别感兴趣的是，从考虑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发展对官僚主义和国家的理解。诺斯教授论证了国家常常会导致为了收益而进行无效的产权的交易（如在一个封闭的市场中发许可证），这样做的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增长。确实可以论证，产权内容的改变，取决于统治集团对改变现有的产权安排所带来的收益的事前估计与监察和执行权利结构的改变所带来的成本的事前甚或事后估计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这一推理是正确的，政治组织的“有效”规模就应受到市场规模和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影响，这里排除了事前错误和行不通的可能性。

一个交换经济和新式武器……会使得许多竞争者长期战争……这不仅是来自于历史上的统一的政治单位，而且来自于没有……争夺者相互之间的竞争，而成功的关键是争夺者所能掌握到的财政收入，因此，每个国家都努力给其服务定价（即收税），以使现期价值最大……国家在与其选民的合约关系中的垄断权力的程度，反映了其他争夺者所可能显现的能够提供的服务的程度．简言之，选民的机会成本依赖于合约关系及导致改变合约努力的机会成本的变化。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系统地讨论这些论点，但人们追求较大的效用引起产权变迁这一基本假说是值得探究的。

私有产权与资源配置

标准的生产与交换理论受到批评，可能是由于它的应用性有限，但是其方法仍然为研究稀缺性问题提供了万便。它的最显著成就或许是解释和评估了竞争性组织的效率特征，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则在一个有用的方向上进行了讨论。在某些限制性假定的基础上，它能准确地确立帕累托最优与竞争性均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一文献中对产权的考虑并没有起重要作用，但是对产权结构的理解则与所争论的问题直接相关。例如它可以揭示由私人拥有的资源常常会被配置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正如张五常所指出的：

因此，所有制在市场上的竞争与可转让性执行两种主要的合约功能。第一，竞争集中了来自于所有潜在的所有者的知识——关于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和资源的使用的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通过灵活的相对价格）确保了使用是最有价值的。第二，潜在的合约参加者之间的竞争以及一个资源的所有者转让他所使用的资源的权利的能力，降低了执行约定的合约条件的成本……因为竞争性团体遵守提供或接受类似的条件。

一般地，竞争的逻辑（即对可供选择的使用的注意）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这样，对效率的研究必然包含对交易发生的制度背景和条件的理解。从内涵来看，传统理论的缺陷可以在这一领域作出非常简化的假定而得到部分地探索。要详细说明的是，标准的竞争模型想象有一种特定的制度，在这里，一系列特定的私有产权支配着所有资源的使用，而且对合约活动的交换、监察和执行成本为零。商业环境这一概念不一定会妨碍有用的分析，但它却具有缩小可能解释的现象的范围的效应。

为了宽泛的分类的目的，我们可以说由于以下的原因，有些情形被置于传统经济理论的范围之外：（1）实际的市场等式与一般社会最优所要求的边际等式不一致；（2）传统理论没有考虑对资源的不同类型的产权及其私有产权的程度削弱的效应。“外部性”是与第一点相联的，而第二点是指企业的行为并不是追求经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产权学者提出了问题的形式，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讨论他们为拓展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和内容所作出的努力。不过，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产权经济学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尽管它已作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贡献，但仍有许多问题尚待揭示。尤其是，不同的产权安排的一般内涵以及它们对资源使用的效应还有待更详细地发展，对于许多情形下的正式的均衡条件仍有待说明。

外部性

外部性是经济政策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只是到最近才有一些学者试图给出一个严格的分析定义。正如人们所期望的，产权问题主要包括在这些新的讨论中。按照科斯、布坎南和其他学者所发展了的观点，对与外部性相联系的所有社会成本的适当评价，要求认识到两个团体常常包含一种外部性情形。

通常认为，当A损害了B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阻止A？这是错误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互反性的问题。为了避免损害B，反过来有可能损害A，所以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是应准许A损害B，还是准许B损害A？问题是要避免更严重的损害。

对于社会政策，基本的问题就简化成了这一点。在任何时间，都存在一个法律上认可的产权结构；如果那些试图降低或消除外部性效应的社会行动使通行的结构得到修正，那就必须对那些从立法变化中受益的人强制收税，而向那些因新的法律造成资本或满足程度受损的人支付补偿。一般假定关于税收－补偿方案的条款协议可以经由政治程序达成，但我们这里的基本机制是“交易”。从原则上讲，一个人A为了修正另一个人B的行为（B产生了一种外部性），它可以与后者（B）进行交易。这样双方都能朝向一个由帕累托均衡所支持的“合约曲线”上的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境况发展。例如，在工厂造成烟尘污染的经典例子中，如果B放弃经营中一些或全部冒烟较多的业务的权利，而从中获得适当的货币补偿，那末A和B就都可能从交易中获益。在另一种交易情形下，A可以以一个“价格”从B那里购买获益，布坎南和斯塔布比因概括了这一情形的福利意义：

这里引出的福利意义是，经由单边的强制征税和补偿直到所有的边际外部性被消除之前，完全的帕累托均衡永不会达到，如果采取税收－补偿方式，而不是“交易”，就应包括多方征税（补偿）。不仅B的行为必须要修正，以确保他考虑强加给A的外部成本，而且，A的行为也必须要修正，以确保他考虑强加给B的“内部化”成本，在这种双重税收－补偿方案中，必要的帕累托条件能很容易地得到满足。

对外部性的这种解释是与原来截然不同的，理所当然地，它所导致的结论也与传统的庇古模型所达成的结论不同。要再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产权是这一分析线索的中心。对给予B的补偿的评价最终依赖于这样的思想：即在任何给定的时刻，个人都拥有创造某些形式的“不经济”的权利。因此，如果再定义产权的法律发生了变化，而且降低了个人（B）的福利地位，那末忠实接受法制活动（如产生的烟尘）的B就必须得到补偿。

尽管产权安排对于个人的福利地位很重要，但科斯表明，在交易费用不存在时，一个经济的产出构成与产权的结构无关——除财富的分配会影响需求的模式外。更为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产出的构成与个人是否产生了不经济无关，因为由此造成的损失是由其他人承担的。这一情形表现为，当A为了生产另一单位的产出而向B支付一个补偿时，或当A事先向B进行贿赂，而诱使B限制生产时，这一成本是由B所导致的，在科斯的类似描述中，牛群的均衡产出不受所界定的财产关系的影响，而且资源的配置保持最优。

……不管这3美元是养牛人由于他增加第三头牛所必须给出的支付（这可能发生于养牛人对农场主作物损害负有责任的情况下），还是他在不保持第三头牛时将要获得的货币总额（这可能发生于养牛人对农场主的作物损害不负责任的情况下），这都不影响最终结果，在这两种情形下，3美元是增加第三头牛的费用，它将和其他费用一起考虑。

这里所讨论的结果正好是基于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但是这一简化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一般地，产权方法很强调的思想是，外部性是与确定、交换、监察或执行产权的成本相联系的。当交换的私有形式没有考虑合约双方或其他人的有些受损或受益效应时，市场的解决办法就与所交换的物品的产权束的社会价值不一致。而且由于高昂的交易成本，或由于存在对资源的使用与交换的法律限制，会引起私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类差别。

高昂的交易费用对资源使用的效应可以在许多经济例子中看到。考虑这些成本妨碍了适当的市场说明：苹果树的花粉对蜜蜂的生产率的收益效应，火车在经过时溅出的火花对铁路两边的稻谷的受损效应，邻居的空调所产生的噪音，等等。在考虑为什么欧洲的戏院的票价范围比美国的更大，及为什么有一些欠发达国家的私有企业不愿对工人进行培训时也产生了类似的问题。这些例子是大量的，但是有一个典型的情形可用来说明，它是在一个购物中心可免费寄放物品。购物者通过向中心购买物品而支付维持费，因此它们将收益授予了不购物的寄放者。要利用一个市场价格来配给寄放空间，其价格就必须包括进行交易所需要的资源的成本。结果是出售寄放空间的成本要超过潜在的使用者的寄放价值。正如登姆塞茨所观察到的：

由于进行交易需要资源，我们可以停止将资源更多地配置于对寄放的控制与供应中去，而允许免费寄放……那些购物者或间接为寄放空间付费的人可能宁愿替代建额外的空间所要支付的较小的总成本，以满足那些免费寄放者，而不情愿支付减去建较少的寄放空间的节约后所需要的交换成本，以至于将空间配给不购物的寄放者。

在许多情形下，合约的议定并不能反映全部的收益和成本，这—事实解释了微观经济学理论不能对外部性提供一个一致的分析性论述的原因。对外部性的类型似乎是永无止境的细分和经常试图进行的再分类，由此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削弱了有些经济学家对标准理论可用性的信任，并促进了特别的理论化。相比之下，产权文献指出了整合的方向。它的论题是，一般的外部性理论可以通过拓展已被接受的教条而得到发展。所要思考的是必须对任何一种交易中所包含的产权内容进行仔细地分析。这一方法的主要成就可概括如下：

第一，发现交易费用不仅导致交换中使用较多的非市场形式，也导致所交换的物品的社会价值的差异，其结果使得生产一个社会最优的产出组合更加困难。例如，如果利用价格机制来配给寄放空间的交易费用大于寄存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它会将空间配给第一个到来者，或树立一个“不准入内”的标牌。用非市场机制来配给空间的结果是土地所有者的收益低于物品对社会的价值，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然是土地用作寄放空间的数量减少，尽管寄放空间的社会价值大于成本。

假定目标是减小私人所察觉到的收益和成本与总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别，内涵就很清楚了。对各种形式的外部性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还是物品价值的增加，都会导致对该物品的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因而会增进私人帐目的精确性。交易费用的降低，特别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因此在登姆塞茨的例子中，一种计量寄放空间的装置会降低交易费用，并使所有者能像市场定价那样来配给寄放空间。事实上，引证的大量的例子表明，技术发明导致了对所交易的物品的产权的更进一步界定，并降低了私人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差别，尽管没有将它完全消除。我们很难预言，未来的技术发展是否会使产权的确立更加容易。但是，理论的逻辑将表明，当其他情况不变时，一个动态经济中的原有的外部性的重要性会降低——尽管同时会发展新的外部性。

第二，产权方法关注的是一个人或共同体应如何修正现有的外部性的问题。如果在所限定的短期内，技术进步和创新不可能降低或消除外部效应，那末相应的政策问题必然是：在短期内修正外部性的最优模型是怎样构成的？事实上，大量的外部性的存在可以由较高的交易费用来解释，这表明要使合约的议定更为完全，就必须要承担成本。因此，对于外部性所作出的任何努力（或者通过市场机制，或者通过政治进程）都可能导致社会净收益超过净社会成本。登姆塞茨的零定价寄放例子就是一个很贴切的情形，这种理论所暗含的观点是，市场不应对所存在的所有外部性负责，它也不应使它们全部消除。短期内的最优等式常常要求从外部性的降低中使边际的社会成本与收益实现精确的平衡，进而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正当的考虑必然会显示外部性关系的两方面以及合法产权的初始结构。

产权分析的逻辑还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所给出的事实是，如果交易条件能准确地代表社会成本和收益，那末对资源的使用方式与想要得到的方式会有差异。弄清楚可选择的产权安排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资源的使用与产出组合是很重要的。很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论题，并已得出了一些更广泛的理论结果。我们在本文所要从事的是提供一个有趣的题目。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主要集中于R．麦基恩的近期著作，麦基恩论文的方向是一个相对较窄的问题，分析的方式与理论的线索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麦基恩（1970年）的出发点是要表明意外损失会导致一个特别的外部性情形，以及逃避责任的权利是一种有价值的产权，它能影响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那么，对损失的责任的不同安排必然影响生产过程、资源配置以及消费者愿意接受的选择权，等等。本文考虑了一些可能的责任安排，如消费者的责任，生产者逃避与不逃避的责任，我们的观点是，不同的责任制度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资源使用形式，因为每一个相应的制度倾向于与不同的总交易费用相联系。下面是从麦基恩那里引证的一段话，它讨论了生产者责任的效应，表明了分析的性质。

当消费者面对的责任较小时，那些相对有风险的项目对他是有吸引力的。对这类产品的需求曲线会相对于那些相对安全产品的需求曲线而上升，当生产者面对的责任可能性较大时，而且这时它或者进行责任保险，或者支付损失，那末，相对危险的项目将是成本较高的，供给曲线将会下降。在这一责任安排本身的转化基础上，假定所出售的危险产品的数量不会变化，而在消费者向生产者支付一个较高的价格时，他将被迫从生产者那里购买保险，而没有保证他自身的选择权，对消费者的境况唯一会发生的是，他承担风险的机会将会被否定，由于这一选择会为某些消费者，尤其是那些较穷的消费者所喜欢，因此，这将意味着危险产品的价格会相对于“安全”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向更安全的产品转化，并对较穷的人不利。

最后要注明的一点是，一些外部性可能属于法律对资源的使用与交换的限制，而不仅仅是由于较高的交易费用所致。这方面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有收音机与电视。在本世纪20年代，任何人都可以在他所选择的任何频率进行广播。为了阻止由此所导致的混乱，法院开始明确一个频率的第一个使用者对它具有所有权。这种对收音频率的私有产权的最初分配除了一个较低的概率损失外，它还不能将频率配置给价值最高的使用者。不过，如果所接受的权利可以出售，市场行动最终会将使用频率的权利交到那些能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手中。因此，尽管财富的再分配将有利于最初的所有者，但是如果频率能由最初的所有者转向最具生产性的使用者，频率的最终配置与产出的构成将趋于相同。不过，政府选择的法令往往是让收音的频率不属于任何人，并由政府将它们配置于某些行政性强制准则。后一类包括对使用者的个性特征的考虑，它们追求的是广播有关的节目类型的权利，等等。

由此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这些条件下，不能实现对收音机和电视的最有价值的使用。尤其是从市场的观点来看，所使用的节目不会更有价值。当然，在这种形式的外部性中，社会与私人之间的收益和成本的差别不应归于通常意义的交易费用，它事实上是由于交易费用使得由法律来阻止它的费用很高。

私有产权的削弱

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许多类型企业的行为都偏离了标准的企业理论所建立的利润最大化思想。由此所引起的问题是标准理论是否能被拓展到能包括那些不是基于利润最大化的模型，以及那些能有解释力的模型。正如我们前面已表明的，产权文献在此采取了肯定的立场。他们认为，在许多情形下，商业企业的行为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利润最大化假说来得到合理的说明，但在标准理论的一般框架中仍可以得到解释。这里所要求的是，收入或财富最大化概念应由效用最大化概念所取代，并在分析中考虑资源产权内容的改变对决策者的行动的效应。在这些条件下，管理者的行为就成了理解由公司、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来配置与使用资源的关键。从理论上，它的目标是试图将更大量的实证内容引入到企业理论中去。因此，有必要发展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以识别那些在制度结构中，影响使名义所有制削弱的管理者的成本的要素。换言之，管理者可能以一定的成本来从事随意性的行为，并将部分组织成本转化成他们自己的结果。但是管理者通过占用现金的或非现金的收益，他们必然会侵犯所有者的利益（个人具有最终的控制权），而且必然会引起所有者或多或少的反映。

多年以前，科斯结合比较优势思想与通过市场的正交易费用概念，解释了企业内组织资源的优势以及企业的最优规模的基础。他的一个主要结论是：

在边际上，在一个企业内的组织成本将等于在另一个企业的组织成本，或等于让交易由价格机制来组织的成本。

尽管交易费用对于企业的存在和它的规模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这类成本也不是唯一要考虑的要素。按照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观点，由于企业所利用的不同投入所产出的总产品的不可分性，使对投入和报酬的计量成为非常关键的问题。即企业要面对监察合作性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成本。由于队生产的相对效率依赖于企业将报酬的变化与应对产出的变化负责任的人联系起来的能力，因此必须对它们作出准确的评估。在缺乏灵敏的报酬制度的情况下，合作性投入的生产率水平将会低于潜在的可能水平。

这些考虑会直接导致特效用函数整合到企业理论中去。让我们来考虑一些非现金物品，如闲暇，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与同伴聊天的时间等等。接受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及企业总产出中存在不可分性的观点，经济学的逻辑会表明合作性投入具有偷懒的激励。有些投入的偷懒，必然导致企业的总产出降低。不过在同时，偷懒的人将享有更大的效用或满足，因为他偷懒所带来的主要成本（假定它是无法监察的）转给了其他人，而且

……在队生产过程中，由于对联合使用的投入有几个不同的所有者，这加重了偷懒问题，即对每一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无法监察，使它降到对服务的支付以下，加总起来，信息、监察和传达的费用更高。

很显然，如果要使偷懒能得到控制，必须有人既具有监督队成员的绩效的权利，又对他自己具有极大的不偷懒的激励。为了达到这一结果，它必须拥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别的权利：（1）在向所有其他投入支付合约规定的数额后，他还具有获取残余的权利，（2）还具有中止或修定队成员的资格的权利（即这些权利的占有者是一些多边合约中的一个中心团体），（3）按照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观点，这一权利束确定了古典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制，而且，对这些权利的内容的准确分析还有待研究。通过考察基本产权的削弱如何影响决策者的行动，就可以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行为——公司，管制性企业，非利润企业等等展开新的研究。

在一个最简单的应用中，产权方法可用于对古典企业的特征性的经营条件作出解释。其论点是基于大量类似的假定，因此可以说：（a）企业家所拥有的基本所有权可由上面的（1）－（3）来确定；（b）每一位决策者都表现为效用最大化行为；（c）对企业产出的需求是无限弹性的；（d）监察合作性投入的成本为零。以这些条件为基础，利润最大化也可能合理化，并能对各种拥有残余权利的投入形式作出可信的预言。我们知道，需求法则支配所购买的非现金品的比率，但是当合作性投入者发现，通过偷懒来获取非现金物品的成本受到抑制，其结果是不购买，所有者发现他要抑制非现金物品的购买的成本也很高。这一条件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在均衡时，他确信不再有生存利润。当然，这些力量的结果主要是强调利润的最大化。进而，所有者承担向其他投入的补偿，加上要求出售他的产权，这暗含着所有者的财富将采取土地、建筑、机械等等形式。即所有者会将物品转让给其他人，它们的市场价格反映了所期望的经济发展。

研究企业理论的新趋向

一旦产权方法中的一些基本思想为人们所接受，就可以将所建立的这个统一的分析方式应用到范围更广的关于不同企业的研究。因此，在讨论古典企业时所呈现的论点，就可以在增加一些变量后，应用于对其他企业的分析。通过考察合约安排的形式以及非现金品与收入之间的交易关系，就可以揭示具有不同特征的商业组织的类似点与差别，并能对任何企业的可能的行为作出系统的阐述。本节致力于将新的方法应用到四种类型的企业中去：（1）现代公司，（2）管制性企业，（3）非赢利性企业，（4）社会主义企业。

现代公司

观察表明，利润最大化不是企业的唯一目标，由此所引 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企业的这一传统目标被放弃了。通常的说法是，股东的分散加上管理者在代理权的斗争中的优势，使管理者的权力上升，并减低了它们对所有者的依赖。与此同时，公司所面对的负斜率需求曲线则意味着市场中垄断能力的程度，并使管理者能相对有效地独立于所有者。一般的结果是，管理者在某些限度内能追求它们自己的目标，因而会将企业导向偏离所有者所期望的利润最大化状况。

这一基本解释可以各种方式加以拓展，确实也发展了许多用于解释不同业务目标的新的模型。这类模型的缺陷是它们的目标常常只是分析一些特定的情形，其适用性非常有限。相比之下，产权方法则试图通过强调制度结构与经济激励之间的基本关系，以提供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框架。

现代公司的独特性，实质上在于它与阿尔钦和登姆塞茨所定义的古典企业不同。尤其是，一个现代公司的所有者修正或中止队的成员资格的能力降低了。因此，公司所有者的产权束同古典企业相比削弱了。在经营上，这种股东对企业的权利的削弱所采取的形式是，所有者对管理者作出决策的控制能力降低了。当然，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由于管理者的决策会影响企业的现期价值。

要注明的是，股东对企业产权以及对“管理者的支配”能力的削弱，并不是法律对私有产权的限制，而是由于所有者监督管理者的决策以及执行财富最大化行为的成本。如果股东权利的削弱是由于他侦察、监督及执行管理者的行为的成本超过了预期的收益，那末可以认为，股份的广泛分散是所有者造成的损失。因为企业股份所有制越是分散，股东再安排决策控制权的成本越高，管理者用其他目标来替代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就越容易。简言之，股东容忍财富减少的意愿由要求管理者保持财富最大化准则的信念的成本来决定。

假设在基本的问题中包含着交换关系，因而可以用传统的理论来推断公司的行为，而不考虑它的目标是什么。管理者具有替代利润（股东的利益）去得到其他企图（管理者的利益〕的权力，但管理者在这—方向上的努力会受到他对股东的成本-收益计算的估计的制约；按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性问题是，要考虑影响对管理者的制约的因素，因而要决定市场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护股东的财富。

A．市场定价。如果股票价格反映了管理者的当前决策所期望的未来结果的现期价值，顺乎逻辑的似乎是期望所有者分散的公司的股票价格标价会较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定价倾向于保护股东，而使管理者较少注意他们的财富。不过，这一预期还缺乏实证的支持。对这一结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如下。在关于投资选择的信息既定的条件下，一个购买股票的人必然会自愿地放弃对他的投资基金的控制，而是雇佣一位他认为投资判断比他更好的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控制。如果管理者选择出售股份，他表明的意思可能是他不赞同企业管理者的决策。事实上，当他出售股份时“解雇”管理者，这即便是在分散所有制的公司也不是没有后果的。一个公司的股票的任何出售，都会明显地影响股票价格与所出售的股份总额的比例。换言之，一个人对管理者的权力，与他对公司的投资相对于其他投资者的数额直接相关。一般地，股东的不满越大，所出售的股份相对于它们的总额越大，公司的股票价格相对于其他公司就越低。当然，后一个条件是管理者所存在的很明显的危险。因此，所有者在市场上出售股份的自由，反映了当前的管理决策的资本化价值是对管理者以牺牲利润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所施加的限制。

B．管理的报酬。事实上，对管理者的补偿也增加了股东的财富，这表明他未来报酬的现期价值与他过去和现在的绩效高度相关。对管理者服务的未来需求以及相应的成本的理解，可以直接从传统的生产与交换理论中得出，在任何情形下，管理者所考虑的利润最大化以外的其他目标，也必然受到他自己根据较低的未来预期收益所估计的可能成本的制约。可以假定，他的决定是根据这—独立的行动的预期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平衡作出的。

C．管理者之间的竞争。在学术性论文中，经常可以发现如“在通常情形下，没有一个股东集团能聚集足够的投票来与管理者集团挑战”之类的表述，这暗含着管理者是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垄断性集团，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竞争。如果这一类估计是正确的，我们应能观察到在一个所有制分散的公司中管理者的办公室的较长期的租佃，对管理者的较大补偿和较小的利润。但是这里又需要有支持这些推断的证据。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传统的经济学逻辑必须给出一些凭据。即按照理论，我们应期望：（a）管理者之间存在竞争，（b）管理者可以通过在现在的工作中创造更好的绩效，从而被提升到更好的位置，（c）管理者具有通过消除与企业的经营相联系的其他一些“无效的”行动，从而努力取得个人进步的激励，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股东从这—类型的竞争中获益。

从已论及的观点来看，可以相信的方面是在现代公司中的股东的财富是受到保护的。不过，所观察到的管理者的行为确实又与期望的利润最大化模式相偏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产权方法研究了偏离利润最大化所采取的形式，然后考虑了这些不同的政策对管理者的报酬支付与企业绩效的影响。论点的延伸如下：

第一，企业的规模是与管理的补偿有关的一个重要因素。职员和总资产较大的公司倾向于提高管理者的薪水，因为管理者的边际产品依赖于他的决策所影响的资源的规模。因此，管理者有理由使职员的开支和投资水平超过仅从利润最大化考虑所需要的数额。正如威廉逊所注明的，一个重要的和可以检验的内涵是，“对董事会的较大的内部代理有利于注意管理者的目标，而这表现为一个很高的工资保持率。”他估计，“如果对董事会的内部代理加倍，工资保持率将增加12％。”

随着贝克尔的开拓性的著作《歧视经济学》（1957年）的问世，管理者对非现金品的消费被正式引入生产与消费理论，而且这一类消费被认为是完全理性的行为，因而能进行系统的分析。贝克尔利用对歧视的偏好将非现金品引入到管理者的效用函数中去，但一般假定管理者会以牺牲股东的财富为代价去满足他的任何欲望。他所消费的特殊“物品”可能包括奢华的办公室，漂亮的接待员，并不很有效率但更为称心的雇员，利用到拉斯韦加斯和帕尔马海滨开会来进行经常的商业性旅游，等等。

在同样的风格下，威廉逊将管理者的目标作为企业分析的一个整体部分，并发展了一些模型来揭示离散性行为的内涵、图1给出了一个关于这些本质思想的几何表述。曲线AA显示了企业在每一职员和离散开支水平时所获得的最大利润。如果股东的利益是管理者所唯一关注的，那末“职员”就只是为了寻求使利润增加，并在K点达到均衡。但是假定管理者时“职员’有正的偏好，UU这样的无差异曲线就是相关的了，曲线UU反映了管理者对利润和“职员”的不同组合的主观评价。在图中，所获得的最好的经营状况在L点。在这—点，他在机会曲线AKLA的制约下，效用函数达到最大。那末，L与K之间的纵距就代表了管理者通过削弱企业原来的产权，将股东的财富转给他的财富量。这一转移量等于或小于股东执行报酬K的成本。威廉逊提供了大量的例子来表明各种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组织和市场环境，并在这一过程中，表明了对他的模型的一般验证。

总的来说，阿尔钦赞同这一研究线索，不过他认为，威廉逊的模型可以通过将管理者的现金和非现金收入分离开来而得到改进：

如果这些非现金收益量能明确地包括在效用函数中，且表现为图形的一个轴，我们就可以引出均匀的效用曲线，以显示产生了管理者不变效用的现金与非现金的连续，那末，具有可行性功能的效用函数将能产生利润的等价形式以及向管理者支付的非现金管理利润形式。

一个分散所有制的公司的管理者对他的服务所获得的总报酬一般要高于那些较不分散的企业的管理者。不过，传统的知识表明，对工作的竞争使管理者的离散性开支所起的作用要低于附着在这些情况下的现金薪水。产权方法强调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其分析不依赖于市场均衡过程的强弱。这里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对非现金品的消费要劣于货币收入的同等增加——因为货币常常能提供更大的选择范围。例如，假定一个分散所有制公司的管理者所消费的非现金品使股东花去100美元，但对他来讲只值20美元，那末，如果竞争使他的现金薪水低了20美元，他也不比那些不很分散的企业的管理者更划算，他的报酬既是异常的，又是更高的。

总之，在更为分散的公司对管理的补偿形式，意味着这些公司的支出要大于那些较本分散的企业，不过在前一类中投资者的报酬至少要高于后者。因而，必然能作出的推断是，所有制更为分散的公司拥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允许它们能为管理者的报酬提供较高的成本。经济学逻辑也表明，如果向管理者所支付的整个报酬都是现金收入的形式，消费者向产出所支付的价格必然要高于他们所愿意支付的量。但是如果不是分散所有制的公司，这一价格将仍要低于可能存在的量，分散性公司的一个特别的生产率优势似乎能使价格水平保持适中。

关于生产率的优势的可能原因问题还需要得到满意的回答。不过，阿尔钦已表明，通过研究公司内部的配置过程可能会找到所需要的答案。

通用电气公司的内部资本和人事市场要优于原子的，即所谓纯粹竞争性市场，它之所以优越，其理由是因为在通用电气公司内收集与评价信息的专家所获取的报酬更为完全……我假定，通用电气公司财富的增长明显地来自于它的交换与再配置资源的内部市场优势——这一优势来自于……较廉价的信息……许多在一个传统市场中是外在的“知识效应”在这里会内化为企业的内部收益，它是那些生产它们的人的激励和报酬。

管制性企业

管制性代理人将一个“公正的报酬”准则如公共使用、电话公司等强加给了企业。管制性代理人的基本目标是要保证一个企业的实际报酬等于或接近“公正的报酬”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代理人可能会施加压力使价格向上或向下调整。既然进入一个管制性行业会受到很严格的控制，一个现存企业所获得的残余就可能超过公正报酬标准。不过，代理人的作用是保证公共利率以使任何超额利润都能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在消费者那里通过。那些确定管制企业的所有制的产权束的削弱采取了一种特定的形式：对所有者的残余权利施加法律限制。给定这种产权削弱的形式，产权方法的逻辑表明，股东将会容忍管理者在竞争的压力下的行为，由于管制对利润设了一个上限，管理者就可以在不减低所有者的财富的情况下在很广泛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

实际上，管理者发现，要将企业的潜在利润以上的“公正报酬”转化成非现金品的消费是不费成本的。这—情形是管理者掌握了较高利润的收益，以及管制性代理人通过报告所从事的业务的较高的成本，从而隐瞒了真实的利润。这一成本曲线的向上调整，以及相应的对价格－产出等式的效应，意味着是管理者而不是消费者占用了股东的财富损失的整个份额中的主要部分，尽管不是它的全部份额。阿尔钦与卡塞尔、埃弗尔齐与约翰逊、贝克尔、埃克科特、莱维、谢尔曼等人从逻辑和实证的基础论证了非现金品的价格在管制性企业的管理者那里要比在一个现代公司的同事那里为低。管制性企业的管理者消费了更多的非现金品，其结果与对管制性行业的份额的定价直接有关。对残余方式的产权的削弱，即对现行管理政策的未来结果的市场评价，对一个管制性企业的所有者并不很重要。因此，对一个正规公司的管理者来讲，就不存在非现金品的价格。

非赢利性企业

属于这一类的企业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大学，共同储蓄和贷款协会，基金会，运动协会，医院等等。不过，它们有一个重要的要素是共同的，所有这些各异的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是；没有人能声称他具有占有残余的权利。换言之，现行的管理决策的未来结果不能资本化。因此，管理决策在估价时是有成本的，经济理论表明，在这些条件下，管理者将使用潜在利润以获取更大的非现金性的效用。此外，有些好处可以从搭卖销售中获得（消费者如果从共同储蓄和贷款协会所有的公司购买保险，他就可以得到贷款）。人为的短缺（一种物品的定价低于均衡价格）的产生会允许管理者进行有利于自己的交易，即人为的低价和真实成本之间的边际可能被用着效用增加的交易条件。总之，非利润企业的管理中，通常有一个以牺牲企业的顾客和老板为代价来增加非现金收入的范围。

社会主义企业

产权方法被证明对在社会主义环境下经营的企业的行为的解释也是适用的。确定苏联企业的所有制的产权束的内容与现代资本主义公司的所有制的产权束的内容就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我们知道，在后一类组织中，雇用的管理者具有追求他们自己的独立利益的自由。在既定的较高的侦察、监督和执行成本条件下，一个分散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发现，各种类型的效用所产生的行为的“价格”相对较低，他对其中某些行为的“购买”是以牺牲股东的利益为代价的。确实，关于制度结构的知识使我们能预期管理者的某些特定的行动，如对非现金收入的消费，保留工资与利润的维持超过股东的时间偏好等等。但是，当以这种形式来看待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的地位时，也可以简单地认为苏联的管理者在他的企业中实质上也享有类似的权利，即苏联的管理者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同资本主义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关系相类似。国家对管理者所期望的行为模式的侦察、监督与执行成本显然要大于零，而且事实上可能很大。因此，苏联的管理者可能在他自己对这些成本的估计中，削弱了国家的企业所有制，或在同样的事情上使用企业的资源时，以牺牲政府的目标为代价来增加他个人的满足。

苏联经济的观察者常常提请人们注意管理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违背政府规则的倾向，并留下了一些独立的决策余地。不过通过使用产权方法，这些所谓的“非正规”活动能很容易地纳入标准的生产与交换理论中去。因此，苏联的管理者渴望配置较多的生产性投入，保持一定的不上报的投入和产出存量，他为他的工厂所作出的生产努力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些旨在提高个人地位的策略。

这些问题可以被正式地理解为是管理者在某些技术和制度制约下，寻求他的效用函数最大化。这一模型不仅为可观察到的苏联管理者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合理和系统的解释，而且为洞察在整个经济体制的运作下的管理决策的效应提供了方便。例如，它可以表明，苏联管理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有助于减低中央经济计划的浪费和无效率。即苏联政府从苏联管理者的从事“不当行为”的能力（和意愿）中获利，进而西方经济学家的中心观点是，苏联的管理者具有很强的创新动力，假定他所选择的技术改进的效应是国家所知道的。

产权方法还可应用于分析南斯拉夫的劳动管理的企业。从1965年的经济改革以来，制度结构是南斯拉夫的企业雇员拥有残余，进而，通过民主选出的工人委员会，工人拥有修改或中止合约规定的权力。不过，企业雇员的产权束的内容不同于西方股东的产权束内容。很显然，南斯拉夫的工人既不能将他们的权利出卖给其他人，在他们离开时也不能带走。因为按照南斯拉夫的法律，一个人对企业的资本存量没有所有权，仅仅拥有使用资本的权利。因此，一个人进入企业时能获得残余的一个份额，当他离开企业后所有这些权利就都失去了。进而，企业具有无限地维持企业的资本存量的价值的法律责任（即折旧和从残余中获得其他配置）。

那末，南斯拉夫企业中的雇员的地位与西方股东比较主要有两点不同：第一，南斯拉夫工人对管理者的占有行为的侦察、监督和执行成本可能较低。不过，这里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不完全清楚的是，雇员对商业机会的知识有限，加上不存在对现行管理政策的未来结果的市场评价，只能通过对管理者在工作中的行为的观察来补偿。第二，南斯拉夫企业的雇员面对两种不同的增加财富的选择；（a）留一部分残余给企业以购买追加的资本品，（b）将整个残余全部作为工资，然后以储蓄帐户、珠宝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个人投资。不过要再强调的一点是，在（a）和（b）的情形下的所有制的条件具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会影响相应方面的报酬的比较。既然从对资本品的联合投资与保留工资的报酬的获取形式是使工资增长，因此，只要雇员留在企业，对这一投资所要求的内部报酬率必然会远远高于全部拥有资产的报酬率。从而使得（a）类的投资宁愿转向（b）类，这两个比率之间的“均等的”差别可以估计到，而且正如所注明的，它们是由于产权内容的不同。用瓦来克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的资产的利率与对非所有的资本品的内部投资的报酬率之间的差别会导致混乱和无效率……任何一个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一点。”

似乎有理由认为，如果沿着特定的产权结构的内涵进行系统的探索，就能解释在南斯拉夫经济中所观察的许多现象。我们的理论告诉人们，确定南斯拉夫企业的产权的内容，加上资本市场体制的缺乏，将影响工人的时间偏好和他们对投资的选择。这些条件又表明，银行体制在解除由自动储蓄对投资率所施加的限制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预言，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企业所面临的严重的债务危机以及很高的失业率，都是南斯拉夫近期历史的特征。产权分析还会不自觉地为南斯拉夫一些反对加速扩大市场机制的观点提供支持，因为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似乎十分朴素地期望，市场力量的运作会产生在西方一样的结果。改革者在结果与预期不同时，他们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们的主张在南斯拉夫的统治集团中削弱了，所谓的“集中主义”变得更强。不过实际的问题并不值得如此疑虑，市场力量在南斯拉夫体制中以非常正规的方式运作。困难的问题在于改革者并没有将产权关系的行为效应纳入到标准的生产与交换理论中去。

小结

在以上几节里，我们试图系统地阐述过去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产权文献中的主要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产权的贡献是一个独特的和分别的应用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量的议题得到了论述，而且没有确立一个绝对的方式值得或不值得将它们纳入到产权研究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产权分析试图依赖和结合传统理论，以至在一个极端上可以说：产权方法使微观经济理论得到了恰当的发展。但是对于更深入的分类问题，产权文献在有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可信性，这些著作的主体似乎是具有某些特征的。我们可以描述如下：

（1）最大化行为作为一种规范被接受，假定每个决策者都受自利动机的驱使，并能有效地达到更好的境地。因此，一个人无论他是苏联的管理者，还是西方的企业家，都假定他在制度结构所允许的限度内追求他自己的目标，他的效用能达到他所能达到的均衡状况。

（2）经济活动所发生的制度环境将会得到明确的说明。尤其对所研究的每一情形，合约活动中的现存的财产关系，交换，监察和执行成本都得到了很清楚详细的说明。产权文献通过建立更为一般的最优化模型，从而能考虑更大范围的制度论据，因而拓宽了生产与交换理论的应用范围。

（3）可信的事实是，市场逻辑可以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大量的实际问题中去。因此，讨论的中心是经济效率及在怎样的条件下市场应该或不应该被延伸到新的领域。

（4）它们强烈地关注了选择的个人基础，假定一个人的偏好和价值只有通过市场和政治行为才能得到反映。因此，当一些代理人或团体所作出的选择会外在地对个人产生直接影响时，社会福利功能在这一类模型中要么被忽略掉了，要么被排除在基础之外了。

（5）它们的一个中心目标是要建立对于经济运行的有意义的观点，理论和实证研究将混合在一起，以发展出能进行直接检验和证明的假说。

我们说产权文献具有这些显著的特征，并不是表明其他方法就不能分享所注明的成果，或其他研究线索就没有价值。不过，产权分析确实提供了一个了解经济问题的独到而有用的方式。它们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文献给出了一些仍有生命力的证据，并在将来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E.G.菲吕博腾 S.配杰威齐

09、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

09、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

我确信在人力资本投资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然而，这一发展的制度内涵却远未明确。我的目的是要表明，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它们是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而这些滞后正是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经济理论是阐明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必要的工具。

可以认为，人力资本在寻求其自身的参与权时要求表明制度的状况。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充分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明土地所有权对经济的影响力处于下降之中，正如物质资本的所有权相对于人力资本的所有权的作用在下降一样。我们很早就知道李嘉图模型中的地租并不是经济价值的支点，物质资本的作用也不是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在李嘉图和马克思作出贡献的时期的那些支配土地和其他形式的物质资本的所有权的制度，已远不适合于进行了巨额资本投资的当代社会了。经济学可能是由于I．R．费雪的无所不包的资本概念与J．R．康芒斯对这一资本概念所赋予的法律依据的密切结合而被神圣化了。

经济学家在陈述经济模型时的一个积习难改的特征是，他们并不提及制度。但尽管有这一疏忽，现代经济学仍在着力于为制度变迁寻找理论支持。不过一个无法掩饰的事实是，他们在考虑制度问题时，分析的橱子里是空荡荡的，里面只有几个被视为无用了的标有“制度经济学”的旧盒子。当我们更进一步考察时发现，它们实际上既没有参考术语，也没有可以检定的专门概念，更没有经济理论来引导分析。然而，一个十分显然的事实是，特定的经济制度关系重大，它们是会变迁的，且它们事实上正在发生变迁。人们试图对可选择的制度变迁加以考虑来作出社会选择，以增进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的实绩。

我的计划是，首先定义和评价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制度的特性，然后陈述和评价现有的三种分析方法，最后用第三种方法来解释特定的制度为适应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所作出的滞后调整。

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制度

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由于我仅考虑这些制度中执行经济功能的部分，因此，我将把那些执行社会功能的制度搁置一边。我的目标是要考虑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影响方式，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正是制度概念将我引入政治经济学领域。我们可以部分列举出如下的制度：（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分成制，合作社，公司，保险，公共社会安全计划），（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的制度（如财产，包括移产法，资历和劳动者的其他权利）；（4）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如高速公路，飞机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

这些制度的经济作用的某些精巧之处是可以一一列举的。有些是属于较古老的制度，货币就是其中的一种。随着国际交易量的增加，国际货币的供给就变得十分紧张。考虑现在正进行的“纸币兑换黄金”的国际化进程，我们推测它会使很坚挺的货币从黄金生产的制约中解脱出来。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信用工具，其中包括债务。我很高兴地回想起康芒斯在他的课堂上布置的第一次作业是要我们研究引起债务参与流通的历史情况。产权的法律安排仍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它的经济含义在威斯康星大学的课堂上仍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在农业经济系。合约当然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它们也在经历着变迁，比如为获取更近的资本市场而对它进行投资，人力资本的形成。

近期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劳动者权利的立法。它们现在已显得很重要，但他们正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还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组织与利用所有可聚集的有组织的劳工的谈判力量的权利，这可能会损失经济效率，从而足以诱致改变其中某些权利的政治进程。与此同时，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可能会迫使社会建立有利于人的代理组织的追加权利。政府制定的有组织的经济计划是近来产生的一种制度，在这方面经济理论的进步对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澄清了价格的功能，在配置资源时是市场价格还是由有组织的计划所引导的影子价格。最后，我还要提及收入的公共转移的制度化问题，不过在这里指导原则和合适的安排还远未解决。

我们很难相信这类制度能在造物主的庇护下而使它们免于分析。分析的任务是要说明它们的功能，衡量它们的影响，并决定它们在什么时候是有效的。为了使这一工作有所进展，就需要有一个可供检验的理论方法，我们期望这些假设可以导出在实证上较为可靠的关于这些制度的经济行为的观点。

研究经济增长动态的方法

这一种方法是通过抽象将制度省略或剔除掉。正如我们在开始已注明的，这是一种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现有的大量增长模型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制度被剔除掉了。在他们看来，这些制度不会发生变迁，它们或者是外生的，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动态的变量。有一些短期的增长问题还可以按此方式来处理，但是大多数的增长问题却不能以此方式来解决。现代经济学的所有分析工具还没有展开对制度变迁与增长动态之间关系的分析。

第二种方法是视制度的变迁为给定的。这种方法认为制度变迁可能是重要的，但其关键的基本假定是这些制度变迁是与经济增长无关的。依此，制度被视为外生的变量。它们会由于一些政治行动包括法律的决定而改变，它们是不依赖于经济增长进程的。某些制度变迁无疑是属于这一类型，在考虑经济影响时，它未尝不是一个合适的方法。但是，大多数执行经济职能的制度却是对经济增长动态的需求的反应，这些反应的特征以及强度却不在这一分析框架的范围内。

如果我没有对少数仍然沉湎于“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给予一定的信赖，这将是我的一个疏忽。他们所主要关心的是自然资源的产权配置，以及已广为人知的他们对土地改革的分析与相应的观点，他们的工作的实质是着眼于一种特定的制度变迁。因而它不是一种将制度作为一个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的方法，它主要关心的是一项特定的改革对个人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它并没有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不过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由于理论还没有整合收入的功能分配与个人收入的分配。同样，产生人力资本的制度（如教育与在职培训），作为技术变迁来源的制度（如研究与开发），自由放任的竞争制度也常常被以这种方式来对待。

第三种方法是由我们要提出的，在此，我视这些制度为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变量，而且这些变量是对经济增长的反应。尽管并非所有的制度变迁都可以这样来分析，但大量的十分重要的制度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分析。

我们没有将这些被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制度忽略掉或剔除掉，我们也不会在一个特定的基础上来将它们引入。我们的分析任务就是要将它们引入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中去。要着手这项工作，需要有两个关键的概念，即一种制度所执行的功能的经济价值以及经济均衡的概念。第一，怎样才能了解它们的经济价值以及决定其价值的因素呢？我们先假设：这些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它们可以提供便利，便利是货币的特性之一。它们可以提供一种使交易费用降低的合约，如租赁，抵押贷款和期货；它们可以提供信息，正如市场与经济计划所从事的那样；它们可以共担风险，这是保险，公司，合作社及公共社会安全安排的特性之一；它们还可以提供公共品（服务），如学校，高速公路，卫生设施及试验站。对每一种这类服务都有需求，这正好可以在经济理论的范围内，用供求分析来探讨决定每一种服务的经济价值的因素。

我们的下一步分析是要将这一供求分析方法置于均衡框架中。其中的一个关键假定是：当这些制度所提供的服务与其他服务所显示的报酬率相等时，关于这些制度的每一经济服务的经济就达到均衡。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几个关键变量。假定当每一物品在一段时期内都以完全相同的比例增加时，一个经济就能产生追加的收入流。如果这一假定成立，无疑就不会产生非均衡。因而一个经济也不会遇到回到一个均衡对的问题。但在解释我所观察到的现实经济增长时，这些建立在此种假定基础上的增长模型在我看来仅仅是一些游戏，而不是分析工具。

现代经济增长进程被所有的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的非均衡方式所困扰，执行经济职能的制度也不例外。其中有些非均衡非但持久不变，甚至变成慢性病疾。正如任何一个了解美国农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人所知晓的那样，很显然我们已被卷入一个长期存在的非均衡问题中了。尽管美国的大量农业人口已从农业中转移出去，但这些长期存在的非均衡仍然给现有的农业生产者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且这一问题仍然继续存在。毕晓普在他的颇具洞察力的富有挑战性的总统演说中，十分明确地辨识了在调整共同体制度中的滞后。关于它及其他非均衡，要提出的问题是：趋向均衡的趋势有多强？它是否会被强化？调整过程中的滞后是否能促进所获取的收益超过成本？

下面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的理论是用于解释那些作为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反应而发生的制度变迁，制度被视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供给者。我们假定增长进程改变了对服务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上的改变又导致了以长期成本与收益来衡量的供求之间的非均衡。尽管一种制度所提供的服务会不依赖于经济增长的考虑而改变，但我们的理论无法解释这种制度的变迁。不过，它可以用于决定这一变迁所产失的效应。

我将偏离这一点来简要地考虑几个可供检验的假定，它们是有关那些具有传统农业特征的长期处于均衡的国家的制度与农业生产的。假定政策的目标是要获得一个稳定的农业增长率，这一增长率不仅在经济意义上是有效的，而且还要高于在传统农业情形下的人口（农业劳动力）增长率。从反面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提出下列观点：（1）货币的供给以一个高于先前的速度有计划地增长，并不足以带来所期望的农业生产增长；（2）一项制度改革不能增加农业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需要的信贷供给；（3）一种租佃法律的变迁，它并不能减低佃农的租金份额，从而带来所期望的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

现在让我们再在规范的和更加可以检验的意义上来对它们进行系统阐述，并提出一些更为相关的问题。当农业获得了一个增长契机时，如近来亚洲许多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其中中国由于缺乏资料除外，日本则由于先前的农业成功的现代化除外），一个增长契机是有利的农产品价格，可以得到相应于肥料的新的食物种子，更廉价的和更大量的肥料供给的结果。这一增长动态诱致亚洲地区的农民对制度调整的需求。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还会组织合作社以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还会要求有更为灵活的租佃合约，他们将联合邻里开掘管井，并承担能增加水的供给的小型投资。佃农与地主也会利用其政治影响以促使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大型灌溉与抗旱设施。这些都是一些可以检验的看法，有大量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些看法。由于离题太远，现在让我们回到分析的主题。

下面考虑一下作为对制度的反应的经济激励问题。激励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对此我们有几个更为一般性的看法：（1）在一个实现增长的市场经济中，对货币的便利需求已转向对权利的需求（这一看法为充分的经验研究所证实）；（2）在一个每户收入都在提高的经济中，对于服务于非农部门的经济活动的合约与财产安排的需求会相对于与农场部门相联的合约与财产权利的需求而增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3）随着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有益的知识的进步，对那些能够生产与分配那些知识的制度的需求会转向对其权利的需求。我们在这里发现，有关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发展一般比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更为不均衡；（4）当经济发展达到需要越来越多的高技术阶段，会对需要通过培训而获得的高技术的需求包括高等教育，会相对于对低技术的和再生的非人力资本形式的需求增加（众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进入这一阶段）；（5）本文的后面部分将集中讨论如下的看法：在一个由增长提高了人的经济价值的经济中，对大量不同制度的服务的需求会被这种增长型式所改变。随着人类生活档次的提高，每一工人对使其免于事故的额外保障性需求转向对权利的需求，对健康与人身保险的需求也是如此。对个人权利所附加的法律保障的需求（如免受警察的侵犯，损失个人的隐私）也转向对权利的需求，正如人们对公民权利的需求一样。人作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他在获取工作方面需要更大的平等，尤其是对那些高技术的工作。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在通过在职培训和高等教育以获取高技术的工作方面要求有更小的歧视。作为消费者，人们要求在获取消费品与服务，尤其是住房和家庭计划信息方面拥有更大的平等。因而，随着人的时间价值的提高，消费品的分配将日益转向物品集约性的消费，而不是时间集约性的消费。

为适应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制度滞后

我的论题是，在美国已经出现的和正在出现的人的经济价值的长期显著提高是制度在执行其经济功能时的主要非均衡原因。在此我要明确说明的是，人的经济价值的所有这些提高，并不仅仅是我的论点，而是我们的经济所显现的经济增长类型的结果。其中有一部分或确切地说是一小部分，是削减作为美国劳动力的国外移民的结果。公民权利的扩展，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的附加的公众条款，减少贫困的计划，以及高级法院有关就学与发展的决定都增加了个人的选择。尽管可以认为这些发展，包括城市化作为一种中间影响，不依赖于使人的经济价值提高增强了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正如我所提及的，这些发展首先是美国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的经济增长的结果，则这些都只是一种表面认识。由于经济增长的进程，这些法律条文与法律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简而言之，这些立法和法律是为适应由人的经济价值提高所致的制度的压力与限制而作出的滞后调整。

我难以想象，任何经济的长期变动对制度改变所产生的影响会比工资相对于租金的变动（即财产服务的价格）的影响更为深远。我相信经济史学家会从工资相对于租金的长期变动中发现更多的脉络。制度变迁的对称性所显示的必然结果会更激起这类变动，而不考虑政府的类型。这是S．V．巴思的重大贡献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有利于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长期变动之中。

很显然，相应于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制度变迁呼唤新的经济模型。在此我将考察属于这一领域的三个方面：（1）制度是对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提高的反应；（2）制度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率提高的反应；（3）制度是对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反应。

第一，假定经济增长提高了工人单位时间的生产率（因而每小时工资）相对于对财产投资的收益率的价值，同时，具有较高技能的工人的生产率的价值增值在其绝对意义上也要高于低技能工人。那末，制度的内涵是什么？从替代的可能性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在为利润经营的企业所作出的配置性决策水平上，我们的竞争性市场经济还没有承受严重的制度刚性。合约，包括农业中佃农所参与的出租，就是这里所指出的一种情形。这里当然有一个滞后，但是这些合约在为适应人们获取更多的收入机会而改变时、并没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滞后。不过在一个国家的逻辑下有一点是确实的，即技能较低的工人所获取的工作信息要比较高技能的工人要少。而且在高技能工作中，存在对非白种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歧视。

有关由经济增长动态所引起的工资上的制度滞后主要表现在国内迁移、职业转变以及对非白种人的歧视方面。这些滞后表现为与这类训练的收益成本相等的不足的在职培训，以及在部分由歧视性配额的工作领域的生活适应。在一份“人民落在后面”的报告中，我们已有了一个分析和建议减低这一普遍领域的制度滞后的公共行动路线的里程碑。

第二，在探讨对人进行投资的问题时，其中一个关键的假定是，经济增长是一种比常规需要更高技能的生产活动，而且由这些活动所派生的需求增加了对人进行投资的报酬率。在此我们还要再向一句：制度的内涵是什么？回过头来看，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后面会显示出我们的教育体制在扩大教育服务的供给，从而足以适应上等收入家庭的私人需求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然而，它在为许多农民家庭的孩子，一般的贫穷白人以及大多数黑人所供给的附加教育方面，却在质量与数量上都存在严重的滞后。从对贫困阶层进行投资的社会收益率来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了一个持续的非均衡的推论，尤其是在基础和初级教育方面。高等教育是一种可以产生复杂的和困难的组织问题的制度。朝向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的趋势是很微弱的，经济激励和信息处于一个很差的有待补充的状况。学生的自利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社会收益（损失）的计算是随意的，学院性的企业家还被装在一个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很少的机会的盒子中。由于我在其他地方已考察了有关资源用于高等教育的问题，在此我就不详述了。

第三，在考察制度滞后对消费者主权的损害时，其中心的问题是配额制作为歧视的结果的可能性，这里也让我们假定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会提高。尽管一般来讲市场力量确实具有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的强有力趋势，但是对属于对有色人种的市场歧视的特殊消费品与服务的情形却不是如此，这方面对许多收入提高了的黑人家庭能够提出的疑问很少，它们至少在最近在卫生服务的获得，家庭计划的信息与技术以及在住房的租用与购买方面就属于这一类的市场歧视。

最后，我必须指出的是，当人的经济价值提高时，我们处于一些新的和更好的机会领域。这确实是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享有的所有情形中的一种最优的集合。但尽管如此，这一有利的经济增长类型并不是在没有制度压力与张力下能够获得的。既然我们可以阐明和识别这些制度滞后，我们也可以分析由降低这些滞后在效率与福利意义上的收益。同时，要获取它们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的经济价值会继续提高。

T·W·舒尔茨

10、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10、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引言

传统的历史学家已表现出对使人类行为得以发生的制度的兴趣，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包括了对人们与这些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检验。另一方面，经济史学家（尤其是“新”派史学家）则将他们的努力集中于用经济上的理性行为来解释过去的事件，制度被视为既定的，那些更为传统的史学家的“考古”癖有时会受到蔑视。或许是由于他们对长期变迁的关注，传统的史学家已承认，制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模式有关（一种对它们来讲是很显然的相互关系，不过经济学家只是逐步领略到的）。许多史学著作往往热衷于对政治、军事和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发展的研究，正如这些复杂的制度已随历史而演进的一样，已形成的这些复杂的经济制度为这一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得以生存和实现的框架提供了一部分内容，尽管历史片断往往从一些理论形式中吸取教训，但遗憾的是，用于帮助理解制度变迁现象的理论却很少。在缺乏这些理论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能局限于记叙、归类与描述，而愿意承认这一局限的历史学家却很少。

如果史学家对经济发展进程的解释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洞见力，其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于由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因果结构的蓝图。最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常常不是根植于明确的前题所得出的充分的逻辑推演，而是基于鲜明的直觉知识。这一直觉之所以能成功地在某些方面超越数学，并不在于历史学家盲目地拒绝拜倒在科学的祭坛下，而在于事实上他能够利用的理论常常说明能力很差，是与事实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在历史长河中表明了一些逻辑错误。直到“更好的’理论被创造出来以前，没有人会责备他仅仅依赖于过去对他十分有用的直觉知识。

不过，这些理论是不可能从一些象牙塔似的理论家的前额中生长成熟的，能够预言未来和解释过去的理论更有可能从那些关注于逻辑的理论家与解释过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点滴与片断中形成。在对解释经济演进过程的理论的探索中，学者们必须不断地从理论到事实，再回到理论。

本书是对美国经济史的理性历程的“逐日”记叙，这一历程计划要描述已产生的现行经济制度结构的发展进程，该描述又是第一次（非常粗略地）试图为建立一个专门的、相关的和逻辑的关于这些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本书是对美国历史中发生的制度变迁原因的研究，它尤其关注经济组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研究，这一理论在有些观点上是很薄弱的，而且有时的解释是惊人的简单。不过，本书确实代表了向着一个有用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一步，它确实对美国的经济经验提供了一些新的解释。

既然本书是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而作。它在写作历史时可能偏离了模型和理论的作用，尽管这样做在技术上是不准确的。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将交替使用“模型”与“理论”两词，它们将既指一系列假定相关的逻辑结构，也指某些结论。在经济学中，它最初总是假定企业总是试图使利润最大化，它为其技术能力和对现有资源进行组合的生产可能性所制约，并在其销售机会中受某些市场条件的约束。这些假定所得出的必然结果是，如果向一个企业支付了生产所有产品的费用，它所选择的经营水平是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即总收益与总成本之间的差别最大。这一结论只是一种逻辑推理，正如任何这类结论一样，它对现实世界的预见和解释力，除了其逻辑上的正确性外，只有在其初始条件得到满足后才有效。只有在这些情况下，理论才被说成是“可操作的”。例如，如果我们试图解释一个苏联企业的生产决定，它的目标是产出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的最大化，那么这种理论就不是十分有用的。

即使理论是与一些相关的初始条件相结合，而且在原则上是可操作的，历史学家也必须认识到，从理论中所派生的“法则”（即预见性的或解释性的陈述）是可能性的，而不是机械性的。在同样的方式下，一个物理学家不可能预言单独一个分子微粒的行为，但他却能预言大量的这类微粒的平均行为。经济理论家能预见典型的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但却不能对单个的决策单位的行为作出有意义的预见。

如果模型是完全有用的，它在理论上应能预见两类事情：

1．在一系列已确定的制度和一些非均衡的力量既定的条件下，模型应该能预言新形成的制度是否纯粹是个体的（即仅包括单个的决策者），它是依赖于一些自愿合作形式，还是依赖于政府的强制性权力。

2．它应该能对初始的非均衡与新的（或突变的）制度的建立之间可能消失的时间阶段作出一些估计。

本书试图说明一个制度变迁的理论，并将理论应用于美国发展的某些方面。我们希望这一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进程的理解，而且这一经验将可能修正模型，以使它在将来能用于解释某些非经济制度和某些美国以外环境的变迁。模型的建立方式在原则上是可以操作的，尽管它像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模型一样，其预见力比期望的要差。正如我们的叙述中所展开的，日益明晰的模型得出了一些特别差的结果：当潜在的收益和损失很大且相对平等，但是它是由不同的团体所接受和导致时；当预言包括了一个混合的结果——一种制度不纯粹是公共的或纯粹私人的时；当支配经济与政治行为的基本的法律和社会规则会由于制度结构中的“预期的”变迁而改变时，模型的说明力就会降低。尽管有这些既定条件和局限，我们仍认为它的应用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已有一个有用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于对制度变迁的理论需求；尽管它目前的形式是粗糙的，但我们感到，模型已允许我们对美国历史经验的某些方面进行一个新的和有价值的观察。

一些定义

当H.邓普梯说“当我使用一个单词时，它的意思正好就是我们所要选择的”时，他显然是正确的，艾莉斯在她抱怨单词不应该意指许多不同的方面时，她也指出了这一点。依照艾莉斯的看法，我们似乎应恰当地定义我们在本研究的后面要使用的某些词，并对这些有时会归并在一起的概念作出一些区分。

1.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型的例子。在美国经济中，环境是通过一份成文文件、宪法和对应回溯到共和国建国之初的司法决定的解释以及国家公民关于他们所喜欢的制度模式的观点而形成的。

环境当然是可以改变的。在美国法律结构的逻辑中，这类变迁可能源于政治行动对宪法的修正，或是源于对司法解释的变迁，或是由于公民偏好的改变，例如，产权经由第13次修正和关于沃根诉桑德斯桑的法院判决发生了根本改变。同样，选举规则通过宪法修正（例如第15次修正）和对司法的再解释而发生了变迁。（对巴克诉卡尔案和雷格茨诉西门子案的双重判决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一研究中，我们并不想解释经济环境的变迁，这类变迁是肯定发生了，对它们所发生的原因的任何解释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不过，它们对这一制度创新模型来说是外生的。

2．一项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的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安排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它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是长命的。不过，它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

使公司合法化的法律提供了一项制度安排被用于实现这两种结果的例子。公司形式提供了一种组织结构，它使得管理者对经济活动的更大和更为分散的控制比在一个更为原始的组织形式下的指导更为有效；它给出了组织本身的合法生命，因此，一个如此设立的企业可能在接近于其他组织形式的领域展开竞争。

安排可能包括单个人，一批自愿合作在一起的人，或政府（单个的或与一个或更多人的合作）。最后要提及的是创新常常意味着某些法律的变迁，但是前两种依赖于组成环境的法律结构，它们仅包括直接的私有部门，创新可能在法律没有变迁时发生。这些制度安排创新的进程就是用于预言的“制度变迁”模型——尤其是被用于预言它们的层次（个人的，自愿合作的或政府的），以及它们所形成的时间。

3．初级行为团体，是一个决策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安排创新的进程，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正是行动团体认识到存在一些收入（这些收入是他们的成员现在不能获得的），只要它们能改变安排的结构，这些收入就可能增加。任何一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而且在这一模型的逻辑内，团体启动了安排创新的进程。如果团体的创新在竞争中生存下来，行动团体的收入常常会增加，团体支付了部分创新成本，但是它可能或不可能承担新安排的所有或部分经营成本。

纽约的制造商于1811年非正式地联合成院外集团以通过一般的合并法，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初级行动团体的例子。他们看到如果能很容易地合并，并可能挣取收入，他们所支付的成本包括推动议院来通过修正法案，他们还从创新中获取利润。

4.次级行动团体，也是一个决策单位，是用于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收入所进行的一些制度安排变迁。次级行动团体作出一些能获取收入的策略性决定，但是它不能使所有的追加收入自然增长（事实上，它可能永不会自然增长）。

如果纽约法已由公司委员会办公室确立，由它来承担法人许可证的接收、复审和批准的任务，则委员（加上他们的助手）就构成了一个次级行动团体。在事情的正常进程中，次级行动团体可能不会使创新的收入有任何增长，但是如果法律赋予他们一些离散性的权力，它们可能会使初级行动团体的部分额外收入转化到他们手中。如果谁愿意，他可以考察美国赋予公共官员作为一种用于在初级和次级团体之间再分配收入安排的传统。

5．制度装置，是行动团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当这些装置被应用于新的安排结构时，行动团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在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在纽约一般合并法中，公司的特许证被授予一个制造商公司就是一个制度装置的例子。

安排如果是一种政府形式，它将直接包括政府的强制权力；如果它是一种自愿的形式，它可能是现有产权结构的强制权力的基础。装置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一些作为经济环境部分的基本的法律概念。一个公司的职员可能签订一项契约，以此来实现购买一台机器的决定。一旦合约签订，他就可能由法院来执行，执行的权力就不可能依赖于制度安排，而是依赖于一些宪法所规定的基本规则。

为了使读者能更为熟悉这些定义，考虑一下一家工厂的生产既产出了产品又导致了烟尘的情形。烟尘是生产流程的一部分，要消除它是有成本的，但是生活在工厂附近的人发现它是很难达成协议的。假定烟尘的真实成本（以消除它时人们愿意支付的消除量来衡量）大于工厂所有者安装一个控烟装置所需的成本，很显然，如果烟尘被消去了，总收入就可能会增加。不过，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内没有一种达成交易的方式（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当烟尘的成本使一个团体的费用增长时，消除它的成本是由另一个团体来支付的）。这一问题是美国几乎每个城市的市民都碰到过的，而且经常由政府创立一些制度来使烟尘减少。对于寻求追加收入的人来讲，至少有两种选择是向他敞开的：它们可能联合起来以形成一个政治联合体（初级行动团体），如果他们在选举投票时成功，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可能会议定一项法律（一项制度安排）以禁止工厂排烟。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是，成功的政治联合体可能书写一项立法以建立一个住宅区委员会（一个次级行动团体），委员会反过来会提出中止或停止命令以反对过度空气污染，中止和停止命令就是在政府强制权力下的制度装置。不过，每一计划都依赖于一种经济环境，在此，政治行动有可能取消某些“私产的权利”。如果社会的基本规则阻止了这类冲突（如事实上它们在美国直到19世纪后期所发生的那样），每一安排（以及装置的补充与次级行动团体）都将被消除，除非（或直到）规则发生改变。

制度创新的理论：一个基本的近似值

经济制度与产权在大多数经济模型中被设定为具有独特的和不变的价值，但是，在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时，这些价值常常会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假定经济制度会被创新，产权会得到修正，因为它表现为个人或团体可望承担这类变迁的成本，他们希望获得一些在旧有的安排下不可能得到的利润。

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例如，如果生产在大企业内完成比在小企业更为廉价，则一个公司的经营可能比独有制更为廉价；如果在两个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极大，则通过组织第三市场将商品从低价市场运到高价市场可能是有利可图的；如果盗窃和掠夺盛行，则创造一种有效的监察力量将会提高私有财产的价值。如果一个企业家期望建立一个水坝以生产电力，这同时也减少了下游的洪水损害，建筑者可以通过事先购买下游的部分财产以占有这些收益的一份。另一方面，他可能要求政府对下游的受益者强制征税，以帮助补贴他的建筑成本。

至于制度安排的形式，从纯粹自愿的形式到完全由政府控制和经营的形式都有可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半自愿半政府结构。自愿的安排简单地说是相互同意的个人之间的合作性安排，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退出。这一能力当然暗含着决策必须是一致同意的，接受这一决定的成本低于由退出所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的安排并没有提供退出的选择权，因此，行动并不要求有一致的同意，而只要遵从一些决策规则就行了。例如，在一个民主社会，一个样本的大多数常常能决定行动的过程。

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从交易费用中获益，将外部性内在化，降低风险，进行收入的再分配，无论是自愿的还是政府的安排都将要被创新。例如，公司帮助实现规模经济的收益时就内含着大规模经营，TVA从动力的形成与分配中产生了类似的收益。股票交易是一个自愿安排的创新降低了交易费用的例子，保险公司则是一个自愿安排用于降低风险的例子，同时，政府的就业交易和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则是类似的政府创新的例子。太平洋联盟对太阳谷的开发——这一开发将一原始的地区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疗养胜地——就是一个自愿的合作团体有效地掌握了与一个复杂的分散经济活动的发展相联系的外部性的例子。一个住宅法案，一个政府方案的实施可能旨在实现一个已经建立的共同体的同样目标。工会和美国医疗协会是自愿安排被用于再分配收入的例子，贸易壁垒和累进所得税是政府性安排的实例。哪些因素是在个人、自愿合作的和政府安排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

选择依赖于各自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受影响的团体的相对的市场与非市场权力。在个人安排中，既没有与之相联系的组织成本，也没有强制成本，但是收益的增长只限于一个人。在另外两种形式的安排中，都要支付创新的组织成本，组织的总成本将随参加者的人数而增加。不过，在自愿的安排下，要达成一致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组织的成本，给定同样数量的参与者，在政府安排下的组织成本可能要低于自愿安排下的成本；在政府安排下内含着一个追加的成本要素。每个参加者都受制于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而不管他对政府的强制性方案有多大的不满意，他都不可能退出。不过，一个政府的强制性方案可能会产生极高的收益，因为政府可能利用其强制力，并强制实现一个由任何自愿的谈判都不可能实现的方案。

外部收益的来源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具体地说明那些诱致人们去努力改变他们的制度安排的收益来源。从理论上讲，有许多外部事件能导致利润的形成。在现有的经济安排状态给定的情况下，这些利润是无法获得的，我们将这类收益称之为“外部利润”。在本文中我们的分析只限于四个方面：（A）规模经济；（B）外部性；（C）风险；（D）交易费用，因为它们在美国的发展中表现出最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一种安排性创新成功地将这些利润内部化，那么总收入就会增加，创新者可能在不损失任何人的情况下获取收益。

规模经济

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是一种技术现象，它所反映的一个事实是，最有效（单位成本最低）的产出可能需要企业的规模很大，以致于要求有比单个所有者或合伙制形式能够负担的费用更大、组织更为复杂的企业。

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一个企业在任何时刻都面临着技术的制约。在外行看来，这一表述必然意味着只有在给定的任何技术状态下，由现有技术对投入的组合所设定的限制方式才能形成产出。经济学家对物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的缩略语是“生产函数”，它常常表述为：

O＝P（L，K，T）这里O是指产出，L，K和T分别指劳动力、资本和土地，P是指支配这些投入转变为产出的技术函数。对这一关系的形式没有事先的约束，因此，所有投入的加倍可能导致低于产出的加倍，或正好等于产出的加倍，甚或高于产出的加倍。如果前者能保持，生产函数就被说成是属于规模报酬递减（它所采取的方式是将更多的投入用来生产等量的产出）；如果第二个条件满足，就说成是规模报酬不变；在最后一个条件下，是规模报酬递增（在较高的生产水平下生产一个额外单位的产出要比在较低水平下生产它所需要的投入少）。进而，由于相互关系是不受限制的，相应于产出的一些部分或范围可能属于报酬递增，对另一种则为报酬不变，对第三种为报酬递减，尤其是如果生产流程需要有大量的投资，而且复杂的工厂必须选定在一个完全没有的基础上，则可望报酬递增直到该工厂达到其生产能力，在此以后又发生报酬递减。

例如，19世纪50年代的石油精炼业的特征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规模报酬不变，经营中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蒸馏室（主要是一个冶钢锅炉和几百英寸的管道）。小企业有一个蒸馏室，较大的企业则不止一个，但产出的单位成本不是经营规模的函数。不过，在此后的20年，一种新的技术得到了创新，而且这一技术属于在一个较大范围的产出的报酬递增。新技术要求对一个复杂的精炼工厂进行巨额的投资，该技术生产了比在老技术下更大量的更为廉价的精炼石油。但是即使产出很小，它也需要一个整体工厂（即它是“不可分的”），其结果，大企业的生产比小企业便宜得多，这对小企业采用新技术，扩大规模以及获取内含于较低的生产成本中的利润产生了很大压力。企业的最有效规模和在行业中的企业数当然是技术和相应的市场规模的函数。

如果所有企业能够等额地增加资本和技术，就无法预言哪些企业将发展，而哪些企业将衰亡。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等额地得到资本。企业自身的组织形式可能是它的可得资本供给量的很好的决定性要素。既然单独所有和合伙制的特征是有限的寿命和无限的责任，则对这类企业的长期外部融资的供给常常会受到很大限制，这类投资附着无限责任，等额融资一般是较少见的，而且，由于企业（与它的所有者）在破产时，资本仍然是它的余下寿命的一部分，负债经营将更为困难。后一个制约的约束力越强，资本就越专一。具有无限寿命和有限责任的公司的创新提高了对获取资本的限制，因而允许创新者获取内含于规模经济中的利润。

以美国的经验而论，19世纪后半期的标志是需要大规模生产的获取最低单位成本的制造技术的大量发展，与此同时，传统的独有制和合伙制企业的资本的有限供给，阻止了这些组织形式扩张成大规模的企业，后者的先决条件是要利用新的技术。因此，技术使得在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但在传统的方式下组织的企业因不能获取资本，从而阻止了它们获取“有效的”生产水平从事更为经济的生产。公司能增加资本，它亦能获取全部的规模经济优势，它的创新允许在现有的新技术下获取外部利润。

外部性——外部成本与收益的变化

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可用于揭示一些外生性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一种事件对理论是外在的），一个决策单位对该事件的一些表现形式的反应，以及当体制向新的决策调整时一个新的均衡点的最终再确立，例如，在一个自由企业制度内，消费者嗜好的一种变化（一种外生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对有些日用品的需束量的增加。一个商人（一个决策单位）注意到该结果所导致的价格的上升，并试图通过增加他的产出来增加他的利润。因此，需求增加的结果使所供给的日用品数量增加——商人从这一增加认识到需求的增加会给予他获取更多利润的机会，如果他以正确的方式作出反应的话。因此，对利润的追求提供了将经济推向一个新的均衡的动力。

如果潜在利润（或增加产出的成本）不是由作出产出决策的单位来获取（或承担）的，“外部性”一词就是指有些成本或收益对于决策单位是外在的事实。无论这些外部成本和收益何时存在，它们都无助于市场产生最有效的结果。如果情况就是如此，一些允许对所有成本与收益进行计算的（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外部的，即社会的）新的制度安排将会增加社会的总净收益。

每一个家居所有者的财产价值的实现不仅反映在他自己的住宅、维修和决策的改进上，而且也反映在他的邻居的这些方面上。事实上，这些“邻里”效应是共同体改进车道，通过反杂乱法以及在种族合居地区“禁止殴打”中获取潜在利润的基础。每个家居所有者不可能认识到的是，这些邻里效应只是一大批“外部性”中的一种情形，且当其他形式的外部性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从而一个共同体改进车道（一种制度创新）可能会增加每个家庭的价值时，制度的再组织可能会增加总收入。

暂且将经济学放在一边，让我们来考虑下述情况：一个大学教授发现他的研究成果与他同他秘书的相互影响的能力密切相联，尽管她仅被雇佣来打印文稿，但她的贡献很显然远远超过了她通过打字机所打出的页数。在这一情形下，由于研究过程中有一部分依赖于对决策者以外的控制，就存在一种外部性。既然秘书没有因她的额外贡献而承担追加的成本（如果她看到相互影响比打字更有意思，她的成本可能为负），就不会引起问题，而且系统的运作就如同它应该发生的那样。但是如果秘书的丈夫嫉妒了，并告诫她要中止她的工作，则问题就产生了。在教授的收益（职业声望，提升和加薪水）增加时，秘书就为此承担了成本（一个嫉妒的丈夫要独处每一个晚上）。面对她的辞职所致的非均衡，恰当的回应应该是增加她的薪水（一份奖金）。如果她接受了，则外部成本就被内在化了（即由决策单位所假定的），而且生产（尽管是较高成本的生产）仍能继续。新的均衡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教授所提供的最高奖金低于她留下来继续工作所带来的成本，生产将会中止，不过其结果仍然是帕累托有效的。然而，如果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规定有些方面不得支付奖金——教授可能提供的一份奖金，而且如果支付了足够的量就能保持她继续工作——那么结果就是无效的。既然大学的规章禁止雇主之间的个人支付或如果由这类支付所引起的丑闻使教授失去了工作，则这一情形就有可能发生。在这些情形下，要使外部利润能再度实现，有些制度安排是必须的。正是对这些再安排的发明与创新的分析，构成了本文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当企业作出的生产决策没有承担内含于决策中的所有成本，或当从产出的销售的决策中所获取的全部收益不能增加时，生产中的外部性是存在的。类似地，当消费单位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该单位的消费，而且取决于其他单位的消费时，消费中的外部性也是存在的。在每种情形下所作出的生产或消费决策都可能没有完全地评价相应的成本与收益，其结果，决策就不可能是帕累托有效的（即所作出的一个不同的决策可能至少使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同时并没有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得更糟）。为了更好地描述从再组织中所获取的利润的潜在来源，让我们检验几个情形下的外部性。

回到制造业工厂的例子，它不仅生产了供销售的产品，而且也产生了大量的黑烟，假定烟尘是随产出的增加而增加的，人们当然愿意呼吸清新空气而不是污染的空气。根据假定，既然每个呼吸烟尘的人的效用受到相反的影响，则这一效用的减低肯定就是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的一部分，此外，由于人们希望烟尘较少而不是较多，成本要素就会随企业产出的增加而上升。不过，效用的减低作为一个真实的成本项目，并不是由企业承担的，因此，它没有包括到企业在决定最有利的产出水平的计算中去。由于企业将选择一个使它的利润最大化的产出水平，则随着产出的增加，这些没有包括的成本项目可能会增加，这可能会造成企业选择的产出水平大于它们在被迫考虑所有成本时所选择的产出水平。有些诱致企业在计算中去包括所有的相关成本的再组织将增加社会的所有成员的总收益（尽管它可能会减低企业的增加部分）。现在让那些承担了烟尘成本从而创新了一些新的制度的人来支付补偿，这可能将诱致制造业工厂在其利润的计算中包括所有的成本项目。

尽管发展一个私人方面的市场常常有可能使一些团体获取潜在的外部利润成为可能（即使利润“外在化”），但这类私人创新的成本是被禁止的。在这一情形下，再组织可能发生于市场外部——通过政府的干预。当制度的再安排包括一些政府行动时，就不能再保证新的安排比旧有的安排优越，它可能正好是不同的。

在工厂的例子中，如果厂房还没有建立，所有者可能购买所有相邻的土地，并以一个低得足以补偿效用损失的成本来出售它。企业通过吸收土地价格的差异，被迫承担它的形成烟尘活动的成本。然而，如果产权已有归属，则解决方案就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公司可能贿赂土地所有者以让他忍受烟尘。如果生产是依赖于协议的，那么每个财产持有者就有潜在的投票权，因而有权要求使所有的收入增加。既然每个土地所有者都有这种潜在的投票权，则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不止一个的受影响的财产持有者对利润的可能需求总量总是会超过分配所得的利润总量。在这些条件下，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能达成的——至少没有一个长的延滞是不可能达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允许一个企业污染空气，财产所有者可能会联合起来贿赂企业停止或减少污染。然而，由于工厂不可能只减少对某些财产所有者的污染，而是要减少对所有财产所有者的污染，就要向居住在外面的每个潜在联合体成员支付补偿，并从对其他人的支付中获取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这将再度使协议不可能达成，或至少是长期延滞。

当排他很困难时，或当一个联合体的任何潜在成员具有一个潜在的垄断投票权时，要组织私人方面的市场以将外部性有效地内在化是有成本的。在对雇员进行训练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将培训与一些合约义务联结起来，但是这一方案不是没有费用的，而且不可能是非常有效的。读者不应忘记再组织尽管是有潜在利润的，但也必须将它视为一种使用资源的活动。例如，在这一情形下，必须书写合约，然后还必须执行合约。

这类成本常常使得私人的再组织不经济。在这些情形下，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转向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影响一种制度的再安排。在工厂的例子中，可能会通过严格禁止污染的住宅法。在劳工培训情况下，教育体制可能会社会化或呼吁法院责令雇员将他们的技能投向竞争性的企业。最后，在军队和军火保护情况下，其功能倾向于社会化，它们的成本遍及于整个政府实体。

然而现在，在政府方案中，没有任何能形成组织的保证，尽管从有些方面来看是有利可图的，将使帕累托状态比旧有的安排优越。但是，它们只是在使其他人的境况更糟的条件下使有些人境况更好。住宅委员会禁止烟尘的决定和企业原来的决策一样远离最佳状态，如果不是离得更远的话；一个社会化的教育体制的存在不一定导致该产品的一个最优的产出。

制度的再组织旨在使外部性内在化，因而它可能增加社会的总收益，但它也可能使它们降低。这一事实应在整个分析中牢牢记住。

克服对风险的厌恶

风险的盛行——有些形式在未来的交易中是不可能作出的——是另一个削减经济活动的因素。

我们可以断言大多数人都是厌恶风险的，在不存在厌恶风险时，一个人将愿意为了100万的可能报酬而用1美元去打赌，如果赌博使1美元的冒险能获取100万的潜在利润的结果是肯定的。事实上，除了非常贫穷的人而外，大多数人都表现为更喜欢大的赌博的某一不确定的结果。如果正如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样，厌恶风险的程度随偶然性的增加而增强，这样就存在一种进一步偏向于有更为确定的结果的活动的倾向，而避开那些报酬变化很大的活动。很显然，由于利润的预期值在那些没有人从事的高变异活动中要高于低变异活动，如果有些能够克服厌恶风险倾向的机制被创新（如将这些人的风险集中于不厌恶风险的人），总利润就可能增加，或使得风险的结果相应于所获取的收益表现得更为确定。前一方案常常通过发展一些专门的市场来实现（在下面的“市场失败”一节中要考虑到），而后一方案往往要通过保险来实现。

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能保险，但是当它们能保险时，旨在创新一些保险方案的制度再组织常常能使总利润增加。不过，当保险是成功的时，就必须有一些能够准确地评价风险的根据，保险基金必须广泛到足以允许风险的普及。而且，保险并不能十分完全地使所有管理风险都能转移，其原因是这类保险将使管理者的决策变得迟钝，削弱保险所订立的根据。总之，如果一个很差的管理决策的唯—成本是集中保险公司而不是消费者的利润，则它们作出好的决策的激励就很低。

保险方案可能是企业间的，但是更为经常的是，创新会产生专门提供所需要的保险的企业。不过，为了使之有效率，有些人必须首先能评价风险。人寿保险的思想可以回溯到17世纪，它几乎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就在美国被成功地创新了。在这一情形下，创新所期望的是建立一个适当的死亡率表——评定风险的根据。不过即使在那时，在南方的企业由于人口的子集合，它们没有计算比率的适当根据，这些企业仍拒绝出售保险。第二，保险的基金必须大到足以分散风险。例如，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一些州通过了银行保险法，以保护银行破产时的存款人。遗憾的是，在农场的创新计划中州银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恶劣的天气。由于气候往往是地区性的，以州为单位还不足以提供必需的保险基金（差不多所有的银行在同时陷于困境），这一方案遭到了普遍性失败。30年后，一种以国家为基础的类似方案的创新（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使得保险计划成为可行。

单一安全的价格波动效应的保险，是潜在的投资者通过广泛的金融制度所提供的服务特征。“分散化”的目标在投资教科书中备受推崇，但是它除了作为保险的一个技术性词汇外一点意义也没有。一个分散的业务责任意味着，一种在广泛的活动中进行投资的制度不能为一般业务的失败保险（正如30年代的经验所证明的），它保护了个人（甚至是行业方面）的失败。

美国的发展是以在一些保险阶段专门化的企业的大量增长为标志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创新增加了总收入。不过，它们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既有组织的成本，也有评定风险的成本，还有影响保险合约的成本。尽管有这些成本，创新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市场失败和不完善市场的发展

正交易费用的含义只是在近来才由经济学家所广泛揭示。相关的经济信息流的组织与增进（交易费用的许多形式中的一种）可能是安排创新的主要领域。如果获取信息是没有成本的，那么所有市场上的价格就只有因交通费用而产生差别。事实上，信息是有成本的，而且纯粹地方市场的普遍存在正好部分反映了关于在更远距离地区交易的获利机会的信息的缺乏。当关于不同地区的价格信息是可以获得的时，商人将他们的产品送往市场的净价格差（即对交通费用的调整）是最大的。

经济学家惯于假定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的。根据定义，这一假定排除了由市场运作失败所引起的任何可能的潜在利润。不过，在现实世界中，信息并不是免费的，因此完全的市场（它的存在取决于完全的知识）是不存在的。信息成本较低，市场的运作当然就更好。事实上，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它们也远不是完全的，而在欠发达国家信息成本可能高得使市场无法运作。

一般来说，信息不仅是有成本的，而且是报酬递增的，即人们常常必须支付信息，但成本不会有很大变化，而不管这一信息是被用于影响一种、一百种或一千种交易。如果信息成本十分大，而且它们是属于成本递减的，则人们从使不确定性降低的信息流的递增中可能会获取巨额利润。最为经济的安排性创新可能是一种专门化的企业，因为它不仅供给了信息，而且也实现了潜在的规模经济。

即便市场只涉及一个地方或一个时区，我们也没有逻辑上的理由来假定较高的信息成本不可能导致市场失败。事实上，当市场必须通过空间的或临时的壁垒而形成时，市场失败是经常发生的。在缺乏一个适当的信息网络（而其他方面相同）时，企业家必须为潜在收入而贴现，因为潜在的买者（或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离交易场所越远，不确定性往往越大。事实上，这些不确定性的贴现可能十分高，从而使贴现的均衡价格可能低于零，市场无法完全运作。

经济活动的空间或行业再分布包含着投入与产出的新市场的建立。大多数关于对外贸易的经济文献（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世界的特征是每种日用品不只有一个市场）倾向于假定，只有交通成本会妨碍完全的市场间的套利。因此，他们常常论及同一日用品在两个市场间的价格差异，永远不会超过日用品从较低价格市场运到较高价格市场的交通成本。

由于这一阐述暗含着假定存在潜在的套利者，而且他们能准确地了解每一市场中通行的确切价格和市场间潜在的交通路线，因而它与经济增长进程的讨论是极不相干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任何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相关市场越新，则这些假定的真实性越差，潜在套利者的不确定性贴现就越大。进而由于不同的人与市场的关系不同，我们就不要期望同一不确定性能适用于所有的人。因此，贴现可能高到无法套利的程度（在市场失败的情况下），或者，如果一个套利者的资源是有限的，局部的套利可能会减低市场间的价格差，但是这些差异可能仍然要超过交通成本。

假定搜寻成本具有某种不可分性，市场缺乏完全的信息流，不同的人在与这些市场的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时，我们可以预期不确定性水平在个人之间会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可以预期，一个在空间或地理上更接近于新市场的交易场所的人，将更愿意从事一些套利关系。美国发展史上的情况就是如此。以资本而论，西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常常在其他人没有资本时愿意出借，同样，与冶铁业相联系的人比银行家和其他“传统的”金融贷款者更愿意向早期的炼钢业出借资金。因此，一些不确定性贴现十分低的人可能认识到了从套利中所获得的潜在收益，尽管他们自己不能将足够的物品或要素运到完全套利的市场。

如果这类不完全市场存在，就有可能建立一些制度再安排来使它们能更容易地运作，而且这一创新通过允许投入和日用品被运到它们能获取最高报酬的市场增加了总收入。例如，如果一个人只愿意投资一个很小的量，他就不会向在远处积累了过时投资信息的人支付任何费用。由于成本会遍及大量的交易中，这确实要向经纪单位支付一笔费用，以作出这一开支。一个市场服务可能再度以非常低的成本提供从许多市场到大量消费者的价格信息，但是一个传播者自己获取该信息的任何努力可能都是代价极大的。

尽管实证问题可能较少，且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较小，但在市场间的套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许多同样的问题，它们在空间上的移动也表现为一个时间方面的合约。正如一个远距离的市场价格在缺乏信息时贴现很大一样，类似的不确定性贴现也用于未来交易的价格。进而，正如制度变迁可能会缩短买者与卖者之间的有效空间距离一样，一个不同的制度集合可能会减少临时的距离。

通过在空间上将物品运到报酬最大的市场的活动可以使总收入增加，资源可以随时间再分配到增加产出或满意度的活动中去。不过在后一情况下，物品不是通过实物性移动，而是通过现在的竞争性活动之间的再分配而实现产出流量随时间的改变的。例如，假定一个商人具有在一个钢厂进行投资或消费一些资源存量的选择权。投资是一种长期的形式，则他将比较该投资的现期价值与他通过现在的消费所获得的满足。不过，钢厂的现期价值部分取决于他对他从钢厂未来所能获得的价格预期，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他将要贴现他的价格预期，而且如果不确定性很大，贴现也将较大。其结果，他可能不会选择投资，尽管他的价格预期的“期望值”可能表明投资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我们又发现一个偏向于厌恶风险的例子）。不过在理论上，单边市场的创新（在这一情形下是一种未来的钢铁市场）可能会降低他的不确定性（至少与未来的钢铁价格相关），他可能发现投资是一种可行的活动。不过，为了发展这一市场，有些人（一个不厌恶风险者）必须愿意假定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本身是可以以一定的可信性评价的。这一市场没有发展起来的事实表明，单面市场的创新是无利可图的，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它是无利可图的，这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当钢的未来市场还没有发展时，这类市场确实表现为其他的临时的交易。在证券和农产品市场中，单面市场被用来克服一些暂时的市场失败问题。在这两种情形下的市场实质上是短期的（在这一方式下，它们避免了长期交易中的传统的不确定性），而且它们依赖于存在的一批观察者愿意承担临时交易中的不确定性的一面。观察者是一些对风险的厌恶低于平均程度的人，他们精于对交易的观察，因而能使这些市场间的交换成本低于农民或股东，正如一个专业的磨面者能使其磨碎小麦的成本比自种谷物的农民的成本更低一样。例如，对小麦的未来而言，一个磨面厂期望单独发挥生产和销售单位的功能，并能保证从小麦将来的价格变化中获取利润。因此，它的管理者愿意从以未来小麦的现期价格来为将来发货中获取利润。另一方面，“观察者”将冒险估计未来的小麦价格将低于现期定价，与他达成合约的发货者就能以这一较低的价格购买。市场仅仅是将风险集中到了那些愿意正视风险的人手中，而且这些还没有为服务支付“某种”费用。

市场没有在其他地方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些交易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一个很大的贴现，从而没有人愿意以厌恶风险者期望支付的价格来提供承担风险的服务。不过，暂时的不确定性正如空间的不确定性贴现一样，是信息成本的部分函数。因此可以预期，较廉价的信息将会降低不确定性，并允许一个单边市场的发展。不过，除非水晶球有很大的改进，临时性市场就不会像他们的空间方面一样有很大改进。商品和证券的未来市场的存在仍然表明，通过增进这些单面市场来改进经济活动的临时分布是有可能的。结论

我们已看到，当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允许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进而，我们已论证，制度水平（个人的，自愿合作的和政府的）之间的选择由与各种选择相联的成本收益来表示。

在这些潜在利润既定的条件下，要获取它们，就要向创新了一种新安排的某些人或团体支付费用。在每种情形下，成功的创新导致总收入的增加，而且在原则上可能没有人在这一过程中受损。

我们所概括的模型当能更准确地得到说明，并能与一系列同经济环境相关的初始条件相联系时，它可以用于“解释”如美国过去所发生的安排性创新那样的进程。

L·E·戴维斯 D．C．诺斯

11、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与说明

11、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与说明

引言

如前所述，技术和结构的外在变迁的来源如能被利用，它将能导致一个更大的总收入，当然它也可能给参加利用活动的行动团体带来更大的收入。此外，我们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二章还认为，如果个人（或团体）发现了一种利用（甚或创造）变迁的方式，那么，“政治游戏规则”的一种变迁可能会允许他（或团体）以另一个人（或团体脑受损为代价来增加他的收入。如果这类“利润的增加”能在现存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那么，由此所致的较少的问题和对更高收入的期望将会诱致他们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利用这些变迁机会。在这种情形下，现有的假定制度环境不变的理论是适用的，但是，如果收入的增加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得以实现，现有的理论就很少是有用的了。

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才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的制度安排）的形成，仅仅断言在收入变动与安排创新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关系就差不多已经取得了有意义的一步，然而，我们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理论能有助于预测（或解释）这些新的或更替性安排的形成。这一理论尤其要能预测新的制度安排的水平（个人的、自愿合作团体或政府的安排）以及对潜在利润的认识与新的安排形成之间所经历的时间期限。

为什么历史上在一个时期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安排是有利可图的，而在另一个时期则不然？尽管在一种给定的环境下，可能存在可以获取的外部潜在利润，但一种新的安排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形下才会发生：一种情形是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一种是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了。因此，制度均衡状态（安排的变迁将得不到任何好处）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可能的。可是，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会使制度产生不均衡，并诱致了安排的再变迁。尽管大多数经济模型将现存的制度安排视为既定，但我们的目的是要将这一常量变成一个变量．不过传统的理论仍为我们目前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传统理论一样，我们的基本假定是，安排变迁的诱致因素是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而且，我们所使用的模型是非常传统的经济学家所常用的，即“滞后供给”模式的一个变形。在滞后供给模型中，某一段时间的需求变化所产生的供给反应是在较后的时间区段里作出的。在此模型中，产生于安排变迁后的潜在利润的增加，只是在一段滞后后才会诱致创新者，使之创新出能够获取潜在利润的新的安排。

模型：介绍

假定一种初始均衡。即指这样一种状态，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个人的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如果（1）安排的调整已经获得了第1章列举的各种资源所产生的所有潜在收入的全部增量；或者（2）这样的潜在利润存在，但是改变现存安排的成本超过了这些潜在利润；或者（3）如不对制度环境作某些改变，就没有可能实现收入的重新分配，那么，这一状态就存在。这样的均衡未必是永久性的，因为下列三种类型的外在事件中的任一个事件都能衍生出安排创新的压力。

1．安排创新的潜在收入可能会增加。原因是，某些外在性变动导致了从前未曾存在的外部效应的产生，也使风险得到了调整，交易费用转移，并使服从报酬递增的新技术得到了应用。

2．组织或者操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可能发生改变。因为新安排的技术有了发明，非经济部门的安排有了变化，或者因为在新的或竞争性安排中使用要素的价格可能发生了变化。

3．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影响制度环境，使得某些集团实现一种再分配或趁机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成为可能。

我们假定，实业家是利润最大化者，而且企业家愿意利用产生于安排重新组织的利润机会的程度，同他们愿意开发新市场和新技术（狭义的）或利用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程度是一样的。因此，潜含于任一外在变化中的利润都将诱致为获取它而产生的重新安排组织的尝试。我们首先检查外部潜在利润、成本或基础规则的变化传递给潜在企业家的过程。然后，我们检查决定创新层次和创新时间选择的各项条件。

尽管几乎有无数事件可能引起外在于现存安排结构的利润产生，但在美国史上有三类事件曾经是特别重要的。它们在过去对新制度安排的“需求”作过很大贡献，可能在将来仍能继续起主导作用。

1．市场规模的变化能够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利益和费用：搜集信息或排除非参与者的成本并不随交易的量而同比例增长。这两类活动都体现了成本递减特性。例如，当西方农场抵押业务的流量很小时，东方金融业为了利用那里高得多的利率而建立分支机构是不值得的。然而，当这类抵押业务增加时，东方金融家派代表去西方市场组织同盟的金融制度安排就值得了。组织这种安排的成本没有改变，但收益变了。同样，为了维持市场、分散风险等目的而创建新安排或二级行动团体（secondary action group）的成本也不与交易量同比例增加。

2．技术对改变安排的利益有着普遍的影响。第一，一般地，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技术变迁使产出在相当范围里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使得更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图。第二，作为规模经济的一个副产品，技术变迁产生了工厂制度，也产生了使当今城市工业社会得以形成的经济活动之凝聚。这些结果反过来产生了广泛的外部效应，而它又促使更进一步的变化。大量人群在巨大城市的复合与他们生产活动的集中在一起，使得“邻里效应”以一种18世纪农业社会所根本不能想象的规模发生。空气污染、水污染和交通拥挤只是这场集聚革命中三个更为明显的结果而已。在某些邻里效应已为自愿组织所内部化时，有些邻里效应则没有，因此，未获得利润的存在是近来诱致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力量。

3．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预期的改变会导致它们对建立新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评价的全面修正。在持续时间长得足以改变人们对其收入前景的预期的萧条形式下，市场的全面失败成为20世纪30年代尝试用政府改善市场经济绩效的重要部分。同样，具体的团体——如农场主，田于他们收入扩张或停滞（或绝对下降），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时从依靠自愿者组织实现自己的目标变为广泛地支持政府改革和干预，在1896－1920年时又放弃了这种政策，而1920年又迫切要求政府的帮助。

如同新制度安排的“需求”那样，有许多事情可以减少涉及某些安排革新与操作的成本，但就在美国发展史上的显著影响而言，有四件事是特别值得一提的，而且这四件事对成本变化影响制度的重新安排过程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1．如果一个其组织费用因某种意图已有人愿意承付的安排能够用于实现另一个这样的安排，那末安排革新的成本可以显著地减少。在设立任何组织所需的成本中，组织费用几乎总是一个主要部分。如果组织费用已被支付的话，使一种安排调整到实现新目标的方向上来的边际成本可能低到足以使革新变得有利可图。在19世纪70年代，把美国农场的一大部分组织成为有效的政治集团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但一旦格兰其（一种社会组织）承担起这些成本的支付，大为降低的调整成本使经济安排的革新显得有利可图了。历史上有许多制度安排的例子表明，只有在组织费用代替了调整成本后制度安排才变得有利可图。

2．技术革新不仅增加了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安排的操作成本。特别是，使信息成本（电报、电话、广播和计算机都可作例证）迅速降低的技术发展，使得一系列旨在改进市场和促进货物在市场间流通的安排革新变得有利可图。如果没有股票备忘录为几乎所有的经纪人事务所提供快速、便宜和准确的证券价格信息，要想在纽约支持一个全国性证券市场，并为从缅因州的波特兰市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市的储蓄者和投资者服务是不可能的。同样，通讯技术的改进大大降低了建立在所需空间上相互移动的个人参与基础上的制度安排的组织成本。例如，如果没有广播，就不会有家喻户晓的“炉边谈话”，如果没有这样的谈话，富兰克林·罗斯福要建立一个影响1932年后30年美国政治的劳动者、黑人和贫民三方联盟的成本肯定会高得多。

3．知识的积累，教育体制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和技术信息的广泛传播，以及与工商业和政府机构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统计资料储备的增长，减少了与某种安排革新相联系的成本。如果没有对需要保险的风险进行估价的办法，任何保险计划都是行不通的。例如人寿保险，正是关键统计数据收集方法的改进，为制定一个适当的死亡率表提供了基础，才使像人寿保险计划这样的革新成为可能。在更现代一点的历史上，正是从人口调查、统计抽样技术知识和从心理学汲取的具体行为命题中积累起来的关于人口特征函数的知识的扩展，使得广告领域里的革新变得有利可图。

4．联邦政府权力的稳固上升和它对美国生活更多方面的渗透，明显减少了政府性安排革新的成本，也使今天设立这类组织变得有利可图。而在一个世纪前，这样的政府性安排涉及的成本是远远超过其潜在利润的。例如，在1890年，试图通过社会保险计划的政府性形式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政治联盟的成本似乎是无限高昂的。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政府性安排被创造出来，只是成本还很高。然而今天，一个类似的政府性安排创新（如老年人的照顾医疗方案）就在低得多的成本下实现了，关于这一点有两个方面因素：（a）一旦一个政府性安排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它的推广的政治成本就会下降。（b）因某项计划而建立起来的现存官僚政治的基础，经常可以相对更便宜地扩展到另一个方案的使用上。

外在性变化同样影响着制度环境，也改变着来自制度创新的利润。在环境性事件促使安排改变的过程上，看来有两种事件特别能够说明问题。

1．正式组织和法律权力不是为行为规范和社会的价值标准所支援和支持，就是为它们所困，有时还会被它们所抵销，当这些规范改变后，安排的适应性变化才会接踵而来。正是公众对财产权利的普遍支持，使得在保护这些权力时使用治安力量得到了支持。如果公众对这些权力的支持降低，将导致这些资产的价值下降，结果出现非均衡。在历史上有很多时候，对产权的社会支持发生过极大的变化，并且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治安力量的使用（公开的或有时是秘密的，如普尔门的罢工和很多其他劳动纠纷案例）。或产权的修改（如“1841年先买权法”中有一节说，新测出的公用地应给予先居住者的优先购买权，尽管他们还不是那里合法的定居者）。就是这样的例子。

2．安排创新的成本收益也会随政府的规模、构成或规则的变化而变化。例如，选举中减少财产的限制条件，给妇女和黑人选举权以及对同人口变化相一致的立法机关的重新分区，分别说明了政府部门中上述三种变化的因素。其中每一种因素都是外生于我们的模型，但它可能改变与政府安排相关联的收益和成本，因此会诱致安排的改变。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制度的改变可能涉及一个单独的个人，也可能涉及由自愿的协议组成的团体，或涉及被结合在一起或其影响决策的权力被置于政府管理的这类团体。尽管在任何时候，安排的技术状态都可能减少“可选择的菜单”，但原则上，一个安排的创新者会面临着在三个层次中选出一个或全部这样的安排的抉择。如果模型有用，它必须预测出他将致力于哪个层次上的工作，或者如果现存的制度技术不够，他又将在哪个层次上探索新的发明。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选择依赖于每个选择的成本和收益，也依赖于所影响团体相对的市场和非市场力。

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要获取铁路新技术中固有的规模经济，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因为私人财产不可能承担像宾夕法尼亚铁路这样的工程费用，因此，个人的制度安排是被拒绝考虑的。虽然人们倾向于创新自愿合作的安排（股份公司），但是，在给定的私人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这些安排也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去承接实现规模经济这样大工程的资金要求。由于政府掌握的必需资金来源的价格恰好能使运输企业有利可图，所以，那时实行了一种私人和政府合伙的形式。然而，这也涉及了政府参与的成本。特别是，政府对铁路管理要求有发言权，这使铁路易受政治冲击。到19世纪50年代末，私人资本市场得到了改善，没有政府参加，资金也筹集得起来了。所以，在20年前显然是最经济的安排形式——公私合伙关系被取缔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安排形式的革新，即完全依赖私人当事人自愿的参与。

安排出现于哪个层次，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且，利润的出现和使利润内部化的安排革新之间的间隔时间，也可以根据某些可辨识的因素来确定，并且可以以某种精确性来预测（这可能只是希望的）。尽管有许多因素会影响间隔时间的长度，但最重要的相关因素是现存法律和制度安排的状态。在后一类中，有三个方面看来特别重要。

1．不管什么时候，现存法律（普通法和成文法）限制着制度安排的演化范围。尽管法是可以变化的，但至少在短期里，它制约了安排的选择。因此，由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要创新一个从政府那里获得强制力量的类似卡特尔的安排，尽管不是不可能，但是相当困难的。其他事情也是如此。因此人们可以预见，当这样的类卡特尔安排真的出现时，它们不是基于法律上某些特殊漏洞，就是一种没有法律强制效力的超法律的自愿安排。所以，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能像卡特尔那样行动，是因为一般法中法定除外这一条例提供的方便，而黑手党在非法药品工业中组织成卡特尔，是因为它们的强制力量是非法的。

再比如，由于某些安排创新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制度安排上，那么，这些“基本”的安排存在与否将影响到“第二层次”的安排。例如，在商业银行存在的时期内，商业票据市场代表了使地区间短期资本市场套汇产生的另一种安排形式。由于在票据市场上，商业银行既是买者也是卖者，如果没有这一银行，它将迫使套汇安排改变形式。

居先的法律和其他安排结构的存在，不仅影响安排革新的形态，而且还影响安排创新需要酝酿的时间。人们可以预料，如果法律必须改变，或在一项新的革新之前已形成的原有安排仍能被采纳，那么，酝酿一种新安排的时间必定会延长。

2．现存的制度技术状态也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供给反应的时滞。在旧技术的平均可变成本还低于新技术的平均总成本期间，企业在短期内是不会革新一个新的技术程序的。当然，当旧资本装备耗用完竭后，新技术才会替换旧的资本设备。对于制度安排来说，相同的规则似乎也是成立的。像资本设备一样，安排也能得到准租金，即使其折旧部分（不是指废弃）难以表现，安排也有残余成本。安排的生命周期经常取决于潜在创新团体的全体人员，这就像资本设备会耗尽一样，人也会死亡或退休。

现存制度技术对变革进程的影响，可以从商业银行相对缓慢地渗透到南方这一事例得到说明。在其他地区，能够实现地区内资本转移的制度安排是不存在的，而在南方，棉花代理商承担着这类转移，而且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地区间的动员。尽管商业银行在动员地区内资源方面是比代理商效率更高的机构，但代理商的存在意味着南方商业银行的革新利润要比其他地区低。结果不难预料，南方商业银行的革新进程一定大大慢于其他地区。当现存的安排结构（棉花代理商）衰退时（如内战后代理商的没落），安排革新的步伐就加快了。现在，南方的创新利润也可与其他地区相匹敌了。

3．发明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如果革新必须等新安排形式的发明，那么，新制度安排的供给时滞一定很长。然而，如果在一种情况下被证明可行的安排形式稍作变动后也能适用于另一情况，安排供给的时滞可能被缩减。制定规章的政府机构（州际商业委员会）通过长途铁路的卡特尔影响政府决策而变成为一种仲裁制度。在这一例子中，由于没有可借用的技术，所以其酝酿的时间长达20年。但稍后，当航空公司也面临同样问题时，它们就能从现存的制度技术得到借鉴，因此成立了国家航空局，在利润被公认之前已经实施了有效的卡特尔决策。

因此，本模型认为，利润显露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外面，组成新安排的目的是使利润内部化。当然，利润是模型外在事件的结果，但是，模型预测了新安排出现的层次和时间选择。

离题的讨论：一个技术性类推

传统的理论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某些有用的类推，其中从技术变迁和安排变迁中所引出的一个类推显得特别有用处。尽管经济学家没有共同假定制度安排是可变的，但他们确实假定技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是会发生变迁的，尽管他们在短期内是固定的。从这一点着眼，他们已区分了技术变迁的两种类型（而我们相信这是有用的）。

（1）技术变迁是由于某些经济变量的变化所诱致的。这些经济变量的改变迫使企业在已知的可选择的菜单上选择一些新的技术流程，以改变它的技术结构。

诱致性创新可能有两方面的来源：一个是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一个是经营规模的变化。在前一种情形下，企业将面临某一要素相对价格的降低，在给定的时间内，它将会改变生产流程，从而更多地利用那些投入要素相对便宜了的生产流程，较少使用相对价格上升了的生产流程。或者是，如果某些流程的资本投入不是无限可分的，那末，市场规模的扩大，可能会使企业改变它的要素组合，以使用更多的资本，而较少地使用劳动。

（2）技术创新还可能是一项新的发明创造的产物。对不太懂行的人来说，他们经常从这一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术语。

最后，有人还可能考虑技术变迁的第三种形式，即其中间形式。尽管它实际上在逻辑上并不能代表一个独特的类别，但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行业的一项新的技术创新可能是由相对价格的变化所诱致的。例如，一个行业由相对价格的变化所诱致的一项技术创新，可能会使研究的兴趣集中于另一行业的类似问题，并在这类行业中产生新的发明与创新。

用于解释技术变迁的理论也可以用于分析安排的变迁。一项安排毕竟仅仅是使得资源以某一特定的方式进行组合的一系列安排中的一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们不过是技术流程的另一种形式（尽管或许是一种更为一般的形式）。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装配线的引进（这一创新应归于亨利·福特或他手下的生产经理索雷生）就是技术变迁的一个例子，但它只涉及现有劳力与机器的再安排。如果说装配线是技术变迁的一个例子，那末，涉及现有职能的制度再安排的一套法人控制办法的发展，如果不是与一个技术变迁完全相同的话，也与之非常类似。

如果读者愿意接受这一观点，我们的分析就可以沿着与讨论技术变迁的类似方法进行下去，即对一个非均衡的回应，使得经济活动的重组变得有利可图，它或者通过以现有的可选择的方式为基础所进行的简单再重组来实现，它也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制度组织形式的创新。

对于第一类变迁，我们可以举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政府对很多运河和铁路公司支付的财政补贴的例子来说明。当时已知的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包括私人经营和政府控制。企业可以选择完全由私人经营的安排，但是这一类企业的资本成本（尤其是投资一个大项目时）非常高昂，另一方面，由政府未动员资本的成本却非常低，但是，政府所有权意味着企业要牺牲控制权和利润。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这些可供选择的净收益既定的情况下，要使运输公司采用一项制度安排，就不得不支付一笔费用。在迫使它们放弃部分利润的同时，又给它们一笔低成本的动员资金。以宾西法尼亚铁路为例，州和地方政府承担了公司的部分建设费用，它们也因此被允许向铁路董事会任命一些理事。然而，到19世纪50年代，私人资本的成本相对于政府资金已经下降，此时，当铁路公司面临与前面相同的资金与控制决策时，铁路的管理者就转而选择完全的私人控制。这并不是因为补贴减少了它的生产性，而是因为补贴的净收益减低了（亦即替代成本降低了）。这样，在一组新的价格下，要维持旧的制度安排就不再是有利可图的了。

并非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采取政府形式，股份公司（一种自愿合伙形式）的历史就是一个与之不同的十分有趣的例子。正是净收益的变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大共同诱致了这种安排形式的采用与修正。早在18世纪，股份公司就被认为是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合伙制与独资企业的一种替代性安排，但是，只有州和联邦立法机关才有权颁发法人许可证，而且获得这种法律许可的成本非常高。用我们的类推来说，法人许可证代表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资本，只有大的企业创新这—安排才是有利可图的。正如模型所表明的，私人股份公司大都集中于地区间的运输业，以及少数正显示出巨大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活动（马萨诸塞纺织厂就是其中的一个）。而在其他领域，创立股份公司的成本要超过其收益，因此，其他企业尽管认识到有限责任与无限寿命的有用性，但它们觉得由此导致的费用太高了。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情况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全国市场的扩张及许多制造业的技术变迁，使得企业的规模大大增加。（此时，在经济上适宜的广泛生产领域都已存在规模经济。）甚至在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尽管州仍然保留着自己的颁发法人许可证的权力，但它向制造业企业颁发的法人许可证却在增加，这就反映了上述事实。另一方面，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许多州采用了普通公司合并法，这一程序大大降低了法人创新的成本，作为对这一“要素价格”变化的反应，在部分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广泛取消了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并实行了公司组织的创新。尽管在这些部门不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但股份公司的其他方面的特征则已开始产生一个较小的但是为正的收入。

如同它们的技术结构一样，有些安排创新只是发明的产物，它们并不依赖于要素价格或企业规模的变化，它们的创新完全取决于关于新安排创新的知识的扩散以及现存安排的寿命。19世纪全国市场的扩张，冲垮了许多历史上的地方性垄断，将企业抛入激烈的寡头竞争之中。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种竞争的影响，企业寻求有效的办法在市场上组织卡特尔，也就不足为奇了。非正式的卡特尔安排是在其间的每一企业都列出可供选择的安排技术。全国市场的出现，改变了相对净收入，从而诱致了诸如此类的组织形式。然而，在法律体制既定的条件下，传统技术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其解决的办法是期待新安排形式的发明：这一安排形式将在相同的资源成本下允许更大程度的卡特尔控制。

由美孚石油公司发明或至少是由它首创的托拉斯就是这样一种创新。不过它还仅仅是一种自愿合伙的创新，它的成本并不比早期占支配地位的非正式安排的组织的成本低，但它的结构避免了卡特尔决策中行骗的可能性。况且，尽管进入是自愿的，但法律的强制力会制止其成员退出，除非托拉斯中大多数股票持有者同意他这样做。再举一个例子，尽管州际商业委员会是因多种目的而创立的，但它在铁路行业中则变成了一种政府认可的有效的卡特尔工具。从铁路的观点来看，与早期的松散的合作所支付的成本相比，现在这种形式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以有效的卡特尔规则衡量的收入则要大得多。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发明被创新了，但是它们的创新并不一定依赖于要素成本的改变或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技术发展的第三种形式一样，制度安排同样也有“外在的”类型，一旦一种安排在一个部门被创新出来（可能由于净收入的缘故），在其他有关的行业也倾向于产生出类似的发明。因此，从激烈的地区间的铁路竞争开始，到州际商业委员会作为一个有效的收入再分配的工具，其间间隔了20年，而完成卡特尔又花掉了33年。然而，在卡特尔化的安排还没有被创新以前，航空工业几乎是很难被开创出来的。研究产业的学者确定了运载客人服务的可行时间是从1937年引进DC－3S开始，《1938年国家航空条例》又给予了美国航空局有效的控制权。假定任何一个政治酝酿期为正，那末，安排创新几乎都要早于因有效的卡特尔化所促使的潜在利润的形成。

安排创新理论

我们在第二部分简要地概括了整个理论。在第三部分，从安排性变迁与技术变迁引出了一个类推。下面我想用更精细的理论说明使之贯穿于后面的研究过程，上面的类推在这里被作为说明精细理论的一个基础，正如我们已了解到的，这一模型是试图预测新安排的层次、外部利润的出现与新安排创新的产生间的时滞长度。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理论以及它的技术选择为预测上述两个问题提供了基础，但两者仍有差别，让我们先来检验层次问题。

如果单单一种类型的制度安排就能够捕获外部利润，决策规则就会很简单——你创新了那种安排。但是，如果存在着几种选择，决策最好通过略作修正了的投资模型来检验。在进一步分析之前，让我们作如下解释：

1．PV表示决策单位期望从某些特定的组织形式的创新中能够获取的净收入现值。下标i，v，g代表组织的层次（个人的，自愿合作的和政府性的），数字1，2…m表示特定的安排。

2．R代表初级行动团体从新安排创新中获得的预期报酬，下标1，2…n表示预期报酬的年份，上标i（1，2…m），v（，2…m），g（1，2…m）分别表示一种安排的层次和名称。

3．r是与决策单位所包含的选择相适应的贴现率。

4．Co是组织一个上标中的特定层次与特定名称的新安排的预期成本。

5．Cs表示有关上标所不期望的决策带来的预期“阻滞”成本，阻滞成本为相反决策的成本乘以它们发生的概率。

6．Crn是决策单位在确定的上标n年中对某种安排所承担的预期经营成本。在个人安排的例子中，可作如下排列：

PVi1＝（Ri11－Cr i11）／（1＋r）＋（R i12－Cr i12）/（1＋r）2＋…＋（ Ri1n－Cr i1n）/（1＋r）n

PVi2＝（Ri21－Cr i21）／（1＋r）＋（R i22－Cr i22）/（1＋r）2＋…＋（ Ri2n－Cr i2n）/（1＋r）n

………………………

PVim＝（Rim1－Cr im1）／（1＋r）＋（R im2－Cr im2）/（1＋r）2＋…＋（ Rimn－Cr imn）/（1＋r）n

现值计算的有关成本与收入是行动团体所期望得到的，这些预期值是成本或收入的估计数乘以反映事实上能够实现的估计水平的某些因子（P）的结果。因此，我们可将上面等式中的n年的收入成本项作如下修正：

其中，Pr是 实现条件下的概率，Pct是 实现条件下的概率。这一附加使表述变得非常困难，因此我们没有将它直接包括进去。但是，读者应该意识到，某一具体安排的现值可因为相应的成本收益的估计发生变化而变化，也可能因为它们实现的概率的变化而变化。

像在任一模型中成本和收入在时间上会推延一样，这些流量的现值也因未来的美元价值低于现值这一事实而打折扣。在成本方面，如果账单要到明年才偿付，那么货币在这一年是可以赚取利息的，所以成本的现值就是它的美元值减去账单到期之前这笔钱的投资所得。而在收入方面，则可运用相反的逻辑得出结论。（它们的价值要低于现期收入，因为你可能放弃了从现在到到期日期的投资总额所可能获取的利息。）当然合适的贴现率是决策单位能够借贷的利息率，或者是它们对自己资源的可选择使用时所期望获得的利率。

举例来说，某一具体的个人安排的现值（PVil）等于每年的预期报酬的贴现值减去行动团体所承受的安排运作成本以及该安排预期生命期间的年度自然增长利息的总和。任何其他可选的个人安排的现值（PViz…PVim）都可用同样的办法计算，尽管成本和收益当然是对每种特定的安排才适用的，在个人安排中，由于不存在组织费用，也不会遇到因对某一决策的厌恶而引起的“阻滞”情景，所要考虑的只是由安排运作中所必然带来的成本。

在自愿合伙组织的条件下，公式须稍作变动。尽管成本和收入流量看起未仍以相同的顺序出现（当然它们并不一定如此），但存在了一个附加项，即组织成本。而且，成本必须有人承担，所以，它不经任何折现：

PVv1＝－Cov1＋（R1v1－Cr1v1）／（1＋r）＋（R2v1－Cr2v1））／（1＋r）2＋…＋（Rnv1－Crnv1）／（1＋r）n

PVv2＝－Cov2＋（R1v2－Cr1v2）／（1＋r）＋（R2v2－Cr2v2））／（1＋r）2＋…＋（Rnv2－Crnv2）／（1＋r）n

………………………

PVvm＝－Covm＋（R1vm－Cr1vm）／（1＋r）＋（R2vm－Cr2vm））／（1＋r）2＋…＋（Rnvm－Crnvm）／（1＋r）n

最后，在可能的政府性安排的报酬表达式中，不仅包括了组织成本，也包括你不喜欢的决策的“阻滞”成本。后一方面成本存在于组织的整个生命期，因此，它是需要折现的。然而，我们假定，这类成本至少可以从一个阶段转移到未来，而且，在政府组织的条件下，并非所有的运作成本都要由创新团体来承受，有时它可能把成本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家身上。这样，只有必须由创新单位承受的成本才和我们相关，公式如下：

PVg1＝－Cog1＋（R1g1－Cr1g1）／（1＋r）＋（R2g1－Cr2g1））／（1＋r）2＋…＋（Rng1－Crng1）／（1＋r）n

PVg2＝－Cog2＋（R1g2－Cr1g2）／（1＋r）＋（R2g2－Cr2g2））／（1＋r）2＋…＋（Rng2－Crng2）／（1＋r）n

………………………

PVgm＝－Cogm＋（R1gm－Cr1gm）／（1＋r）＋（R2gm－Cr2gm））／（1＋r）2＋…＋（Rngm－Crngm）／（1＋r）n

为了选出一种最有利的安排，决策者将比较每种可选择的竞争性组织的净现值，从中选出一个最大正现值的形式。如果所有现值为负，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创新。一直要等到收入上升或成本降低到足以产生一个经济上可行的安排后才会有创新，尽管这个表达式过于简单，但仍显示出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1．由于用于报酬和成本的贴现在时间上会延滞，因此，支付与收入的时间结构对所选择的安排水平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历史上，有三个方面对制度安排结构的决定显得特别重要。第一，由于组织成本是不能推迟的，所以当利息率较高时，组织与首笔报酬的实现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就特别重要。由于自愿联合的成员间的协议常常取决于广泛的和过于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因此，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当利息率较高时，政府恰当地提供了选择的安排。进而，用相同的理由可以部分地解释自愿合作团体若能重新调整一下现存组织的目标，而没有导致一个新安排的整个组织成本，那么，自愿合作团体的收入可能会自然增长。

第二，贴现率愈高，从一项组织创新的安排变迁中获取较小的但是稳定收入的预期能诱致组织创新的可能性愈小，同时，如果有一个较大的预期初始报酬，尽管它持续时间很短，也能诱致一个即便是具有较高贴现率的创新。

第三，由于创新时必然产生组织成本，则那些决策所不期望的“阻滞”成本也会存在于安排的整个生命期。如果其他方面相同，那末，可以预料，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当利息率较高时，会存在一种选择政府性安排的倾向，因为政府性安排的现值相当低，因此其中有一部分成本是长期被延滞的。

2．政府安排的运作成本并不总是由决策单位来承担的。如果社会根据利润比例来分摊成本，就不会发生问题。例如，如果社区活动的资金是靠财产税支持的，那么分区委员会这一安排的成本和收益亦由社区内的每一个财产所有者合理地均等分摊。然而，如果获利团体能够将安排运作的部分成本转移给他人，那么，即便在组织成本和收益完全相等的情况下，政府层次的净现值也可能高于“最好的”私人和自愿安排的净现值。在上述条件下，就形成了政府性替代安排变成事实上的选择方案的一种倾向。这一事实可能为下述偏好提供了至少是部分的解释，即在某些商业团体中，对通过准立法机关的政府委员会决策来对之施加影响（两个适当的例子是州际商业委员会ICC和FCC），而不是通过可选择的自愿合作来施加影响。

3．由于个人和个人组成的团体有着不同的内含贴现率，安排的选择就会因为相应决策单位掌握资本市场的途径不同而有所差异。团体所面临的贴现率越高，决策机构的组织成本增加越大，行动团体就越有可能选择倾向于当前报酬流量的安排。因此，模型预言容易进入资本市场的大商业企业将更有可能组成自愿合作的安排，而小商贩、劳动者和消费者团体则愿意获得政府水平的制度安排。

投资理论似乎提供了一种安排性选择的模型，但是，正是技术变迁理论和现代政治科学理论帮助我们解释了对现在制度安排的外部利润的认知和能影响它们的内部化的安排创新之间存在时滞的原因。

遗憾的是，无论是技术变迁的理论还是现代政治科学的著作都没有像投资理论那样得到详尽的说明。结果，我们无法从分析中获得在“层次”决策中得到的那种预测性（或解释性）的含义。相反，我们自己也是将我们的关于时滞的理论尽量看作是建议性的，我们从政治学和技术理论方面找到一些事先的制约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要用历史来检验它们的有用性，而不是用理论来解释历史。

从说明的观点看，把总时滞分成四部分，并构造一种能够独立预测每个时滞的模型来看是有用的。然而，读者需要记住的是，总时滞并不必然是各部分的加总，它可能会更少些（例如，某一个时滞阶段需用执行的活动有可能在其他时滞阶段与其他活动一起执行）。第一，有一种“认知与组织”的时滞——从辩识外部利润到组织初次行动团体所需要的时间。第二，如果不知道的安排可以使外部利润内部化，或者如果它们只能以成本侵蚀全部所得为代价而被内部化，那末，另外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发明一种新“技术”。第三，有一种“菜单选择”时滞，搜寻已知的可替换的单子和从中选定一个能满足初次行动团体利润最大化的安排的时间，这一时滞同技术变迁理论中最佳适用技术的传播也要时间这一点是一样的。第四，可选择的最佳安排和开始旨在获取外部利润的实际经营之间存在着时滞，我们将这个时滞称为“启动”时滞。J．施模克勒的著作为第二个时滞的分析提供了某些有益的见解，W·索尔特的著作则为第三时滞的分析提供了有益的见解。现代政治科学的著作（特别是布坎南和图洛克，A．当斯和W·赖克的著作）为第四种时滞的性质作了一些说明，而政治科学的著作和技术变迁著作共同为我们提供了一组关于“认知与组织”时滞长度的假说。

从这一工作在其他领域里的成果中，我们作出了有关四个别滞的一组事先约束条件，它们成为我们分析美国经济发展史上发生的实际制度滞后的基础。在每一情形下，我们都假定其他情况不变。

时滞1：认知和组织

1．一种安排创新中得到的潜在利润愈大，时滞愈短。如果收益愈大且愈接近于时点，且所获知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确定性程度愈高，则这些利润愈大。

2．已知的合法安排选择单子愈长，时滞愈短。选择单子愈长，某种创新获取利润的可能性愈大。因此，加速行动团体的组织的理由也就愈多。同时，如果制度环境排斥了某些潜在选择，那末，菜单上的这些选择对时滞的影响要比那些没有受到此类约束的选择少。然而，一个十分确定的事实是，某些非法的安排选择的存在有可能比那些不知道可选择安排的场合产生更少的时滞。

3．组成有关行动团体的成员愈少，时滞将愈短。组织是既费成本又耗时间的，成本包含在利润计算中，但时间并没有包括进去。所以，要组织人数更多的组织，需要的时间将更长。

4．如果组成有关行动团体的成员的原型组织已经存在的话，时滞将较短，理由同3类似。如果这一团体存在，不仅进行重组的代价不会很大（成本考虑已包括在现值计算之中），而且它也可能比从头组织一个相同团体的时间更少。

5．通讯和交通条件愈好，时滞愈短。组织本身包含着把行动团体渗合在一起的含义，这样便于做出统一的决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交通和通讯的条件愈好，组织就能进行得更快一些。

时滞2：发明

1．如同施莫克勒在很窄的意义上对发明者所作的论述那样，假定安排的发明者也是利润最大化者，这看来是有用的，从新安排中能够实现的利润愈大愈确定，发明时滞就愈短。这些利润愈大，给予成功的发明者的报酬就愈高，那末，相比于其他的可能的发明而言，投入于该发明的创造性活动必定愈多。

2．以完整的形式被借用或以修正了的形式运作于其他行业或经济中的相似安排数目愈多，时滞就愈短。如同狭义的技术可以在不同的社会中转换，安排也是可以转化的，当这样的借用是可能的时，发明的时滞就会缩短。

3．基于法律和政治环境的经济安排愈可靠，能为将来安排的广延性提供基础的现存安排数目愈多，发明的时滞就愈短。假定其他方面相同，由于发明者能以一些“子装配线”为基础，因此，安排的基础愈大愈牢固，一个安排中的“新”的部分就愈简单。

4．经济环境对可选择方案的制约愈少，时滞就愈短。非法解决办法的范围愈大，任何给定的发明落入该范围的可能性也愈大，从总体上而言，产生一个落在该范围之外的发明或改变“合法”安排的选择单的时间愈长。

时滞3：菜单选择

1．在已知菜单上可行的安排选择数目愈多，时滞就愈长。如同餐馆里长长的菜单会导致选择的延迟，一长列合法安排的选择会增加对潜在选择的评估（如执行比较检验）的时间。

2．显现在菜单上的选择方案的现值分布愈大，时滞将愈短。如果一些选择明显优于另一些，选择时间将缩短。但是，如果所有各串的选择都很接近，则作出一项选择所需的时间会增加。在一家餐馆的菜单上，在牛排（我喜欢的）和烂胡椒（我无法忍受的）之间的选择无需费多长时间，但在牛排和龙虾（都是我喜欢的）或在烂胡椒和新英格兰煮食（都是我不能忍受的）之间作选择，所费时间就比上面长得多。

3．对外部利润内在化至少能起部分作用的现存安排的总成本中固定成本部分愈大，时滞愈长。尽管更新更有“效率”的安排会替代现存的安排，但只有当旧安排运作的可变成本大于新安排的总成本时，替代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组织是沉淀资本成本的安排性部分，由于对组织的投资常常没有折旧，这一短期确实也可能是非常长的。

时滞4：启动时间

A．个人安排

潜在利润愈大愈确定，启动时间愈短。利润愈大，行动团体花时间来解决新安排创新中的疑难问题就愈值得。

B．自愿合作安排

1．潜在利润愈大愈确定，启动时间愈短，理由同上。

2．初级行动团体成员间的意见一致的程度愈高，而且成员间对潜在利润的分配愈公允，启动时滞愈短。如果团体范围内分歧很大，谈判就会花费时间，如果一些成员觉得他的收益比别人少得多，那么，他们就会“采取行动”试图抬高他们的所得比例。

3．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规模愈小，启动时间愈短。成员愈少，在意见分歧的条件下达到某种协调的时间愈少。

C．政府性安排

1．潜在利润愈大愈确定，启动时间愈短，理由同上。

2．选举频率愈高，时滞愈短。如果选择包括某些必要的法律修改，那么，有必要通过动议方式或选举新的能够间接影响这类立法的代表来通过新的立法。在上述两种方式中，选举的时间间隔愈短，改变受影响的法律结构的时间愈短。

3．相互对立的政治联盟的力量愈是平衡，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受初级行动团体影响的代表的热情愈少，时滞就愈长。当政治议题通过某种间接选举的形式得到解决，以及当这些间接的团体（如州立法机关）面临数个议题（安排创新只是其中之一）时，如果反对一项计划的人数很少，以及如果当支持此议题的人很热情而反对此议题的人相对不热情的话，我们就能预料，这时的决策将快得多。政治力量的平衡及感情力量的逆转必定会导致时滞的延长。

如同对选择问题的更精确的公式允许我们作出某些预言性表述一样，有关时滞决定的这一类说明（尽管它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明确）也使我们能预测某些外生变量对安排总时滞长度的影响程度：对四个时滞结构的检验使我们能够预测，个人安排的总时滞应该小于自愿合作的安排的总时滞，反过来，前两种安排的总时滞又要小于政府性替代安排。由于“菜单”规模对两种不同的时滞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可能对扩大菜单规模所能产生的净效应作出预测（例如，制度环境的变动能使原先不能接受的安排变成为合法的或社会上可接受的安排）；任何增大潜在利润规模或确定性的行动都将减少总时滞，任何扩大相应行动团体规模的行动都有可能产生一个较长的总时滞。当然，只有在考察了美国历史经验后才能判断，我们的模型是否有助于解释安排创新的时间，或者我们事先的理论化是否需要根据实际经验来修正。

结论

下图是一张流程图，这张图试图将我们已经勾勒的安排变迁理论作一个直观的概括。某些外生性变化（如技术、市场规模、相对价格、收入预期、知识流量或者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某些人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但是，由于某些内在的规模经济、外部性、厌恶风险、市场失败或政治压力等原因，上述可能的所得并不可能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所以，那些创新出能够克服这些障碍的制度安排的人（或团体）才能够获得潜在利润。

某些人或这些人组成的团体意识到潜在利润的存在，经过一段时滞后，它们将受影响的当事人组成一个初级行动团体，或者重新调整方向，将已经建立的行动团体的目标调整到获取这些潜在利润。“认知与组织”时滞的长短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利润规模（如确定性状态），也取决于初级行动团体获取利润的安排技术是否能够得到。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技术的存在，使上述行动在成本少于利润的情况下实现，较长的时滞就会发生。同时，在这段时滞里，就一直会有发明新技术或修改旧安排的尝试出现。如果一个或多个经济可行的安排确实存在，行动团体将选择一个报酬最高的安排。在决策时，他们必须考虑以下事项：潜在收益，组织成本，经营成本，非想要决策的“阻滞成本”（如果他们的选择涉及政府）以及分配这些成本和收入的时间。如果可能的选择不止一个，那么就要花费一些时间寻找一个事实上“最好”的选择，因此，一个“选择菜单”的时滞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行选择的个数和多样性。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制度环境总是要排除某些潜在的选择（例如，菜单上的选择个数与法律和政治上可接受的数目之间存在一个差额）。有鉴于此，下述情形就很明显，即环境的变动将导致在菜单内的重新选择，即使现在的安排已经早在运行之中。

一旦安排选定，它就必须作出创新。由于这种安排为团体间的合作或竞争设置了新规则，所以创新的过程同样需要时间。很可能，在个人安排的场合，创新的“启动”时滞最短，涉及自愿合作团体的长一些，涉及政府的则最长。最后，利润的取得有时可以直接来源于新安排，有时只来源于新安排产生的新制度装置的使用，有时则间接地来源于新安排建立的次级行动团体（a secondary action group）的活动。然而，一旦取得了利润，系统就复归均衡，这时，就不再有改变安排的任何压力，除非一些外在事件又产生新的外部利润，均衡重新被打破。

L．E．戴维斯 D．C．诺斯

12、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12、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我们已给出了一个新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投资模型，并用西方与非西方经济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检验。我们已在理论与实证的基础上论证了技术变迁的方向与速度是对需求的增长率与相应的资源条件的回应，我们还揭示了技术在地区及国家间的转化实质上是对诱致由新知识演化而来的技术变迁的同一自发进程的回应。

技术变迁可以被视为发展进程所内生的，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农业或工业技术的进步可以听任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技术发展沿着“原始的”资源条件或需求的增长所决定的“有效”路径发展。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不过，我们对新知识被用于改变技术变迁的速度与方向及用于技术变迁的转化方面的了解，比资源被用于制度创新与转化的了解要多得多。

我们已经说明了制度在技术变迁的形成与扩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们是技术努力与生产率增长方向发生偏差的重要原因。宾斯旺格已讨论了市场结构对研究资源配置的影响，桑德斯和拉坦已讨论了公共政策，尤其论证了利率的补贴是巴西农业的技术变迁方向发生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德杰维已概括了技术变迁与制度组织之间的动态影响模型。

在本文中，我们将详尽阐述一个制度变迁理论的要素。在这里，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然后，我们将考虑市场组织不完善的含义，在这里，经济和政治资源是为了制度创新与制度绩效的增进而交换的。

制度变迁的理论

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的分析能力大有提高，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果我们要完全实现对经济发展中技术变迁的作用的理解，我们就必须具备用于分析的知识和能力。不过，正如找们已注明的，我们现在已开始理解那些能使一个社会在对技术和经济机会或制约作出回应时，形成不断的制度创新力量的进程。

什么叫制度变迁？

人们常常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一种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一种组织则一般被看作是一个决策单位——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局——由它来实施对资源的控制。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是一种没有差别的区分。一个组织（例如一个家庭或一个企业）所接受的外界给定的行为规则是另一组织的决定或传统的产物，诸如有组织的劳工，一个国家的法院体制或一种宗教信仰。

在本文中，制度概念将包括组织的含义。因此，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一词将被用于指（1）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2）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3）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⑤

对技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明确理解一直是那些对发展的历史和制度方面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感到困惑的。不过，在这一研究领域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另一种则认为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迁。技术决定论

马克思比他的同时代学者更深刻地洞见了技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历史关系。他将发明看作是一个社会进程，而不是先验的洞见或偶然的天赋灵感的结果。在马克思的体系中，阶级斗争反映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与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冲突”。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的更为动态的力量，他的观点继续支配着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的思想。

技术决定论在美国制度学派的著作中也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论点。凡伯伦和他的追随者将技术视为经济进步与增长的动态因素，而制度是静态的因素。埃尔文·K·青格勒指出，在凡伯伦的体系中，“正是动态技术与静态制度之间的辩证斗争与冲突导致了经济与政治制度被慢慢地置换与替代，经济组织的体系经历了历史的变迁与调整。”西蒙·库兹涅茨在他的数量研究中讨论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时，他所使用的术语也与凡伯伦所使用的术语非常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技术扩散的研究受到下面这种观点的强烈影响，即现代化包含着对习俗、文化、个性的不合理的力量的克服，以便利用由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机会。不过，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有一种倾向是不再强调抵制概念，而主要强调了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收入流的规模。因此，制度创新被看作是对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与生产率增长的滞后反应。

在新古典制度学家那里，为了考察能管理技术变迁的“非人性”力量的制度的设计，技术对制度现代化的影响已被抛在一边。他们在关于技术变迁的福利意义上有很大的分歧，但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制度学家似乎都认为技术变迁是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的自动内在逻辑的产物。

制度决定论

波拉伊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原因时形成了一个不十分有力的传统，即他们主张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按照这一线索，道格拉斯·诺斯和P．托马斯将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在人口对稀缺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产权的规则的制度发生了变迁。这些作者试图论证，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增长表明了对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化与市场规模的变化的滞后回应。

按照诺斯与托马斯的观点，只有当经济组织是有效的时，才会发生增长。有效的经济组织可能要求产权的修正，以便减低创新活动中私人与社会报酬的差别。要素市场的组织的改进（其中包括对土地与劳动的产权的再确定），主要是对土地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即相对稀缺性的变化）的回应。之后，一个扩张了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需求又对产品市场组织的改进施加了压力，并诱致了政治单位规模的扩大。在诺斯与托马斯看来，荷兰和英国在1500－1700年间的发展比法国和西班牙更快的事实，就是正在形成的国家对持续的财政危机的回应所产生的特定的产权形式的结果。

诺斯和托马斯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观点。他们将更为集约的耕作制度（比如二田制对三田制的替代）视为一种制度对相对要素价格变化而不是技术变迁的回应。进而，他们强调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扩张即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迁时也能为人均收入的提高作出贡献。

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一个范围不很广的研究中论证到，美国工业于本世纪50和60年代发生的管理革命，同它对技术变迁可能实现的潜在规模经济的经济收益的回应相比，它更多的是由市场机会扩张所诱致的制度变迁的产物。这一革命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这时在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的）美孚石油公司和西尔斯公司开始发展一些新的组织模式。这一体制一方面由所有各部的决策高度集中的经营公司组成，另一方面它又包括松散的分散持股公司。在这一新体制的演进中，当对一个多重分工的结构所进行的决策高度分散的同时，对整个团体的战略计划和金融控制又仍然由一个集中的机构来裁决。在主导性企业中，“通过建立一个通用的办公室和处理产品发展的日常事务来使战略决策系统化……分散化决策的制度化。”钱德勒论述到，由这些结构性创新所导致的制度效率的收益，又创造了一种传导技术创新的环境。在他看来，美国工业中的规模经济更多的是制度创新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变迁的结果。

一个制度变迁模型

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中有一种倾向是，它们或者将制度变迁抽象掉，或者视制度变迁是一个经济体制所外生的。这些方法都是不恰当的。在现实世界中，产权的执行是有成本的，市场的交换要消耗资源，信息是稀缺的。制度变迁不仅会影响资源的使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使用性的活动，由于对这一事实的忽略，因此我们对制度变迁进程的理解还有待提高。我们同样在一个不很满足的条件下将制度变迁融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去，这与我们在50年代中期处理技术变迁的经济学的方法相同。

我们在这里假定，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我们还假定，制度变迁可能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

对制度变迁的需求

从文献中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制度变迁的需求理论的几个要素。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注明的，诺斯和托马斯主要根据支配产权的规则的制度变迁解释了西欧在900－1700年间的经济增长。在他们看来，制度变迁是由人口对稀缺的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所引致的。T·W·舒尔茨在考察更为晚近的经济史时，验证了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诺斯和托马斯对舒尔茨下面的观点似乎毫无疑义是同意的，即“我们很难想象任何趋势性的经济运动对于制度的改变比对于工资相对于租金的运动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欧洲中世纪的成熟时期（1000－1300年），“土地变得稀缺，土地的价值处于上升中，”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变得普遍起来，它对限制共有财产使用的压力增加了。对土地使用的更为有效的控制是与更为集约的农业生产体制的采用相联系的，三田制开始替代传统的两年一次的轮作制。

在现代早期，人口对土地的持续压力导致公地的废除和从以使用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耕作制转向由农民所有的所有者经营，或转向由资本主义所有的对工资劳动力的使用。其结果是更为集约的作物生产体制的演进，这在低地国家和英国尤其如此。这些体制以后在德国、丹麦和法国也同样占支配性地位。在20世纪，由于土地对农业生产的制约变得不很严重，相应于农地产权的制度演进的推动力削弱了单个生产者的私有产权。

更为近期，环境从农业与工业及工业生产中吸收了残余，这一需求与对环境服务和舒适的需求产生了激烈冲突。这一竞争导致了原来被视为免费品的公共资源的经济价值的显著上升。相对于这些价值日益增加的公共资源，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些用于区分个人、企业和共同体产权的新制度。

诺斯和托马斯也分析了当工资相对于土地的价值提高时的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他们发现在这一时期，当给予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对他所使用的土地有更大的控制权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在上一世纪的一半时期，制度变迁是由人的经济价值的显著加速提高所引致的。我们已从一个否定人对自己的投资机会和激励与受奴役很普遍的状况，变成了现在的对人的代理人的私人与公共投资制度化了的状况，如教育与卫生条件的改善。

诺斯和托马斯对欧洲发展得出了制度变迁是对劳动力- 土地价格率变化的回应，在对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报告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印度尼西亚在1868－1928年间是经济普遍加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主从庇护责任的修正有利于佃农和无地的劳动者。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土地价格相对于工资率的上升，平衡又转向有利于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佃农和劳动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为集约的农作制度的使用已导致水的经济价值的增加，这一增加的价值已诱致了能更明确地定义灌溉的产权，以及在分配水时更大地使用市场机制。

无疑，由技术变迁所释放的新的收入流确实是对制度变迁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新的和更为有效的技术中获取潜在收益，这确实是私人部门的研究与发展以及公共部门对自然资源的探索与发展科学技术的一个强有力动机。从州政府拥有允许建立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的垄断特权的阶段，到一般合并法的实施，确立了旨在指导经济活动的协会的权利的今天，现代法人组织的发展代表了对19世纪的运输、交通和制造技术的进步所创造的经济机会的制度回应。

新的收入流的分割所导致的与技术变迁或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这是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激励。在一个古典的或新古典的世界，政治资源的使用妨碍了经济目标的实现，新的收入流是按照李嘉图的分配模式来分配要素的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来自于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将具有相对无弹性的供给函数的特征。不过，我们很容易地看到，无弹性要素的供给者对新的收入流的获取只提供一种功能——这些要素所起的作用是对增长的制约，而不是增长的一个来源——即确立一种对社会产品的权利。其结果是，技术的进步可能会调动个人对其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积极性，以及为了再确定产权以实现新收入流的分割而组织和引进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与有组织的公司（或合作社）形式增加相联系的制度效率的提高，引起了股息的增长，从而带来了对劳动法人组织的需求，它们以工会、农会或合作社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使每个团体都能更有效地参与对新收入流的分割。

制度变迁的供给

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在诺斯－托马斯和舒尔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类似于我们已分析的它在诱致性技术变迁模型中所起的作用。不过，无论是诺斯和托马斯还是舒尔茨都没有试图提供一个制度变迁供给的理论，而且我们发现老的和新的新制度学派文献对此都少有助益。

假定制度变迁的供给与技术变迁的供给之间的类似性是有理论根据的。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右移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右移。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

这并不是要表明制度变迁完全依赖于产生了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的新知识的正规研究。技术变迁并没有期待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变得制度化，同样，制度变迁也可能是由政治家、官僚、企业家及其他人指导他们的日常活动时所实施的创新努力的结果。制度创新的时间和速度可能受外部接触与内部压力的影响，使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制度化的目标之一是为了在社会科学研究资源的配置中实现更高的效率。这些资源的更好配置将有可能（a）加速那些用作由社会给定的更为重点的制度变迁领域的新知识的产生，（b）应用新的知识以使制度变迁的目标与实际实施的制度变迁之间保持更为准确的联系。

如果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效应是使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或是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曲线移到更接近于起始状态，那么在社会科学中知识的供给弹性问题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传统中的一个内含的假定似乎是，制度变迁的供给本身允许有一个适当时滞的弹性。这一观点似乎与大量的经济思想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不一致，他们认为，经济学中的知识供给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相对较小。

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知识的供给弹性问题。我们将假定，在一个特定范例的框架内，关于经济学的知识供给比知识训练本身的供给更有弹性。无疑，对任何事件来说，在一个特定范例的框架内，无论是“范例的转变”还是知识训练的进步，确实具有使关于知识的供给曲线右移的效应，因而能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我们可以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社会科学中的新知识对制度创新与效率的效应可以被看作是与凯恩斯革命相联系的对宏观经济关系的新的理解。我们并不准备估计这种新知识在二战后使西方发达经济以更接近于充分就业的方式运转所形成的经济收益，不过，我们确实估计了（由A．M．奥肯作出）美国在1964年的税收法下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的降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税收在1964－1965年间削减130亿美元，其明确的目标是要减低实际与名义GNP之间的差距。这些税收的削减是经济咨询委员会以对存款收入、消费、投资及存货关系的估计为基础所作出的数量预测的结果。奥肯的事前估计表明，在税收削减后的头两年，税收的降低使GNP增长了250亿美元，对增长的最终贡献是360亿美元。回想起来，这些估计的收益部分体现了它们对本世纪6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的贡献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策干预，无论是统计资料和分析能力还是制度可信性都是无法得到的。商业经济部的统计能力的制度化以及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分析能力的制度化，就是与凯恩斯革命相联系的经济学知识进步的直接产物。

无论是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像经济学那样在提供新的知识以有助于降低社会变迁的经济与人的成本方面那么成功。不过，当政府开始关注它们所面临的社会变迁的复杂问题时，它们就创造了发现更好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其他社会科学在解决公共政策问题时的能力。

小结

关于技术或制度变迁的相对优势的观点一般是不具有生产性的。正如杰维所论证的，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高。因此，必须在一个持续的相互作用的逻辑中来进行分析。

对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需求的原因是非常类似的。土地（或自然资源）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诱致了用于减少对由土地的无弹性供给所导致的有制约的生产技术变迁，同时也引致了导致能更准确地定义与配置土地的产权的制度变迁。劳动力相对于土地（自然资源）的价格的提高，导致了能使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变迁。同时也导致了能增进代理人的生产能力并增进工人对他自己的就业条件进行控制的制度变迁。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以及制度效率的收益引致了对产品的相对需求的变化，以及新的和更为有利可图的产品创新的机会的开辟。这导致了消费模式更为多样化，而且由技术变迁或制度变迁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又引致了用于修正新的收入流在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以及改变个人与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

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供给的转变是由类似的力量形成的。科学与技术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包括在解决冲突时的技能的提高）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

本节中所提出的制度变迁模型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是能够形成用于考察可选择的制度变迁模型的检验性假说的——（a）对一个在时间进程中的特定的社会，（b）对于在给定时间的一些国家。建立一个在本节概括的理论来发展一个既是解释性的又是可预见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是有可能的。这一理论不仅能解释迄今为止的事件，而且能形成考虑未来的制度变迁方向的假说，并能为对旨在实现更有效的制度绩效和更快的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指导。

制度的运作

在前面一节我们已详细论述了一个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理论，并列出了一些在西方与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史中所发现的事实以作为对理论的经验补充。经济和政治市场怎样才能有效地将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潜在来源转变为有效的制度创新？影响制度创新的需求与供给的力量是通过相对不完全的市场来操作的。为了形成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转变，就需要经济与政治资源在个人与制度之间进行不均等的分配。由技术与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资源来分割收益的激励，用于使制度变迁的供给与需求的转变以及用于分割资源所有者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制度变迁收益的资源，是通过政治资源的相对无效的市场来分配的。

在本节我们将揭示这些经济与政治市场结构的制度创新的潜在需求与供给，转变为制度组织与运作的实际变迁的有效方式。我们将集中考察官僚主义行为与集体行动问题，这些问题在决定制度创新的市场程度以及与前面所揭示的诱致性制度创新进程接近的更为有效的制度运作时尤其重要。

市场结构与效率

在经济学中，对制度运作的正规分析主要是在理解企业行为的市场结构的含义中演进的。经济组织领域的许多早期著作的主要目标是分析要素与产品结构对企业行为与绩效的影响。它通过分析官僚化组织对资源配置及企业成长的意义，进而对管理行为进行了较新的研究，考察了外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这种研究也是分析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产组织的经济学中的一个长期传统。这包括努力说明指导公共企业的管理者接近于在完全竞争下的私有企业或经济的均衡资源配置与产出水平。由于由公共部门生产的公共品与私有品都在增长，即便是在一个非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形成了关于公共投资决策的理论与实际的大量文献。

社会主义经济学文献与传统的收益费用分析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它们都没有包含关于政治行为或官僚主义行为的明确解释。在一段时期内，一个关于官僚主义行为的内含的“利他主义”或“有机”的理论一般假定，如果政治家和官僚能提供最优化的规则，这一类规则就会被采用与实施。不过日益明确的一点是，在将个人的偏好转变成公共政策时，立法机关的有效性（即对可交换的政策进行投票的效率）取决于一个社会在作出选择时所利用的制度。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对公共部门企业的管理（包括政府办公处，大学的系或研究所，区域或地方发展当局，国家工业）并不可能遵循有能力的提供基金的计划代理所说明的最大化规则或目标函数，这类制度下的管理者的行为受到它们所操作的经济与政治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影响。

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在过去20年间为发展更为正规的分析集体选择与行动的方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一努力中，他们试图将更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引入到早期一代的制度经济学家最初感兴趣的一系列问题中去，并引起政治科学家对多元化问题的兴趣和社会学家对组织问题的关注。在许多方面，这一努力对公共部门的制度的行为的理解，类似于经济组织领域和管理行为领域对一个私有部门中支配官僚化组织的企业的外部与内部力量的理解。

按照A．布雷顿的看法，对集体选择与行动的新的研究线索包括四个理论组成部分：即关于公共品、民主、决策规则和交易费用的理论。布雷顿认为，在解释决定公共品与私有品之间的资源配置的力量时，关于公共品的理论著作是不适当的，因为它并没有与正规理论对应的制度补充。在布雷顿看来，民主的理论确实体现了可观察的政治体制的实质性要素——政治派别，决策规则以及信息成本，但是它往往低估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报酬。关于决策规则的理论则主要考察个人选择问题，它只是刚开始体现制度决策的过程。交易费用理论则集中于在资源与时间方面市场与非市场交易的成本内涵，它现在正在被形式化。

在发展领域，我们尤其要关注导致了技术和制度变迁的集体行动，它们使一个社会的增长与发展能力扩张。这些使能力扩张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主要是在私人或公共官僚的个人努力或其他试图影响它的行动的结果。我们在下面两节将考察尼斯卡宁对官僚主义行为的研究和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的交易费用的著作，以帮助我们分析对制度创新的潜在需求变为对制度变迁的有效需求的进程。

官僚主义行为

关于官僚主义经济学的新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使官僚化企业家在官僚当局的预算与产出下的最大化行为模型化的方法。正如尼斯卡宁所定义的，一个官僚当局是任意一个非利润组织，它至少有部分是从一个周期性的拨款或赞助获取资金。

在尼斯卡宁看来，大多数官僚当局的行为是以它们能在竞争性市场下获取它们的主要生产要素以及在垄断性或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中出售它们的服务或产品为条件。大多数的官僚当局是由一个单一的支配性的集体组织来支助的（例如一个国家级或省级的立法机构），它们又是通过税收来获取资金的。同样，一个发起组织或受托团体又从当局的项目中获取收益，这常常依赖于一个特定的当局能够供给它所需要的服务，而且官僚当局依赖于受托团体对它的政治支持。在这些条件下，官僚当局与它的发起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边垄断”的关系。

为了建立可以被称之为官僚主义行为的“纯理论”，尼斯卡宁将上面的观察与官僚化企业家的效用函数（管理者是官僚当局的总预算的单调函数）的观点结合了起来。尼斯卡宁的模型形成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假说：（1）一个官僚当局将比一个竞争性行业或一个追逐利润的垄断者提供更大的产出。这意味着用于生产官僚当局产出的特定要素的所有者更加有利于一种官僚化的组织形式：受教育的人可能更喜欢公共学校，邮政工人可能会抵制一个国家邮政公司的形成。（2）只要预算代表了对产出的约束，一个官僚当局就有从事推销活动的激励，它会增加对它的服务的需求，也会降低对它的服务的需求弹性。（3）一个官僚当局在面对对它的服务的需求弹性很大时，它的供给成本等于或接近于在一个有组织的竞争性行业的普遍成本。相反，一个无弹性的需求可能使官僚当局从它的活动中获取较高份额的经济租金。这些租金可能采取人员增加或设施更加豪华的形式。

除了有些领域比如国防外，在“纯粹理论”中所说明的官僚主义模型是很难观察的。官僚当局一般是将服务的组合提供给几个受托团体。在美国，一所农业大学向一个项目很多的受托团体提供教学、研究和推广的组合。它从国家和联邦立法机关，以及通过学费和商品的销售来获取收入，不过，立法机关在拨出基金以及受托团体在支持立法的拨款时，是有几种可选择的方案的。例如，美国国会是将研究基金拨给美国农业部，而不是州实验站。农民可以从相邻的州实验站的出版物和推广服务以及农场的出版物中获取信息。学生可以在州一级的农业学院注册，而不是在他们自己州的公立或私立大学学习除农业以外的自修或全部课程。这些修正的努力是为了使得对农业学院服务的需求（包括教学，研究，推广单位）比在纯粹的官僚主义行为的双边垄断模型的含义更具有弹性，并引致类似于我们在一个竞争行业所看到的制度行为。

不过，尼斯卡宁模型确实具有巨大的预见力。它预见了一种在弹性需求条件下生产过剩以及在无弹性需求的条件下形成过剩租金的趋势，这似乎是与关于官僚主义行为的经验知识相吻合的。生产的产出水平超过W．K．布吕昂在对美国食品分类项目中所论证的一个竞争性市场下的均衡水平的趋势。A．O．克鲁格用导向寻租或形成租金的资源估计了为获得合法的和非法的国民就业（或许可证）、商品以及服务所付出的努力，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GNP中占一个显著的份额。

用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方式来将官僚主义行为模型化的努力，已对官僚服务的有效供给得出了许多十分有力的洞见。不过在这方面的著作中，还很少对制度创新予以明确的考虑。因此，我们很难考察官僚主义的部分均衡模型中所暗含的秘密行为与新知识的发明之间的相关性，后者是由政治史学家和经济发展学者已经描述了的。

集体行动

增长红利的形成或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或者是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展现了制度变迁的第二个需求来源的结果。技术变迁的显著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容许知识对资源的替代，或较为廉价的但是更为丰裕的资源对更加昂贵的资源的替代——即它解除了资源的非弹性供给对增长的制约。类似地，制度绩效的增长降低了经济组织的成本。

制度创新的效应是它降低了新收入流的成本。当要素所有者的新收入流的价格比在没有实现快速技术与制度变迁的经济部门的新收入流的价格更低时，它们是可以获得的。创新性组织（家庭，企业，官僚当局）企图使成本外部化或使创新活动的收益内部化，在任何一个进步的社会，其结果都是引致了用于修正技术进步与制度运作所形成的收益及要素所有者和社会阶层进行分割的持续的制度变迁流。

这一进程的历史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对土地租佃制度变迁的需求有时是由新知识的应用中获得潜在收益所诱致的，如英国的圈地运动。这一需求有时是通过佃农的政治压力来实施的，这些佃农期望分享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在美国，组织工会是为了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以保证工人分享工业发展所形成的增长红利。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的发展代表了农民和一般公共机构为使社会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先进的生物和机械技术获得潜在的新收入流所作出的努力。本世纪20年代中期到现在，为发展农用品价格支持计划所作出的政治努力，可以被视为农业生产者为从农业研究的制度化所致的收益中获取一个较高的份额所作出的努力。在缺乏这些价格计划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的收益中将有一个较大的份额被以较低的食品价格的形式转给消费者。

对技术或制度变迁所形成的增长红利的分割进行修正的努力，是集体行动的产物。无论是制度经济学中的康芒斯传统，还是政治科学中的多元主义传统，它们都强调了自愿的联合来分享共同的经济利益，对改变与加速经济增长相联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所起的建设性作用。

近来，为将企业与消费者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拓展到分析集体行动，对集体行动代表了对个人自利的理性追求的假定提出了严重挑战。奥尔森的研究的一个创造性企图是想将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内涵延伸到对集体行动的分析中去。

奥尔森强调了组织成本和个人同团体利益的冲突对实现经济目标时动员政治资源的制约。“如果一个大的团体的成员在理性地追求他们的个人最大福利时，就不会起到使他们的共同或团体目标利益进步的作用，除非有一种强制的力量迫使他们这样做，或除非向团体中的单个成员提供了某些分别的激励而区别于共同的或团体利益的实现，团体中单个的成员有助于承担在实现团体目标时所包含的成本或负担。”

奥尔森说明了那些较大的团体进一步追逐自利的因素：“第一，团体越大，任何人在总团体利益中所获取的收益越少……第二，……团体越大，……任何小的成员子集从集体利益中获取足够的收益，同时只为此承受一个很小的负担的可能性越小……第三，团体的成员越多，组织的成本也越大，因而，阻止所有的成员在获取收益后离开的成本越大。”其结果，每一个团体成员都有理由期待其他人会作出组织的努力，或承担维持组织的成本。

分析这些团体行动壁垒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潜在团体的成员可能被迫强制参与，也可能向他们提供为动员政治资源所需要的超过惯常的经济利益的激励。例如，当农业的推广服务在美国发展时，农民被迫组织地方“农场局”或协会，以获取由一个推广代理人所提供的服务。这些地方农业协会后来又加入了国家农场局，它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它所起的政治作用还在扩大。联邦政府和国家开始将推广服务从农场局中“分离”开来，后来，农场局又通过组织市场营销合作社和购买合作社以及保险公司来补偿这一递减的公共支持，这些组织既使这些服务只能由农场局的成员来获得，也限制了受保护的局成员的红利。

美国其他的农场组织也遵循上面所描述的模式，如农民协会和全国农民组织。美国现在最为紧密的有组织的农场团体可能要数一些特殊日用品的市场营销合作社了。这些日用品包括奶制品、柠檬水果、桃子、酸果蔓的果实以及葡萄。这些组织的优点是成员少，地理集中，对就近市场的垄断与近乎完全垄断，并能对联邦和州立法机关施加影响以支持建立和执行市场营销规则，也可以建立强制与基于由政治行动计划的农业基金所提供的有关服务的组合。

当我们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组织的力量时，我们看到了农场的人口规模与农民的政治力量之间的相反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农场人口较大，但几乎没有政治权力。在那里，工业劳动力代表了总劳动力的一小部分，而有组织的劳动力与总劳动力相比很小的国家（常常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劳动者与无组织的劳动者的工资的差异要比工业和有组织的劳动力较大的国家更大。奥尔森的理论也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分析一个社会中大多数处于劣势的和分散的基础团体（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为追逐他们的团体利益而实现有效的组织和施加充分的政治影响时的失败。

对自愿的集体行动的壁垒已使公共代理组织努力实施有效的竞争或补偿有组织的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利益。不过，反垄断的实施以及其他消费者导向的管制代理的经验可以被解释为是与尼斯卡宁的官僚主义行为模型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模型相一致的。例如，生产者的利益经常支配那些已经建立管制代理的能够立法的消费者。即便当消费者的利益最初已支配管制者时，他们也倾向于成为一段时期内被管制的工具。

制度创新的动态学

从官僚主义和集体行动理论所引出的推论是十分令人悲观的。这两种理论都表明，在经济与政治资源的市场中所显示的制度变迁需求是很不完全的，因而产生了在制度变迁导向上的根本性偏向。这些偏向对生产者比对消费者更为有利，在生产者当中，这些偏向又对那些对资本品或人力资源进行了最大投资的生产者最为有利。因此，制度变迁的市场对于有组织的石油生产者比对有组织的农民运作更好，它对有组织的医生比对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更为有效。

另一方面，经验事实没有支持我们所认识到的通过消除结构的不完整能获得较大的收益的观点。资料没有表明工资在有组织的劳动市场部门比在无组织的劳动市场部门提高更快，我们假定对这些与官僚主义与集体行动理论所引伸的推论明显不一致的解释，可以从制度变迁市场的供给方面发现。我们还更为明确地假定，制度变迁曲线的右移或制度创新可能性曲线的转换，往往会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并使得制度变迁市场更为有效。

官僚化的企业家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官僚主义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的共同含义来解释它们之间的某些明显的不相容性。集体行动的理论认为，大的团体在作为正规的组织追逐他们的特别利益时，会有许多对他们的能力与动机的制约。然而，官僚主义行为理论的一个主要含义是，官僚化的企业家在追逐较大的预算与较多的职员时，将会发现他们的利益是为了组织对他们的服务具有潜在需求的顾客团体，因此，当官僚化的企业家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较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委托团体，以便创造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时，他们的效应就是降低了组织的成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奥尔森在检验劳工、农业以及专业组织所起的压力团体的作用时，他常常发现官僚化的企业家这只“隐藏的手”的原因。

在经济和社会紧张时期，组织一个潜在团体的成本可能会激剧下降。在有些情况下，对社会变迁的潜在需求“为想要获得社会利润的社会企业家提供了机会，他们在这样做时，将为那些期待它们的人‘供给’或提供了社会运动。”尼斯卡宁和奥尔森显然低估了那些供给或需求一种公共品的人可能联合起来，以从技术或制度创新中获取现有的或潜在的收益。进言之，一个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容忍程度可能会降低，从而会进一步降低组织的成本。这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规模对组织的制约可能不像奥尔森所意味的那么重要。

制度的扩散与转化

引入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不管它是通过扩散过程，还是通过社会、经济与政治程序所进行的制度转化，它们都会进一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纵观现代历史，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和利他主义的政策都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制度形式的巨大转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后，新的共和国遵循美国的模式建立了立宪民主与总统制。有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立法体制已加上了一些存在了很久的法律和习俗体制。德国和日本则谨慎地引进了自由主义的制度形式作为它们的经济国家主义化的计划的一部分。在最近几十年，一些双边的和多边的技术援助代理组织已成为制度转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发展中国家继续视制度转化的过程为他们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所作出的努力的一个很自然的部分。在农业中，无论是试验站还是推广服务都变得很普及了。

不适当的制度转化会导致制度变迁供给的偏向，这类似于不合适的技术转化所导致的技术变迁供给的偏向。有大量的文献论述了不适当的制度转化以及这类转化对制度发展的扭曲性影响。

有一个方面的文献为我们理解制度的转化进程作出了贡献，它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制度建立的原始资料。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发展的，它们为技术援助代理提供了一种对付干预的有效的方法，从而诱致了更加有效的制度运行。关于制度建立的文献典型地采用了一种明确地朝向制度变迁的规范方法，对有效的制度化的影响的检验就是要着组织对它的集合的规范性影响。因此，试验站对稻谷研究能力的制度化的有效性将由稻谷研究中所派生的新知识对稻谷产量、稻谷生产者的收入以及稻谷价格对城市消费者的影响来得到恰当的评价。制度建立的文献展现了对特定的组织形式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问题，以及将技术转化与创新的能力制度化的普遍关注。

与此同时，制度建立方法也受到批评，即它没有对一种类型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一类型下，为合适的制度变迁所提供的机会可能是基于不同的技术与环境特征。例如，西芬认为，一个关注正在发展的技术的组织可能比一个关注技术不集中的组织更容易制度化。他指出，许多技术相对“封闭的体系”意味着它们所要求的行为对于它们的操作非常独特，而且与一般的社会文化体制不同。另一方面，当技术体系不是封闭的时，在共同体的发展努力中，有效的制度化可能非常难实现。

社会科学中的新知识

相对稳定的封闭体制的技术可以通过地理的或政治的边界来转化，而且在资源与文化差异很大的社会比那些技术最初发展已构成制度与技术变迁方向偏向的一个重要来源的社会更容易制度化。这类转化的可能性将资源转化成了与国家或区域的文化赋予的发展相一致的制度创新的进程。从富国转向穷国的制度形式在没有巨大的适应性时，它很少可能为发展作出有效的贡献。制度创新确实有可能比技术创新的地区分布更为专门化。将欧洲和北美的生产合作社模式转化到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代表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在制度发展领域的资源没有投入非生产性使用的例子。

纵观历史，社会知识使制度绩效和制度创新得以增进＿这主要是通过成功先例的逐渐积累或作为行政与管理知识与经验的副产品来实现的，在最近的一个世纪，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已为制度创新的效率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我们在前文中已提出，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是由对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社会科学知识可能会经由现存的制度或通过促进新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而导致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例如，对商品供给数量与需求关系的研究已导致更为有效的供给管理、食品的获得与食品的分配计划；对影响新技术的扩散的社会与心理因素的研究已通过农业推广服务导致了更为有效的绩效，并导致了农业生产运动的更为有效的设计；对土地租佃或团队农作安排的效应的研究已导致了在获取自然资源的更大的公平与对农村地区的资源的利用带来更大的生产率的制度创新。

社会科学知识的效应已使制度变迁的供给函数右移，即社会科学知识对代价更大的真伪学习过程的替代，这能使制度创新的成本降低，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很显然的，即只有当这些制度创新的更为有效的来源能够发展本土的社会科学知识以及采用他自己的资源和其他社会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文化条件时，一个社会才能实现新的收入流。

不过，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开始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制度化而使收益的获取成为可能。A．格申克龙已论证了社会科学知识对制度变迁的贡献更多的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而不是通过分析能力的进步来实现的。E．S．邓恩认为，社会科学的努力更多的是集中于对能维持现存的制度组织模式的研究，而不是对旨在转变这些模式的研究。不过，K．波拉伊却表达了一个社会科学知识对制度创新作出了贡献的更为乐观的观点。

不管对历史经验作出怎样的解释，但有一点似乎是很显然的，即在本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已对制度创新成本的降低作出了重大贡献。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制度设计以及管理能力都利用了社会科学知识，并已在许多国家有效地制度化了。在旨在实现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政策的设计与实施中，计划性的代理人和计划人已成为主导性的行动者。

研究工作者和计划工作者近来对那些在制度绩效方面能实现更大公平的制度设计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对获取经济与政治资源的相对劣势的无能为力（这是许多社会的主要情形）仍然是对实现因社会科学知识进步所可能带来的制度绩效增长的严重制约。

展望未来

正如我们在本文所概括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还是不完善的。很显然，这一理论对制度创新概念采取了一种渐进主义的方法。我们还没有对渐近主义方法的批评完全作出回答。然而，我们不得不从社会科学知识的观点来分析制度绩效的效率与公平的含义。不过，我们还没有像已经发展和实施了的诱致性创新检验那样提供一个可以进行严格的经验检验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假说。

很显然，在通过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操作力量的市场中有一个严重的偏向——通过利用经济与政治资源以努力实现制度创新与效率，而且还没有一种理论或政治体制表明如何消除这一偏向。

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描述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确实为我们开辟了利用社会科学与有关专业的资源以发展与特定的资源和社会的文化赋予更为一致的制度创新。我们在以后还将在诱致性技术与制度创新的理论概念的逻辑下来检验与绿色革命相联系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它是发生于本世纪60和70年代的旨在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食品生产的努力。因此，我们在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促进我们理解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的理论。

V．W．拉坦

13、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13、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导言

本文借鉴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在信息、产权、交易费用、诱致性创新、家庭生产、公共选择以及国家理论等领域内所取得的进展来分析社会制度的功能，以及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机制。这样做的用意在于表明：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经典的理论构架来进行分析。文中对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给予特别的注意。

对制度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之一。与此相反，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把现代西方经济的制度视若当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备的信息和无摩擦交易一般均被当作暗含的假设。再加上对生产和效用函数特征——即所谓“古典环境”所作的假设，福利经济学上两个有名的最优定理在市场经济中似乎就有可能实现了：首先，如果存在完全竞争，资源配置就会是帕累托最优；其次，任何在技术上可行的特定的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建立自由市场和适当的要素所有制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被缩减为生产函数的同义词（参考书目71），除市场之外的制度安排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市场能更有效地执行资源配置功能），而政府的干预也只有在“古典”环境因受侵犯而导致市场失灵时才被允许施行。

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也存在着与市场并列的不同制度。大型现代科层制企业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协调生产和配置资源的制度，与市场发生竞争。已经有人指出，现代科层制企业的发明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发明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扩张垄断权的欲望（参考书目70）。政府也远不是那种其功能只限于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保护产权的“最小国家”。制度市场中不同的制度之间会发生竞争。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显然，特定的制度确实至关重要，它们动不动就变化，而且事实上也正在变化着，人们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正试图对不同的制度变迁作出社会选择。”（参考书目60，第1114页）传统经济学将现行的市场制度当作既定不变的假设条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它在对付多种经济问题时的可用性。

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等假设条件，在处理不发达地区（那里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不完全）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理解历史的演进过程时显得尤其不适当。在过去几年里，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扩展新古典学派的分析构架以便把制度当作内生变量进行处理。信息和交易费用在确定市场经济（参考书目4，70，72）、原始社会（参考书目52）和农村经济（参考书目9）中的有效制度时所起的作用，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样的分析构架也被扩展后再用来解释制度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迁（参考书目10，16，27，28，44，45，58）。本文也试图在已有的诸多文献的基础上再作出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的基本论点如下：在任何社会（无论原始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都面临不确定性和灾难发生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他拥有工作能力的生命周期又很有限。他希望活下去，并希望达到高层次的满足。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制度可以被设计成人类对付不确定性和增加个人效用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无论它是市场的还是非市场的都可以提供有用的服务。与任何其他服务一样，制度性服务的获得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交易费用是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中的核心，用最少费用提供给定量服务的制度安排，将是合乎理想的制度安排。从某种现行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费用昂贵的过程；除非转变到新制度安排的个人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费用，否则就不会发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常需要集体行动。因此“搭便车（freeriber ）”是制度变迁所固有的问题。而且，制度安排一旦被创始就会成为公共货品。所以，由自发过程提供的新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最佳供给。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不参照社会中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就无法估价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效率。因此，在一个社会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另一个社会未必有效。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政府可以来取行动来矫正制度供给不足。然而，需要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论来说清楚政府是否有这样做的激励。只有在政府收益高过费用时，政府才建立新制度。政府在建立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方面导致失败的原因很多，例如：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集团利益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限制等等。经济增长将由于制度性服务供求变动而废弃某些现行的制度安排，新的制度安排将因此而创始以捕捉伴随经济增长而至的获利机会。所以，制度变迁在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说明为什么鲁宾逊世界仅仅是一种虚构。在这一部分中对个人行为及其面临的环境提出了明确的假设，对社会制度安排的决定因素也作了专门的说明。第三部分用供求理论分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说明了制度不均衡的原因，并讨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第四部分提出了一种国家理论，着重强调了为什么政府通常不能成功地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第三和第四部分，对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作出了区分。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 变迁。虽然自发性制度变迁通常也需要政府行动来加以促进，但为了便于分析起见，本文将这两种变迁类型作了区分。第五部分是结束语。

制度的功能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不幸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关于鲁宾逊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说明了每个决策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但用它作为探究经济行为的起点却会把人引入歧途。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但人从其历史起源来看却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传统观点也说人是“社会动物”，或称人们具有一种加入团体的“本能”。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增加对制度的认识。与其说因为人必须在团体中生活才需要制度，不如说是以物换物、易货贸易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需要才使得制度不可或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参考书目69，第11页）。因此，要使交换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管束个人合作和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本文将在制度功能和制度决定因素范围内进行研究，但首先有必要对导致制度出现的个人行为特征以及环境特征作一专门的说明。

制度需求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可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不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书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么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是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权、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的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确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的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的，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但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 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出（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义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 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性服务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 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 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进。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强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进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训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制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且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土地改革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2.技术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改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合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独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机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到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的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也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安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约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书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国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家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性服务。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总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种“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正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种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的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出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对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个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政策失败的原因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民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的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2．意识形态刚性

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3．官僚机构问题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主权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代理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统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没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4．集团利益冲突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参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务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变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会较小。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态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要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质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它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觉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然而，仅仅经过一、两代人之后，这种与工业社会水火不相容并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民族习性，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改变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使努力工作并创造新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个人得到好处。文化素质没有束缚任何一个人去寻求改善他自己的命运，束缚他的只是在承受变迁时有希望得到足够多好处的机会的缺乏。

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然而，正如刘易斯所说（参考书目31，第376页）：“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致于很容易就训戒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那么，明智的政府和不明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答案或许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在寻找使他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然而，为了一个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冒超一般化的风险去建立一种鼓励个人生动活泼地寻求并创造新的可获利的生产收入流的系统，和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系统。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安排——更确切地讲，在产品、生产要素和思想方面清楚界定并良好执行的产权系统——本来就是公共货品。它不可能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建立。没有政府一心一意的支持，社会上不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

林毅夫